編年史

特點是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來記載歷史事件。有利於讀者按照事件發展的先後順序瞭解歷史事件，便於瞭解歷史事件間的互相聯繫；但是不便於集中描寫人物、事件，一個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讀者不易瞭解其全貌。

如：*年*月*日，*國*人發動了*政變或光緒*年*月*日，*地發生了*事件。

宋代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鑑》是我國現存編年體史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

第一部編年史為《春秋》。

編年史（拉丁文annales，意為“年鑑”）是一種特殊的、中世紀的歷史編纂形式。在這種編纂形式中，無需文學志向，不用留意特殊的結構模式，而只要把每年發生的人文史與自然史方面的事件與傳記式因素完全串聯起來。

人們或許可以從兩個原因來解釋“編年史學”這一歷史研究類別的形成。其一，自公元8世紀起流傳下來的編年史或許是先驅，因為它們在古代名錄上記下了相關歷史事件。這些記載對公元6—7世紀的年代記的形式結構產生了影響——如格西奧德（Cassiodor）、維克托·滕努嫩西斯（Victor Tunnunensis）和弗雷德加爾（Fredegar）等人的著作。其二，編年史產生於那些寫在復活節佈告牌邊緣與中間的摘記。這些佈告牌用於計算宗教年度中復活節的變動日期。只有通過復活節佈告牌流傳下去的、由基督誕生開始的救贖史紀年，一種有約束力的、單純的個人性統治紀年才得以提供更為宏大的方向指引。

年代記被視作個別作者提供給廣大讀者的、經過文學修飾的作品。與此相反，編年史最初是由眾多佚名作者一步步、一年年地前後相繼完成的。編年史經常通過數代之手，偶爾還會對此前日期做補充。它沒有文學要求，並且最終是為了完成獨特的目標，其中很大部分是供修道院共同體交流所用。不過，它也經常在不同修道院之間進行交流和抄寫。因此，這種地理上的報道視野幾乎總是侷限在地區之中，而非集中於該特別區域相關的特別事件（如軍事行動）。但是，早期編年史的誕生與使用的關鍵環節可追溯到親近加洛林王室的修道院。

由於編年史具有多種適用性，並且滿足政治上的解釋要求，它在公元8—9世紀藉助加洛林王室的法令得到了有力而廣泛的傳播。不僅如此，其發展還應該感謝公元8世紀的最後10年所出現的《法蘭克王國編年史》。該書被加洛林王朝政府作為官方歷史資料來使用，並且為其獨特政治的意識形態化描述而服務。即便在分解為三種續寫版本之後，在對於法蘭克王國分裂的完全不同評價中，這些編年史也傳遞着該體裁的政治意圖。

自公元9世紀下半葉後，編年史與年代記之間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殘缺不全的事件變得仔細詳盡；當代史獲得了較為重要的地位；不再是前後相繼的眾多作者，而是一位獨立的、從佚名身份中脱穎而出的作者負責整個作品。有關這種屬性轉變的精闢例證是那本由赫斯菲爾德的蘭佩爾特完成的編年史。該書截至1077年，內容豐富，極為詳盡地彙編了地方編年史與從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的年代記，並一直延續到亨利四世執政時期的當代尖鋭鬥爭事件。假如編年史最遲在13世紀被另一種歷史編纂學形式所取代，那麼在中世紀晚期仍然有像編年史般組織起來的、間或帶有另一種例如譜系式的、相互交疊的歷史著作，如約翰內斯·德烏提諾的《世界年代記》——這是供操日常用語的公眾所用的書籍。近代之前，最晚零星出現編年史傳統的例證是到1627年才中斷記載的黑森林聖喬治修道院編年史。然而，“編年史”的概念仍然是口語化的。它被用作通俗描述商號、協會與社團歷史的標誌，或者被用作近代之前所出期刊的題名。

與年代學不同，編年史學很少藉助對於事實的有意識編排來塑造歷史隱喻性的解釋規則。儘管如此，那種認為編年史僅僅是為了傳遞事實信息的看法只有在考慮過下列前提時才能生效：即《法蘭克王國編年史》所傳遞的歷史畫面，或根據使用者的興趣所選擇記錄之事實的多樣性，究竟是如何表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