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

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其研究的主要任務是：闡明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揭示史學與社會的關係，批判地總結史學遺產（包括史學傳統），為促進歷史科學的發展提供成果和借鑑。

史學史

中國史學史的主要內容包括：史家或史書所反映的歷史觀點的發展，歷史文獻的積累和發展，歷史編纂和歷史文學的發展，史學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以及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的發展等。

歷史觀點

指的是關於對歷史進程的看法，對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對社會經濟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的看法，對歷史上得失成敗的看法，對民族關係的看法，對樸素民主思想的看法，到了近代，還有對中外關係的看法，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關於對歷史的運動的看法和對歷史發展中的決定因素的看法。

歷史文獻

指的是關於它的積累的情況，文獻整理在各方面的成就，以及歷史文獻在史學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歷史編纂

指的是史書的體裁和不同體裁的互相補充與綜合，史書的體例和對於體例的運用，以及史書的編和著的區別與要求。

歷史文學

這裏不是指的用歷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而是説的史學家對歷史之表述上的藝術，如寫人物、寫戰爭、寫歷史場面等方面的成就和經驗。至於史學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一方面是指社會發展對史學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指史學對社會的作用。

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

主要是指史職的性質及其地位的變化，以及修史機構及其制度的發展等。外國史學史又可以分為東方史學史和西方史學史，而這二者都還可以再分為國別史學史。如果從時間上來考慮史學史學科內容的範圍的話，則不論中國史學史或外國史學史（包括國別史學史），都可以劃分為古代、近代、現代等若干個階段；而中國古代史學史還可進一步按照某一個皇朝或某幾個相連續的皇朝來劃分，如秦漢史學、魏晉南北朝史學、隋唐史學等等。

史學史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作用

從實質上説，是適當地運用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的有關知識，來提高或加深學生對於客觀歷史發展的認識，增強學生對於歷史課的興趣，有助於學生初步建立起對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

作用表現

從具體方面來説，這個作用主要表現在：

1.通過對歷史上著名史學家和歷史著作的進步的歷史觀點的講授和分析，豐富學生對於客觀歷史發展進程、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認識，增益學生的歷史智慧。 2.通過對著名歷史著作在歷史文學上的代表性篇章、段落的講授，烘托課堂氣氛，增強學生對於歷史的形象認識，促進學生對歷史課以至於歷史學的興趣。

3.通過對於著名史學家和歷史著作在總結歷史經驗方面的講授，啓迪學生對歷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並從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逐步建立起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積極促進歷史前進的自覺意識。

4.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適當地講授一些必要的史學史知識，還可以幫助學生擴大課外歷史閲讀的範圍，引導對歷史課、歷史知識以至於歷史學有興趣的學生閲讀一點史學名著，提高他們在歷史文獻方面的素養，為進一步學習和深造打下初步的基礎。

《尚書》

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着一些故事，可以説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説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敍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説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敍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説，“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説，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史記》《漢書》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鉅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説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三國志》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悦撰《漢紀》，以編年體敍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説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別錄》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七略》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佔上風。

隨着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佔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説《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採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史通》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敍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敍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説。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歷代國史隨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歷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歷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隻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傢俬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歷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杜佑的《通典》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敍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6]  。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佔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説。

《文獻通考》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敍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制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志。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敍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 ^[6]  。《中國歷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啓超的學風失於淺嘗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歷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胡繩等，運用唯物史觀，對種種唯心史觀如“民主史觀”及“意志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歷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歷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讚的《歷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歷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歷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史學史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蒐集、整理、刊佈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

①考古學方面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

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歷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面貌出現；

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

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歷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歷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面，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歷史刊物，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影響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治史的特點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面，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鋭，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説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闢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貢獻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方面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面的專著。《通鑑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託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即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歷史地分析問題。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説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歷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敍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歷史研究的空白。

唯物史觀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面，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通史方面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范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研究和敍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歷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敍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干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説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説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

近代史方面

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佔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系統地敍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着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佔有材料，總結中國歷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歷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歷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干擾，中國歷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鑑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尹達、北京師範大學的白壽彝、華東師範大學的吳澤、南開大學的楊翼驤等史學家的帶領下，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始恢復性發展。他們首先在各自的單位恢復了研究生招生，有的在所在高校設立了本科專業課。接着，他們做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是改革開放後出版的第一部高質量的中國史學通史。在白壽彝主持下，原本簡單的《史學史資料》升級成為公開出版的《史學史研究》雜誌。此後，白壽彝還撰寫《中國史學史》第一冊（1986年）、主持編寫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等。吳澤主持出版《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二）（1980年）和《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集》（上）（1984年）等。楊翼驤則致力於《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的編纂。他們的工作篳路藍縷，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成為日後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四大重鎮。此後，大批學者承前啓後，迅速展開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推出了許多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國史學史學科呈現蓬勃發展之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