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董作賓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長春街（現解放路）一個小店主家庭， ^[27-28]  少年時便博覽“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學説。自幼家境貧寒，其父注重孩子的文化教育，一家人辛勤勞作省吃儉用供董作賓上學，董作賓讀書也非常用心，展現出超強的領悟與學習能力。少年時期的董作賓已顯露出對古文字的熱愛之情，由於酷愛古文字，每每下學便要去刻字店看刻字師傅的篆刻，閒暇之餘便開始鑽研篆刻，自學雕刻技法，琢磨章法要領。一次偶然間從刻字師傅處獲得一本《篆字彙》，少年時期的董作賓便開始對古文字進行初步學習。因自幼學習篆刻而對篆文深有領悟，這對於他後來研究甲骨文給予很大幫助。 ^[4] 

宣統二年（1910年），董作賓入元宗高小，後輟學。輟學後，董作賓在家幫父親經營小店。他在店裏開一個圖書櫃台賣書。當時，他與朋友陳耀垣一同設館授徒，還和同城學友們組織了一個讀書學習機構“文社”，定期聚會，互相督促鼓勵讀書寫文章。文章寫成了，他們便虛心向前輩請教。當時，南陽著名學者、教育家張嘉謀就住在長春街北段，對常來求教的董作賓很賞識。 ^[5] 

民國四年（1915年）春，在張嘉謀先生的催促和鼓勵下，董作賓報考了鄉賢任學春創辦的南陽縣師範講習所。次年冬，他即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並留校任教。 ^[5] 

民國七年（1918年）春，董作賓跟隨張嘉謀去開封，在張家管書房兼辦家務。後經張嘉謀先生的指導和引薦考入開封育才館讀書，初步接觸到甲骨文， ^[28]  從此他便與甲骨文結緣併產生濃厚興趣，開始研究中國考古學。

民國十年（1921年）冬，董作賓又應移居北京的張嘉謀之邀，寄住在張嘉謀家中，並認識了同鄉徐旭生。 ^[5]  民國十一年（1922年），董作賓進入北京大學旁聽沈兼士、錢玄同的文字學課，好在年幼時期在書塾上課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和篆刻基礎，董作賓很快便能掌握所錄甲骨文。 ^[4]  徐旭生（炳昶）發現他聰明，又忠厚老實，還能吃苦，便介紹他入北京大學旁聽語言學，空餘時間對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進行摹印、研究。以油紙影寫《殷墟書契》前編拓本。 ^[9] 

民國十二年（1923年），董作賓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王國維成為董作賓“遠程指導導師”通過書信交流進行指導。王國維側重古文字背後的社會歷史，透過古文字考證殷商時期的社會歷史形態，對殷商社會歷史重視直接影響了董作賓對甲骨文契刻手法的關注，摹寫甲骨文時尤其注意與原甲骨文面貌的對比。我們今天觀董作賓甲骨文書作法撲面而來的殷商卜辭雅趣，實際上來自於董作賓對卜手刻字的契刻動作還原，這一選擇與王國維注重研究殷商文字背後社會歷史形態有關，使董作賓關注到甲骨卜辭的契刻手法。 ^[4]  期間，他不但加入考古學會，與顧頡剛、馬衡等共同參與清宮文物點查等活動， ^[11]  更編校《歌謠週刊》，於早期民俗調查活動着力甚多。 ^[10] 

民國十四年（1925年），董作賓從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獲史學碩士學位，他先後任教於福州協和大學和河南中州大學。民國十六年（1927年）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同文學院代院長傅斯年結為知交。之後，入傅斯年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28] 

民國十七年（1928年），董作賓回宛在南陽中學任教。6月，董作賓擬定調查辦法大綱三則，時間上以兩個月為限，地點上“擬先向安陽調查小屯村及殷墟所在，次向洛陽城東尋求前歲發見三體石經之地”，此方法，與傅氏所提倡“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之工作步驟十分切合。同時，董氏亦希望“須大學院發給‘調查河南古蹟古物委託狀’為憑”。 ^[12]  傅斯年對此甚滿意，將大綱列入向中央研究院彙報的專函中。 ^[10] 

8月，董作賓在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邀請下探訪安陽小屯，結束後提交了《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言殷墟之下尚有甲骨，急需國家組織科學發掘。正是這一報告，“……不僅結束了安樂椅上研究古玩的古物學時代，更重要的是，它為系統發掘這一著名遺址鋪平了道路”。10月，在董作賓的主持下第一次發掘工作開始，這次發掘歷經18天結束，共得有字龜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片二百九十九片，共計八百五十四片，還有銅、陶、骨、蚌、石、玉等類器物近三千件。董作賓從發掘出土的854片甲骨中選錄了392版，摹寫編碼共381號，著錄為《新獲卜辭寫本》。 ^[6]  他又參加山東城子崖發掘，發現了龍山文化。曾任教於中州大學、中山大學等，民國十七年（1928年）後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

民國十八年（1929年）夏，董作賓跟隨史語所從廣東遷往北平，在北平結識了許多學術界好友，其中就有羅振玉的學生容庚，也是在這一年他曾與容庚一道拜訪羅振玉，參觀了羅振玉收藏的甲骨，也見到了羅氏的甲骨文書法，這是董作賓第一次見到甲骨文字寫成的書法，對於他寫甲骨文書法有很大啓發。在拜訪之前董作賓就得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他非常喜歡這本書，常常摹寫研究，因此，董作賓真正意義上學習甲骨文是從臨摹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開始，從時間上看董作賓寫甲骨文書法是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左右，在見到羅振玉的甲骨文書法以後的第二年，董作賓便開始了甲骨文書法創作，他的甲骨文書法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受羅振玉甲骨文書法的啓蒙。 ^[4] 

民國二十年（1931年）後，董作賓編著出版《卜辭中所見之殷歷》。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董作賓升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3月，他發表了《甲骨文時代研究例》，確定了識別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個標準。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董作賓參加安陽殷墟發掘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先後多次參加殷墟的系統發掘，併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開始對甲骨文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和專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斷代的10個標準，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譜、殷先王稱號、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異域地名、銘文所述人物、銘文語法結構、銘文表意標準、銘文書寫形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 ^[29]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他成為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之一，一代甲骨學大師。他編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編》。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董作賓發表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更加全面系統地論證甲骨文的分期，參照甲骨文的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法，將殷墟出土甲骨分為五期：盤庚、武丁時期；祖庚、祖甲時期；廩辛、康丁時期；武乙、文丁時期；帝乙、帝辛時期。董作賓喜愛選擇殷商武丁時期的甲骨文風格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一方面他認為武丁時期的風格是殷商時期甲骨文成熟的表現，高雅復古、方圓兼顧、胖瘦勻亭、或峭拔、或圓和、或宏大、或纖細、或婀娜，較其他各期甲骨文風格變化最為豐富；另一方面用現代審美標準來評判就是最具藝術氣息的時期，囊括書法藝術內在多樣性變化規律，同時也加深董作賓對甲骨文風格多樣性認識。 ^[4] 

抗日戰爭時期，他隨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遷往長沙、桂林、昆明、南溪，並主持該所工作，繼續研究殷代曆法。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董作賓又編著出版《殷歷譜》，被譽為紀念碑式著作。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董作賓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並在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董作賓隨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開的大批文物遷往台灣，並提任台灣大學中國古文和歷史教授。為台大中文系講授古文學，為歷史系講授殷商史。到台灣後，董作賓曾任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歷史語言所所長、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等。

1950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驟創議創辦學術界有影響的《大陸雜誌》，董作賓任發行人（主持人）。同時擔任《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主編。1950年12月，董作賓在傅斯年去世後接替他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任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等博物館清點古物委員、常務理事。 ^[13] 

1951年後，董作賓先後編著出版了《西周年曆譜》和《殷墟文字乙編》。

1954年3月，台灣中國歷史學會成立，60歲的董作賓當選為常務理事。 ^[13] 

1955年3月11日，61歲的董作賓的學術著作《殷商史研究》獲台灣最高教育部門第一屆學術獎。同年8月，董作賓辭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接任所長，董作賓任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崇基書院、新亞書院、珠海書院教授。 ^[13] 

1956年4月，62歲的董作賓被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人文組第二屆評議會員。1958年4月，64歲的董作賓聘任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甲骨文研究室主任。 ^[13] 

1960年，董作賓幫助台灣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負責編纂《中國文字》，兼任馬來西亞大學校外考試委員、台灣孔孟學會監督事，該年發表《最近十年之甲骨學》。1961年，67歲的董作賓發表《續甲骨年表》，分紀年、記事、撰著，按時間的順序記載了甲骨文的發現、發掘、流傳和研究的情況。 ^[13] 

1962年，董作賓身體狀況不佳，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絞痛、心肌梗塞等病。1963年3月20日，親友、同仁和學生們如李孝定、嚴一萍等為他舉行69歲華誕，不幸當夜心臟病復發，進台灣大學醫院，此後卧病不起，昏迷不醒，11月23日在台北過世，享年69歲。葬於南港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陽“南港學人山”（胡適公園）墓地，與胡適墓為鄰。 ^[13]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殷墟第一次試掘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十年之間，安陽殷墟遺址共發掘了十五次，這十五發掘發現了豐富的遺蹟、遺址，最重要的是獲得了大量的甲骨文。這些甲骨文在董作賓的主持整理下，最終著錄為《殷墟文字甲編》和《殷墟文字乙編》（簡稱《甲編》和《乙編》）。 ^[6] 

《甲編》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第九次發掘之後開始着手整理的，第一次至第九次殷墟發掘所得共6531版，《甲編》就從中選出字甲2476片，字骨1399片墨拓編成。書中共收拓本3938號，再加上牛頭刻辭一件，是3939號；鹿頭刻辭二件，是3940、3941號；鹿角器一件，是3942號，共編為3942號。 ^[6] 

《乙編》繼《甲編》而作，包括殷墟發掘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所採獲得甲骨文字，是一個自然地區劃。因為第一次到第九次所得甲骨文字已經收入《甲編》，第十次到第十二次由於工作重心轉移到洹河北岸侯家莊西北崗殷代陵墓的發掘，沒有得到甲骨文字，所得全部是金石陶器銘刻，後來這部分內容收入到了《殷墟文字丙編》。《乙編》所收材料雖然只是三次發掘所得，其數量卻“超過《甲編》約四倍以上，共得甲骨18405片，出土坑位簡單明晰，內容新穎而且豐富”，經墨拓選編9105號，分上、中、下三輯出版。 ^[6] 

《甲編》和《乙編》共收錄甲骨一萬三千零四十七片，是當時收錄甲骨片最多的著錄，且從著錄名字到編撰體例到編輯經過都與以往的甲骨文著錄有着顯著區別。本來這本書準備命名為“甲骨文字”，因為甲骨文字是殷墟發掘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由於董作賓計劃把殷墟出土的古物中有文字的全部收入，並不只限於甲骨，凡是銅器、石器、陶器、角骨器等銘刻，均在其內，在傅斯年的建議下，決定用“殷墟文字”來概括這本書。每一編都有“圖版”和“考釋”兩部分，圖版先期付印，考釋部分以後續出，為的是先發表新材料，讓翹首以盼的中國學者們儘快見到這些珍貴的材料，從而儘早進行分析研究。 ^[6] 

董作賓將殷墟歷次科學發掘所得甲骨輯為《殷墟文字甲編》和《殷墟文字乙編》出版，在刊佈甲骨文字材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他在編排體例上注重甲骨文字出土的相關地形、坑位、所伴隨遺物遺蹟等的記述也讓這兩本著錄有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從此甲骨學研究突破了傳統金石學只重文字而不注重與文字同出的遺物遺蹟的藩籬。” ^[6] 

就對甲骨文材料進行的研究成果而言，董作賓既沿襲前人研究理念注重甲骨文字考釋，又因身處發掘第一現場，近距離接觸甲骨實物，對於甲骨地下埋藏、甲骨鑽鑿形式、龜甲定位分析、甲骨文字風格等多方面頗有創見，其發現了“貞人”，進而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更是甲骨學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因此被譽為“甲骨四堂”之一。

早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一經發現，學者們就判斷它為“殷商貞卜文”，孫詒讓和羅振玉最早對照甲骨實物探討過商代占卜法，然孫氏與羅氏所述之內容只是涉及全部占卜程序的一部分，且有失誤之處，如羅氏認為“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已知是以偏概全之見，現如今已發現了骨卜之卜辭。真正意義上第一篇系統討論商代龜卜法的長文，乃是董作賓的《商代龜卜之推測》。 ^[6] 

董作賓作為殷墟發掘的親歷者，在第一、二次發掘結束後，就根據出土的一千五百多片甲骨實物，開始對商代占卜方法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他認為要做系統之研究，根本是要解決次序的問題。首先弄清貞卜之龜，何從得之；得之之後，其種類、大小，如何別之；辨別之後，知生龜不能用，必先祭而殺之；殺之以後，需要取可用之腹甲攻治之。截此，占卜所用龜甲之籌備完成。籌備既竣，便可從事於貞卜。貞卜之前，需先定貞卜事項；既定事項，後對龜甲進行鑽鑿，以便之後在鑽鑿處灼燒以見兆璺，從而定吉凶；兆璺顯現後，刻文辭於兆側以識其事，至此卜事完成。貞卜既已，最後將所卜之龜甲合理儲藏。董作賓遵循這一步驟程式，再結合周秦載籍及《龜策列傳》《卜法詳考》等文獻資料，把商代占卜過程分為十項，一曰取用，二曰辨相，三曰釁𤉲，四曰攻治，五曰類例，六曰鑽鑿，七曰燋灼，八曰兆璺，九曰書契，十曰庋藏，將商代占卜的全過程清晰的闡釋出來，並針對這十項內容依次進行分析解讀。 ^[6] 

這篇長文內容之全面遠超之前的兩位學者，不僅是對商代占卜法的一次全面深入的梳理，還納入了龜的生物學、卜用龜的整治、龜卜的鑽鑿形態和卜辭契刻、文例行款等許多屬於甲骨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命題，因此稱得上是一篇繼往開來的啓動後來研究的提綱挈領性質的序章，“此文的發表，遂使多所遺失的商人龜卜法之精微深妙，脱離了混沌迷惘狀態，變得經緯有序而犁然貫通”。鑑於當時的材料，董作賓專注於龜卜，未對骨卜做詳盡分析，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隨着殷墟發掘出土材料的豐富，續作了《骨文例》，專門對骨卜之法，鑽鑿形態及其有關卜辭文例進行了考察。 ^[6] 

研究卜辭文例就是研究卜辭在卜用甲骨上所刻寫的辭例形式、地位、行款走向的習慣格式和分佈規律等等。將卜辭文例研究透徹才能釋讀甲骨上的卜辭含義，認識它們之間內在的聯繫，從而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嚴格意義上的卜辭文例，是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以後，董作賓將大量的甲骨實物爬梳整理發凡啓例的。實際上在董作賓之前，胡光煒曾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出有《甲骨文例》一書，其中的《形式》篇專講甲骨文例，然而因為缺乏材料等原因，所得結論並不盡人意。董作賓利用自己接觸到的大量的甲骨實物，通過仔細的觀察和分析，創出一條依照卜辭所在甲骨部位推勘文例的“定位分析法”，被王宇信稱為天才的發現，沿着這一方法推導出甲骨卜辭的基本文例並得到學界的認可。 ^[6] 

董作賓將龜版分為九部分：一、中甲；二、首左甲；三、首右甲；四、前右甲；五、前左甲；六、後右甲；七、後左甲；八、尾右甲；九、尾左甲。再將從破甲（非完整甲）上觀察的情況分為兩種：一由天然接縫間而破，將它命名曰縫（接縫處為鋸齒狀，一望可辯）；一由卜兆之裂痕而破，將它命名曰兆（峭直如削，背面有鑽灼之跡）。識別部位者亦分兩種：一為周圍之邊緣，命名曰緣（因經錯治刮磨，圓滑光潤）；一為鱗片之間之紋理，命名曰理（龜鱗片揭去後殘餘紋理，宛曲起伏）。 ^[6] 

依照此法定殘甲之部位，取其同部位者對比之，結果發現同部者其刻辭之例皆同，於是推出商人卜辭之體例嚴謹且規律。董作賓發現此定位法後，立即將其拿到其他龜甲中去核實檢驗，以《殷虛書契》及《鐵雲藏龜》中所著錄之龜版為例，結果證明董作賓分析正確可信。董作賓這一發現，遠在胡光煒之上，總結出卜辭文例在龜甲上的行文格式特徵，即使從今天來看，也是相當正確的。並且在探究了龜甲上的文例之後，董氏又根據殷墟前三次發掘所得骨版二百十一件，辭例四百八十九條，研究出牛胛骨文例，撰成《骨文例》一文。至此，董作賓通過“定位分析法”把卜辭文例在龜甲牛骨上的行文慣例一併揭示了出來，遂成為甲骨學的基本知識之一。 ^[6] 

（一）占卜龜甲之來源及“標準甲”。

董作賓在《商代龜卜之推測》中的弁言中談到欲對商代龜卜之法做系統之研究，首先要解決的便是“貞卜之龜，何從得之”。從《周禮·天官》之語，董作賓推測龜的來源有二：一是自己獲取，即所謂“以時簎龜”；二是他處進獻，即所謂“秋獻龜、魚”。對於來源二，胡厚宣等學者在之後進行了闡釋，且意見較為統一，他們認為，商代占卜用龜，進獻主要來自南方和西方。《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也證實了這一點。然而對於來源一，大多數學者都忽略了，後來也沒有學者針對其進行研究，只有董作賓就自己的所見所獲進行了推測分析，並從中推導出了“標準甲”的範式。 ^[6] 

董作賓認為卜辭中的“用龜”之語，蓋即商人取龜之卜。蓋用龜則而取之，不龜即不用龜也。古文獻中也有“舉網得龜”的説法可以證之。由此可知，商代卜用龜甲除了靠南方、北方諸地進貢而來以外，還有本地所產這一條途徑，雖然從數量統計上來看，外地進貢佔大多數，且在南方與北方比較中，南方進貢而來的更是佔了絕大多數比例，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本土獲得這一途徑，這樣在分析出土龜甲的來源才能更完備，不至於出現偏誤。 ^[6] 

董作賓進一步對龜甲的制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計算出龜甲的“標準甲”大小。首先是推斷占卜之龜的品種，根據古文獻記載，古代有“六龜”“八名龜”“十龜”的不同的説法，董作賓將這些整理為醫學上龜之八類、動物學上龜之十二類，爾雅所述龜之十類，逐一分析，通過龜的大小、腹甲的形狀、產地等得出卜用之龜蓋舍水龜莫屬，特點是：體長五六寸至七八寸；腹甲共九枚；腹下下鱗片十二；產於河湖池沼。確定卜用之龜的種屬後，結合相關屬性推求大小。最後推算出商代貞卜所用之龜，以五六寸、七八寸者為多。此標準甲的推導出，對於之後龜甲殘片具體部位的認定，進而對於甲骨的綴合都有着非凡的意義，《大龜四版》中的定位分析法也受到此啓示。 ^[6] 

（二）龜甲整治的工具與方法。

在龜甲經過“取用”“辯相”之後，仍不能直接用來占卜，“生龜不能用，必祭而殺之……殺之之後，剔取其腹下甲而‘攻治’之，此籌備卜事於始也”。對於籌備卜事的最後一項“攻治”，董作賓首次闡釋了卜用龜甲攻治的工具和攻治的基本方法。

攻治之具，殷商為銅器時代，董作賓以出土文物證之，其主要者凡五種：①鋸。鋸有齒，為今世治骨角者必要之工具。②錯。殷墟出土之龜骨多經錯治，凡文之交錯如織，即其遺矣。③刀。龜骨在錯治之後，必刮之使光滑。④鑿。出土之甲骨，其平出蓋皆經鑿治者。⑤鑽。今日出土之卜用龜骨，其灼處必先鑿後鑽，鑿而不鑽者甚少。 ^[6] 

鑽鑿不同法得到的形跡也不相同，鑽之跡圓，鑿之跡略似橢圓而尖長，因此也成圓形痕跡為鑽，橢圓形痕跡為鑿。龜版之鑽鑿處，井然有序，鑽與鑿，孰前孰後。董作賓也做了解答，觀龜版可知，其鑽鑿之跡，至為明顯，鑿之深處成一直線，其鑿與鑿之間，皆一線相連，而鑽則分附與每一鑿之旁，可知必先鑿而後鑽也。從鑽鑿之為物，到鑽鑿之法，進而到鑽鑿之形，鑽鑿孰前孰後，為何鑿而復鑽，董作賓的論述層層遞進，條例清晰，且推論得到大多教學者認同。 ^[6] 

研究出攻治之具，董作賓進一步闡釋了攻治之法或者説攻治之過程，共分為六步：①鋸去背甲也。②鋸其兩旁之上下突出之部分，使兩牆邊緣成橢圓形也，使版即較為平正也。③去其表皮之膠質鱗片。④刮平坼文，以便於見兆、刻辭。⑤錯其高厚之處，使之全版勻平也。⑥錯後更加刮磨，使有光澤也。

董作賓根據出土龜甲的邊緣和紋理，以及伴隨甲骨出土的其他遺物，如銅器等，推導出龜甲整治的工具和方法具有指導意義，之後的學者研究卜甲卜骨的整治時，均參考他的研究成果和觀點。 ^[6] 

研究甲骨與同期遺物最基本與主要的工作，莫過於考訂年代與分別時期。由此才可以着手研究字體、詞彙與文例的演變，花紋、形制與著作的演變以及其他一切。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後，學者們着手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判明它的時代。而最終在這一問題上做出里程碑意義式貢獻的便是董作賓。 ^[6]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新獲卜辭寫本》開始，董作賓已經開始注意甲骨時代問題，在《寫本》“後記”中，他通過甲骨字形的演變及書體的變化發現所得甲骨非盡為武乙至帝乙時代之產物；隨後又在《甲骨文研究的擴大》一文中，提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應是盤庚遷殷至帝乙的二百餘年，這期間龜骨的用法、契刻的文字都應有相當的變遷。至於他們先後的順序，也只有向地層中尋找了。緊接着到民國十八年（1929年），在大連坑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從中找出了“貞人”，從而拉開了“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序幕。在提出“貞人説”之後，董作賓進一步深入研究，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正式發表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一個可以解決整個甲骨文分期的新方案。 ^[6]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五期十標準的説法。五期是將盤庚到帝辛劃分為五個時期，十項標準是：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通過這十項標準將出土甲骨一一歸入五期中不同的時期。董作賓的“十項標準”猶如一把鑰匙，打開了看似是混沌一團的十五萬片甲骨時代先後的大門，使其各歸其主，有條不紊的劃歸五個不同時期，隸屬八世十二王名下。 ^[6] 

董作賓由“貞人”的發現到斷代研究“十項標準”的建立，是他對甲骨學研究的重要貢獻。這一研究“使羅振玉、王國維以來的將近二百七十三年甲骨文作為混沌的殷代史料，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時期了。從此鑿破鴻蒙，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記載的史實、禮制、祭祀、文例發展變化，把對晚商各期的歷史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所以‘斷代例’的發明，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劃時代大事”。同時董作賓甲骨文分期斷代説的建立是甲骨學研究由“草創時期”進入“發展時期”的重要標誌，因此他也被稱為這兩個時代的擺渡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也成為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名篇。 ^[6] 

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成就是建立在甲骨文考釋研究之上，現代社會中無法找出與他相提的甲骨文學者，其書法風格是當時甲骨文書法家中最具殷商甲骨風貌的。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董作賓提出五期説：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並對每一期的字形變化以及風格進行了詳細的闡釋：第一期雄偉遒勁；第二期謹飾細麗；第三期潦倒多姿；第四期粗獷勁峭；第五期嚴整秀鬱。五期説的劃分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奠定了甲骨文書法的理論基礎，為熱衷甲骨文書法的學者提供詳實的參考依據，推動甲骨文書法的多元化發展，完善甲骨文風格的評價標準，將甲骨文書法推向更高的發展台階。 ^[17] 

董作賓對甲骨文書法的傳播主要分為兩次不同時間段對不同人羣，一次是在李莊時期董作賓甲骨文書法創作風格形成，他對來往求書的友人有求必應，這時期影響的人物為身邊認識的文字學者唐蘭，遷居台灣後嚴一萍曾專門拜訪董作賓請教甲骨文書法，除此之外還有董作賓的兒子董玉京；另一次是晚年時期遊歷美國，到訪韓國日本，去往國外的董作賓也將他的甲骨文書法帶向世界，主要在國際影響方面。 ^[17] 

在中國近代，鑑於董作賓對甲骨學的貢獻，學界把他與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一起合稱為"甲骨四堂"。 ^[16]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界對此四公的學術特徵作一註解，即“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 ^[26] 

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向董作賓學習過歷法，其後在某一點上，兩人有不同的論證，在刊物上發表爭論達兩年之久，後來董作賓承認了羅爾綱的判斷，用甲骨文寫了一副對聯親送來向羅爾綱同志道賀。那時是抗日戰爭期間，董作賓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羅爾綱同志在社會研究所工作，兩所都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分住兩個村，相距幾里路。董作賓已經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考古專家，羅爾綱同志還是後輩。董作賓的甲文對聯是不肯輕易送人的，竟跑了幾里山路親自送到羅爾綱同志住的集體宿舍來，滿面笑容地當眾向羅爾綱同志道賀説：“你對了，我寫副對聯來向您道賀！” ^[22] 

董作賓思路開闊，心地平靜，語言幽默。往往短短的兒句話，即能反映他澄澈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志。1947年任芝加哥大學中國考古學客座教授時，講甲骨金文課程，他是用手摸着朋友的脊背説開場白的：“甲骨就是烏龜殼。”全場大笑。在台灣大學講課時，常插講些掌故趣事，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蒐購甲骨時，有人把新骨偽刻賣給他，使他藏甲骨的書屋裏臭氣滿室的故事，由他娓娓道來，倍感趣味親切。晚年也到香港大學講學時，有位畫家送他幅畫，可他非要讓人家再添上三隻小雞，好湊夠十個，人家説：“這豈不破壞了畫面嗎？”他不依，非要十個不可。人家笑他：“又不是活雞，多幾隻好用。”他卻不無幽默地説：“我有十個小孩。”眾人連聲稱妙。 ^[26] 

董作賓平易近人不擺架子，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在北京期間，有次他發現一年輕人在北海邊徘徊，一籌莫展的樣子，經向間原來是一位南陽同鄉，進京考試未中，又遇家中有事失去接濟，生活沒有着落。董作賓帶他回家管吃管住，激勵他振作起來，努力學習，還幫他找仁作。經過努力和董作賓的幫助，這位青年後來終於在考古學上做出了成就。 ^[26] 

董作賓的學術論文共計約200篇，內容除甲骨學外，涉及商代歷史的許多方面。台北世界書局和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學術論著》和《平廬文存》。1978年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先生全集》，分甲、乙編，共12冊。 ^[1]  董作賓書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廬印存》一冊。

其他作品有：《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1924）、《卜辭中所見之殷歷》（1931）、《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編》（1937）、《殷歷譜》（1943年）、《西周年曆譜》和《殷墟文字乙編》（1951）、《中國年曆總譜》（1956，中英文對照）、《中國上古史年代》（1957）。 ^[5] 

董作賓故居位於南陽市老城區工農路中段，是清代晚期硬山式民居院落，2002年3月被南陽市政府公佈為南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18]  2016年春，在眾多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呼籲下，南陽市委、市政府對董作賓故居進行了修復，擬闢作紀念館。 ^[19] 

2015年3月20日，董作賓誕辰120週年座談會在其祖籍地温縣舉行。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