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

馬端臨（約1254年—1340年） 宋末元初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字貴與，號竹洲。父廷鸞 ^[3]  ，為宋右丞相。幼受家訓，並從朱熹後學曹涇問學。鹹淳九年（1273年）漕試第一，蔭補承事郎。

宋亡，隱居不仕，後為慈湖、柯山兩書院山長，台州儒學教授。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編成《文獻通考》，總彙宋寧宗以前歷代典章制度，以類相從，原始要終，指出其沿革。尤承鄭樵“會通”之意，申論歷代“變通張弛之故”，説明典章制度演變之歷史聯繫。反對“災祥”之説，主張對史事與人物持客觀態度，反對違反“實錄”的褒貶觀點。在史學史上，開啓由文獻編纂轉為歷史研究之端緒。尚著有《多識錄》《義根守墨》等，均佚。

馬端臨是宋末史學家。字貴與。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其父馬廷鸞為南宋右丞相，曾任南宋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以忤賈似道歸裏。端臨侍父家居，博極羣書。鹹淳年間，漕試第一，以蔭補承事郎。宋亡，隱居不仕，歷30餘年專心著述《文獻通考》。父卒後，教授鄉里，任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台州儒學教授。

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簡稱《通考》）348卷，記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的典章制度。唐天寶以前史實，以杜佑《通典》為基礎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續修。共分24門，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為作者自創。所載宋制尤詳，多為《宋史》各志所未備。

《文獻通考》為三通之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作者即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馬廷鸞之子。馬廷鸞曾任南宋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博學多才，藏書甚富。馬端臨受父親的影響，並且接觸到很多的資料，約從三十歲時開始，用二十多年的時間，撰成該書。

唐朝杜佑編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門類失之太寬。馬端臨在《通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和補充。把《通考》分為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徵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二十四門，各門再分子目，制度史的體例更加細密完備。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是作者的新創。

《通考》取材極為廣泛，除了各朝正史、歷代會要、《資治通鑑》等史書外，還採用了私家著述的史書、傳記等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載。這些史籍記載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敍事中還引用了很多當時臣僚的奏疏和學士名流的議論。這些奏疏、議論就是所謂“獻”。“獻”的意思是“賢者”。因為作者企圖通過這些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研究，故取名為《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對宋代典章制度的記述特別詳細，可以訂正、補充《宋史》諸志的地方甚多；對歷代制度演變的評論頗多獨到的見解，實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該書有清光緒浙江書局刊本傳世。

馬端臨自幼天資聰慧，且有良好的家學條件。他很小就在母親的指導下讀經書，7歲成童即能誦讀四書五經。稍大他益發勤奮好學，長期仿效南北朝著名文學家袁峻讀抄經史的做法，每天堅持抄書50張，天天如數完成，沒有完成，決不休息。十餘年間，他遍讀了宋以前歷代正史、稗官記錄、私家文徵和唐宋兩代名臣奏疏、名儒評論論，還從名師曹涇研習了程朱理學。他如此勤奮的博覽羣書，不僅使他具備了淵博的學識，練就了堅實的文字表述功底，還為他日後編寫《文獻通考》積累了大量的資料。

馬端臨在潛心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發現自班固的《漢書》至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斷代史和通史，都詳於理亂興衰的記載，而略於典章制度的記述。他認為“理亂興衰”史對於後世固然有很大的借鑑作用，然而“典章制度”的置廢對社會興衰的影響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帶着這一觀點反覆深入地研究中國每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從中領悟到：歷代典章制度不盡相同，亦不迥然相異，它們之間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後世典章制度的變革是在承襲前朝乃至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潛心研究的心使得馬端臨立志編寫一部自上古至南宋的典章制度專史。

從早年起，他就決心以《通典》為藍本，“採摭諸書”，重編一部記述我國曆代典章制度的專著。他從宋朝鹹淳九年（1273年）開始準備，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開始纂寫，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歷二十餘年的努力始告竣，取名《文獻通考》，同年刊行於世。

馬端臨一生最大的社會貢獻是編寫了一部《文獻通考》。全書共有二十四個門類，三百四十八卷。書中詳細記述了自古迄宋二十五個朝代各種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和利弊得失，每個門類和每卷之後都有文字精約的按語，闡述各個時期各種典章制度興立和廢止對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興衰的影響。全書敍事條分縷析，評述精審透徹，資料豐富翔實，是一部古往今來極有參考價值的歷史名著。它與唐朝杜佑編著的《通典》和南宋鄭樵編著的《通志》兩部歷史名著合稱“三通”。“三通”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歷史者案頭必備之籍。《文獻通考》是“三通”中內容最豐富，記述時限最長，考證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歷代史學家譽為“三通”之首。

馬端臨編著《文獻通考》效法杜祐《通典》的體例，而又編出了特點，大有創新和發展。他認為《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賅洽”，應當取此精華，效而師之；也認為《通典》分類不盡明晰，應當補其不足；還有選材欠精審，考訂欠精深也是《通典》的不足之處，都在須補正之列。《文獻通考》在《通典》類目的基礎上作了兩大系列改進：一是增加了“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個門類，使之更加全面；二是將“田賦、錢幣、户口、職役”等門類從“食貨”中抽出，升格後與“禮、樂、兵、刑”並列為類目，即由子目升為一級篇目，使之更系統、更縝密。《文獻通考》類目安排的科學性，充分體現了馬端臨“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度和嚴謹治學的精神。

《文獻通考》與《通典》相比，另一個特點是加強了經濟類內容的記述，比較詳盡地增補了反映唐宋時期農業生產、商品和貨幣流通、税收、勞役、進御貢品等社會經濟方面的內容，從不同側面，比較客觀地錄存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即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可以徵信的經濟史科。在“田賦、職役、徵榷”等篇目中記載了大量反映宋代統治者對老百姓強徵暴斂殘酷剝削的史實，從字裏行體現了馬端臨重視社會經濟、民貴君輕的儒家民本思想。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最大特點是考證精深。馬氏在《自序》中説：“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這説明他在選材上是極為嚴謹的。他所記述的每一件事，每一種典章制度均以正史為資料根據，同時還與歷代會要（各個朝代的史料彙編）和歷代正史中有關人物傳記中的相關記載相對照，進行縝密的考訂，有徵可信的收錄，不可徵信的不載。這充分表現了他求真、求實的治學精神。在評論上，都是先取當時臣僚的奏疏，又取各名流、學者的評論，或者稗官野史的記錄為論據，進行反覆深入的考證，然後再得出結論。

馬端臨出生於宰相之家，十九歲就以父蔭授予了承事郎的職銜，具備了出仕當官的條件，但是他沒有步入仕途。入元以後，馬廷鸞的舊交，故宋丞相留夢炎出任元廷吏部尚書，曾邀舉馬端臨赴京任職，他斷然以“侍親疾”為由拒絕了。馬端臨隨父歸隱故鄉以後，全身心地編著《文獻通考》（1290—1322），歷三十餘年而不倦。他熟知宋時士大夫的議論，書中收採很多。以身當宋亡，對宋末統治集團的腐敗極為憤慨，書中也常加揭發。此外，他還在家鄉興辦學校教育本族子弟。馬氏一家雖世代書香，子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故鄉眾多同族的子弟，因身處偏僻山鄉，且多貧窮，大部分無法入學讀書。馬端臨回到家鄉後，即自己出資興辦了扶風馬氏家塾，免費招收本族子弟入學就讀。族中入學子弟在他的教育下，大多學有長進，不少人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縣學，蜚聲庠序。

《文獻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宋寧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為田賦、户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在《通典》的基礎上廣泛地蒐集史料，詳細地加以考證，去偽存真，歸類分目，按時代先後排列比較。同時在各條後面夾錄前人和當時文人學士的議論，最後再用按語的形式闡述自己的見解。

他的按語，貫串古今，折衷恰當，力求從歷史事實出發，作出審慎的結論，尤其對於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發表的見解為前人所未有。馬端臨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敗是導致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對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對宋代的典章制度，記載也特別詳細，對兩宋政治的黑暗面進行了揭露，從而使書中有關宋代的記錄較為真實可靠我料價值超過了同類的其它著作。

《文獻通考》作為一部記敍中國曆代典章制度的專著，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人們説，讀《通鑑》而不讀《通考》，就好比讀“紀、傳”而不讀“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蹟，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讀《通考》而不讀《通鑑》，猶如知“志、表”而不知“紀、傳”。所以，只有兩部書結合起來讀，才會對我國上下幾千年的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文獻通考》在中國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臨的貢獻，亦當為世代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