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1898年9月13日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今益陽市赫山區)上湖鄉一個農民家庭。幼年由親友資助在族學讀書。 ^[6]  1913年，十五歲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那時他已經系統地讀了《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古 籍，作文時喜歡引經據典，闡述道理。國文老師袁吉六後來説：“我在第一師範教書時，古文最好的學生是毛澤東；在省立一中教書時，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進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師範的老師，又受聘在第一中學教國文，在一中的作文講評時他經常引周谷城的文章為例。周谷城與毛澤東有三個共同的老師， 另兩位便是楊昌濟和符定一。

1917年周谷城從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甫入大學，即逢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五四運動。 1921年，周谷城離北京高師畢業還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長沙，在第一師範執教英語和論理課了。當時，毛澤東正在一師附小任主事。一見之下，引為知己。 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谷城應毛澤東之邀，做過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心理學。與此同時，周谷城又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開始了長達一 生的筆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譯作《實用主義論理學》。 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谷城構建自己學術思想體系的《生活系統》一書。在這本兼融心理學與哲學於一體的著作中，他認為知、情、意三者前後承續，首 先是物我渾然一體，而後是物我分立，進而是信仰生活。

1942年春，周谷城經進步教授陳望道、張志讓介紹，受聘於遷址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並在陳望道任系主任的新聞系開設英文報紙分析課。周谷城仍繼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還協助陶行知開辦社會大學，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顧問。他的學問人品受到學生們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歷史系的學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詩：“周谷城裏，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人才濟濟”。周谷城還致力 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缺憾多在於堆砌歷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 顧。周谷城認為，不能也不應該追隨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希臘、羅馬並非駕馭其他地區的文化中心，中國、印度跟希臘、羅馬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編寫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綜合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國、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互相滲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畫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關 聯、日趨融合為主旨，描繪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儘管世界上多文化區、多國度並存，但並非各自 孤立活動，而是從一開始便藴涵着互相往來、互相交叉和互相滲透的趨勢，這種趨勢又是必然的。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還著有《中國通史》。這兩史可説是影 響了中國幾十年。史學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寫《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這在中國史學界至今還沒有第二人。

1946年，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了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 “大教聯”)。上海解放後，周谷城被任命為新復旦的首任教務長，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託，創辦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長期擔任會長。1952 年高校實行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的全國知名學者、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多達十五人。作為復旦教務長，周谷城代表校長陳望道，帶着車隊把十五位名教授接進復 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滬江大學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後，蘇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個大頭團結了起來；周谷老也是有功勞的，我 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帶了車隊接來複旦的。”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場“鬥爭哲學”的重圍。那就是圍繞周谷城美學思想展開的大論戰。1961年至1962年間，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 篇闡述其美學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還有《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在以後針對他的美 學思想展開的論戰中，他又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當時的中國大地，已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1959年的反右 傾，1960年的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的弦正越繃越緊。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積薄發，坦誠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 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係”等問題上的觀點和看法。尤其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個主要觀點，即“時代精神匯合論”。他是這樣詮釋的： 在原始氏族社會，因着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匯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是 截然不同。

粉碎“四人幫後，周谷城迎來了人生和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春天。1978年以後，周谷城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頻頻，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 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等論文，創言立論，老而彌堅。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 書，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齡登上教壇，講授世界史，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史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寫了《中外 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有影響的專論。1984年，他主持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集叢》，並主編了“中國文化史叢書”。1986年，又擔任了“世界文化史叢書”主編。1988年，又主持編纂出版了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1990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兩次寫信給全國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負責人，表達對自己身後事的態度：“谷城去世以後，不要搞告別儀式，不要骨灰，一切書籍、文物交給人大科教文委員會。” ^[1] 

1913年，十五歲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這是湖南省內第一所省立中學，創辦人和第一任校長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嚴謹，以“公、勇、勤、儉”為校訓，對學生進行勉勵。進入省立一中，對英語和數理化等每門學科都感興趣，如飢似渴地學。

他曾有過八年在“周氏族學”中讀書的經歷，養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時他已經系統地讀了《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古籍，作文時喜歡引經據典，闡述道理。國文老師袁吉六後來説：“我在第一師範教書時，古文最好的學生是毛澤東；在省立一中教書時，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進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師範的老師，又受聘在第一中學教國文，在一中的作文講評時他經常引周谷城的文章為例。

周谷城與毛澤東有三個共同的老師，另兩位便是楊昌濟和符定一。楊昌濟是楊開慧烈士的父親，當時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課，他的學問、道德和風采，給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凱稱帝時，楊度發起成立“籌安會”，符定一緊緊跟上，在湖南籌安會當上了會長，但他跟楊度一樣，後來的思想也轉到社會主義這邊來了。

1917年周谷城從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甫入大學，即逢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五四運動。周谷城後來回憶，正是在那段時間裏，他如飢似渴地閲讀了《新青年》和許多哲學原著。他十分贊同科學和民主的觀點，還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閲讀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思潮的中外書籍，有馬克思主義的，也包括實用主義的。

廣泛涉獵，兼收幷蓄，百家爭鳴，推陳出新，這是“五四”時期知識界、學術界的風氣，也是當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術風氣，可以説，影響了他一生的學術道路。從那時開始，周谷城在學問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開視野，廣博地閲讀，不斷地求知，貫通中西，窮究今古，自立新説而成一家之言。進入盛年以後，除歷史學領域外，這位學人在哲學、美學、教育學、邏輯學、社會學各個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令人刮目。

1921年，周谷城離北京高師畢業還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長沙，在第一師範執教英語和論理課了。當時，毛澤東正在一師附小任主事。一見之下，引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終身難忘的日子裏，通常是，晚飯之後，毛澤東去到周谷城處，説古論今，作竟夜長談。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不少共產主義小叢書的周谷城，和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之間，自有説不完的話題。

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谷城應毛澤東之邀，做過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心理學。與此同時，周谷城又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開始了長達一生的筆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譯作《實用主義論理學》。

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谷城構建自己學術思想體系的《生活系統》一書。在這本兼融心理學與哲學於一體的著作中，他認為知、情、意三者前後承續，首先是物我渾然一體，而後是物我分立，進而是信仰生活。這部著作既是對構造派心理學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學領域挺進的起始，其早年的創新思維由此可見一斑。

1942年春，周谷城經進步教授陳望道、張志讓介紹，受聘於遷址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並在陳望道任系主任的新聞系開設英文報紙分析課。周谷城仍繼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還協助陶行知開辦社會大學，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顧問。他的學問人品受到學生們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歷史系的學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詩：“周谷城裏，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人才濟濟”。

周谷城還致力於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缺憾多在於堆砌歷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顧。周谷城認為，不能也不應該追隨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希臘、羅馬並非駕馭其他地區的文化中心，中國、印度跟希臘、羅馬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編寫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綜合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國、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互相滲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畫面。 ^[2]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關聯、日趨融合為主旨，描繪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儘管世界上多文化區、多國度並存，但並非各自孤立活動，而是從一開始便藴涵着互相往來、互相交叉和互相滲透的趨勢，這種趨勢又是必然的。

周谷城還著有《中國通史》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還著有《中國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了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周谷城作為“大教聯”中堅分子，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

上海解放後，周谷城被任命為新復旦的首任教務長，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託，創辦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長期擔任會長。1952年高校實行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的全國知名學者、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多達十五人。作為復旦教務長，周谷城代表校長陳望道，帶着車隊把十五位名教授接進復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滬江大學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後，蘇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個大頭團結了起來；周谷老也是有功勞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帶了車隊接來複旦的。”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場“鬥爭哲學”的重圍。那就是圍繞周谷城美學思想展開的大論戰。1961年至1962年間，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篇闡述其美學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還有《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在以後針對他的美學思想展開的論戰中，他又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

當時的中國大地，已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0年的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的弦正越繃越緊。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積薄發，坦誠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係”等問題上的觀點和看法。尤其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個主要觀點，即“時代精神匯合論”。他是這樣詮釋的：

在原始氏族社會，因着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匯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是截然不同。

這就是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周谷城的解釋，自然又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被圍追堵截的又一焦點，一時間，“商榷”文章蜂起。關於時代精神的討論，從1963年至1964年，前後延續了兩年。各方來稿踴躍。僅《光明日報》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際三個月裏，討論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評周谷城觀點的佔大多數，贊成他觀點的僅三十餘篇。在這段時間裏，有人為顯示其革命的徹底性，與周谷城在《光明日報》上多次交鋒。

粉碎“四人幫後，周谷城迎來了人生和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8年以後，周谷城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頻頻，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等論文，創言立論，老而彌堅。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書，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齡登上教壇，講授世界史，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史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寫了《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有影響的專論。1984年，他主持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集叢》，並主編了“中國文化史叢書”。1986年，又擔任了“世界文化史叢書”主編。1988年，又主持編纂出版了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兩次寫信給全國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負責人，表達對自己身後事的態度：“谷城去世以後，不要搞告別儀式，不要骨灰，一切書籍、文物交給人大科教文委員會。”

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曾任歷史系主任， 復旦大學教務長。代表作《中國通史》 上、下冊，《世界通史》一、二、三冊。這兩史可説是影響了中國幾十年。

史學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寫《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這在中國史學界至今還沒有第二人。

1932年，周谷城赴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開始以歷史學為專業，主講《中國通史》課。這時，他在既從事反帝愛國運動，又擔負繁重的教書任務的情況下，埋頭編寫《中國通史》上下冊。1939年他出版了《中國通史》，提出了“歷史定形論”，指出歷史事件的有機組織和必然規律，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論述中國歷史，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這本書被當局認為“有馬克思主義嫌疑”，視為禁書，責令周谷城停止教中國歷史課，改教世界史課，周谷城從此跨入了世界史領域。

從1942年秋天到重慶開始，周谷城擔任復旦大學教授長達半個多世紀。周谷城研究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都是歷史事件的堆砌，不能給人以全局或統一的整體感，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輕視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他批評“歐洲中心論”，提出要諸區並立，同時着手編寫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力求綜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只是構成世界文明史的一個部份，中國、印度等各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與西文文化系統滲透，相互競爭，構成一幅生動而又壯麗的世界畫面。1949年，他出版了《世界通史》，這部著作並不是僅僅將以往國外各項研究成果彙集綜合起來，從體系構成到具體論斷，都表現了作者鮮明的個性與獨到的見解。和國外同類著作相比，該書有着極為鮮明的特色。它堪稱自成一家之言，打破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舊體系，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起了撥正方向的作用。這兩部個人奮力編寫的通史，實為中國現代史學史上所僅見。

這兩部鉅作奠定了周谷城在歷史學界的地位，也曾讓他從困境中得以解脱。1966年夏天，“文革”開始了，周谷城被關進“牛棚”，受盡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説：“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是要讓他寫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百般阻撓，《世界通史》終於沒能續寫下去。

《世界通史》一至三冊，敍述從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歷史。第四冊，計劃敍述產業革命展開以來的歷史，當時未得來及寫出，後來周谷城一再想補寫，可惜，終其一生未能如願。

周谷城是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領導人、著名的歷史學家、知識淵博的學者。他親身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目睹了國家的衰敝與興盛。在99年的漫長歲月中，周谷城與中共領導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結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教書時，就認識了在一師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澤東，並結成好友。大革命時期，受毛澤東影響，周谷城參加了農民運動，任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兼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1936年，周谷城收到毛澤東一封信，信中希望國民黨中樞人物和社會名流在寇深禍急之時，臨民族危亡之險，作狂瀾逆挽之謀，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周谷城堅決贊成，積極參加了抗日宣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周谷城因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遭逮捕，直到上海解放才獲得自由。

建國後，毛澤東去上海時，總是邀周谷城相聚；周谷城到北京，也每每受主席之邀，到中南海暢談。每次見面，毛澤東第一句話總是：“又碰到了。”這樸實的話語浸潤着老朋友間不同尋常的親密。

一次，毛澤東去上海，陳毅在錦江飯店設便宴招待。晚飯後，去小禮堂觀看一部寫李自成的歷史劇。毛澤東沒有去前排為他準備的大沙發上就坐，而是同周谷城一道坐在中間的一排小椅子上，並笑着説：“我們就甘居中游。”開演前閒聊，周谷城隨便説了句：“有人説，洪承疇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減少漢人大遭屠殺。”毛澤東略帶微笑地説：“有此一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簡單，恐怕還得作些研究。”

1956年，周谷城應邀來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你能游泳嗎？”毛澤東問。“少年時在小河或池塘裏，可以遊幾十碼，不知現在還浮得起來否。”“試試看。”毛澤東説。於是二人換上泳裝，毛澤東從深水區下去，暢遊起來；周谷城從淺水區下去，卻始終不敢往深水區遊。毛澤東朝他招手：“來呀！”周谷城幽默地回答：“我既不能深入淺出，也不能由淺入深。”

1961年“五一”節，毛澤東來到上海，周谷城等人受到接見。當晚，周谷城應報社之約，填詞一闋，題為《五一節晉見毛主席》，調寄《獻衷心》，發表在次日的《解放日報》上。詞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蠲舊染，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情未已，興偏濃，夜闌猶在誨諄諄。況正逢佳節，大地歡騰。人意泰，都奮進，莫因循。

毛澤東見到這首詞，當即請周谷城來。他倆由這首詞而談到《離騷》，又由詩詞而談到政治，洋洋灑灑，天馬行空。二人豐富的歷史人文知識，嚴密的邏輯推理，不時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由下午3點一直談到6點，興猶未荊周谷城偶然提及鄧演達，毛澤東説：“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説到這裏，倆人在一張小桌上用餐。毛澤東吃飯，喜歡在大米中摻些雜糧，周谷城戲稱為“三色飯”。

飯後，毛澤東一直把周谷城送上汽車。

周谷城最後一次見毛澤東是1965年，在上海的一座老式別墅。他們暢談哲學、舊體詩，並一起吟誦李商隱的詩。這以後，周谷城只在牛棚裏聽過一次毛澤東的談話錄音，毛澤東的錄音講話中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寫完，書還要讓他寫下去。”

毛澤東去世時，周谷城賦《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詩曰：“陰沉一霎朔風號，領袖驚傳別我曹。搶地籲天呼不應，傷心慘目淚如潮。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國工農志不撓。且化悲哀為力量，繼承遺志奪高標。” ^[3] 

周谷城是我國當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學的同時著書立説，“縱論古今，橫説中外”，一生著述甚豐，專著10餘種，論文200餘篇。他治學可謂學域廣闊，兼涉史學、教育學、哲學、美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而且持論通闢，堅於求真，自創新説，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學與治學活動而言，大體可分為五個階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學階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書、參加大革命以及賣文譯書為生的階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學與科研並行、政治與學術並進的階段；1942至1949年的潛心史學教學與研究但又投身現實政治鬥爭的階段；1950年以來的“老來猶有沖天勁，學府文壇作戰場”的階段。本文限於篇幅，對其治學活動不作具體分析。而綜觀其數十年艱苦的探索與追求，已形成嚴謹的治學方法，使其治學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對此，本文擬作深入論析。

注重打好知識基礎，注重知識的積累，這是周谷城治學的第一個突出特色。少時的周谷城讀書很自覺，很刻苦，特別注重打好基礎。6至9歲，他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幼學》，還讀完了《四書》《五經》，大多能理解背誦。為了瞭解世界，學習世界的歷史和文化，他刻苦學習英語，在省立一中讀書時，外國人來校演講，他不僅認真聽，還常常在自習室模仿其腔調，學得維妙維肖，同學們賜他以“洋文大家”之稱。他還在同學中組織英語學會，自任會長。求學期間，他還選讀了許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個暑假蠻讀了英文本《邁爾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書讀完時，看其它英文西史時，竟全然懂得。這種“蠻讀”法也是他讀中國古籍的一個方法。

在省立一中求學期間，他自學了《十子全書》，對《老子》《莊子》等書興趣猶濃。他對這些書鑽得很深，這既瞭解了書中的思想觀點，又活躍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基礎。191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高師後，更加努力學習新文化、新學説。他閲讀了大量的西方書報，特別喜歡閲讀《新青年》及該刊介紹的馬列主義叢書，同時閲讀無政府主義者的書，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貧困的哲學》等，還閲讀了西洋哲學書籍，如杜威、羅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他通過認真思考後，傾向馬克思主義。1921年，他在湖南一師教書時，就認真研讀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資本論》原著。由於年青時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識基礎，注意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支持農民運動，寫出了《論租谷》等文章，還出版了《農村社會新論》一書，在當時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反響。總之，認真讀書，打好基礎，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學識淵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學習方法。獨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發議論，力求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是周谷城在治學中特別堅持的一個原則。青年時期的周谷城就特別反感那種不學無術，不作研究，不獨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發表的《教育新論》中提出今後中國教育改造的方針時，就運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觀察、分析此問題，而得出如下結論：

（一）全國人民應有受教育權。

（二）凡受教育者皆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國之需要。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問題必在政治問題徹底解決時，始能有徹底之解決。寥寥數語，把中國教育改造之方針問題説得非常透徹。周谷城研究史學，更強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撰寫的《歷史完形論》，可説通篇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見。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觀點，認為不能把史料當歷史，史學家只能“把史料當尋找歷史的指路碑及歷史的代表。”“片斷的痕跡卻並不是歷史之自身”。又如他對紀傳編年本末三體史書體例的評説，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指出紀傳體不適宜於編著通史，因為它破壞了歷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漢之爭”，本是一事，參加此事的主要動力為楚漢。而《史記》不以整個的“爭”為敍述之對象，而將其分述於《高帝本紀》和《項羽本紀》之內，故紀傳體史書只適合保存史料，不能作為通史。他對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評價，認為此書較紀傳編年各體史書為優，特別是它有二個長處尤為突出，第一是比較地接近了人類過去之活動。史不是虛空的時間，不是獨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時間上的“活動”。《通鑑紀事本末》不為人物所拘，不為時間所拘，而以個別的事情為敍述之對象，較為接近人類過去活動之義。第二，該書破壞歷史自身之完整處較少。但它也明顯有三個缺點：

一是事情與事情間或篇與篇間沒有聯繫；

二是每一事情之內，或每一篇之內沒有分析；

三是此書未能充分表現人類過去之活動。

在《歷史完形論》這篇重要的史學論著中，周谷城最後得出的結論為：“治歷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卻不是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將人類過去活動之全體或歷史自身之全體分析為許多因素，尋出這許多因素間必然不可移易之關係，從而瞭解此全體”。這段話雖説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學論點，但它對我們治史仍有啓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論著中，我們只要稍加註意，都可見到這位大學問家對一些問題的深刻見地。如他闡述史學與美學的關係，説“歷史家從現實中抽出規律，組成理論，以為理想，藝術家從現實中捉住感情，造成藝術品，以為理想。歷史家的理想是指導人的，藝術家的理想是感動人的，然而都是載道的，都推動鬥爭，使不斷前進”。這些話都是頗有思想見解的。

在治學中，周谷城很講究獨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説在史學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學上的全局觀念，認為歷史的部分與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體同在一樣，歷史自身，既有具體事實，又是有機組織；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離開的。如果不注意分析歷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聯繫，依靠制約，也就把握不住歷史的整體。治史中，周谷城還注意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認為研究中外歷史，只有拿它們對照看看，就能使人們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現實的考慮。

他在《封建長期，似乎不長》一文中，把中國的封建社會與世界古代史上奴隸社會的許多特徵作比較研究，如鐵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發達，如社會的自由競爭，如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如學術的發達，如法制的出現如何處理它，如經典的纂集，如統一集權帝國的出現，如封建等級國的沒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隸制時代的特徵。他認為我們若把中國封建時代的上限或奴隸制時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紀下半期，則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種種特徵，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國一樣，保存完好；否則必須把這一節搬入封建時代，或排斥在奴隸制時代之外，使奴隸制時代變成既短促，又空虛。這可説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種反常現象。如何處理它呢？

一是理論上要糾偏。他認為社會發展史上各階段的長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後一段長，後一段必比前一段為短。這大概是生產進步的遲速決定的。時代距今愈遠，生產進步愈遲緩，所歷時間便愈長；反之時代距今愈近，生產進步愈迅速，所歷時間愈短，因此緊接着奴隸制時代之後的封建時代必比奴隸制時代短些。二是處理的辦法，把中國封建時代的上限往下移，這樣，1600年的封建時代，對2400年的奴隸制時代，這樣做，不僅從年代學的觀點，而且從社會發展史的觀點來説，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獨立思考中，還非常注意歷史與現實的關係，重視古為今用的問題。

提倡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實事求是，“相互客氣，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風，這可説是周谷城治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早在北京高師求學時，周谷城就喜歡開展學習上的自由討論。他曾組織過一次別開生面的辯論會，自擬辯論題為《人類社會中不應有單獨的知識階級存在》。辯論雙方為北京高師與清華高師二代表隊。周谷城任北京高師主辯人。當時到會者千餘人，可謂盛況空前。自此後，周谷城對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更為看重。民主革命時期，雖然受社會歷史條件的侷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堅持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分析問題，爭論問題，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適在《新月》雜誌寫文章攻擊周谷城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國教育歷史的使命》一文中關於封建制與封建形式觀點是矛盾的。周谷城則在《教育雜誌》發文反駁胡適，與之辯論。

再如他在抗日戰爭時期（1943年6月），在《新中華》雜誌連續發表過《論中國現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學術界“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國人對中西社會文化之差異，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國產業革命，須從組織、培養人材、思想文化諸方面進行革新，加速積累資本，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亦可引進外債發展生產。周谷城指出“自由辯論，即在今日的學術界，仍值得提倡”。至於説到建國後周谷城所發動和參與的學術討論，可謂規模更大，反響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關邏輯學和美學方面的大討論，就是由於周谷城發表了獨到見解的文章而引發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設》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提出了新見，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只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它的任務，側重於依據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問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認識活動中，“辯證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周谷城的觀點不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對周文進行批駁，並迫使全國報刊在發表周谷城答辯文字時加編者按“表態”。這實際上是形成了對周文的圍攻。然而，周谷城堅持辯論，以理服人。他理直氣壯地説：“只要雜誌給我以篇幅，我可以辯論到底。”後來毛澤東知道此事後，還鼓勵他“不要怕，要積極地寫”發表己見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發表了《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一為“無差別境界”或“沒有矛盾的境界”；二為對“時代精神”的解釋，或所謂“時代精神匯合”論。對這些新見解，當時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駁，並以此作為“文革”中劃定周為“反動學術權威”的一個罪證。然對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為然，他繼續發文闡發自己的見解。此外，周谷城還就藝術觀和美學家朱光潛作過認真的討論，等等。

這裏應特別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但有一前提，這就是要“相互客氣，明辨是非”。學術上的討論切忌“霸道”作風，而應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論是民主革命時期，他發文評論哲學家馮友蘭的《新理學》《新原人》，評哲學家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還是建國後，討論我國的封建時代的劃分時期問題，或參與史地學術問題的討論，他都採慎重的態度，與人討論問題，以事實為據，充分説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設》上發表了《評周谷城著〈中國通史〉》一文，對這部書提出了尖鋭的批評，周谷城並沒有惱怒，或不審慎地予以批駁，他採取的是與作者認真商榷的態度。這一點，從所寫的《評古田對〈中國通史〉的書評》的內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靜氣地與作者逐條討論，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據則是根據無可辨駁的事實，而不是強詞奪理，只憑意氣用事，以勢壓人。

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進行學術研究，但不貼標籤，不搞教條主義。這是周谷城治學中一個顯著的特徵。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但這種指導，並不等於照搬照抄馬列的詞句，不顧史實來圖解歷史。周谷城最反對教條主義的做法。他做學術研究，總是力圖吃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恰到好處地把理論指導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一點，在他的論著中，可説隨處可見。如他所寫《史學如何為現實服務》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歷史，必須重寫很多歷史書，也須新編很多歷史書，以為祖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他認為過去許多歷史書是依舊觀點寫出，為舊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屬於舊的上層建築，今天經濟基礎完全變了，舊的上層建築不僅不能為新的經濟基礎服務，而且成了它的障礙，倘若只有新的經濟基礎，而無新的上層建築為之服務，研究歷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這一點，或注意不夠，那談不上為現實服務。顯然，周谷城就是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的原理，言簡意賅地闡明瞭史學與現實的相互關係。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寫的《中國社會之變化》一書，他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分析中國之變化，提出西方國家，由於產業革命而興起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向中國擴張，由通商到軍事侵略，到經濟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國不受任何勢力節制的封建軍閥，使之成為帝國主義支配殘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摧殘中國新勢力，奴役中國，從而使中國淪為軍閥統治、軍閥割據與軍閥混戰的軍閥政治，這就是近代中國之變化。這段話可説是一針見血的。作為一箇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倘若沒有較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對當時中國之國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徹的。

建國後，周谷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學術問題，得出科學的結論，可説更加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他在《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一文中，駁斥姚文元“不同階級的不同思想意識不能構成統一整體”的觀點，他指出這種説法與事實是根本不相符的。因為，請問祖國的文化遺產是不是統一整體？然而它卻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識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種族的不同語言和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統一整體？然而截至今日為止，它不僅包括不同階級的不同思想意識的，而且事實上還有不同階級存在，不同種族存在。如果認為不同意識不能構成統一整體，亦即部分不能構成全體，那麼統一的中國，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遺產都將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據事實説，對立鬥爭的部分構成統一的整體是否認不了的。可見，周谷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嫺熟自如的。正是由於他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儘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衊批駁他的正確的學術觀點，他都能不屑一顧，堅持真理，堅信自己的觀點符合馬列主義，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協。 ^[4] 

周谷城是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他早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6年投身湖南農民運動，發表《論租谷》《農村社會新論》等文章，用剩餘價值理論分析農村中的階級剝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193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在上海創辦《正理報》（週刊），著文批判買辦哲學。抗日戰爭期間，他創辦社會科學講習所，向淪陷區青年宣傳愛國主義思想，被敵偽勢力監視。在中共地下黨的支持下潛赴大後方時，遭日偽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釋。在重慶復旦大學教書時曾被聘為民主政團同盟顧問。解放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起草宣言，鼓勵學生參加革命，成為當時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參與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師聯誼會”， 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為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治，爭取民主獨立的新中國而奮鬥。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關押於國民黨上海警備局令部，後由於復旦大學師生的罷教罷課，國民黨被迫將他釋放交學校管束。周谷城為中國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以心血譜寫了自己閃光的歷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幾十年來，他與中國共產黨的三代領導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誠合作。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與毛澤東、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來密切，心心相通。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他接到毛澤東的來信，堅決贊成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願為此效力。全國解放後，他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四人幫”的長期迫害，但始終沒有動搖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他衷心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擁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他以淵博的學識、坦誠的態度、諍友的胸懷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建言獻策，充分表現了一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戰友的高貴品質。

周谷城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卓越領導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他早年結識鄧演達，1930年曾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解放後，歷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他為農工民主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和農工民主黨其他領導人一起，帶領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嘔心瀝血，努力工作，為加快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建設，他積極參政議政。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間，周谷城積極提議，制訂上海市文物保護法規，主張加強上海市的基礎教育，為推進全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立法和監督，提出許多意見，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在擔任全國人大領導職務期間，他不顧年事已高，為推進國家的法制建設，為教育、科學、文化、衞生等領域的立法和執法檢查工作，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積極向有關方面提出意見和建議。他還為推進我國與各國議會間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會見外賓中，宣傳我國改革開放和國家法制建設情況，為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做出了積極貢獻。

周谷城始終關心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他籌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擔任第一任會長，還擔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他為弘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祖國現代化建設和統一大業而殫精竭慮，直到病重期間，仍然關心該會工作，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周谷城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他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70多年，碩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國社會之變化》、《中國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國通史》，是他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編著而成的產生了很大影響。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舊世界史框框。他治學嚴謹，學識淵博，縱論古今，評説中外。從歷史學到政治學，從哲學到社會學，從美學到教育學，都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勇於創新，尤喜獨立思考，敢於堅持真理，為學界尊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周谷城以80高齡登壇授課，為國家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學術研究中，注重聯繫實際，堅持為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晚年，他特別關注環太平洋地區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環太平洋地區的發展將是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域，並主持創立了“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親自擔任會長，繼續為社會主義事業做貢獻。

周谷城的一生，是近代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是對國家和人民事業忠心耿耿、奮鬥不息的一生。他秉性忠厚，識大體，顧大局，作風民主，平易近人。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生活樸素。他生前立下遺囑，身後不要開追悼會，不搞告別儀式，不留骨灰，表達了他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倡的移風易俗、喪事從簡號召的決心。周谷城的愛國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在學術上的精深造詣和傑出成就，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 ^[5] 

當智慧超過需要時，幽默風趣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