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據一些文學著作記述，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該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內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產關於鑄刑書的書信 ^[2]  ，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 ^[3]  等等。

春在每一年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據説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説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説：“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説，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説：“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説：“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説‘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説。但後世亦有不同説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説：《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説：《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説》，都説是一萬八千字（張説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説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遺漏記。

《春秋》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説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

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左傳》30卷；

《公羊傳》11卷；

《穀梁傳》11篇；

《鄒氏傳》11卷；

《夾氏傳》11卷。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春秋三傳”的側重是有區別的。《穀梁》《公羊》兩傳側重闡發《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左傳》則側重歷史細節的補充。

李學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穀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説，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穀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於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一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 ^[5] 

《春秋》是一部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户之見的影響，開始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爭辯的。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眾，《資治通鑑》最稱出類拔萃。它的私修性質，打破了官方對史學的壟斷，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先聲。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達三分之一，亦可説是受其引領所致。它的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

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聖人其萎，而《春秋》不老。愛讀《春秋》者，代不乏人。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那位與孔聖人齊名的關聖人關羽了。君不聞一幅對聯有云：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何妨一學關帝，挑燈清夜讀《春秋》。 ^[4] 

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海昏簡本《春秋》現存100餘枚。西漢流傳對《春秋經》進行註釋的有《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研究人員根據文字較清晰的20餘枚竹簡初步判斷可知，簡文內容多同見於今本《公羊傳》和《穀梁傳》，也有僅見於《公羊傳》者。其內容文句與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見於今本者。

海昏簡本《春秋》與《春秋公羊傳》關係密切，漢代公羊學盛行，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作為治國基本原則，海昏簡本《春秋》的發現是春秋經傳在出土文獻中的首次發現，提供了《春秋》經的最早實物，為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