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教會

耶穌基督在昇天前吩咐門徒説：「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1]  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門徒忠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便大有能力，放膽的宣講基督為罪人受死、復活的福音。使徒行傳告訴我們，因著他們大膽的宣講，受浸加入教會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壯大起來，使猶太公會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企圖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當信主的人越發增加，他們對教會所施的壓力便越大；初時只是將使徒收監，後來竟公然將司提反用石頭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用歷史的透視，我們看到神讓逼迫臨到信徒是有他的美意。初時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們似乎沒有望遠一些，看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需要。神藉著逼害，將他們領到新的工場，為神收割。使徒行傳告訴我們，腓力被聖靈領到撒瑪利亞，因他的宣講，撒瑪利亞的人都受浸歸信基督。隨後腓力被聖靈領到曠野，在那裏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福音，然後為他施洗。對於當時的教會，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福音第一次被帶到外邦人當中。就在這時候，神呼召保羅，作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這樣，福音便在外邦人中大大的廣傳，從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一帶，到希臘以至意大利各城，福音的種籽撒下，教會便在這些地方萌芽、茁長。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在使徒時期，教會只是零零星星的散佈於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及意大利各地，而每處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於低下層；但這樣零星地散佈的基督徒羣體卻在以後短短二百年間，使他們的信仰成為改造整個羅馬帝國文化的重要動力。我們不妨在這裏看看初期教會擴展的情況。

談到教會的擴展，很多史學家都以安提阿為中心，因為在初期教會，安提阿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基地，教會第一隊向外傳教的宣教隊便是在這裏組成的，那便是保羅和巴拿巴組成的宣教隊。相傳多馬也是從安提阿出發，往東到達巴非亞王國（Parthia）傳道，然後再往東到達印度。

首先我們談談教會向東推進的發展。從安提阿向東北推進，福音傳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當時從小亞細亞及敍利亞往亞美尼亞（Armenia）境的必經之路。大低因為它是貿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紀，福音已傳到這裏。相傳伊德撒的國王當耶穌在世時，寫信給耶穌，求他為他治病；而耶穌復活後便差一使徒前往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歸主。無論這傳説是否真實，教會很早已在這裏建立穩固的基礎卻是事實。在主後第二世紀末，基督教已在這裏被奉為國教。按一位教父的記載，當時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後人民跟著信主。由伊德撒再往東，福音傳到米索波大米亞一帶，直到波斯的邊界。當時米索波大米亞境內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漸漸失其活力，故教會很容易在這裏建立基地。在主後二百二十五年，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間的境界，教會已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個教區。然而再往東到波斯，福音便面對很大阻力。在這裏，拜火教也是國教，但這裏拜火教的組織非常嚴密，因而對基督教產生了統一而有力的抗拒。

從伊德撒北上，福音傳入小亞細亞的加帕多家境內，再由加帕多家傳入亞美尼亞。在第三世紀時，一位名叫貴格利（被稱為光照者貴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 A.D.）的人從亞美尼亞往加帕多家求學，在那裏信主，便毅然回亞美尼亞傳福音；他本身是貴族，於是便首先向貴族傳，忍受了一段時期的逼迫，終於帶領亞美尼亞王信主，跟著更帶領全國歸主。亞美尼亞的文化與基督教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亞美尼亞人的愛國情操與他們的信仰生活也是緊密相連的。

從安提阿向西，那便是當日保羅傳道最活躍的小亞細亞。在保羅所建立的基礎上，教會發展得很快。從當時一位名叫皮裏紐（Pliny the Younger）的巡撫在主後一百一十年寫給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信中，我們便可見福音的廣傳。他告訴皇帝，在他到任時，因為信基督教的人日漸增加，不少廟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見基督徒的人數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會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來。不過在加拉太境內，福音的拓展相當緩慢。小亞細亞北部的本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紀，因著一位被稱為行異能的貴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傳福音，幾十年間便幾乎全境都歸主；相傳他到本都時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時，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這傳説固然不能盡信，但由此便可見一個人的熱忱，有時可以產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熱忱以外，貴格利還有一秘訣，就是靈活地運用當地的節期及慶典來表達基督教的信仰，使當地的風土人情基督化，信徒無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後就得與固有的文化斷絕關係，基督教反而變得非常親切。

按早期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的記述，馬可及亞波羅是最早到埃及傳福音的人。他們開始在亞歷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紀末，亞歷山大港已經成為教會擴展的基地；第三世紀初，一間頗具規模的「門徒訓練中心」也成立，用來裝備信徒，以應付在信仰、生活及傳福音上的各種挑戰。主後二百三十五年，單就亞歷山大港便已經有二十位主教。與此同時，迦太基亦成為基督教在北非擴展的中心。在北非，教會擴展的速度真是令人驚歎，約在二百二十年，教會在迦太基召開會議時，北非只有七十二名主教參加；三十年後，主教的人數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數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個教區），可見發展何等迅速。

在意大利，教會的發展也很驚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意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單單南意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這時，羅馬城約有四十間教堂，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長老，教會所收容的寡婦竟達一千五百名。有史學家估計羅馬城當時信徒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

總括來説，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已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這個形勢，沒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羅馬帝國基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談是基督教的擴展，我們要看看這樣神速的擴展，其原因何在？我們有什麼功課可以學？

十八世紀極負盛名的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 A.D.），寫了一本史學鉅著，就是有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這本書中，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發展，説明基督教在當時文化轉變中的重要性。吉朋本人雖對基督教相當敵視，然而在討論基督教的擴展時，也不能不驚歎初期教會的生命力是多麼強勁。他認為教會之所以能成功地將福音傳開，有五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基督徒對於他們所信的有一種極度的狂熱。基督徒一改以往猶太教的偏狹思想，不再堅持猶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將救恩普澤於萬民，並且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理。然而，他們卻絕不妥協、絕不放鬆地堅持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執著連奧熱流大帝（Marcus Aurelius, 121-180 A.D.）也覺得不能接受，他認為基督徒最為可憎，對社會、文化最壞的影響，乃在他們太固執。他們不留餘地的棄絕異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過去，信奉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宗教的活動（例如不時到廟裏參拜），不一定對整個人的生命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對當時的基督徒來説，他們的信仰完全改變、佔據他們的生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們的命，叫他們重新再活過來。於是「悔改」（Conversion）的觀念第一次在希臘羅馬的文化中出現。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們是獨特的一羣，他們不怕與眾人不同。亦因這緣故，他們信仰的內涵，生活的方式，便顯得非常鮮明，絕不混淆。這樣鮮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擇。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基督徒在傳福音的熱忱上，也是使人驚歎不已的。在新約，我們看到使徒領著一些信徒東奔西跑的去傳，傳福音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在《十二使徒遺訓》中，我們看到當時很多平信徒放下他們的產業，成為巡迴佈道者，完全以傳道的事為念，生活則完全倚靠其他信徒的供應。第三世紀中葉的教父俄利根説：「基督徒盡他們所能，將福音傳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為他們的事業，從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領人歸主，……許多時候他們連最起碼生活所需的供應也拒絕接受。」當時很多的教會領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佈道者，例如玻雷卡（二世紀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傳道者；又如愛任紐主教，為了更有效的向不同的人傳福音，他竟毅然學習多國語言。鮮明的信仰，以極度的熱忱傳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強，因此初期的教會便增長得很快。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基督徒對主耶穌再來的等待，極度的懇切。這種生命態度在當時非常重要。當時政治動盪，羅馬帝國內部分裂，政治暗殺頻生，而外敵的侵擾也越來越多，因此，當時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感覺。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來的心態中生活，一切的動亂，反成為主再來的一些徵兆，叫他們更殷切期待。正因他們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間的苦難，他們都能堅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們的生命力，真是強得驚人，就是面對死亡，他們也不懼怕。他們在等待將來的審判和將來的獎賞中生活，叫他們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勁，於是在與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顯得有極大的生命力，這對非信徒是一個很大的吸引。 第三個原因，他們仰賴聖靈的能力，在世人當中行神蹟奇事。先知的講論，方言的恩賜，治病、趕鬼的能力，在他們當中是非常真實的。連敵視基督教的吉朋也覺得，失去這種神蹟奇事的體驗是教會一個很重要的損失，他帶著諷刺的口吻對他同時代的基督徒説：“初期教會的神蹟異能，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經在教會中確定地位，但在最近這些年代，卻備受攻擊；雖然信徒中仍有不少堅信神蹟異能，我們的神學教授卻視之為基督教信仰的絆腳石。”這段諷刺的話對於我們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第四個原因，初期的基督徒要求自己過著極度聖潔嚴謹的生活。這種生活的見證，對於他們的鄰舍真是既直接又具體。當時教會對於申請受浸加入教會的人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從《十二使徒遺訓》，我們看到他們對慕道的人的教導，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練上。慕道者的操練課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去除舊惡；第二階段是學習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參與的活動上，完全順服基督的教訓；第三階段則操練守望、警醒、禱告；第四個階段操練站立穩固，抵擋試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領導的教會中，一位慕道者要經過三年這樣的操練課程，才被接納加入教會。由此可見初期教會對信徒的生活持守著多麼嚴謹的態度。第五個原因，便是基督徒相愛的團契生活，對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吸引。當時的教會沒有什麼有形的組織及架構，但信徒們卻緊密相連，彼此相顧。在他們中間，一切社會制度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都消除了，奴隸與主人在教會內完全平等，富有的與極貧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愛筵。在彼此扶持、鼓勵中。他們更能抵受外來的種種壓力；反過來，外來的壓力只會叫他們更加團結。

除了以上五點原因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他原因，例如信徒對鄰舍的關懷，是很有力的見證。有些信徒信主之後，將一切的產業變賣，分給貧窮人；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羅修都是極富有的人，他們為了照顧受饑荒災害的饑民，便將自己所有家業變賣。有些信徒為了照顧一些極度貧窮的人，竟願自己禁食，把所餘的分給他們。這樣對別人捨己的關懷，就是敵視基督教而企圖復興羅馬異教的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也感到驚異；因此，他認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訣是在於基督徒對人捨己的愛，而羅馬異教的失敗，乃在於對人缺乏關懷。他寫信給他手下的大祭司亞撒基雅時説：「那些不虔不義的加利利人，不單餧養自己的窮人，竟也餧養我們的窮人，而我們自己的窮人竟得不到我們的照顧。」他於是吩咐亞撒基雅帶領他的屬下信徒效法基督徒愛人的榜樣，以求擴展異教。為此目的，他賜下三萬鬥谷糧給亞撒基雅，作為賙濟窮人之用。

在這裏我還可用一件事例來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實踐捨己愛人。史學家優西比烏記錄了狄尼修對主後二百六十三年亞歷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場瘟疫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鼓勵，勇敢無懼地探望病者，照顧、服侍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疫病，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得病死去……反過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們撇下那些初現病症的人，就是至親，他們也棄而不顧。」基督徒如此仁愛的表現，對於未信的人的確有很大的感染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基督徒願意為信仰忍受迫害，甚至捨棄生命，這種堅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不嚴肅的考慮他們所信的是否真實。一個願意以生命來堅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輕易地置之不理的，他們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這種以生命作保證的信仰所感動，歸信基督。

在護教學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現外，初期教父為信仰爭辯的睿智也是福音擴展很重要的因素。異教人士不單以權勢、武力鎮壓基督徒，更厲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圍攻。猶太和希臘的思想家聯成一陣線，對基督徒的信仰問難質疑。但各方面的攻擊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並富創意的思想及意象表達信仰。初期教會的「護教運動」（Apologetic Movement）便這樣興起，其中不少的護教者可算是當時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護教者有雅典的亞里斯德（Aristides），比爾拿的亞里士圖（Aristo of Pella）；他們情詞懇切地上表於羅馬皇帝，陳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併為時下對基督教的誤解力辯。第二代的護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 of Sardis）及猶斯丁（Justin, 約100-165 A.D.）等，其中以猶斯丁的雄辯最為著名。猶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學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尋智理，對希臘哲學認識很深，特別是當時的柏拉圖主義。因此他日後所寫的兩卷《辯道》（Apology）不單對當時對基督教的攻擊有效地處理，更將基督教的信仰清楚並具哲理思辨地表達出來。他第一卷的《辯道》是寫給羅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釋，一般人認為基督徒是無神論者，並以為他們不道德，完全是一種誤解。他向這位皇帝陳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獨一的真神，他們的信仰比當時民間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時他更以基督徒嚴謹清潔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實高於非信徒。他針對猶太人而寫的《與猶太人德理夫的對話》（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驚異他對舊約聖經深邃的掌握。猶太人德理夫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兩大原因，乃在於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們竟以一個人--耶穌--作為神來尊奉。

猶斯丁於是以舊約聖經為基礎，向德理夫解釋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講論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並且以基督的教訓（特別是登山寶訓為總結），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説，《與猶太人德理夫的對話》的確極具説服力。猶斯丁以後，他的學生達提安（Tatian）繼承他的護教工作。與他同時期的有雅典納哥拉（Athenagoras）及荷瑪斯（Hermas）。他們都是初期教會重要的思想家。

在第三世紀初，教會出現了兩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在東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0 A.D.），以拉丁文寫作；在東方的為俄利根（Origen, 182-254 A.D.），以希臘文寫作。特土良的《護教學》(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繼而請求羅馬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對待基督教。他彷彿以律師的身份，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護。接著，他更以基督徒的人格，對國家的貢獻，以示基督教的優越。他另一卷書《靈魂的見證》（On the Testament of the Soul）顯然比較哲理化。在其中他極力揭示人心靈對罪孽的體會及其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為基礎，他力證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有效地迴應人類心靈的渴求。

俄利根的護教工作比以前的教父更為出色，也奠下了基督教哲學開展的基礎。俄利根受業於當時哲學名師撒加斯（Ammorius Saccas），根據新柏圖主義哲學家波弗裏（Porphyry）對俄利根評論，俄利根廣泛採取柏拉圖及盧孟尼雅（Numenia），高尼雅（Cronius），亞波樂芬尼（Apollophanes），聶哥馬赫（Nicomachus）等當代著名哲學家的思想去支援基督教的信仰。俄利根最著名的辯道著作當然首推《反施爾撒克論》（Against Celsus）。他以施爾撒克的哲學論據為起點，並贊同他對拜偶像及將神人化的宗教的攻擊，但對於施爾撒克對基督教的誤解卻有力地駁斥，並進一步以哲學睿智確立基督教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