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

繼新津寶墩、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等成都平原古城遺址發掘之後，2003年，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基本結束了對岷江流域阿壩州茂縣縣城附近的營盤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工作。從發掘的情況看，營盤山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遺物總數達1萬件，發現了長江上游地區最早和規模最大的陶窯址和近6萬座規格各異的石棺葬。此外，考古人員在營盤山遺址周圍還發現了數十處時代相近或略有差異的中小型聚落遺址，大致分佈在四川松潘縣、黑水縣、茂縣、理縣、汶川縣境內岷江及其支流兩岸的河谷台地上，它們共同構成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遺址羣，這是整個岷江流域發現的面積最大、時代最早、文明內涵最為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5000多年前整個岷江流域文明發展的最高水準。這個遺址比距今4500年左右的寶墩、距今4500-3200年的三星堆、金沙遺址早。營盤山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時代最早的古遺址的典型，也是蜀文化產生的歷史見證。營盤山遺址不僅將蜀文化的歷史淵源推進至5000多年前，而且以事實表明,蜀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

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最先在成都市新津縣寶墩村發現的這處遺址的文化內涵獨特，有別於同一時期周鄰地區的古文化，故命名為考古學上的“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當時，作為一種具有明顯功能標誌的聚落形態——域，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在黃河、長江流域拔地興起。伴隨着城的出現和發展，文明開始孕育成長誕生。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舉世聞名的廣漢三星堆古城遺址，是目前面積最大的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鳥頭形勺等器形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體系的一支新文化。”從而證明，遠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與中原文化有別的、地方特色濃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三星堆遺址同時還顯示了進入文明社會後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根據發掘出來的城牆、類似宮殿的房址設施，大量精美的陶酒器、工藝陶塑、大量的玉石禮器，以及青銅“神像”、“神樹”和金手杖等器物和圖案，有學者推測三星堆遺址，可能是早期的蜀都，是三千多年前蜀國的政治、文化、軍事、經濟的中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發現，不僅為人們認識蜀文化打開了大門，而且也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證據。

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着一脈相承的文化面貌，是屬於同一蜀文化系統的考古文化。寶墩文化的演進脈絡表明，緊隨寶墩古城之後的遺址，依次是：芒城、郫縣古城和魚鳧古城，而在魚鳧村遺址的最晚階段，已經出現三星堆文化的因素。這樣，三星堆文化便和同一時期存在的寶墩文化互相銜接起來了。成都市內十二橋等遺物，也是具有蜀文化特徵的典型。它們在文化面貌上互有疊合、承繼並各有側重，又勾勒出成都市商周時期文化發展的輪廓。

近十多年來成都平原多次考古發現，揭開了長期籠罩在蜀文化上的神秘面紗。蜀人常璩在《華陽國志·蜀志》中，曾經筆錄過一則流傳下來的關於四川歷史文化起源的傳説：“蜀之為國，肇於人皇……歷夏、商、周。”在近代疑古思潮中，這類傳説曾被視為“無稽之談”而受到抨擊，考古發現已經證實了蜀文化經歷過夏、商、周的客觀存在，而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最新見證又不斷湧現出來，那麼，把四川文化源頭的蜀文化的起源時間，再大膽地向前推進一步，應該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已有學者預言：“蜀文化很可能會起源於五千年以前，甚至‘肇於人皇’，殊未可知。”

蜀文化(20張)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説，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着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説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係。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採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温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饑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蹟；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湧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幷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着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

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繫。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

漢唐以後，文化的交流更多地體現在人才的雙向交流上。這一方面如明代狀元楊慎所説：“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一方面又如清代學者趙熙所説：“從古詩人多入蜀”。這種人才頻繁的雙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正是依據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點，不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庫，匯納南、北、東、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個聚寶盆，會聚周邊農耕、遊牧、漁獵文化，進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國，進一步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幷包，渴求開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蜀都容納了東西南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主要是外地人單向移入四川，而鮮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秦漢時期周邊向蜀的移民，客觀上帶來了周邊的多元文化；蜀漢時期上層荊州士人集團及大批普通民眾的遷入，客觀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經濟昌盛，文賦繁華，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僅使蜀成為全國文化最盛的地區之一，而且促進了蜀文化與各種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廣填四川”，一方面恢復了蜀地戰亂後的人氣，復墾了因戰爭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粵文化與蜀文化的融會。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雜糅各家，兼容幷包，燦爛輝煌。

蜀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人文積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蜀文化資源的主要源泉。現存的蜀文化資源主要有：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6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24座，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2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2處，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00餘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64所，其他人文景點200多個。蜀文化的文物古蹟主要包括歷代寺廟、園林、古建築、古城鎮、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廟、宮觀主要有成都昭覺寺、天池寺、千佛寺、文殊院、青羊宮等；摩崖石刻主要有樂山大佛、榮縣大佛 ^[1]  、安嶽卧佛、廣元千佛寺等；園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張家花園、望江樓公園等；重要古文化遺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羣、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興盛，在中國宗教歷史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遺蹟保存下來，成為蜀文化的組成部分：除鶴鳴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新都的寶光寺，自貢的妙觀寺， ^[2]  平武的報恩寺，德格印經院，都是當今著稱國內外的宗教名勝。

蜀積澱豐厚、傳承數千年的民俗和民間風情，無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年按農曆次第舉行的節慶盛會有：自貢的自貢迎春燈會， ^[3]  正月成都燈會，二月成都花會，三月都江堰清明會和放水節，五月樂山龍舟會和郫縣賽歌會，八月新都桂花會，臘月自貢恐龍燈會等。而“麻辣鮮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種繁多、價廉物美的小吃，由地級市擁有的自成體系的菜系-鹽幫菜， ^[4]  清幽閒適的茶文化等都是積澱豐厚、傳承數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徵。

蜀文化作為年代久遠、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長期積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於小農經濟，在歷史上與宗法等級制度及專制政治聯繫在一起，從總體上審視，屬於維繫封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正面和負面交織，精華和糟粕混雜，封閉與開放並存。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蜀文化，精華、進步、開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舊的負面因素也不可忽視。蜀文化這種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同一事物內部。比如受道教影響較大的蜀文化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順應自然和“無為”，總體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強調人為天地的中心，重順應自然和社會人事，忽視向自然界作科學探討和征服自然，並斥技藝為“奇技淫巧”的弊端，這無疑阻礙了蜀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普及。

總之，用唯物史觀審視，作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歷史的積澱，是該區域社會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面，也有其時代和地域的侷限性。有分析地揚棄蜀文化的上述特徵，既有利於我們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又有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

這裏物質豐裕，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為古代各種生產力水平和不同經濟類型的民族勞動生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是十分適合從事種植、飼養、漁獵、採集等多種生產活動的區域。他並推論説，《山海經·海內經》所記錄的古代“冬夏播種，鸞鳳歌舞，百獸羣居”的一方樂土——“廣都之野”，便是成都平原。因為，“先秦時期要做到冬夏播種，冬草不死，只有四川盆地才有可能，廣都之野只可能在蜀地——成都平原。”

這裏地勢有利於初期文明社會的安定過渡和發展。四周高山屏障，內部江河丘陵交錯，限制了北方車騎武裝的侵襲。加上地形複雜，不可能有大面積的水旱災害發生。這種環境的多樣性與多變性促使人們養成巧思勤作、不畏險阻、善於因地制宜的精神。所以古蜀文化所創造的梯田、索道、棧道、火井、蠶桑等都是華夏文明寶貴的共同財富。

這裏的地理位置有利於古代交通。若東出三峽，即是江漢平原，與南北向的“隨棗走廊”相交，北通河洛，南走五嶺，俯視長江中、下游。本區北有斜貫西北高原與東南低地的漢水通道。西面緊靠橫斷山區的“藏彝走廊”，向北與甘青高原及中亞、北亞相接；向南可直接南中，與東西亞、南亞、西亞乃至歐非交通。

這裏的山間、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狀沖積平原——壩子，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積最大（達7337平方公里）的壩子。這些平壩平整肥沃，便於灌溉，連同周圍的荒山丘陵開成梯田渠堰，形成一串連綿不斷又互相間隔的農業社區與人煙村寨，由此形成為“壩子文化”這一獨特的人文地理景觀。

文化人類學的常識告訴我們，生態環境、地理條件等自然因素的優劣，並不創造技藝和習俗，它只是給你以機會或是不給你以機會。四川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為以成都平原為“發祥地”和“中心”的格局，自然因素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説到底，最終還是由長期生活在這裏的蜀人創造完成的。

人類文明演進的歷程表明，“文明是一件東拼西湊的百衲衣，誰也不能誇口是他‘獨家制造’”。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這一通例，經由先後進入進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出來的又一件“百衲衣”。在古代成都平原從文明孕育到成長壯大，直至產生有如三星堆文化那樣輝煌成就的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吸收和借鑑周邊和外來文化。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過：“四川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經濟文化區，但它並不是孤立的”古蜀文化區不僅與北面的中原夏、商、周文化有聯繫，而且同東面史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以及後來的楚文化，南面的濮、越文化有關係。正是得此地利和天時之便，成都平原自古以來就像“一座大水庫”一樣，吸收着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響，成各種文化的薈萃雜交之地。可以説，早期蜀文化就是進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進行的“文化雜交”工程的結晶。

蠶叢活動的區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區，即岷江上游一帶。後經柏 到魚鳧時期，蜀族逐漸遷移到了成都平原。這為第一個時期，與堯舜禹時代基本同時，屬部落聯盟階段。在考古學上 則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末期。

望帝杜宇王蜀時期

此時已產生了國家。時代為商周時期。蜀也始見於此時的一些歷史事件中。《尚書·牧誓》中所舉的武王伐紂的八國中，蜀為其一。殷代甲骨卜辭中有“……蜀射三百”。（《龜甲獸骨文字》三、三、八）“貞吳弗其 羌蜀” （《鐵雲藏龜》一0五、三）。周原甲骨文中也有“伐蜀”的刻辭。説明此時的蜀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一個地方強國。此時蜀國的中心區域在成都平原上，疆域範圍則“北達漢中，南抵青神” ，約當今陝南和四川中西部。《史記·集解》引孔安國語：“羌在西，蜀在巴蜀。”又《史記·正義》引《括地誌》“益州及巴蜀等州。皆古蜀國……”。杜宇滅亡年代可能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取而代之的是逆江而上“荊人鱉靈”，後號為“開明帝”（《水經注》卷三十三引《本蜀論》），開明氏治蜀時期為春秋早中期，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滅。此為第三個時期。

此時蜀國的領域“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 ”（《華陽國志·蜀志》）。考察蜀地的考古學文化，也可以分為三個既有連續發展性，又有較大區別的時期。第一個時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中原龍山時代，即與傳統的堯舜禹時代同時。這個時期為蜀文化的醖釀期。第二個時期為夏商——春秋早中期，也即青銅時代前期，這個時期為蜀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期，這時的商周遺址較豐富，有清楚的發展序列，有一套特徵風格鮮明獨特的器物羣。

春秋中晚-戰國時期

即青銅時代後期，這個時期為蜀文化的興盛繁榮期，這一時期的發現以墓葬為主，出土物之豐富，種類之繁多，地域之廣泛，都是前所未有的，達到了四川青銅文化的高峯。

蜀地政治中心

由於古代成都平原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在人類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這裏自然便成為人們聚居自下而上的理想之區。早在氏族社會鼎盛的時期，居住在成都平原的蜀人，便充分適應平原的地理條件和生態環境，利用平原特有的分散的聚落形態，在一個個平原的小壩子上，締造了為數眾多的氏族部落。。另據傳説記載，四川古史上曾經先後出現過以蠶叢、柏灌、魚鳧三代“蜀王”為代表的早期蜀王國，以及相繼由杜宇和鱉靈建立的杜宇王國和開明王國。這些蜀王大多以成都這個大壩子為大本營，號令四周小壩子，乃至更遠範圍的小諸侯。如號稱望帝的杜宇，先定都汶山下，後又以郫（今成都郫縣）為都邑，別治瞿上（今成都雙流縣境）。號稱叢帝的鱉靈，原治青衣江會（今樂山），建立開明王朝後，也定都於廣都樊鄉（今雙流縣境），後遷成都。正因為在成都平原上存在着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以戎伯首領和王權為支撐的政治核心，帶動這些小壩子上的發展不平衡的文化綜合體的氏族部落，這才促進了古蜀文明的發生、發展和傳播，並最終形成為一個在華夏文化圈內獨具特色的經濟文化區域。

蜀地的經濟中心

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當人們在運用新的思想、新的技術從事經濟開發活動的同時，文化便隨之悄然降臨。由於成都平原具有天然良好的生存空間，自古以來就吸引着各族人民前來此區進行開發，因此這裏往往成為各種先進技藝交流薈萃的場所，主導蜀地的經濟中心。蒙文通先生精闢地論述了蜀的經濟文化同步轉移過程，他指出，蜀文化最先是從岷江河谷發祥的，“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發展”。因為，早期蜀族——氐羌民族“從岷山下居低濕地區，可能先在青衣、臨邛一道河谷裏。若成都平原，總須經過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須在農業發展時才能顯得重要，是不難想象的”。其後，“教民務農”的杜宇，正是通過江源、臨邛這一河谷，把農業引入成都平原的。取代杜宇的開明王，也是從南面沿岷江北上，最後才到成都的。先後從周邊其他文化區進入成都平原的居民，帶來了各自的技藝和習俗。其中，尤以杜宇、開明帶來的治水技術和農田開發技術，對解決長期困擾成都平原的水患，充分發揮地利優勢，實現由山麓農業向平原農業的飛躍，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之所以最終執掌蜀王權，並確立起在文化綜合體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就是因為他們成功地把握了推進成都經濟發展的主導權。

古蜀文化是一個影響範圍較為寬廣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定的時空構架組成的。它不僅有成都平原這個圓心，也還有其他相應的範圍和邊緣。既然成都平原的考古發現，已經為我們建立起典型的蜀文化特徵識別體系，那麼，以此為標準，進一步勾畫出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文化的覆蓋圈應該是可行的。有學者表述蜀文化的影響範圍如下：“新石器晚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分佈在西起漢源、雅安，東到宣昌地區，北到綿陽，南到長江沿岸這樣一個東西狹長的區域內。青銅時代晚期（商周時期）仍以成都平原為中心，西起漢源，東到長江三峽兩岸，向北發展到陝西漢中、寶雞等一個南北較長的地區，漢中成固、寶雞茹家莊等銅器羣也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內。林向《巴蜀文化新論》一書，對蜀文化圈構成的觀點獨到，可概述為一個“中心”、四個“板塊”。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橋類型）為中心，並由成都平原、漢中盆地、秦嶺地區和岷江上游四個部分所組成。它在江漢與二里頭夏文化相遇，在陝南與商文化相遇，在渭濱與周文化相遇。這個範圍，與《華陽國志》所載蜀的疆域“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大體相符，也正與《漢書·地理志》所説“與巴蜀同俗”的區域相當。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這一文化交流影響過程，正印證了考古學上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模式：接觸——衝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響過程中，曾經輝煌了千餘年的古蜀文明雖然已成歷史，但作為凝聚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卻不會因此而消失。誠然，從考古器類學角度看，這以後再難發現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紋飾，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學上的文化意義。但如果從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角度來考察，便可發現，蜀文化作一種積澱了上千年歲月的傳統文化，它的影響力決不會，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繼續流傳下去，首先要看這種文化存在的環境和條件是否改變，傳承的渠道不否通暢。由於東周以後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漢以來能上能下入的漢文化，都是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內陸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質與存在方式別無二致。所以，在經過這兩度涵化後，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意識流，蜀文化的傳承渠道仍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仍會一代代接力傳下去。

傳統精神的復興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説，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

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高潮。“鑿離碓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佔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仍發揮着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説：“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裏説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裏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蜀都形象的樹立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薈萃着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佈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佈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説，即由大城連着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佈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佈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户。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蜀穗、蜀錦、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地精神文化的飛躍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誌着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

由西漢開先河而興起的蜀學，原本指儒學傳播之意，後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廣泛的認同。再經過發展演變，最後終於成為古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統稱，凡是蜀人所創造的學問都可以統稱為蜀學。蜀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攝取着新的營養，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進入繁榮鼎盛階段。北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蜀學，名揚天下，與王安石的“新學”相反對，與“洛學”、“朔學”相抗衡。正因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長起來的蜀學，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創造，是一面足以振奮蜀人精神的旗幟，所以，在近代維新運動中，一些進步的四川學者紛紛打出“蜀學”牌，給蜀學注入時代新意，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以宣傳變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寫的《議蜀學》的文章中，還提出了“重整蜀學”的口號和設想。從不同時代蜀學的廣泛流傳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深遠影響。

蜀人的生活方式的塑造

《華陽國志》對先秦至秦漢間蜀人生活方式由簡樸趨向奢侈的鉅變，作了簡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時期，蜀人“多斑採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漢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響，蜀人在衣冠、嫁娶、喪葬等各個方面，開始向奢侈看齊。“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典而羊豕夕姓，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蜀人養成了一種安於閒適享樂的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説正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相作用的結果。古代蜀人對音樂十分喜好，而巴人則以善於擊鼓唱歌跳舞而著稱。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巴蜀人歌舞娛樂，主要是通過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動以起到娛人娛神的作用。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相對豐盛以後，這種對歌舞娛樂的愛好，很容易發展為對於享樂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温和，水原豐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設施先進完善，早在秦漢時期就成為全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正因為此區自然條件優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為滋生奢靡風俗的土壤。對此，《漢書》作者雲：“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隋書》作者也説：“其人……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迨人宋世，“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大抵時代不同，俗亦微異。然其人易於滿足，追求享受，“溺於逸樂”的習性和傳統，則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來，在宋代蜀人中產生的日益強烈的懷鄉戀土，“罕趨仕進”的觀念，以及“宴安於富饒，不求宦達”，醉心於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長了遊樂之風的興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來就“地狹人夥”，耕地面積有限，人們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以擴大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購大量土地，於是，整個社會財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於遊樂消閒之中。這也是宋代成都遊樂之風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蜀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不僅連綿不斷，一脈相承，縱貫古今，而且還覆蓋了蜀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長的蜀文化，不斷輻射於整個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們代代傳承，逐漸凝聚成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