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

8歲時，因為父親唐階泰考中進士，上任吳江縣令，唐甄從此跟隨父親宦遊，先後在江蘇、江西、北京、南京等地待過。

清順治十四年（1657），唐甄回到四川閬中參加鄉試，中舉人。次年，前往北京參加會試，未中，旋即參加吏部考試。

康熙十年（1671），任山西省潞安府長子縣知縣。他在長子縣任內，重視生產，親自下鄉督導種桑養蠶，廢除酷罰。因為逃犯的事情被牽連，被免職，唐甄只當了10個月縣令。罷官後，移居蘇州楓橋，往來於吳江、楓橋兩地間。唐甄潛心著述，家徒四壁，身無完衣，食不果腹，父、母、兄死不能葬，仍振筆著書不綴，樂在其中。

唐甄晚年窮困潦倒，沒有子嗣。著作由女婿王聞遠付梓行世。 ^[1-2] 

唐甄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是《潛書》（初名《衡書》，含有權衡天下之意）。《潛書》共97篇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學術，重在闡發“儘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之學；下篇論政治，旨在講求實治實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術。他以激勵的言辭、犀利的筆鋒猛烈抨擊封建專制制度，提出自己的社會主張、政治革新、治學思想、軍事謀略等，被後來的學者推為中國民主思想的先鋒。 ^[3] 

唐甄政治上宣揚民主主義，經濟上主張農商並重，還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等。文章被魏禧稱為“五百年無此作”。 ^[2] 

梁啓超曾將《潛書》視為中國曆代聖人思想的一個總結，認為它凝聚着東方哲人智慧的精華，實在是“醒人之良藥，逆耳之忠言”。唐甄的民本思想、“立國惟在富民”的主張很有現實意義。 ^[1] 

唐甄批判“君權神授”，認為天子之尊，並非天地大神，都是人。古之賢君，雖貴為天子，但仍無不與民同情。明清之時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認為君主只不過是“匹夫”、“獨夫”而已。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認為殺人之事，帝王居其半。大將、偏將、卒伍、官吏殺人，皆非彼之所殺，“天子實殺之”。殺人者眾手，實滅子之大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年。質問“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主張把帝王送上刑庭，進行審判。對其官吏，則斥之為“狐鼠之官”、“豺狼之官”。將官吏之“貪”視為天下最大的虐政之一。認為多官害民，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天下難治，非民而官！因而主張“以刑狐鼠之官”，特別要“重刑匿狐鼠豺狼之官”。提出平等原則，認為人們應如兄弟，同處天地之間猶同處一帳之內，並認為此“天地生人之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人之生，無不同。而欲治不平就必須抑尊，認為位在天下以上者；必處於天下之下。今之君主，必效古之賢君，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貧士。天子稱“皇上”，非禮！同時，要給宰相實權，官吏要接賤幹如對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允許“士議於學”、“庶人謗於道”，“讓庶民干政”。治不平必須富民，提出富在編户，不在府庫，若户空虛，雖府庫積財如山，實為貧國。而富民必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即官不擾民，剔除擾民之政。堯舜之道無他，耕耨、桑蠶、雞豬。清初實為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為民就是道，就是學。

唐甄反對儒者空談誤國，把能否救民視為儒者的標準，稱追求“道學”、“氣節”、“文章”者，為三敗類。認為性不盡，非聖，功不兄，非性。批判守儒理學是精入而遺外。晚年宗王陽明良知之學，認為他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四通八辟而無礙。把心、性綜合為道。認為“天地際，心與天地際”。提出心無生死，無往來，無古今。在認識論上，排斥感性和理性，提倡“即心得道”、“直探性體，統攝無外”。貴心得，賤耳目。多聞多見，有害於心。甚至“知”也多餘，謂知浚沈心，見博覆心，聞蓄亡心。三者根心，還以絨心。襲王陽明“知行合一”説。主張經世致用，批評儒者不言功。主張無成乃無毀，有成必有毀，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在進與退、先與後、速與遲、戰與守、全與半上，都有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倡分析，認為凡事，見以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見以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梁啓超認為其政治思想，是三百年前之“快論”，不能不説是“持識”。 ^[4] 

父：唐階泰，字亨予，號瞿瞿，明朝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