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填四川

據《四川通志》：“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

據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統計，經歷過大規模戰事的四川省僅餘人口9萬餘人，清朝康熙年間，經歷過兵荒馬亂，四川盆地終於平息下來，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員也開始走馬上任了。

在這些躊躇滿志的官員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樣的豐肥沃土。

然而當他們騎馬、坐轎趕到新的官邸以後，才發現傳説中的天府之國竟然是這般的荒涼殘破、千瘡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

他説：“我榮幸的被皇上任命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員，來到這片飽受戰火摧殘的地方一展宏圖。但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税款難徵，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寢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

經過幾日思索，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徠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似無別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題本》。

張巡撫還在奏摺中提及了一些移民辦法。

比如，可以命令與四川相鄰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記註冊，然後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來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龍椅上也正為全國的税收和重建問題焦頭爛額。

他接二連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摺，召集相關部門聽取有關彙報，正式頒佈了一份名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的詔書，下令從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大舉向四川移民。

清政府在統一後，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勵外省移民入川墾荒。如規定凡願入川者，將地畝給為永業。

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者，準其入籍等。對入四川招民優惠政策與各級官吏的政績升遷、獎勵墾荒招民緊密聯繫起來；在賦税政策上實行額外的優惠。

康熙下詔對移民墾荒地畝，規定五年起才徵税。並對滋生人口，永不加賦。

還規定對移民原籍地當局和入四川落業定居地當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實，安排上户籍、編入保甲。這些政策為移民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

陝南包括如今陝西省的漢中、安康、商洛三個地區，清初，這裏仍分佈着相當規模的遠古森林，被稱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這裏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現出一派“虎跡狼蹄多於人跡，千里幅員。大半黃茅白葦”的荒涼景象。羣山環抱之中的陝南，其封閉的地形並未讓它免遭戰亂的困擾——明末張獻忠、李自成農民運動的興起與失敗、明朝政權的垂死掙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亂，陝南都被殃及。

雖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進入秦巴地區開荒種地以求謀生，人口有所增加，但歷經明末清初幾十年的戰亂，人口鋭減。陝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過之而無不及。

《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漢陰縣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農民起義，清初吳三桂反清，陝南均是大戰場，人口鋭減。《嘉慶漢陰縣誌》：明末漢陰縣城“破頹者僅存十餘間”，“土著無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煙稀少的陝南各地，此時更成極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帶也人口稀缺。這點從康熙初年陝南部分府縣的編户裏數也不難看出：漢陰4裏，旬陽4裏，鎮安2裏，商南1裏，山陽2裏，平利1裏，白河1裏。由此可見清初陝南蕭條荒敝之程度。據移民史專家曹樹基估計，當時陝南大約有70%的人口或死於戰亂，或轉徙他鄉。人口的鋭減，嚴重地影響到陝南山區的開發進程。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時也為了增加賦税，清初朝廷採取了一系列優惠經濟措施，以增加戰亂地區人口。

順治六年（1649）朝廷頒佈《墾荒令》，順治十四年（1657）户部頒佈《墾荒勸懲則例》，明文規定獎勵墾荒有功者，並把墾荒的多少與户口的增減作為對地方官的考核依據，康熙時進一步修改墾荒條例，規定了各種優惠政策，鼓勵招徠流民開墾荒地。這些優厚的招墾政策及陝南適宜的氣候、肥沃的土地，無疑對人口密集區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東南各省尤其是湖廣地區亦因禍連兵結，災荒不斷，災民逃荒者成羣結隊，急於尋找適宜的土地安家立業，內拉外推之下，故繼“湖廣填四川”之續，終於促成了清朝“湖廣填陝南”的移民浪潮。當然，陝南在清代之所以會成為重要的人口遷入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陝南地區賦税較低，地租極輕，這對於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經濟發達相應賦税沉重地區的無地或少地農民來説，有很大的誘惑力。當然，此次“湖廣填陝南”除採取優惠經濟政策招徠移民外，朝廷還採取了強迫遷移的政策，順治、康熙兩朝，朝廷兩次強迫遷海，使福建、廣東、江浙等瀕海居民輾轉遷入內地。

移民歷經千辛萬苦進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東至西，先自平原，再進深山。至乾隆年間，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漢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區，陝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間進入尾聲。

在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長沙吳氏家族的部分後裔也成為這支移民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吳氏始來陝南只有吳尚錫一人，進入漢陰堰坪後站穩腳跟後，立刻回故里招徠其他吳氏四大房族。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長沙吳氏家族五大房（高橋壩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陸續遷徙到陝南，前後歷時十四年之久。到咸豐年間，吳氏後裔在陝南者“丁口見千三百餘”。直到現在，吳姓依然是當地的第一大姓。吳氏宗族的人口在陝南的繁衍、增長其實也就是陝南地區人口在清朝中後期爆炸性增長的一個縮影。

漢水谷地與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間接納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當地人口中佔有極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撫墾荒和強迫遷海政策使漢陰縣人口從明萬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無”的“五方雜處的”移民區。據各種文獻資料，至道光年間，陝南各地客民佔總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達陝南並定居下來的客民，主要來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廣最多。據蕭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區的褒城、南鄭、沔縣、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商州及安康等10縣，人口由康熙中的41.6萬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萬，而同時其它山地各縣（除寧陝、孝義、留壩、定遠外）人口由原來的8.1萬增加到146.1萬，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08.9%和1703.7%，由此可見山區的人口增長迅速。至道光初年，外來移民人數可以説已佔據絕對的主體地位。

湖廣移民的大量遷入，使陝南許多山區得到廣泛開墾，耕地面積大為增加，土地開發利用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他們的耕作方式及蠶桑、茶葉、苧麻、紡織等農副業生產堪稱為南方移民開發山區的典型。習慣於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並不滿足於在坡地上種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們原有的耕作經驗，在其定居之地，修築渠堰，飲水灌溉，種植水稻。這種情況遍及整個陝南。吳氏遷陝第三代裔孫、位至候銓知縣的吳敦品為其家譜《先德錄》所撰文“質美公行狀”篇中介紹：

當是時，堰坪田無幾，而秦俗又不諳溝泄之法，待雨以田，無雨則田石，於是相戒無田。公乃為楊氏及居人力言疏導堵泄之利，度遠近溝渠道，深塘陂時蓄泄。楊用以饒，渠用以昌，不數年，堰坪山麓皆墾為田……若漢陰以南水利，實多我公紹之，夫吳氏樂利百年哉。

初來乍到的吳氏先民來到堰坪後，面臨的是整片的山坡，本來就少地的堰坪沒有給他們留下更多適宜種植的土地，而當地人也是靠天吃飯，有雨水就種植，沒雨水土地就就荒廢着。當時的艱辛可想而知，但吳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難，帶領當地人興修溝渠，墾荒造田，年復一年的圍築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築梯田始於乾隆年間，歷經數代人營建，歷時一百餘年，至今250多年的歷史，吳氏先民憑藉着汗水和智慧開墾萬畝梯田，譜寫了一個家族波瀾壯闊的百年移民墾荒史，成為清代前期湖廣移民遷徙陝南生息繁衍的歷史縮影。

“畝金有沃土，山中豈樂鄉。所幸宜五種，食不止稻粱。”湖廣移民的大量遷入不僅促進了陝南的開發和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陝更加趨向於“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為一個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區。 ^[1] 

在四川軍民盡最大努力堅持了長期的抗金戰爭，終於取得了使金兵未能進入四川盆地的巨大勝利之後，又堅持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抗蒙戰爭。這場戰爭基本上是在盆地內部進行的。蒙古軍先後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擊傷而死於釣魚城下。長期的拉鋸戰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的損失。從整個四川地區來看，以至有"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誌銘》，見《道園學古錄》卷二〇）的記載。這些文字難免有某些渲染誇張的成分，但經濟極度殘破，人口急劇鋭減則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因為在近50年的拉鋸戰中，除了戰火的破壞，還有長期戰事帶來的農業生產的凋殘而嚴重缺糧，“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闢，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見上引吳昌裔疏），這是當時必然存在的現實。此外，宋朝官軍中也有不少軍隊在戰亂中趁火打劫，殘害百姓，或“剽掠於民財”，或“焚燬於仕族”，以至“騷動慘於敵禍，……故田裏有內敵甚於外敵之謠，此害非一日矣”（吳昌裔：《論救蜀四事疏》）。這些記載都出於當時的蜀人筆下，應當是可信的。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元代四川地區的人口鋭減到不足南宋時期的十分之一，具體數字見前《民族與人口》一章。面對宋元之際四川地區如此嚴重的殘破局面，元代的統治者除了實行屯田用以保證軍糧的基本需求之外，沒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組織移民的措施。沒有勞動力，生產就不可能恢復。所以，在元代的將近100年間，四川的經濟一直未能得到較明顯的恢復。根據梁方仲《中國曆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的統計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賦税收入，在全國10個非少數民族省區中居於倒數第三，僅佔全國税收的0.96%。此外，據《元史"食貨志》的資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區之中，酒税佔倒數第三，醋税佔倒數第一，商税佔倒數第三。這種情況較之南宋時期佔整個南宋王朝歲入大約三分之一的地位，簡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紅巾軍農民大起義的烈火四處燃燒，原來屬於徐壽輝部下的明玉珍率軍攻入四川，以後在重慶自稱隴蜀王，再改元稱帝。明玉珍是湖廣隨州（今湖北隨縣）人，他的軍隊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區的農民。明玉珍不僅帶來十幾萬軍隊，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農民隨之進入人少地廣的四川地區開墾務農。這應是著名的“湖廣填四川”的開始。如吳寬在《劉氏族譜序》中所説：“元季大亂，湖湘之人往往相攜入蜀”（見《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權只存在了兩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統一。明代初年，湖廣地區的移民繼續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萬，外地移民，特別是湖廣移民佔了這一時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緒《潼川府志》卷五所載明人王維賢《九賢祠記》所説：“元法，軍所至，但有發一矢相格者，必盡屠之。蜀人如餘玠、楊立諸公堅守不下，故川中受禍獨慘。明初，中江縣開設，土著人户業七八家，餘皆自別省流來者。”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記錄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顧：“查川省孑遺，祖籍多系湖廣人氏。訪問鄉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難，亦必至有土無人，無奈遷外省人民填實地方。”（《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題本》）所謂“湖廣填四川”這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就是這樣開始，而在明末清初進入了第一個高潮。

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連續進行的長期的移民運動。民間的有關傳説較之歷史的真實有明顯的擴大與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張獻忠剿四川”這一歷史事件也是發生過的，民間的傳説較之歷史事實有失誤，也有一些歪曲。參見袁庭棟：《張獻忠論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這些偏差或失誤排開，就可見到所謂"湖廣填四川"原來是連續進行了多年的人口與文化的大融合，對巴蜀歷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廣移民的後代。南宋時四川近一千萬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減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萬。1362年隨州明玉珍開創夏國，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軍滅夏後，繼續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聲，明末四川約有400萬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場大浩劫。在這個地域上，長期處於大規模的戰爭之中：1639年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後建立大西政權，地主武裝、清軍、南明軍一起攻向起義軍，次年十一月，張獻忠在西充陣亡，使川人死亡過半；1647至1650年，明軍內部爭權奪利，戰火不斷；1650至1659年，張獻忠餘部孫可望、劉文秀進入四川，在川北與清軍激戰；1660至1664年，清軍鎮壓義軍，搜捕明軍殘餘分子；1673至1680年清軍平西王吳三桂叛亂，攻入四川，其叛軍與清軍的“三藩之亂”歷時七年。這些戰爭持續達三十多年，地主殺起義農民，農民殺反動地主，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殺得雞犬不留”。

在大規模的戰爭中，不斷地輪番拉鋸廝殺，屍橫遍地，瘟疫隨戰亂接踵而至，“大頭瘟”、“馬眼睛”、“馬蹄瘟”、瘟疫及天災接踵而至，境內人口鋭減，耕地荒蕪。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清王朝為了解決四川勞動力和生產糧食的問題，採取“移民墾荒”的舉措，全國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湖廣省等十餘個省的移民相繼到四川定居，其中來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據統計這次移民的持續時間長達一百多年，入川人數約一百多萬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數達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佔居重要地位。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極度稀少，需要充實。明末清初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等入川，12月稱帝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定成都為“西京”。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也有濫殺之嫌。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後與清軍的戰爭。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戮。據官方統計，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萬人。一些州縣的户口存損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殘餘人口約為60萬人。

據《光緒廣安州新志》提供的數據，湖北黃、麻籍佔入廣安州人數的26.64%。湖北、湖南合計約佔60%。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佔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條件 從地理位置來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條件下，是最佳進入四川的路線了。所以湖北麻城從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進入四川落業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條件有三：一是麻城離重慶不遠；二是麻城移民歷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與張獻忠農民起義有關。張獻忠在鄂屯兵時間長，後又轉戰湖廣、江西，特別是麻城，有許多農民入伍。故張獻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張獻忠失敗後，有一部分人隱姓埋名留在四川。四川南川縣（今屬重慶南川區）的移民都是來自湖廣省，尤其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設四個鄉，明成化年間並孝感鄉入仙居鄉內）為多。

整個明末清初的移民達一百多萬人，有一半來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約有30萬人左右。麻城無疑佔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筆者查閲麻城清代歷朝縣誌，對移民這件大事均無記載。據清光緒8年刻本《麻城縣誌》户口記載：明嘉靖35年冊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萬曆47年冊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冊定人口110287人。從這個數字推論，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當然這裏面還包括參加張獻忠農民起義人員在內。但估計移民人數有3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如果屬實，佔到湖北移民人數的10%。在縣級當中應當是較多的。這還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數。如果算在一起估計不下10萬人。據四川大學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慶、合川、南溪、廣安四地58份族譜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廣佔有85户，而這85户中有65户來自麻城。

明末清初，移民四川的除了湖廣人外，至少還包括了客家人和陝西人、雲南人、江蘇人、山西人等等。其中，客家移民是僅次於湖廣人的第二大移民團體，湖廣移民和客家移民分別佔當時四川總人口的40%和33%。和入川的湖廣人、陝西人不同，儘管故土難離，但遷徙與移民對客家人來説並不陌生。客家在中國歷史上有過五次大遷徙，連客家人這個名稱，也因遷徙而來。南宋末期，蒙古軍隊南下，兵鋒直指江南，漢族人無奈向嶺南一帶繼續遷徙。因當時的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編入客籍，當地土著便稱這些漢族人為“客家人”。明末清初客家人遷往四川，是客家歷史上第四次大遷徙。

客家人的入川之路，相比湖廣人路途更遠，耗時更久。在遷徙的隊伍中，成都始終是所有移民心中的最佳目的地。鄰近四川的湖廣移民最早來到成都，他們插佔成都平原那些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膏腴之地，隨後從閩粵遷徙而來的客家人，留給他們的只剩下諸如東山等相對貧瘠的丘陵地帶。但客家人並不氣惱，東山丘陵與故土地形相似，反而能駕輕就熟。他們耕讀傳家，堅守自己的傳統與文化。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東山客家已經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區。

客家人入川，對於四川尤其是省會成都的改變是巨大的。大批客家人的到來，不僅使四川農業和人口迅速恢復，也帶來了紅薯、玉米和甘蔗等物種；在入川途中，客家人發明了“川菜之魂”豆瓣，為川菜家族帶來了別樣的滋味；“趕場”“壩壩宴”“祭祖”等客家風俗，早已與四川本地民俗結合，至今仍在古鎮鄉間流傳；青龍場、廖家場、洛帶、黃龍溪等場鎮與古鎮，也因客家人興起。 ^[2] 

一是奉旨入川。當時朝廷頒發“楚民實川之詔”時，基層的實施部門採取武的辦法強行捆押方式，把一個個村子圍住強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僅大地名相同，連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馬識途的祖先來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間，馬氏四兄弟從麻城奉旨墾荒，他們從長江溯江而上，到達忠州（今忠縣）境，離石寶寨十多里的彎丘和沙地壩落業，以後這裏的小地名就叫馬家山和馬家灣了。馬氏四支人在長江邊的平出村共繁衍後代千餘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蕪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鄉，以種田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葉在“湖廣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於是攜妻帶子，從長江水路進入四川，最終選在成都府的新繁縣與彭縣交界的平原上掏水溝插佔務農。

三是經商入蜀。清前期湖北與鄰省四川的貿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從事貿易的劉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劉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後偕妻沿途貿易到中江定居。四是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龍安營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廣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職後，遂家於江油縣全門鄉五甲三木裏。

湖廣填四川史料(2張)

第一，湖北麻城移民的相對集中管理。如在雲陽“邑分南北兩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時由湖廣麻城孝感敕徙來者，北岸則皆康熙、雍正間外來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較多”。（咸豐《雲陽縣志》）對入籍移民，加強户口管理，印照驗收，編入保甲，使其安心務農。

第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種植技術。如麻城的紅薯、甘蔗、蠶桑、種煙等農作物和技術被移民傳至四川。

第三，促進商業發展。麻城籍商人從事山貨、糧食等重點行業，還從事鐵鍋、布行、麻行、酒行、豬行、磁器、雜糧等貨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鄰水縣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鄉甘承先率領同族移住復盛甘 家溝，歷數百年，子孫繁衍，發展成為鄰水人數較多的姓氏。現集中分佈於復盛、豐禾、八耳、石永等地。並散居在縣內各地”。

第五，傳播文化。如麻城人闞昌言，是雍正8年進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陽縣知縣。他在任內“常巡視隴畝，勸課農桑”，根據四川的自然條件及經濟狀況寫成了《家事説》一書。該書就天時、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別講述抓緊農時、改良土壤、講究耕作技術諸多農事。

第六，移民户與麻城保持着聯繫。著名作家艾蕪的家族湯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從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帶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韻文來的，後代相傳。到艾蕪的父親一輩是“坤”字輩，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編排名字不夠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訪問祖先的家族，才帶回好些韻文，印到族譜裏去。頭兩句是“道繼寬仁著，功昭勇智聞”，艾蕪按此韻文為“道”字輩，他被其父親取名為湯道耕。

第一，廣安州（廣安）“惟湘鄂特多，而黃麻永零尤盛”。據《光緒廣安州新志》提供的數據，湖北黃、 麻籍佔入廣安州人數的26.64%。湖北、湖南合計約佔60%。又據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載：鄧小平的家鄉是廣安縣。前面提到光緒廣安州志載入籍廣安的湖北省黃安、麻城人約佔三分之一。而鄧小平的祖輩也可能是從麻城移居去的。據毛毛在書中介紹：“有許多研究我父親生平的人，都曾考察過我們家庭和家族的歷史。有的説我們家是從湖北遷來的移民。——連我的叔叔也説，小時聽大人説，鄧 家是從湖北遷移來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第23頁）毛毛的叔叔鄧墾在武漢工作，他曾多次去過麻城，認為鄧家祖輩是麻城人。可見鄧小平同志的祖輩也很可能是從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鄰水縣。據該縣誌載，移民姓氏有65種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該省之麻城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灣掛印總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鄉包元恆率領同族移住興仁鄉綠豆灣落業，現集中分佈於興仁、護鄰、石滓等地”。

第三，新寧縣（今開江縣）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張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遷入分別落業於接龍橋、沙樹灣、張家灣傳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鄭、高、薛姓。

第四，彭縣。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遷蜀，居彭縣野鴨河，今萬年鄉一帶。黃姓清康熙年間由麻城遷居彭縣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縣。大姓張氏，於前明時由麻城遷居金堂縣關東外，數世科舉。至今15代。

第六，宣漢縣。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遷入。明代有49支姓氏遷入，其中麻城佔據22 支。清代遷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縣。王姓一支是清初從麻城遷入，至今約傳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處。不少鄉有宗祠。 張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縣，至今傳16代。

第八，嶽池縣。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遷入縣三鄉；範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時期入本縣四鄉；傅姓麻城孝感鄉，清乾隆12年入本縣。蔣姓於清康熙21年遷入6個鄉。

第九，潼南縣。清康熙至乾隆年間，向氏家族遷往潼南，銅梁等區縣，此外南充縣、新都縣等麻城遷入者都比較多。

三百多年前的“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帶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為四川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甚至四川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來源於厚重的移民文化，這些外省移民還成為多數四川人的先祖。

然而，“湖廣填四川”對四川的生態環境有着直接的破壞“痕跡”。

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藍勇長年研究西南地區生態環境狀況，曾對當時情況作出推測：“清初廣大的成都平原和淺丘地區曾是農耕墾殖地區，但灌叢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蓋率已經恢復到50%左右，盆地內其他長期的墾殖地區此時也多為灌叢、茂林覆蓋。順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萬公頃。”陳世松也介紹，從戰後到移民高潮來臨前的這一時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暫的恢復。“城市鞠為茂草，村盡變叢林”，就連曾經繁榮一時的成都府也變成了“城中雜樹蓊鬱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區主要分佈的是以楠木、松柏為主的針闊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農業墾殖從最初平原荒蕪地的復墾，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進，墾殖範圍進而到達丘陵頂部、半山上部，當時山田盛行，梯田出現，水土流失嚴重。總耕地面積上百萬公頃，而森林植被則破壞嚴重。

專家一致認為，乾隆元年時期，移民開發把耕地範圍擴張到了山地、丘陵，這是農田墾殖突破傳統範圍的標誌，但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逐漸萎靡的開始。在森林物種資源方面，一些動物羣落不斷減少，生物數量乃至物種不斷消失。明代川北出沒尋常的華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證。清初關於虎患的記載有：“直至清初，華南虎在四川分佈廣泛，説明那時墾殖率還比較低，森林相對茂密。”“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來，蜀道沿線各府線仍有虎患，但較清初已經鋭減。因此隨着移民的湧入，物種消失的進程顯著加快。

研究發現，大移民以來，地質地貌災害、旱澇災害等在四川地區發生得更為頻繁。16世紀至17世紀是整個明清時期發生乾旱災害最為頻繁的時期，尤其是17世紀盆地東部地區。陳世松等相關專家整合相關的史料時發現，大移民時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現一次。這與《四川歷史旱災表》統計的結論保持了一致：16世紀平均3.3年一次，17世紀平均3年一次，18世紀平均3.7年一次，19世紀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