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嶺文化

屈家嶺文化時期是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最為興盛和輝煌的時代，實現了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空前統一和繁榮，開啓了長江中游地區的早期文明，其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因1955-1957年發現於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嶺遺址而得名。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族屬是三苗。 ^[16-17] 

在中國很多考古學提出的文化命名皆有爭議，唯有屈家嶺文化被命名後沒有爭議，這説明屈家嶺文化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文化。屈家嶺出土的大量的稻作遺存、蛋殼彩陶、彩陶紡輪、陶雞陶羊等陶塑裝飾工藝品都代表着當時最高的生產水平。

屈家嶺遺址發現中國最早的人工稻穀、薄如蛋殼的彩陶器皿、極具螺旋式上升辯證思維的紡輪彩繪……在這座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上，藴藏着豐厚的文化內涵與文明底藴。

屈家嶺文化分為七個地區類型，分別為分佈在漢東平原及漢西平原北部的屈家嶺類型、洞庭湖平原及漢西平原南部的城頭山類型、沅江中上游的高坎壟類型、峽江地區的楊家灣類型、鄂西北豫西南地區的青龍泉類型、鄂北及鄂東北地區的金雞嶺類型、鄂東南及淮河上游局部地區的放鷹台類型。

這裏面，屈家嶺類型分佈在中心區，其器形組合最為典型，是屈家嶺文化的核心地區類型。其他六個地區類型環繞分佈在其周圍，各自呈現不同程度的地方特色，是屈家嶺文化的外圍地區類型。 ^[6] 

屈家嶺文化分為早、晚兩大時期。

屈家嶺文化陶器以手製為主，少量輪修，燒成温度900℃左右。器型有高圈足杯、三足杯、圈足碗、長頸圈足壺、折盤豆、盂、扁鑿形足鼎、甑、釜、缸等，蛋殼彩陶杯、碗最富代表性。

陶器大部分素面，少量飾以弦紋、淺籃紋、刻劃紋、鏤孔等。由部分彩陶及彩繪陶，有黑、灰、褐等色彩，紋樣以點、線狀幾何紋為主。

屈家嶺文化出現了大型分間房屋建築。這種建築一般呈長方形，裏面隔成幾間，有的呈裏外套間式，有的各間分別開門通向户外。地面用紅燒土或黃砂土鋪墊，以便隔潮，表面再塗白灰面或細泥，並用火加以烘烤使之堅硬。大者長14米，寬5米餘，室內面積達70平方米。

屈家嶺遺址的發現，表明這裏是長江中游農耕文明的發祥地，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説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搖籃，對於研究我國原始人類聚落的起源與發展，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創造屈家嶺文化的先民是三苗人。三苗的活動範圍據《戰國策·魏策一》載：“昔三苗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屈家嶺文化主要由距今約５９００－５１００年的油子嶺文化發展而來，分佈範圍西至長江三峽，東至鄂東，北至河南伏牛山麓，南至湖南洞庭湖與江西鄱陽湖之間。屈家嶺文化孕育了距今約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的石家河文化。考古學界與民族學界一直把屈家嶺文化作為研究三苗部落集團及其文化來源的對象。 ^[18] 

有關三苗的來源，學術界一般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外來説：這一觀點認為三苗來自九黎。傳説蚩尤九黎部落集團在同炎黃華夏部落戰爭中遭到失敗之後，其中相當一部分部落成員向南退卻，在江淮、江漢和洞庭湖之間生息繁衍，與原來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新的部落集團，也形成了新的“三苗文化”。一種是土著説：這一觀點認為，三苗原來就是居住在江漢平原的土著居民，九黎並不是三苗的主源。不管怎麼説，這一族羣毫無疑問在屈家嶺文化涵蓋的這一片土地上穩定繁衍生息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史前農業定居社會一段文明的締造者。三苗部落集團縱跨三省，這個龐大的族羣何去何從，是否曾經建立了萌芽性質的國度，從愈來愈引起世人驚奇的天門石家河遺址和２０１８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沙洋城河遺址等屈家嶺文化遺存來看，似乎可以窺見一斑。相信考古研究專家們默默辛苦的付出，會不斷帶來更多的驚喜。 ^[18] 

屈家嶺文化因1955-1957年發現於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嶺而得名， ^[1-2]  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前2600年。主要分佈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縣夢溪三元宮，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遺址也發現了個別屈家嶺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主要分佈地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西至三峽，東到武漢一帶，北達豫南，南抵湘西北常德一帶。

稻作農業是其主要經濟部門，在建築遺蹟的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痕，經鑑定為人工栽培的粳稻。居民還飼養家畜，兼事漁獵。

生產工具有磨製的石斧、石錛、石鐮、石鏃和打製的凹腰石鋤及彩陶紡輪等。陶器中有一種施彩紋具有暈染風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已發現數處城址，其中湖南澧縣城頭山的圓形城址，直徑約310米，外側有護城河。當時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長方形的地面建築，有紅燒土居住面，木骨泥牆或直接用粘土混合燒土渣壘成牆壁。既有單間的，也有套間或各開屋門的雙間屋。

多間式房屋的出現，顯示出建築技術的進步，同時可能反映了父系家族實行小家庭分居生活的情景。

在建房過程中，有時還把整條豬、狗埋在房基下作為奠基犧牲。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兒童用甕棺葬。安鄉劃城崗遺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兩區，居首並列的 3座墓各有隨葬品數十件，包括朱繪陶器和朱繪卷雲紋石鉞等，墓主當是氏族中的上層人物。

屈家嶺文化的發展去向現已明確，是鄖縣青龍泉上層（即第三期文化）、房縣七里河、天門石家河、當陽季家湖下層、松滋桂花樹上層一類文化遺存，暫統稱為“青龍泉三期文化”。

屈家嶺文化時期革命性的製陶成就在於普遍使用快輪製陶，陶質分為泥質陶和夾砂陶。泥質陶器主要有食器、水器和容器等；夾砂陶器主要是蒸煮器。從顏色上講，一般以灰色為主，黑色次之，紅色佔第三位。屈家嶺遺址內出土的陶器有彩陶杯、彩陶碗、雙腹鼎、筒形器及甑、罐、鍋、缸等等數不勝數。彩陶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18] 

青龍泉遺址上層出土的小口高領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形，都直接繼承晚期的屈家嶺文化而來。

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別如彩陶紡輪、外表塗飾紅衣後施以錯亂黑彩的陶器等，也都與其前身屈家嶺文化有密切聯繫。暫歸入“青龍泉三期文化”範疇的遺存，分佈地域較廣，延續時間較長，其年代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當，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處，尤其是在南北相毗連的鄂西北、豫西南兩地區，關係更為密切，大體上屬於同一考古文化體系，對於兩者的源流關係，學術界也一直在探討。

因此，有人把江漢地區繼屈家嶺文化之後的這類遺存，稱作“湖北龍山文化”。也有人把湖南地區與之相當的遺存都包括在內，泛稱為“長江中游龍山文化”。

根據第四次發掘的成果顯示，屈家嶺遺址的文化發展序列，由早及晚主要歷經了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周代等四個基本階段，其中石家河文化遺存和周代遺存系第四次發掘發現。 ^[7] 

屈家嶺文化是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而得名。其年代上承大溪文化末期，下接石家河早期，相當於公元前3500年至屈家嶺古代城址前2600年之間。

屈家嶺遺址是一處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文化面貌不同於仰韶文化，也與洞庭湖以南的幾何印紋陶差別較大，所以將其單獨命名為屈家嶺文化。其年代距今約5300～4500年，分佈範圍較廣，西越宜昌但未進入四川境內，北達河南西南部（南陽地區），東未超出湖北境內，南達洞庭湖一帶。

根據其分佈範圍可以將其分為四區：江漢平原區、鄂西區、湘北區和鄂東區，江漢平原是其核心區域。

屈家嶺文化除了最早發掘的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外 ^[1]  ，經過20世紀50至8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的文物普查，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3000處，其中經過正式發掘和試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有幾百處，包括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各期段遺址。

其中湖北省境內的有京山市的油子嶺遺址、朱家嘴遺址、宋河的長山遺址、永興的潑樹齡遺址、永興的周熊灣遺址、永興的周灣遺址、錢場的白家嶺遺址、三陽的賀畈遺址，鍾祥市六合遺址，東寶區百畝畈遺址，掇刀區團林的謝家院遺址、蕭崗遺址，沙洋縣拾回橋的蕭場遺址、五里鋪的踏車畈遺址、後港的草家灣遺址、後港的葉家灣遺址、毛李的荊家城遺址，天門石家河遺址、宜都紅花套遺址、武昌放鷹台遺址、枝江關廟山遺址、松滋桂花樹遺址、公安王家崗遺址。湖南省境內有澧縣三元宮遺址、安鄉劃城崗遺址、華容車軲山遺址。河南省境內有淅川下王崗遺址、黃楝樹遺址等。 ^[8-9] 

繁榮的屈家嶺文化，在其發展期間不斷向江漢平原周邊地區擴展，屈家嶺文化沿着漢水上游發展擴張至鄂北的均縣(此縣位於水庫中心被淹沒後遷丹江市)、鄖縣等地區，其影響所及到達了河南境內漢水支流的丹江淅川和唐河流域。向鄂南發展已達湘北澧水流域一帶，向東發展到達了鄂東平原，向西已至鄂西的荊門、當陽、枝江地帶。在上述廣大範圍內，都發現有屈家嶺文化遺存或含有屈家嶺文化因素的文化遺存。

屈家嶺文化的分佈，幾乎遍佈長江中游的江漢流域。 ^[3] 

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多為手製，但快輪製陶已普及。器表光潔，似經過打磨。陶系以泥質為主，夾砂陶較少，陶色以灰色為主，黑色次之，另有少量紅陶及桔黃色陶。陶器器表多素面，有紋飾的較少，紋飾常見弦紋、籃紋、瓦稜紋及鏤空裝飾。彩陶的繪製方法有特點，作筆有濃淡，不講究線條，裏外皆施彩。

陶衣有紅、白等色，施加陶衣後用黑色或赭色彩繪出帶形紋、網格紋、圓點紋和弧三角紋。另有較多的彩陶紡輪，其橫截面有橢圓形、長條形等，紡輪上先施米黃色陶衣，然後彩繪出旋渦紋、平行線紋、同心圓紋、卵點紋和短弧線紋。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圈足器發達，三足器較多，平底器較少，不見圜底器，器形有罐形鼎、高領罐、高圈足杯、薄胎杯、壺形器等。屈家嶺文化的石器多為磨製，製作水平已相當高超，器形有斧、鏟、錛、鑿、鐮、箭頭等。經濟活動以稻作農業為主，家畜飼養及漁獵採集也是很重要的經濟活動。

屈家嶺文化時期，石器製作技術雖然並不存在新的突破，但集中反映了當時大型甚至特大型聚落先民們的生產生活情形。當然，聚落先民們還使用了木器、骨器等其它生產生活工具。 ^[18] 

房屋建築多為方形或長方形地面起建式。基礎部分先挖大淺坑，其間伴隨有奠基祭祀的儀式，然後從外面搬運乾燥的土鋪墊淺坑，再在其上鋪撒紅燒土以隔潮，室內地面選用乾燥的土鋪在紅燒土上。還有先挖牆基槽，然後立木柱建築牆體，最後造房架。牆體有二種構築方法即夾板堆築法和土坯壘砌法。屋頂為側面起脊，室內佈局有單間和分間（二間或二間以上）二種。

墓葬形制以豎穴土坑墓為主。成人墓多集中於氏族公共墓地，多單人仰身直肢葬，有拔掉上側門齒的現象。小孩墓多圓形土坑甕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個陶碗上對扣一陶盆或用兩個陶碗對扣。 屈家嶺遺址於1954年修建石龍水庫乾渠發現後，1955年及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隊兩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用於生產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

石器有斧、鑿、鏟、鏃等，造型美觀、磨製精細；陶器有杯、碗、鼎、鍋、紡綸等，還有陶製環、球、雞、狗等裝飾器。大量的蛋殼陶器、彩繪陶器和彩繪紡綸，説明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地區已具有較高水平的燒陶技術和紡織手工業。

因其具有鮮明的江漢平原的特點，有別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因此將這種文化定名為“屈家嶺文化”。中國科學院為此出了專著《京山屈家嶺》。

1988年，國務院將屈家嶺文化遺址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屈家嶺文化遺址的發現，説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遺址上豎立的高大的保護標誌更顯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新石器時代晚期，江漢地區的經濟發展比較快，大體上與黃河流域齊頭並進。不過，由於有更為廣泛的植被和水域，採集和漁獵經濟比黃河流域更為普遍與持久。各遺址發現的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扁平穿孔石鏟和石鐮，地處鄂西北山區的鄖縣一帶，較多使用打製的凹腰或雙肩石鋤。

有些地點也曾發現很少的磨製長方形穿孔石刀。收割工具極少，可能是因為水稻的收穫方法與中原地區刈割粟穗的方法不同，只採取薅拔的方式的反映。許多遺址的房屋紅燒土中都發現了稻殼的印痕。其中屈家嶺、放鷹台的稻殼經鑑定，為人工栽培的粳稻，與現代長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種相近。

2020年12月6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嶺遺址聯合考古隊正式披露，歷時5年的植物考古有了新發現：該遺址出土距今約5600年至5300年的33粒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經對這些炭化種子進行碳14年代測定，證明這是長江中游最早的粟遺存，是北方旱作農業傳入這裏的最早證據。屈家嶺遺址還發現一批距今約5800年的炭化稻粒，共計541粒，可見屈家嶺先民的農業結構為以稻為主、粟為輔，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作在此相得益彰。

屈家嶺遺址浮選出炭化植物種子及硬果核殼共計1599粒，經鑑定，確認農作物種子有1245粒，其中包括541粒水稻和638粒水稻基盤、33粒粟、27粒小麥及6粒大豆。此外，考古隊從各時期炭化遺存中挑選了16粒農作物種子和2塊木炭標本進行測年。測年材料反映，屈家嶺遺址稻作農業的出現，可追溯到距今約5800年。而且，各時期的水稻基盤形態都具馴化型特徵，表明這裏的稻作農業已達到比較成熟的水平。 ^[12] 

家畜飼養業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也有相應的發展。不少遺址發現了豬、狗等家畜的骨骸，另外，還出土了一些形似雞、羊之類的陶塑製品，很可能是氏族家庭飼養的禽、畜造型。

屈家嶺文化日常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鼎、甑、豆、罐、壺、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

屈家嶺文化陶器的陶質特點是，早期以泥質黑陶數量居多，泥質灰陶次之（泥質灰陶均為淺灰色），泥質紅陶與橙黃陶很少，夾砂陶極為少見；到了中期，泥質灰陶逐漸替代了黑陶，泥質紅陶與橙黃陶較前稍有增多，並有少量夾砂陶器；屈家嶺文化晚期，仍以泥質灰陶為主，而泥質與夾砂的紅陶較前增多，並出現了磚紅色的粗砂陶器。屈家嶺文化陶器陶系發展演變序列的特色，迥異於周邊地區同期原始文化的陶系。

屈家嶺文化氏族酷愛藝術，彩繪和造型藝術水平較高。他們在與南北原始文化交融中，創造了獨特的藝術風格，燒造出胎體薄如蛋殼的彩陶，其製作和燒造技術水平之高，讓人驚歎。屈家嶺文化中的陶雞、陶羊、陶獸等造型工藝品，反映了先民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創造力。

比較突出的是屈家嶺文化彩陶不同於其他同期文化的彩陶，其彩陶器皿陶胎的陶泥都曾經過精心的陶洗，因此在燒成之後胎質細膩且有光澤；喇叭形小平底蛋殼彩陶杯和敞口弧腹矮圈足蛋殼彩陶碗等飲食器皿，製作精緻，器形小巧秀麗，其製作和燒造技術水平之高，讓今人為之驚歎。屈家嶺文化彩陶器皿和彩陶紡輪等的彩紋圖案，在原始文化中表現了其別具一格的彩繪藝術特色；屈家嶺文化的蛋殼彩陶與彩陶紡輪和陶塑的紅陶小動物，為全國原始文化中所僅有，罕見於其他原始文化。

屈家嶺文化的彩繪藝術和造型藝術，既是楚文化中漆木器燦爛多彩的源頭，也是楚文化彩繪和造型藝術高度發展的基礎。楚文化中的彩繪漆木雕動物羣小座屏，和鳳鳥虎座鼓等浮雕與透雕相結合的動物雕塑工藝品，是傳承史前屈家嶺文化中陶塑動物造型工藝技術在楚文化中高度發展的結晶。

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文化。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初露農耕文明的曙光。屈家嶺文化證明中國是亞洲稻的原產地之一，屈家嶺遺址的稻作遺存是長江中游第一次發現史前的稻作遺存，屈家嶺遺址還發現了長江中游最早的粟遺存。水稻種植農業是長江中游、江漢平原地區史前文化的主要成分，屈家嶺遺址中，多次發現過炭化稻穀凝塊和燒焦的稻粒，説明它是世界水稻最早發源地之一，對於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屈家嶺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的人工稻穀。新石器時期的人類通過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生物，並把它們馴化成家畜和農作物，這便產生了農耕文明。屈家嶺遺址在前期發掘中發現的第一批人工稻穀遺存，與長江流域所種植的水稻已經非常接近，因此很快便確立了其悠久的農耕文明，也重新修正了中華文明起源黃河流域的起源論，確定了中華文明的多元起源。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流域最早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的發現使中華文明的起源不再僅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同樣是重要發祥地，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説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搖籃。

2017年10月，湖北屈家嶺遺址第四階段考古工作展開，發掘出土一批漩渦紋彩陶紡輪，其中一類被認為是後世太極陰陽魚圖的原型。漩渦紋主要分為兩種，一種由具體線條刻畫組成，另一種由具體的物化形象，如魚等形象組成。出土的漩渦紋彩陶紡輪中，有一類紋飾佈局與後世的太極陰陽魚圖圖案類似，其以中間的圓心為中點，為彩色對稱圖案。據此，考古學界專家推測其為後世太極陰陽魚圖的原型，可能與中國太極起源有關。

屈家嶺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屈家嶺文化因1955-1957年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而得名。主要分佈在湖北地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東起大別山南麓，西至三峽，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的年代，屈家嶺文化後期約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遺址於1954年配合石龍過江水庫工程調查時發現，1955年、1956～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分別對其進行了第一、二次發掘，初步瞭解了遺址的文化內涵，並在發掘報告《京山屈家嶺》中首次提出“屈家嶺文化”的命名。

1955年、1956-1957年兩次發掘屈家嶺遺址，揭示了一種嶄新的遺存。1959～1960年間，開始普遍把這種遺存稱為屈家嶺文化。1989年進行了第三次發掘。2015-2017年進行了第四次發掘。

根據第四次發掘的成果顯示，屈家嶺遺址的文化發展序列，由早及晚主要歷經了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周代等四個基本階段，其中石家河文化遺存和周代遺存系第四次發掘發現。 ^[7] 

1959～1961年發掘的湖北鄖縣青龍泉遺址，中層為屈家嶺文化，下層和上層分別與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相當，由此明確了屈家嶺文化的相對年代。現經發掘的重點遺址還有：湖北鍾祥六合遺址、京山朱家嘴遺址、天門石家河遺址、武昌放鷹台遺址、枝江關廟山遺址、松滋桂花樹(中層)、公安王家崗遺址，湖南澧縣三元宮遺址、安鄉劃城崗遺址、華容車軲山遺址，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和黃楝樹遺址等（見關廟山遺址、三元宮遺址）。 ^[9] 

發現：1954年冬，為了解決墾區排灌問題，並徹底治理水患， ^[13]  湖北省國營五三農場在修建石龍過江水庫之後開始了水庫乾渠的建設，當乾渠修至屈家嶺村古柏樹附近時，挖出了大量紅燒土、陶器和石器。

屈家嶺遺址共進行了四次較大規模的發掘 ^[7]  。

第一次發掘：第一次，在1955年2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指導下，由湖北省石龍過江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負責，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為小規模的試掘，結果發現這是一個全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系統。

第二次發掘：1956年4月至1957年2月，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雲鵬先生主持，進行了以探索長江中游史前考古學文化為目的的第二次發掘。這次發掘共開探方197個，發掘面積為858平方米。第二次發掘材料經整理研究，編成屈家嶺遺址考古發掘報告——《京山屈家嶺》一書，因發現的文化遺存與其它文化相比具備特有的文化特徵，屬於一個新的文化系統，正式將這一特有文化命名為“屈家嶺文化”。 ^[11] 

第三次發掘：1989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博物館聯合，在該遺址的北部進行了第三次發掘，發掘面積87.5平方米，這次發掘新發現了屈家嶺遺址的早期文化。

第四次發掘：2015年，為配合屈家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荊門市博物館、屈家嶺遺址管理處聯合對屈家嶺遺址進行了第四次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完善了屈家嶺遺址的文化發展序列，確認了屈家嶺遺址環壕佈局，獲取了一批重要遺物：發掘出土了大量銅礦石，初步確認了高度疑似古稻田遺蹟所在區域。還發現了陶窯羣以及大量的紅燒土遺蹟。 ^{[7]  [14]} 

2015年至今，為配合屈家嶺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聯合考古隊對遺址展開新一輪考古發掘。其間，植物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嶺遺址各時期遺蹟和文化層採集土樣392袋，運用植物考古常用的“浮選法”進行研究，發現了一批炭化植物種子，經鑑定，確認其中33粒為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對這些炭化種子做碳14年代測定及量化統計分析，認為其距今約5600年至5300年。姚凌稱，這是經種子測年證實的長江中游最早的粟遺存，表明粟作農業在當時或更早已傳播至此。該遺址還發現一批距今約5800年的炭化稻粒，共計541粒，可見屈家嶺先民的農業結構為以稻為主、粟為輔，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作在此相得益彰。

屈家嶺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質黑陶和泥質灰陶。圈足器發達。凹底器較多，這是同時期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常飾凸弦紋和縷孔，還有少量朱繪陶和彩陶，尤其是薄胎暈染彩陶最具特色。石器習見的有斧、錛、鑿、鏃。石斧平面多呈長梯形或長方形，側邊較齊平。石鑿以方柱體的為代表。

石鏃主要為兩面起脊或扁平的帶鋌柳葉形。還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鏟、石鐮等。有的地點發現有較多的打製石鋤。彩陶紡輪是重要的文化特徵之一，一般先在兩面塗抹橙黃陶衣，再在單面繪以紅褐色或紅色花紋，彩紋圖案主要有同心圓紋、漩渦紋、對頂三角紋、平行的短直線或短弧線紋、卵點紋等。有為數較多的篦點紋空心陶響球和極少的彩陶球。屈家嶺文化中出現的連間式住房，既有自身的建築特點，又與同時期其他地區的同類建築形式相近似，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徵。

屈家嶺文化的住房多屬方形、長方形的地面建築。一般築牆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摻加燒土碎塊培築牆壁。居住面下部鋪墊紅燒土塊或黃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塗抹細泥並經燒烤。在室內中部或偏一角處築火塘，有的火塘附近還遺留保存火種的陶罐。室內的柱洞大體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墊實，起着柱礎的作用。單間房屋的面積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現了以隔牆分間的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個大門的裏外套間式房子。有的是長方形雙間、多間的連間式房子，各間分別開門通向户外，其隔牆上無門或還設門相通，甚至有多達二、三十間成排相連的。青龍泉的一座雙間式大房子，南北總長14米，東西寬5.6米，室內面積合計70多平方米。這種隔牆連間式住房，形式新穎，建築結構有了明顯進步。有人認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產生的。

在六合遺址、屈家嶺遺址、關廟山遺址等地，均發掘了屬於屈家嶺文化範圍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實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無葬具。曾盛行於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嶺遺址也發現一例。大部分墓有數量不等的隨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後期有個別墓隨葬豬頭骨。劃城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兩區，土坑豎穴墓與少量的甕棺葬交錯分佈。

土坑墓的墓向比較一致，大部分為東西向。隨葬品一般為4～8件，但少數墓十分豐富。位於南區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並列土坑墓，隨葬器物分別有77、50、65件，均有多件朱繪陶器，兩座墓內各隨葬一件“風”字形穿孔石鉞，其中一件還朱繪捲雲紋。這三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於重要地位。 關廟山遺址有專闢的兒童甕棺葬墓地，通常用大型圜底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缽作為葬具，豎埋在小土坑內。一般無隨葬品。有的葬具底部中心特意鑿出一孔，可能是作為兒童靈魂出入的孔道。

屈家嶺文化的北部外圍分佈區，已到南陽地區伏牛山南麓一帶，這裏原是仰韶文化的分佈範圍，後來屈家嶺文化擴展及此，並與黃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先後發生接觸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性質的河南禹縣谷水河第三期和鄭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遺存中（見大河村遺址），分別出有雙腹豆、高領圈足壺、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與屈家嶺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顯然是屈家嶺文化影響的結果。在陝州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 ^[15]  中和青龍泉中層、屈家嶺，又都存在喇叭口紅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間的聯繫。

2017年，湖北省着手建設屈家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4] 

屈家嶺遺址是長江中游史前稻作遺存的首次發現地，是中國農耕文化發祥地之一，屈家嶺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嶺遺址而得名 ^[1-2]  ，農耕文化內涵極為豐富，為全國首批100處大遺址保護項目。 ^[4] 

規劃面積388公頃，總體規劃結構是“一環兩帶三區”。該項目是屈家嶺至孫橋鎮城鎮化帶的重點支撐項目，對加快公共文化事業發展，彰顯農耕文化具有示範帶動作用。

主要內容有：保護設施建設、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環境整治、道路改建、綠植景觀、基礎設施建設等。遺址公園以長江流域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中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為主題，以古人類的生產、生活等方面的場景為主要展示內容，並融入建築、製陶、種植、漁獵等文化元素，通過展示遠古與現代共生之生活場景，融保護、展示、科研、教育、遊憩等功能為一體,以全新的視覺展示出一個具有5000年曆史的”生活中的遺址博物館”，為中國大遺址保護與利用提供示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