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出土陶器(18張)

距今約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遺址，屬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萌芽的時期，是5000年中華文明史的象徵之一。位於三峽庫區巫山縣境內的遺址，是中國大溪文化最早的發現地，也是大溪文化的命名地。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為兩個地區類型。 長江沿岸的鄂西川東地區，如大溪、紅花套、關廟山等 地的遺存，可稱為大溪類型。長期多夾炭陶，夾砂陶比例始終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盤、陶簋多見，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種成組的戳印紋。

大溪文化以大溪類型為例，可歸納為3期。

夾炭紅陶最多，戳印紋簡單、細小，彩陶極少，以折肩圈足 罐、三足盤、鼓形器座等為代表。

戳印紋發達，彩陶興盛，常見內折沿圈足盤、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

泥質陶佔絕對優勢，灰陶和黑陶劇增，有細頸壺、折斂口圈足碗等。

大溪遺址位於長江瞿塘峽南側，1959和1975年曾3次發掘。其間，在西陵峽又發現幾處同類遺址。約在70年代初期，這一類遺存被普遍地稱為大溪文化。

迄今發掘的主要遺址還有，湖北宜都紅花套、枝江關廟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樹、公安王家崗、監利柳關，湖南澧縣三元宮和丁家崗、安鄉湯家崗和劃城崗等10多處（見關廟山遺址、三元宮遺址）。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紅陶為主，普遍塗紅衣，有些因扣燒而外表為紅色，器內為灰、黑。盛行圓形、長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紋，一般成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為紅陶黑彩，常見的是□索紋、橫人字形紋、條帶紋和漩渦紋。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領罐、壺、盆、缽、豆、簋、圈足盤、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蓋等。

石器中兩側磨刃對稱的圭形石鑿頗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鏟和斜雙肩石錛。偶見長達三、四十釐米的巨型石斧。 同時，有相當數量的石鋤和橢圓形石片切割器等打製石器。另有大量的實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響球。大溪文化流行紅燒土房屋並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複雜多樣，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該文化的特殊葬俗。

大溪文化的彩陶紋飾有橫人字形紋、曲線網格紋，有的器形和彩紋，明顯受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影響。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 區，如三元宮、丁家崗、湯家崗等地的遺存，可稱為三元宮類型。夾砂陶比例大，紅褐胎黑皮陶和白陶佔一定數量。

有特徵鮮明的盤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盤少，彩陶筒形瓶僅有個別發現。以通體裝飾的印紋、刻劃紋為特色，漩渦紋、變體捲雲紋彩陶也具特點，沒有發現受廟底溝類型彩陶影響的跡象。有人認為，這類遺存雖確有許多與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是受大溪文化強烈影響的另一種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農業為主。在房屋建築遺蹟的紅燒土塊中，經常發現稻草、稻殼印痕。紅花套遺址的稻殼印痕經鑑定為粳稻。除飼養豬、狗外， 從大溪、三元宮、丁家崗遺址的發現看，雞、牛、羊可能也已成為家禽家畜。同時，漁獵、採集等輔助經濟仍佔一定比重。特別在大溪有些地段的文化層內，夾雜較多的魚骨渣和獸骨，包括魚、龜、鱉、蚌、螺等水生動物以及野豬、鹿、虎、豹、犀、象等的遺骸。

在大溪文化遺址中，一直沒有發現成批的或數量較多的收割農作物的工具，既無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見石鐮。為數甚少的石刀、蚌鐮顯然主要不是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於採集活動。這種現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穀不是像黃河流域那樣用刀掐割粟、黍穗頭，也不是連桿割取，而是在田間帶莛薅拔，再捆紮成把晾曬。這種收穫方法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比較普遍，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數民族仍用這種辦法收穫稻穀。

稻穀的去殼加工，主要用杵和臼。1973年在紅花套遺址發現了兩處保存較好的地臼，是一種鍋底狀的圓坑，周壁堅硬光滑，附近還有木杵的遺痕，是一種長 1．4 米，中部較粗、兩端呈圓頭的稻米加工工具。這一考古發現，證實了《周易·系闢下》關於上古時代“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的記載。此外，在許多遺址中還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還出現了一些直接利用形體合適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在優越的自然條件下，長江中游地區當時的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都較發達。大溪文化先民主要從事稻作農業生產，考古發現顯示，許多遺址的紅燒土塊中夾有稻殼和水稻的莖葉碎末。一些遺址還有較多稻殼和稻草灰燼出土。對紅花套、關廟山兩處屬於大溪文化中期階段的稻穀鑑定，表明是粳稻。這個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夾炭陶器，是以炭化稻殼粉末作為羼合料的，足以説明種植稻類作物已十分廣泛。在三峽谷地，缺乏適於農耕的沃土，採集和漁獵經濟所佔的比重很大，如清水灘等遺址的堆積中包含大量魚骨和獸骨，反映出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條件的制約。

大溪文化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製陶業和石器製造業。長江中游氏族部落當時的製陶業有其自身的創造。劃城崗遺址發現了一座保存較好的窯址，先在地下挖坑，結構分為斜坡狀火道、火膛、窯室、出煙口幾部分。窯的底和壁都用大塊紅燒土鋪墊或壘砌而成。火膛直徑為 1．2 米，其上未見窯箅，在高出火膛底部 0．3—0．4 米處，圍繞窯壁一週有寬 0．2 米的平台，構成直徑1．6 米的窯室。待燒製的陶器就擺放在平台上。這種陶窯使用的材料和構築形式，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尚屬少見。

製陶業方面，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為突出，代表了 較高的工藝水平。在白陶圈足盤上，通體飾有類似淺浮 雕的印紋，圖案複雜精細。薄胎細泥橙黃色的彩陶單耳 杯和圈足碗，胎厚僅1～1.5毫米，繪以棕紅色的多種紋 樣，顯得精美別緻。劃城崗遺址發 現一座保存稍好的窯址，由斜坡狀火道、火膛和出煙口 3部分構成。火膛下半部挖在生土中,上半部用大塊紅燒 土壘成。火膛之上未見窯箅，圍繞窯壁內側有一週放置 陶坯的平台，大多數陶器火候較低，據測試，燒成温度 為750～880℃。

在紅花套、關廟山發現的房屋基址，普遍經過燒烤，已成紅燒土建築。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築 兩類，前者常呈圓形，後者多屬方形、長方形。地面起 建的房子，往往先挖牆基槽，再用粘土摻和燒土碎塊填 實，牆內夾柱之間編扎竹片或小型樹幹，裏外抹泥。

室內分佈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圍築起方形火塘。居住 硬麪的下部，常用大量紅燒土塊鋪築起厚實的墊層，既 堅固又防潮。有的房頂系鋪排竹片和植物稈莖，再塗抹 摻有少量稻殼、稻草末的粘土。

有的房子還有撐檐柱洞 或專門的檐廊，或在牆外鋪墊一段紅燒土渣地面，形成 原始的散水。可見為適應南方的氣候條件，建造住房已 採用了多種有利於防潮、避雨、避熱的技術措施。

共發現 300餘座大溪文化的墓葬。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人骨保存較好。該墓地死者頭向普遍朝南，除個別為成年女性和兒童的合葬墓外，絕大多數實行單人葬。葬式一類為直肢葬,數量佔半數以上,以 仰身直肢為主。另一類為屈肢葬，其中多數是仰身屈肢， 以雙腳壓在髖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曲的仰身蹲屈葬最為特殊。下肢彎屈程度很大的屈肢葬，當是將 死者捆綁後埋葬的。絕大多數墓有隨葬品，最多的30餘件。女性墓一般較男性墓富。有的石鐲、象牙鐲等飾物，出土時還佩戴在死者臂骨上。

在幾座墓裏發現整條魚骨和龜甲，有的把魚擺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於口邊， 也有的是兩條大魚分別墊壓在兩臂之下。以魚隨葬的現象，在中國新石器文化中尚屬少見。另外還有以狗作為犧牲的。大溪墓地兒童與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紅花套和關廟山則是甕棺葬。

大溪文化與仰韶文化比較，兩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屬自身系統的折沿盆、斂口缽、□ 口甕和小口直領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時期南、北所 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風。另一方面，明顯存在互相交流 影響的因素。如淅川下王崗的早一、早二期遺存中的陶 豆、盂、筒形瓶式細高器座等，是受大溪文化影響的產物；大溪、關廟山、紅花套等處發現的圓點鈎葉紋和花 瓣紋的彩陶罐、垂幛紋彩陶缽片、雙唇小口尖底瓶片等， 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南下影響所及的實物例證。

至於 大溪文化與時代稍晚的屈家嶺文化的關係，兩者當是先後直接繼承發展的，也有人認為是不同系統的兩種文化， 尚無定論。在湖南石門皂市、湖北宜都城背溪、秭歸柳 林溪，新發現一種較早的新石器遺存，為探討大溪文化 的淵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2014年9月11日，重慶三峽庫區巫山縣大水田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穫，兩百餘座墓葬出土文物1700餘件，其中大量大溪文化遺存的發現尤為重要和珍貴。 ^[1] 

大水田遺址考古發掘面積共計1300平方米，發現大溪文化、商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早期、六朝、唐宋遺蹟470餘處，其中墓葬258座、灰坑211座、房址1座、溝3條，出土陶、石、玉、瓷、銅、鐵、骨質器物小件1700餘件（套）。 ^[1] 

本次考古發掘工作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大量大溪文化遺存，部分資料填補了大溪文化發現的空白，對於大溪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