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廟山遺址

關廟山遺址，現存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現有房址10座，另有甕棺等遺蹟。房址多為長方形或方形地面建築，居住面和牆壁均燒烤成紅燒土，房址內有坡頂、竹骨泥牆、隔牆等遺蹟。小型房基面積35平方米，中型房基面積52平方米。磨製石器品種多，製作精細，多為斧、錛類工具。陶器有口徑達76釐米的陶盆、蛋殼胎彩陶，還發現有陶鼓、陶搖鈴等陶質樂器。大型陶盆、蛋殼胎彩陶的出現及內黑外紅的燒造工藝，均表明關廟山陶器製造工藝的領先地位。 ^{[2]  [3]} 

關廟山遺址除大溪文化遺存外，還有屈家嶺文化和極少的“青龍泉三期文化”遺存。

關廟山的發掘，再次揭示了“青龍泉三期文化”、屈家嶺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上下疊壓的地層關係；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大溪文化紅燒土房屋遺蹟，由此增加了對南方新石器時代建築形式和技術的認識；關廟山豐富的大溪文化遺存，基本上包括了該文化的各主要階段，對研究大溪文化的內涵、特徵、分期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4] 

許多歷史學家在撰寫原始社會發展史時，對長江流域原始文化，多以關廟山遺址為典型代表介紹，被學術界定名為“關廟山類型”。

關廟山新石器遺址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其考古收穫除已收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和《新中國考古發現與收穫》外，目前公開發表的有影響的論文有； 大溪文化因最初發現於四川省巫山縣大溪遺址而得名，1962年石興邦先生第一次提出 “大溪文化”的名稱，已知大溪文化的分佈地區西起瞿塘峽西岸，東至洪湖之濱，南抵洞庭湖 畔，北達荊山南麓，橫跨川、鄂、湘三省。李文傑先生把大溪文化分為南北兩個類型，即北部的 湖北枝江關廟山類型和南部的湖南安鄉湯家崗類型。

關廟山類型分佈在長江及其支流沮漳河兩岸，包括關屈山、大溪、紅花套、毛家山、桂花樹、蔡家台、清水灘等遺址，湯家崗類型主要 分佈在洞庭湖沿岸，包括湯家崗、丁家崗、三元宮、車軲山、王家崗等遺址。

李文傑先生關於大溪文化的分類，足以説明關廟山遺址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目前關廟山遺址發掘有2000多 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共5 000餘件。

1.關廟山石器大多數是梯形或長方形斧、錛等工具，一 般為弧頂，兩側面齊平，穿孔石器很少，石鋤、石刀罕見，石器以中型為主，普遍經過磨製，有 些通體磨光，但有些尚留琢痕或未經加磨。

2.關廟山陶器，從陶質上分有泥質陶、夾炭陶，夾蚌 陶和夾砂陶四類，其中以泥質陶最多，夾砂陶最少，泥質陶以飲食器較多見：夾炭陶多為盛儲 ． 器和炊器，夾蚌陶絕大多數作為炊器，夾砂陶所含砂粒有粗細之分，粗砂陶均為大型厚胎器 物，細砂陶除作盛儲器外也作炊器。從陶色上可分為紅、黑、灰、褐、橙黃和白6種，其中以紅 陶為主，黑陶次之，白陶最少。

3.關廟山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記，同時關廟山出土的夾炭陶， 李文傑等專家們認為，陶器的羼和料大多數是用炭化稻殼，少數用未經炭化的碎稻殼，表明 關廟山是一種以稻作為主的農業文化遺存。

關廟山出土的生產工具幾乎是石器，又多與稻作生產有關。

第一期石器數量較少，一般 為磨製，個別尚留打製痕跡：第二期石器數量較多，器形也顯著增加，普遍磨製，有些通體磨 光，有的仍留粗糙琢痕，第三期石器數量很多，其中小型石器佔有一定比例，第四期石器個體 大小以中型為主。

(1)石斧； 石斧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最重要的生產工具，也是原始農業開闢耕地的農具 之一。關廟山出土的石斧不僅數量較多，而且造型樣式也較多，説明當時石斧的重要性和普 遍性。關廟山有長方形厚體大石斧、窄梯形大石斧、梯形石斧、穿孔石斧、長條形大石斧、弧頂 長方形石斧、平頂長方形石斧、寬梯形石斧、斜刃石斧。

(2)石錛： 石錛主要是砍斫木材的工具，也用來掘土挖坑。關廟山石錛有：窄圓頂梯形 石錛(兩側面齊平而其上半段磨損，當與安柄使用有關)，長方形小石錛、橢圓形石錛。

(3)石鏟； 鏟是耜分化出來的，實際上在原始農業中鏟和耜是同一類挖土工具，關廟山 石鏟呈寬扁長方形、弧頂、兩面磨出窄刃面。

(4)石鋤： 石鋤是橫向裝柄的起土工具。關廟山石鋤頂端和兩側打製，背面的中、上段 遍佈石片疤痕，部分磨製。

石刀： 關廟山石刀長8．8釐米，磨光呈平背，雙面刃，刃緣中段微凹弧，這種造型構制， 顯然是先民們用來收割穀物的。

石杵陶臼： 杵與臼是新石器時代加工穀物的生產工具，關廟山出土杵臼一套，杵為河 卵石，未經磨製，下端有敲砸凹點並剝落少量碎屑，臼為陶製。

主要有石砧、石鑿、石銼等。

關廟山出土的石刀、石鋤、石鏟、石杵極少，筆者認為並不是 當時稻作生產水平低下，而是遺址發掘面太小還不可能展示關廟山遺址的全貌。

關廟山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與飲食有關，充分展示了當時糧食生產和先民生活的水平。 關廟山陶器，以紅陶為主，普遍塗紅陶衣，有些食器則是“外紅內黑”；大多數胎心含有稻殼炭 末，少數羼砂粒。圈足器和圓底器發達，三足器和平底器較少，尖底器極少，陶器紋飾有戳印 紋、弦紋、鏤孔、彩陶等；蛋殼彩陶數量雖少，但顯示了關廟山製陶工藝的突出成就。

關廟山陶 器的滲碳工藝經歷了近800年的發展過程，第四期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出現大批小型薄胎、 造型美觀、漆黑髮亮的細泥黑陶，這在同時期的其他文化中是不多見的。

關廟山大溪文化時 期主要飲食陶器有：盛飯用的圈足碗、裝食品的三足盤、雙圈足盤、雙摺壁圓底碟、豆和簋等； 飪食炊具主要有罐形鼎、缽形鼎、凹沿圓底釜、盆形甑、罐形甑、簡形腹甑等；裝水飲水用的敞口曲腹杯、單耳杯、雙唇小口瓶、簡形瓶、細頸壺，另外關廟山還出土了儲糧用的帶蓋折沿平 底盆、內卷沿圓大盆、大口缸和凹沿圓底罐、直領扁圓腹罐、折腹圈足罐、高領矮圈足小罐、小 口高領瓦紋罐、折沿圈足罐。

關廟山發掘時，在第三期發現了兩座較完整的房址，現已作保護回填。據有關發掘資料 介紹，關廟山房址為方形紅燒土房，牆體系用灰色泥土摻大量紅燒土渣築成，含極少量碎陶 片，外牆用摻有少量稻殼和稻草的生粘土抹平，四壁及隔牆的築法都相同，屋頂也採用紅燒 土，系用摻有少量稻殼、稻草的生粘土抹成。

這種方法直到六十年代仍在農村很多地方流行， 毋庸置疑，這種方法是關廟山先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總結髮明的，同時，給我們這樣的啓示； 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已經有了相當長的稻作歷史，科學測定關廟山的早期文化距今已有5 940 土260年的歷史，那麼，這裏栽培水稻的歷史要早於這個數字所表示的年代，因為栽培過程 和對於利用稻殼作羼和料的認識過程也應該放在考慮之內。

關廟山遺址既是大溪文化的典範，也是長江中游非常重要的史前稻作遺址，對其進行深 入研究，對於豐富我國稻作文化的內容，進一步探討我國稻作起源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關廟山遺址中大溪、屈家嶺、青龍泉文化的相關、連續性，表明該遺址可能有更早 的稻作文化史。 學術界已有學者提出，湖北鄂西的“早期”遺存均可歸屬於湖南彭頭山文化(距今8 000 一9 000)和皂市下層文化(距今7000一8000)範疇。宜都城背溪(距今7000多年)、枝城北 等為“彭山頭文化”，宜都金子山、孫家河等為“皂市下層文化”，因此，城背溪文化存在明顯的 早晚兩個階段。

枝江關廟山與宜都城背溪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不能排除一江之隔的直接影響作用，有觀點認為，關廟山前大溪文化即為城背溪晚期文化。筆者通過研究分析認為，關廟山與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彭頭山文化均位於長江中游上緣，緯度、氣候、地理條件基 本相同：且出土的稻穀遺存如出一轍，即在陶片和紅燒土中都發現有稻穀殼碎屑和碳化稻穀 現象；同時，陶器的製作、器形、紋飾也基本相似，另外，石器工具也彷彿有着繼承發展痕跡； 還有，這一地區離“長陽人”的遺蹟最近，推想“長陽人”的後裔率先從採集、狩獵經濟向原始農業經濟邁進，不能説是“天方夜譚”的事。因此，把關廟山、城背溪、皂市下層和彭頭山文化 劃分為同一稻作文化範疇更為恰當一些，應該説是沒有牽強附會之嫌的。把某一區域統稱為 某某文化，儘管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必定是後人約定俗成的，帶有鮮明的主觀性，如果彭頭山文化發掘早於巫山大溪，枝江關廟山歸屬彭頭山文化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關廟山稻作文 化向下延續的事實，已通過枝江出土文物及史料所充分證明，在這裏沒有必要進行闡述，關 廟山稻作文化向上延伸的潛力相當大。我相信，隨着稻作文化研究的繼續深人，關廟山稻作’ 文化的淵源是可以被揭示的，屆時可能會推動中國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關廟山稻作文化的生產工具、陶製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當時已達到了原始農 耕生產的先進水平，所以有足夠的理由説明，關廟山稻作文化應早子目前科學鑑定的年代。 如前所示，關廟山遺址，如果能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發掘，可能是中國稻作文化中的奇 葩。

該遺址陶器中普遍的稻殼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產物，石杵陶臼的出現，説明 先民們已告別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盤，它告訴我們，關廟山稻作文化已發展到了相當的水 平：引人注目的是，飪食炊器鼎、甑、釜的發現，證明先民飲食頗為講究，因而農耕已有代替採 集、狩獵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飲水陶器的出土，給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關廟山時期的先民 是否已掌握了釀酒的工藝，人們是否有了飲酒的習慣，特別是大型儲糧陶容器的出現，表明 關廟山史前稻作生產已有了較多的餘糧，或許人們已有了備荒的意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關廟山稻作文化生產的歷史完全有條件向上追溯。可以斷言，關廟山稻作文化豐富的內 涵與目前其他稻作遺存相比，並不遜色，比如該遺址文化層次分明，延續時間近800年，堪稱 中國史前文化堆積之最。

(三)對關廟山遺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與農耕有機地結合起來，必將擴展稻作文 化研究的視野。 關廟山遺址從發掘到現在，歷經16年的艱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比如，目前對關廟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説在全國處於領先的地位。筆者認為“民以食為天”，世 界上任何一處有影響的史前遺址無不與人的吃喝生存有關，因此研究史前文化離開對糧食 的研究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考古證明，陶器的發明，是與農業的發生、發展分不開的。農業不 僅為人類提供了比較穩定的大量的食物，而且還導致了定居生活的出現。但是，糧食都是顆 粒狀的澱粉物質，與肉、魚相比，很難在火上直接燒烤，原來的石烹法也不利於煮食。

因此，必 須以一定的炊具來達到煮食的目的，這種對一種新的、耐燒的炊具的強烈需求，是發明陶器 的主要原因。《世本》稱：“昆吾作陶”，“神農耕而作陶”，正是上述歷史背景的寫照，説明農業在先，製陶在後，兩者有着密切的關係。

陶器主要是為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出現的，這一點從早 期的遺址發掘中巳得到印證，關廟山也毫不例外。筆者認為，對一種有影響的史前文化，單純 研究一個方面不是不可以，但不應該本末倒置。如果通過對稻作生產的研究來推動工具、陶 器的研究，必將給關廟山遺址考古研究帶來新的進展。 ^[5] 

2022年1月，入選“湖北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6] 

關廟山遺址(5張)

2001年6月，關廟山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