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巴：據《漢書》《後漢書》《華陽國志》等所載，周秦之世，其疆域“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及黔涪”[1]2，“巴”的地域範圍大體已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陝南、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部分地域，而川東達州（巴人故里）、巴中、重慶等地正在其轄境之腹心。 ^[5] 

古蜀：《華陽國志·蜀志》曾有描述：“其地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其範圍，東與巴國大致相鄰於涪江流域一線，西邊囊括了川西高原一部分，北邊以秦嶺為秦蜀邊界，南邊則已抵達後世中越邊境。由此可見，蜀的疆域非常遼闊，幾乎佔據了古代所謂“華陽”亦即秦嶺以南廣大地區範圍的大半。 ^[6] 

巴蜀文化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特點，而巴蜀文化的特點又限制了自身的發展。巴文化與蜀文化有着各自的特點和明顯的區別，卻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割捨不斷的關係。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已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遊牧文化的聚寶盆。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説：“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遊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遊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遊江，或遊山，或遊寺，或遊郊野，而且往往是羣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山蜀水，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仙女山、金佛山、長江三峽、大巴山、鳳凰山、犀牛山、花萼山、光霧山、華鎣山。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佈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着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蹟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

為代表的四川省管轄地區(2張)

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澱的況味。

永陵是我國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成都武侯祠，位於成都市武侯區，肇始於公元223年修建劉備惠陵時，它是中國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廟和最負盛名的諸葛亮、劉備及蜀漢英雄紀念地，也是全國影響最大的三國遺蹟博物館。1961年國務院公佈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評選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成都武侯祠現佔地15萬平方米，由三國曆史遺蹟區（文物區）、西區（三國文化體驗區）以及錦里民俗區（錦裏）三部分組成，享有“三國聖地”的美譽。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我們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我們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重慶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啓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衝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自貢燈會始於唐宋，興於明清，盛於當代，有近800年的歷史，被譽為“中國燈城”。唐宋時，自貢地區已有新年燃燈、元宵節前後張燈結綵的習俗。明清時期，逐漸發展為一項大型民俗文化活動，有“獅燈”“燈竿節”等。20世紀初，又逐漸形成節日提燈會、放天燈、舞龍燈、戲獅燈、鬧花燈等民間習俗。自1964年以來，已連續在自貢舉辦7屆迎春燈會和27屆國際恐龍燈會，在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內500多個大中城市先後展出，累計觀燈人數超5億人。 ^[7-8] 

自貢鹽幫菜伴隨自貢鹽業歷史而發展，至今已有近千年歷史。鹽幫飲食文化是自貢市傳統文化特色的重要表現，是自貢這座鹽業文明城市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9]  自貢為井鹽之都，食鹽為百味之祖，鹽幫為美食之族。吃在四川，味在自貢。植根於巴蜀文化，結胎於川菜系列，伴隨着鹽業經濟的繁榮與發展而形成的自貢鹽幫菜，成為有別於成渝兩地“上河幫”“下河幫”菜餚的川南“小河幫”傑出代表。 ^[10]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着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説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雅安）、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着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巴蜀是一種特定的稱謂，如今已分為巴和蜀。在戰國以前，巴與蜀是分稱的，涇渭分明。“巴”的古義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區域為川東（含重慶）及鄂西地區，涵蓋陝南、漢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義為“葵中之蠶”，主要地理位置涵蓋四川盆地川中西部平原地區。由是觀之，巴蜀的核心區域即為如今的四川省和重慶市。

濫觴於商代，見名於春秋，主體氣質成於秦漢，巴的進取與蜀的兼容由此合二為一，秦漢以後逐漸融入中原文化，搖曳而生姿，經歷代而飄然不散，是一片可以遮蔽天空的星雲，和而未合，惜乎未能聚攏成星體，過去不能，現在不能，未來亦難能。

總體上，巴蜀文化綿長久遠、神秘而燦爛，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無為逍遙，更因刀劍而存。文化上兼容儒釋道，以道，注川人風骨；以儒，舉川人仕進；以釋，去川人彷徨；進退之間，死生契闊。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蹟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蹟。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澱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着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儘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啓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峯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瞭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中國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位於長寧縣和江安縣的蜀南竹海面積有6萬餘畝，其中還有仙寓洞、龍吟寺等文化景觀，既是大自然的奇觀，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傑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發源於岷山的岷江，自古稱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發達起來的地方。這裏有人間仙境九寨、黃龍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養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遺蹟，有全國唯一的羌文化風光。遊覽岷山，不僅可以使我們體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領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態。

2018年12月，教育部認定四川大學巴蜀文化傳承基地為第一批全國普通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 ^[1] 

巴文化、蜀文化源遠流長已有5000餘年發展歷程，在中國上古三大文化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與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構成輝煌燦爛的中國文明。巴蜀大地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搖籃，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從秦漢到晉、現代巴、蜀產生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軾、張木式、楊升庵、張問陶、李調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許多文化領域，諸如漢賦、唐詩、宋詞、巴學、蜀學、史學、道教、天文、易學等方面，都處於全國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與齊魯的儒學、三晉的法學、荊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國古代文化的顯著特色。

巴蜀地區是西南絲綢之路的出發點和主經之地，自古與西南各族和南亞各國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響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亞諸國，使巴蜀文化衝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進而具有大西南意義和國際文化交流意義。

“巴蜀文化”作為學術術語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衞聚賢、顧頡剛、徐中舒、蒙文通、馮漢驥、任乃強、繆鉞、張秀熟、鄧子琴等國學大師對巴蜀古史傳説、古代歷史、民族、學術、宗教和考古等方面進行開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劃時代的成果。在西南地區，四川大學和重慶大學等素來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帶頭人，50多年來先後出版和發表了約450餘種論著，巴蜀考古也獲重大成果，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以成都“寶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遺址發掘，三峽古人類遺址的發現，都凝聚了川大學人的心血，1999年川大師生對三峽李家壩原始人遺址的搶救性發掘，被評為該年度“十大考古發現”。博物館4萬餘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文物收藏，為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實物條件。

四川大學早在1991年即已成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並接受邵逸夫捐款修1000餘平方的“中心”大樓。1997年開始的“211工程”，又將巴蜀文化研究列為重點建設課題。該中心與實體型研究所古籍所組合成四川大學巴蜀文化研究所，該所豐富的藏書和專職研究隊伍，為全面開展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有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專門史三個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為巴蜀文化高級人材培養提供了學術保障。

中國的茶文化有記載最早始西漢，源於邛崍山脈蒙山之上，被陸羽稱為西蜀茶稱聖。

世界上的幾大宗教中唯一在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是道教，道教的創教之地就在巴蜀。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腰，有一道教名觀——古常道觀，建築雄渾莊嚴，金碧交輝，環境搖青聳翠，泉林交蔭。觀後有一巖洞，內有張天師石刻像。觀前有古銀杏一棵，傳為天師手植。原來這道觀據説是東漢道教天師張陵結廬傳道之處，後世遂稱為“天師洞”。

張陵（34 —156年）是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自幼熟讀《老子》，年輕時曾任巴郡江州（今重慶）令，受到巴蜀“仙道”、“鬼巫”一類宗教習俗的深刻影響。後來，張陵棄官入洛，又輾轉入蜀，在西蜀鶴鳴山（今大邑縣境內）學道，於漢安元年（ 142年）在這裏創立“天師正一盟威”之道，一般都簡稱為天師道，這也就是後來傳遍全國的道教。

從學道到創道的過程，是張陵為道教作理論準備和創教實踐的過程。他造作道書24篇，完成了道教的神學思想體系；他選擇疊幽擁翠的青城山作為“靜思精至”、“整理鬼氣”的創教傳教基地；他改造巴蜀原有仙鬼巫術，建立神系、宮觀組織、教區組織和齋戒儀軌，其中最主要的是創立教區組織“二十四治”。初期的24治全在四川盆地西部，以陽平治（今彭州）為中心，鹿堂治（今綿竹）和鶴鳴山治（今大邑）最為重要。天師道後來分化很多，南北朝時，南朝有南天師道，北朝有北天師道。巴蜀本土的天師道的發展衍變也不絕如縷。三國時代，張陵之孫張魯憑天師道“雄距巴、漢垂三十年”。成漢時，李雄的國師範長生以青城山作根據地，率千餘家傳道，被尊為天地太師，後人在他的舊居建有長生宮。唐玄宗時，為解決山下飛赴寺僧人強佔青城山道觀“天師洞”的糾紛，下詔“勿令相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並刻石於碑，這就是著名的《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書碑》，今仍立於常道觀的三皇殿中。

五代前蜀時，道教著名領袖杜光庭定居青城山白雲溪清都觀，即今祖師殿，主持青城山及全蜀教務，著書立説，為道教理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扶宗立教，天下第一”。傳説明代張三丰曾住成都二仙庵，張三丰為武當山道教南派，因此巴蜀地區武當派頗盛，真武宮觀也很普遍，以宜賓市翠屏山的真武宮觀羣最為著名。清代康熙初，陳清覺自武當山來青城山傳全真龍門派，後來又主持二仙庵，使道教再一次興盛。

青羊宮原名青羊肆，是成都城內最著名的宮觀。相傳是老子出關見關尹之處,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改為青羊宮.宮內收藏有木刻《道藏輯要》板片, 是研究道教的重要文物資料.宮內現存兩尊銅羊(俗稱青羊)以及八角亭、呂純陽石刻等著名建築.

四川道教石刻為數不多,整個盆地內共有28處,其中以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最為系統和完整。佛教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根據近年的研究和考古發現，佛教傳人我國的途徑是多源的。印度、中亞和西亞同我國古代的聯繫主要通過西域、南海，和滇緬五尺道、犛牛道三種途徑。古巴蜀位於這三條途徑的交匯點，因此特別體現了佛教南傳與北傳在這裏交匯的特點。近年來巴蜀地區發現不少東漢晚期的佛教造像．綿陽何家山1號崖墓出土搖錢樹上的銅鑄佛像，樂山柿子灣1號崖墓和麻浩一號崖墓的石刻佛像,什邡皂角鄉東漢磚石墓出土的畫像磚上的佛塔與菩提樹,宜賓黃塔山東漢墓出土的一尊坐於青獅上的佛像，彭山縣東漢崖墓中的搖錢樹陶座上的坐佛與侍者像，樂山西湖塘出土的施無畏印陶俑．忠縣蜀漢墓出土三株搖錢樹上鑄有 14尊佛像。此外．還有流失到日本的幾尊搖錢樹佛像.除了佛像以外, 還有一些與佛教有關的造像，如西昌以及綿陽何家山二號墓出土搖錢樹西王母額中有小圓圈，似為佛教白毫相特徵。搖錢樹上常見蓮花、羽人與西王母相伴，這是佛教傳入初期仙佛相混的特徵。

這些考古材料證明，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已傳入巴蜀。而同一時期中原地區至今還未見東漢佛像遺物和佛塔痕跡，但巴蜀地區卻在搖錢樹和畫像石、畫像磚上大量湧現，這必是佛教已有了較長時間傳入過程，才有可能反映在藝術形象上。其傳播途徑，顯然不是經過西域——中原的途徑輸入，而是從南方傳入的。這是我們目前已知的佛教南傳入中國的最早的實物證據。

眾多的禪林古剎，構成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觀。南北朝以來，巴蜀高僧大德倍出，伽藍古剎雄視，歷代皆有傳承。尤其是唐代以來，在中國固有文化基礎上，佛教的禪宗對巴蜀影響極大。禪宗所倡導的叢林制度也是在巴蜀地區完善和光大的，禪林在巴蜀成為了佛寺的主流。巴蜀作為禪宗的重要陣地，產生了一大批傑出人物，如唐代修禪十大家中就有馬祖道一、圭峯宗密等五家是巴蜀人，在全國禪宗內力量最為雄厚。宋代時，巴蜀禪宗在全國已佔絕對優勢，並形成了自身的傳承系統。故佛學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説。四川的寺院叢林與四川禪宗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巴蜀地區的著名彈林寺院有成都的昭覺寺、大慈寺、文殊院、寶光寺，梁山（今梁平）的雙桂堂，遂寧的廣德寺，內江的聖水寺，重慶的華巖寺等。

南北朝時期，佛教由南北交錯傳來遍及巴蜀盆地，摩岩石刻造像遍佈川中。廣元千佛崖有北朝造像，茂汶、西昌、成都萬佛寺與龍泉山北周文王碑都有南朝和北朝的石佛像，表明佛教傳播已甚為廣泛。到隋唐以後，北傳禪宗與南傳密宗在巴蜀地區交匯，現存唐代巴蜀石刻佛像百餘處所見者多為北傳，而在安嶽、樂至、樂山龍泓寺、夾江千佛巖、邛崍、昭覺等地則又能見到唐代密宗佛像。大足寶頂山大佛彎還有宋代趙智鳳所集中雕造的迷宗柳本尊故事,是傳承一行法師的"法密".這些密宗造像淵源多為南傳。南傳與北傳佛教在唐代以後的巴蜀出現了斑爛駁雜、複雜交流的局面，使巴蜀成為我國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佈之廣，造像之多，題材之富，技術之精，為全國所僅見。直到今天，四川盆地中廣元的千佛崖和皇澤寺，巴中的南龕和水寧寺，安嶽的千佛寨、玄妙觀、卧佛院、華嚴洞、毗盧洞，大足的北山、南山、寶頂山，邛州的花置寺，大邑的藥師崖，夾江的千佛崖，蒲江的飛仙閣等地的佛教石刻造像仍然保存完好，名揚遠近。

在眾多的石刻造像之中，巴蜀又是名副其實的大佛之鄉，全川高度在 10米以上的大佛共有20座之多。

樂山凌雲寺大佛通高71米，頭高14．7米，足背長11米，赤足上可圍坐百人。始建於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完成於唐德宗貞元九年（803 年），前後歷時90年，經過唐代高僧海通禪師、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等累代修築，才成了今天這樣的規模。

潼南馬龍山卧佛是全國第一大卧佛，獨佔山峯的半壁巖面，長達36 米，卻只刻了佛的上半身，下半山與山體結合，隱於祥雲霧靄中，可謂匠心獨運。

安嶽卧佛全長23米，在八廟鄉卧佛溝。在經窟上刻滿了佛經，共有131 平方米，約26萬字，是一座罕見的唐代石刻經庫。

榮縣大佛是我國第二大佛，也是第一大釋迦佛，通高36．67米。過去的榮縣大佛是全身貼金的，在陽光下金光閃耀可達數里，可惜1943年被當時的地方官將貼金取掉，這種光彩奪目的奇觀遂不復得見。

在今重慶和四川境內，聚居和雜居着漢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納西、僳僳、布衣、滿、蒙族 等14個少數民族。漢族構成巴蜀地區人羣的主體，主要聚居於四川盆地內。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區則主要 為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區。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盆地東緣山地主要是 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區。其它人口較多的10多個少數民族則散居於四川和重慶各地，少數民族總人口數有 300萬 。

重慶和四川這種民族分佈格局是經過幾千年的交流融合、遷徙定居、相互依存、發展演變的過程而形成的。在長期的民族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這一過程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與規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生息繁衍過程的一部分。從古及今，凡從外地入蜀的文化人最強烈的直觀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與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晉裴秀的《圖經》説巴蜀是“別一世界”，杜甫人蜀稱蜀人為“新人民”，認為蜀地“異俗嗟可怪”。抗戰時期入蜀的學者有感於古蜀國文化遺物的特異 ，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專門概念。這些都説明組成巴人、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們的習俗確有其特異之處。對巴蜀人而言，這叫做“個性”，對文化習俗而言，這叫做“川味”。 ^[2] 

《世本》、《史記》和《華陽國志》等史籍 均認為蜀之先源於黃帝，是黃帝族降居若水（雅礱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陽一系的後裔。黃帝之子昌意是同這一帶的蜀 山氏聯姻的。蜀的始祖蠶叢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陽山上 遊興起的。漢代的蠶陵縣，即今疊溪，就是蠶叢氏的根據地。根據史書的説法，蠶叢氏逐步南遷，到灌口（今 都江堰市）出現了第二個蜀祖柏灌氏。發展到魚鳧氏時代則已進人成都平原，今温江縣有魚鳧城故址。取代魚 鳧氏的杜宇氏。廣漢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燦爛的青銅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偉大創造的結晶。

傳説蜀國望帝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區長期有 “農時先祀杜主”的風俗，不少農村建有 “杜主廟”。根據《華陽國志·蜀志》的記載，杜宇失國後，隱居西山，其魂魄化為杜鵑鳥，常因思念故國而啼叫出血來，以至灑滿了山野的杜鵑花。這個“杜鵑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傳，李商隱有“望帝春心託杜鵑”的名句歌吟這個故事，而蜀人拜杜鵑的習俗至少在西漢以前就已經存在。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記載了對於杜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習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郫縣近郊的望叢詞，是蜀人祭禮望帝杜宇和叢帝鱉靈的場所。

巴蜀盆地內的最流行的年節古俗是漢族的習俗，它與中原地區的民俗在內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 之處。所謂“一方之會，風俗分雜”（《周書·辛慶之傳》），正是 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動説明。 歲時節令有春節過年、清明上墳、燈會、花會、端午食棕子、划龍舟、中元祭祖、 中秋吃月餅等等，均與中原地區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節貼春聯之習就起源於巴蜀。後 蜀時，孟超自吟“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一聯貼在宮門上，代替過去貼桃符、鬱壘，這是我國春聯之始。 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祠遊喜神方，燒第一柱香，稱為“頭香”，即以為吉利，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 人日遊草堂是從晚唐興起的巴蜀特有習俗，其俗源於杜甫與高適之間的人日詩話。上元二年（761 年）高適寄 詩杜甫説：“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為紀念杜甫，人 們便選擇人日這一天遊覽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學政何紹基為草堂撰有一聯：“錦水春風公佔卻，草堂人日我歸 來”，就是記人日遊草堂的習俗。

元宵燈會起於唐時。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現燈，有青羊宮的道燈，昭覺寺的佛燈，大葱寺的水燈，從此形 成極富特色的成都燈會。宋陸游曾有詩寫成都燈會盛況：“鼓吹連天沸五門，燈山萬炬動黃昏。”作為古俗，成都的燈會與燈市都在元霄前後，燈市的繁華不亞於燈會的璀燦。清人有竹枝詞寫燈市：“城隍廟前燈市開，人物花枝巧扎來。高掛竹竿求主顧，玲戲機巧鬥新裁。”又有竹枝詞寫燈會：“看燈大放鬧喧天，獅子龍燈 竹馬全。看過錦城春不夜，愛人惟有彩蓮船。”燈會與燈市相結合是成都 獨有的特色。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幾乎都有燈會，發展到今天，已經 以其多姿多彩馳名海內外。四川燈會以成都燈會歷史最悠久，以銅梁燈會的紙紮龍燈工藝最精湛，而自貢市的“國際恐龍燈會”則以其規模大、門類多、花樣新而為四川之冠，已在海內外多次展出，為四川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成都花會源於唐代的花市，以後歷代相沿。趙祥《成都古今集記》説：“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農闢圃賣花，陳列百卉，蔚為香國。”到明清時，花農逐漸集中於青羊宮，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開市，至今猶然。

端午節龍舟之習，巴蜀與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時期，蜀地的劃龍船是在三月三日，後來才改為五月五日。

清明上墳之俗起於西漢，巴蜀一直流行至今。過去西蜀地區在這一天要賣歡喜團，小商販以各色炒米作團，用線貫串，叫“歡喜團”，這是巴蜀不同於中原之處。

巴蜀節令習俗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俗好眾人蔘加的遊樂，“西蜀遊賞之盛甲於天下”，並且其遊賞習俗常常同各種藝術表演相結合，“倡優歌舞，娥瞄靡曼”，體現了蜀人重文學儒雅之風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夫人誕日舉辦“浣花大遊江”，這就是自唐代以來成都獨有的習俗。這一天傾城出動，錦江舟接檣銜，兩岸綵棚連座，十里不斷。地方官帶頭出遊，叫做“邀頭”，百姓人家則自帶座具“邀牀”，因此這一活動又叫“邀遊”。

巴蜀地區從來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着各種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見。

中國境內為巴蜀所獨有的船棺葬是戰國至西漢時期古巴蜀人所實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實用的或仿製的獨木舟為棺，在盆地內從東的重慶市到四川省西部的蒲江、川北的廣元和成都市內，都有發現。在這些船棺葬中所發現的豐富遺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重要資料。 石棺葬是指豎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塊砌成的棺狀墓葬，分佈於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東部也有發現。其時代大約相當戰國秦漢時期。其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都有獨特的內涵。根據文獻記述加以對照，石棺葬應是以窄都夷和冉 夷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寧河河谷盆地一帶分佈着一種用巨大石塊修築的墓葬，稱為大石墓。其時代相當於戰國到漢初，應 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層中開鑿洞穴為墓室的崖墓曾經十分廣泛地流行於巴蜀地區，是巴蜀文化的一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