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

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陳子昂出生於梓州射洪一個富有的庶族地主家庭。少年時，陳子昂樂善好施、慷慨任俠、尚武好劍，總期望金戈鐵馬、馳騁疆場以建功立業。 ^[25]  十七八歲時尚不知書。後因擊劍傷人，才棄武從文，慨然立志，謝絕舊友，發憤攻讀，博覽羣書，深鑽經史，不幾年便學涉百家。同時關心國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樹。 ^[24] 

調露元年（公元679年），陳子昂出三峽，北上京城長安，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並參加了第二年科舉考試。落第後回故里金華山研讀。“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賅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風骨”，為他後來革新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永淳元年（682年），學有所成的陳子昂，再次入京應試，仍不為人知。 ^[3] 

23歲時，陳子昂考中進士，入仕為官。他的諫言被當時的皇帝武則天採納。之後，他升任右拾遺，一時意氣風發，滿懷熱情。隨着時局變化，耿直的陳子昂依然堅持直言。但是，他的諫言沒有被採納。他還因此多次遭遇降職等。 ^[25] 

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陳子昂進士及第，官麟台正字，後升右拾遺，直言敢諫。時武則天當政，信用酷吏，濫殺無辜。他不畏迫害，屢次上書諫諍。武則天計劃開鑿蜀山經雅州道攻擊生羌族，他又上書反對，主張與民休息。他的言論切直，常不被採納，並一度因“逆黨”反對武則天的株連而下獄。 ^[4] 

垂拱二年（686年），曾隨左補闕喬知之軍隊到達西北居延海、張掖河一帶。 ^[3]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亂，又隨建安王武攸宜大軍征討契丹。兩次從軍，使他對邊塞形勢和當地人民生活獲得較為深刻的認識。 ^{[3]  [5]} 

聖歷元年（698年），陳子昂因父親老邁而解官回鄉，不久父死。居喪期間，權臣武三思指使射洪縣令段簡羅織罪名，加以迫害。

久視元年（700年），陳子昂冤死獄中（沈亞之《上九江鄭使君書》），年僅四十一歲。 ^{[3]  [6]} 

陳子昂(3張)

陳子昂倡導詩歌革新理論。繼四傑之後，陳子昂以更堅決的態度起來反對齊梁詩風的統治，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表現了鮮明的創造革新精神。陳子昂的思想是很複雜的，他既好縱橫任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導方面。他的許多政論奏疏，表現出洞察國家安危的遠見，關懷人民疾苦的熱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經對諸羌的進犯感到憂慮，對蜀川人民“失業”“逃亡”深表同情，對“官人貪暴”“侵漁”“剝奪”百姓的罪惡加以憤慨的指責。《資治通鑑》引用他的奏疏、政論有四、五處之多。他的政治熱情是他從事詩歌革新的動力。 ^[3] 

陳子昂曾經在《修竹篇序》裏提出詩歌革新的正面主張。在唐詩發展史上，陳子昂這篇短文似一篇宣言，標誌着唐代詩風的革新和轉變。此前，劉勰、鍾嶸反對南朝形式主義詩風，曾經標舉過“比興”“風骨”的傳統；王勃反對龍朔前後的宮廷詩風，也指責他們是“骨氣都盡，剛健不聞”。陳子昂繼承了他們的主張，指出初唐宮廷詩人們所奉為偶像的齊梁詩風是“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指出了“風雅興寄”和“漢魏風骨”的光輝傳統作為創作的先驅榜樣，在倡導復古的旗幟下實現詩歌內容的真正革新。“興寄”和“風骨”都是關係着詩歌生命的首要問題。“興寄”的實質是要求詩歌發揚批判現實的傳統，要求詩歌有鮮明的政治傾向。“風骨”的實質是要求詩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剛健充實的現實內容。從當時情況來説，只有實現內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詩歌負起時代的使命。同時，由於“初唐四傑”等詩人的積極努力，新風格的唐詩已經出現，沿襲齊梁的宮廷詩風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不滿，詩歌革新的時機更加成熟了。陳子昂的革新主張在這個時候提出，不僅有理論的意義，而且富有實踐的意義；不僅抨擊了陳腐的詩風，而且還為當時正在萌芽成長的新詩人、新詩風開闢道路。 ^[3] 

陳子昂進一步發展了“初唐四傑”所追求的充實，剛健的詩風，徹底肅清了齊梁詩歌中綺靡纖弱的習氣，對盛唐詩人張九齡，李白，杜甫產生了深遠影響。 ^[3] 

陳子昂的詩歌創作，鮮明有力地體現了他的革新主張，《感遇詩三十八首》正是表現這種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它是陳子昂一生不同時期部分作品彙集起來的組詩，是詩人一生經歷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記錄。其內容廣闊豐富，思想矛盾複雜。其中包含了作者俯仰宇宙的哲理思考、出入歷史的人生感慨、直面現實的批判意識、壯志難酬的悲憤情懷。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現實性很強的邊塞詩，例如他從徵塞北時的作品《朝入雲中郡》，詩中對將帥無能，使邊民不斷遭受胡人侵害的現實，深表憤慨；在從徵幽州時所寫的《朔風吹海樹》一篇中，又對邊塞將士的愛國熱情遭到壓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歲雲暮》一篇更明白地揭發了武后開蜀山取道襲擊吐蕃的窮兵黷武的舉動。這些詩突破了泛擬古題的邊塞詩傳統風氣，對武后內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諷刺。在《聖人不利己》一詩裏，他指責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費人力物力的佞佛行為。在《貴人難得意》一詩裏，他更勇敢地諷刺了武后對待臣下時而信任、時而殺戮的作風。這些現實性很強的詩篇表明他的政治抱負和他的詩歌革新主張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繫。他的那些感懷身世的詩，也寫得很動人，如《蘭若生春夏》一詩，美好理想無法實現的深沉的苦悶，借楚辭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的意境，宛轉藴藉地表現出來。但是，他這種苦悶，在不同的時間境遇之下，又轉為憤激慷慨之音。如《本為貴公子》。《感遇詩三十八首》裏也有一些嘆息人生禍福無常，讚美隱逸求仙，發揮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濃厚的佛老消極思想。 ^[6] 

《登幽州台歌》和《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是陳子昂隨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時候寫的詩篇。盧藏用《陳子昂別傳》説：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不知也。《登幽州台歌》以慷慨悲涼的調子抒寫了長期以來仕途失意的苦悶悲哀和政治理想破滅的痛苦，在深沉的感慨中，寄寓着報國立功的渴望，境界擴大，音調悲壯，感情深沉。它高度概括了封建社會中正直的知識分子那種遭遇困厄孤獨寂寞的典型感情，這種悲哀在舊社會中常常是為許多困厄於不合理的境遇的人們所共有，因而千百年來引起無數讀者的共鳴。 ^[19] 

陳子昂在《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中，歌頌了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時立功的樂毅、郭隗等歷史人物。《薊丘覽古序》雲:“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霸跡已蕪沒矣。乃慨然仰嘆，憶昔樂生、鄒子羣賢之遊盛矣。因登丘作七詩以志之。”從詩裏可以看出，他不像一般庸俗的官僚那樣熱衷於榮華富貴，他希望人君尊敬和信任像他那樣有才能的人，他嚮往那種舉賢授能、人才解放的開明政治。 ^[19] 

陳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詩受建安、正始詩人影響較深。唐皎然《詩式》説：“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詠懷》。”像《蘭若生春夏》《貴人難得意》等比興託諷的詩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禍福無常的詩，的確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詩《駕言發魏都》《獨坐空堂上》等詩也有意境相通之處。而《丁亥歲雲暮》《本為貴公子》《朔風吹海樹》《蒼蒼丁零塞》等邊塞詩，則和建安詩中“梗概而多氣”的寫時事之作比較接近。他的詩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同時存在。那些現實主義的作品，有的敍事慷慨沉痛，有的還兼有政論鋒芒。那些偏於抒發理想之作，有的寄興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這又是浪漫主義的不同表現。總的來説，他的詩風格並不完全統一。 ^{[6]  [19]} 

陳子昂的律詩比較少，但是像《度荊門望楚》，也是初唐律詩中的佳作。詩人用氣勢流暢的筆調，寫出了他初次離蜀途中所見的巴楚壯麗山川。風格和其他詩人有所不同。

陳子昂的全部詩作沒有一點齊梁浮豔的氣息。他是唐詩開創時期在詩歌革新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大功績的詩人，杜甫、韓愈等詩人都對他在唐詩發展上的功績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詩人的公論，至於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直接啓發了張九齡《感遇十二首》和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的創作，李白繼承他以復古為革新的理論，進一步完成唐詩革新的歷史任務，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3] 

陳子昂開了唐代詩文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先河，他的詩文革新主張對唐詩產生的歷史影響巨大，並且意義深遠。陳子昂轉變了初唐時期的詩文風格，使唐詩徹底擺脱了齊梁頹靡詩風的影響和束縛。陳子昂的詩文革新舉措為唐詩的健康發展做好了鋪墊，它是唐詩發展的理論基礎和依據，同時也是唐詩變革的風向標。他提倡“風雅”之音，使唐詩的創作風格貼近社會生活實際，使文人在創作的過程中偏向於向現實生活取材，使士大夫開始關注社會，關注百姓生活。陳子昂的詩文革新主張為迷茫的文人們指明瞭方向，它奠定了唐代詩文的壯闊景象，盛唐文學把陳子昂的詩文革新主張作為理論指導，使得盛唐文學詩風壯闊大氣。陳子昂批判齊梁詩風頹靡，脱離社會實際，作品中缺乏社會元素，經過陳子昂的詩文革新之後，盛唐的詩文大多來源於實際生活，內容充分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想法，是作者真情實感的流露。陳子昂的詩文革新實踐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並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7-8] 

陳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績的。他文集中雖然也還有一些駢文，但那些對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較樸實暢達的古代散文，這在唐代，也是開風氣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梁肅、韓愈都對他這方面的努力作出“以風雅革浮侈”“高蹈”的評價。 ^{[9]  [10]} 

陳子昂的散文具有“文林大器，質匪雕刻，學術鈎深，風鑑詣極”，博大氣象和豐富內涵，以及他對前代文人所具有的兼濟天下和憂患意識的深刻理解及有益借鑑。在揚棄六朝駢體文的基礎上，他追慕先賢為文之道並發展創新，於魚龍混雜的初唐文學革新中展現出自己獨樹一幟的文學才思和革新主張，從而為其後“古文運動”的大規模開展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9]  [10]} 

陳子昂的散文大都面對現實，直陳政見，表現出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憂國憂民的民主精神。他以“英傑過人，強學冠世”的豪氣質問蒼穹；擁有安黎民、濟天下的偉大心志；反對勞民傷財，橫徵暴斂，同情人民疾苦；反對拓邊開疆，窮兵黷武，主張保境安民；反對嚴刑猛制，濫殺無辜，提倡貴仁措刑；反對任人唯親，奸佞當權，力主旌納忠正。如《諫靈駕人京書》指出三秦之地：“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諫雅州討生羌書》疾呼：“今又循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串。”正如趙儋在《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碑》中説：“陳君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身在朝闕，心繫天下，拳拳赤誠之心溢於言表。其文雖議論朝政得失，但字裏行間都飽含着強烈的愛國愛民思想。 ^{[9]  [10]} 

陳文在思想內容方面以倡導現實主義文風為主導，從文學的發展規律來看，這無疑給唐代文學觀念和審美觀念的形成與發展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他的散文深受先秦兩漢散文“單行散句”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縱橫家風采，同時又借鑑駢體文之優美辭藻和整飭形式，讀之親切自然，朗朗上口，忠君赤子之心藴含其中。 ^{[9]  [10]} 

在文體上，陳子昂力求變駢為散或駢散結合並積極踐行自己的文學主張，表現出大膽的革新求變精神。《舊唐書·陳子昂傳》所選文章皆為賦篇，可以看出宋人對陳子昂變駢為散或駢散結合革除浮豔綺靡文風的歷史功績的充分肯定。從在思想上還是在體裁以及藝術成就上，對魏晉南北朝駢體文的繼承是顯而易見的。由於陳子昂受六朝以來至唐初猶盛的崇尚駢體的世風影響，亦有一定數量的駢體之作。因此，他為文時而駢體，時而散體，時而又駢散相間。他的文章言簡意賅，練達平實，意旨豐贍，疏樸酣暢，實開“古文運動”之先聲，體現出一種除舊佈新的探索精神。 ^{[9]  [10]}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 ^[14]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稱：“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喻，本乎比興者也。……一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 ^[15] 

歐陽修等《新唐書·陳子昂傳》：“唐興，文章承徐庾之風，天下尚祖，子昂始變雅正。” ^[13] 

劉克莊《後村詩話》：“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脱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 ^[16] 

方回《瀛奎律髓》：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首為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 ^[16] 

周履靖《騷壇秘語》：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以理勝情，以氣勝辭。祖《十九首》、郭景純、陶淵明，故立意玄遠而造語精圓。 ^[16] 

鮑桂星《唐詩品》：唐初律體聲華並隆，音節兼美，屬梁、陳之豔藻，鏟末路之靡薄，可謂盛矣，而古詩之流，尚阻蹊徑。拾遺洗濯浮華，斫新雕樸，《感遇》諸作，挺然自樹，雖頗峭徑，而興寄遠矣。自餘七言諸體乃非所長，《春台》之作純有楚聲，此意寥寥，幾乎尺有所短，竟使沈、宋揚波，宗稱百代，慷慨瑰奇之氣，尚詭於風人之度耶。 ^[16] 

李攀龍《唐詩選序》：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 ^[16] 

王世貞《藝苑卮言》：“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都盡，寄託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詩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 ^[16] 

胡應麟《詩藪·內編》：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淡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16] 

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唐至陳子昂，治覺詩中有一世界。無論一洗偏安之陋，並開創草昧之意亦無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廣大清明氣象，真正風雅。 ^[16] 

胡震亨《唐音癸籤》：唐人推重子昂，自盧黃門後，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則雲：“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韓退之則雲：“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獨顏真卿有異論，僧皎然採而著之《詩式》。近代李於麟，加貶尤劇，餘謂諸賢軒輊，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為大耳。正如夥涉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澤一呼，為羣雄驅先，自不得不取冠漢史，王弇州雲：“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都盡，託寄大阮，微加斷裁，第天韻不及。”胡元瑞雲：“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雖不能遠追魏晉，然在唐初，自是傑出。”斯兩言良為折衷矣。 ^[16] 

陳振孫：“其詩文在唐初躉首起八代之衰者。” ^[17] 

姚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 ^[14]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唐初文章，不脱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為，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謂：‘張説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脱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為非也。” ^[18] 

陳子昂生活在初唐。當時的詩文風氣，延續了宋齊梁陳宮廷詩詞的奢靡文風。在陳子昂之前，以“初唐四傑”為代表的不少人就提出要對詩文進行改革。但他們並未完全肅清和脱離齊梁文風。作為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陳子昂以鮮明且徹底的態度提出了詩文革新，在初唐到盛唐詩風發展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5] 

陳子昂提倡“風雅”之音，使唐詩的創作風格貼近社會生活實際，奠定了唐詩的壯闊景象。陳子昂代表作有《感遇》詩38首、《登澤州城北樓宴》《登幽州台歌》《觀荊玉篇》《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度荊門望楚》《晚次樂鄉縣》《送魏大從軍》等。 ^[25] 

陳子昂今存作品，有詩127首，文110篇。有今人徐鵬校點《陳子昂集》及今人彭慶生《陳子昂詩注》。 ^[11] 

對陳子昂的生卒年，在二十世紀有六種頗具代表性觀點。

一、生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卒於武后聖曆元年（698年）。鄭振鐸《文學大綱》、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陳子展的《唐宋文學史》、譚丕謨《中國文學史綱》、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學史》等持此説。 ^[22] 

二、生於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卒於武后長安二年（702年）。譚正璧編纂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1935年羅庸在《國學季刊》第五卷第二號上發表的《陳子昂年譜》持此觀點。此説問世以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均有學者響應。1961年3月8日的《文匯報》發表的劉大傑的《論陳子昂的文學精神——紀念陳子昂誕生一千三百週年》顯然是從羅説。此後出版的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社科院文學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馬茂元《讀兩〈唐書·文藝（苑）傳》“陳子昂傳”條、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社科院文學所編的《唐詩選》、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曆代文論選》等均從此説。 ^[22] 

三、生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卒於聖歷初，年四十餘。1930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梁廷燦編著的《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持此説。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姜亮夫編撰的《歷代人物年裏碑傳綜表》，所定生年與梁廷燦同，歲數則以四十整計之，卒年是武后天冊萬歲元年（695年）。 ^[22] 

四、生於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卒於武后久視元年（700年）。彭慶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發表了《陳子昂生卒年考》定此説。此後一年，吳明賢發表了《陳子昂生卒年辨》贊同此説。 ^[23] 

五、生於高宗顯慶三年（658年），卒於武后聖歷二年（699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韓理洲《陳子昂生卒年考辨》一文，持此觀點。 ^[22] 

六、生於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卒於武后久視元年（700年）。1986年，九嵏人《關於陳子昂的生卒年》一文，持此觀點。 ^[2] 

陳子昂讀書枱位於射洪市城北23公里處的金華山上，是初唐詩人陳子昂青年時代讀書的地方，原名讀書堂，或稱陳公學堂。舊址在金華山古觀之後，今祖師殿一帶。唐大曆年間，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曾為陳子昂立旌德碑於讀書堂前。中唐後政局混亂，戰爭頻仍，學堂因之衰廢。宋嘉祐年間，邑令龐子明在其遺址建拾遺亭。明初，拾遺亭已毀，廉承務逍於舊基建屋塑像，並立明遠亭於其側，成化時，縣令郭鏜立感遇亭。

清初，上述建築全坍壞。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知縣唐麟翔於學堂舊址建方廳一大間，置匾額為古讀書枱。道光八至十一年（1882—1885年），邑令錢秉德，汪澍移讀書枱於嶺後梧崗山。光緒六年（1880年），知縣文芳等捐資勸募，拆去短垣，芟除荊莽，於亭前新建廳三間，翼以迴廊曲檻，外置甬道門閣；亭右立精舍三間，亭后辟地增葺大廳三間，額擬留雲山館，遊廊環繞，外蔽繚垣；最後砌台豎荷葉亭一大間，額擬涵波臨江，建船房三間，小榭一間，已初具規模。此後基本保持原狀，略有增修。文革期間被毀。2006年5月25日，陳子昂讀書枱作為清代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20] 

陳子昂墓(2張)

陳子昂墓在今四川省射洪市龍寶鄉龍寶山東麓。龍寶山唐時名獨龍山。陳子昂墓面對梓水，右傍涪江，四周青山蔚起，層巒疊翠，平川廣陸，流水映帶。唐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曾為之立旌德之碑於墓前，後因字跡磨滅，宋開寶年間郭延謂重建此碑。明成化時，郭堂及揚澄曾先後立詩碑於墓前。清嘉慶時，墓側有祠，康熙四十八年知縣李瑞建，旁有古柏五十八株，猶蔚然翠。文革中，墓被毀，1999年恢復維修陵園，現址為後來砌石恢復土冢原貌。 ^[21] 

2020年6月，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評選為“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