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

宋孝宗淳熙五年六月八日（1178年6月25日），魏了翁出生。 ^[1]  其幼時聰穎絕悟，才幾歲便跟隨兄長一併進入學堂讀書，儼然一副成人模樣。年紀稍長，魏了翁便已能日讀千餘言，過目不忘，鄉里稱他為神童。十五歲時，魏了翁撰寫《韓愈論》，文章抑揚頓挫，頗有作者之風。 ^[3] 

慶元五年（1199年），魏了翁中進士第三名。當時忌諱談“道學”，魏了翁卻在策論中提及。登第後，魏了翁獲授劍南西川節度（駐成都，今屬四川）判官廳公事，他在任上盡心公事。 ^[4] 

嘉泰二年（1202年），魏了翁被召為國子監國子正。 ^[5]  次年，魏了翁改任國子監武學博士。 ^[6] 

開禧元年（1205年），魏了翁召試學士院。當時權臣韓侂冑謀劃北伐，魏了翁上言，以“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為由，認為當務之急在於“內修”。此論一出，眾人大驚。魏了翁遂改任秘書省正字。監察御史徐柟彈劾魏了翁“對策狂妄”，但韓侂冑卻並未再做處置。 ^[8] 

開禧二年（1206年），魏了翁升秘書省校書郎，後來以父母年老為由辭任，後外放嘉定（今樂山）任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達江陵（今屬湖北）時，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 ^[9] 

開禧三年（1207年）二月，安丙、李好義、楊巨源等誅殺吳曦、平定叛亂後，魏了翁在繼續赴任途中於廣安（今屬四川）收到免職命令，遂奉雙親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彌遠秘密殺害權臣韓侂冑後，理學人士劉爚建議史彌遠崇奉理學、起用理學名士以美化其形象。“朝廷收召諸賢”，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 ^[10]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史彌遠入相，專理國事。魏了翁從一開始就覺察到史彌遠“收召諸賢”的用意，因而力辭詔命。不久父親去世，魏了翁解官守喪，遂於邛州西白鶴岡下建成鶴山書院，著書立説，授徒傳道，宣揚理學，因此蜀地百姓都知曉朱熹的義理學説。 ^[12]  而後，魏了翁守喪期滿，任漢州（今四川廣漢）知州。在任上，魏了翁減免百姓欠繳的賦税，但因其轄區內出現橋毀傷及人命的事故，而被降授宮觀使閒職。數月後，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 ^[13] 

嘉定四年（1211年），升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路提點刑獄公事（監司）。

嘉定八年（1215年），兼本路提舉常平，後又改兼轉運判官。作為理學家的魏了翁見到南宋理學家朱熹、張栻均已賜諡，次年春遂以周敦頤曾任本路合州（今重慶合川）的官職為由，奏請為周敦頤賜諡，同時也為程顥、程頤請諡。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請下，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才特賜周敦頤諡“元”、程顥諡“純”、程頤諡“正”。魏了翁遂進一步為張載請諡，並請將四人從祀孔廟，朝廷雖隨後又特賜張載諡“明”，但未同意將四人從祀於孔廟。儘管如此，將不符合通常賜諡規定的四個理學創始人特賜諡號，仍極大地提高了理學派聲望，併為以後理學獨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礎。 ^[14] 

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級監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寧府（今四川遂寧）知府。 ^[15]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改任瀘州（今四川瀘州）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帥司）。母死守喪，起復後任潼川知府。 ^[16] 

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提升魏了翁任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 ^[1]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即位後，時事多變。魏了翁積憂成疾，三次上奏要求隱退，都不獲準，還出任起居郎。那時，因“雷聲非時”（雷聲按季節，但不是時候而發雷聲）認為異常，理宗心神不定。魏了翁入對，闡述理學與政見，指出“心”的作用，併為理宗謀求久安長治計策。並勸理宗公正聽取不同意見和一視同仁地看待人與事。 ^[17] 

寶慶元年（1225年）正月，前太子、後被廢黜為濟王的趙竑暴死，因為理宗由史彌遠擅自扶立，而原太子趙竑則被矯詔廢掉，史彌遠一直視趙竑為眼中釘，所以負責治喪的官員行事潦草，下葬的儀式也不符合規格，民間一時流言四起。魏了翁每每請見理宗，都會進諫請理宗寬宥人倫，厚葬趙竑，從而平息傳言。朝中大臣只有魏了翁與洪諮夔、胡夢昱、張忠恕引經據典，直言諍諫，而魏了翁更是憤懣以病請辭。此時，右正言李知孝彈劾胡夢昱，使其被貶嶺南，魏了翁為其餞別，李知孝便指責魏了翁首倡異論，準備上書彈劾，史彌遠卻特別表示寬容。 ^[18]  還沒過兩天，諫議大夫朱端常便彈劾他欺世盜名、朋邪謗國，朝廷便把魏了翁削官三等，貶到靖州居住。 ^[19]  不久，魏了翁再入朝，史彌遠想要拉攏，他不與苟同。於是魏了翁一直按部就班地升遷，並未官居要職。在三年時間裏，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那時，江南、荊湖、兩浙幾個路的許多讀書人揹着書籍紛前來求教。這一時期，魏了翁勤勞恭謹，全身心地傳授理學知識，並著《九經要義》，總共二百六十三卷，成為當時較好的著作。 ^[20] 

紹定四年（1231年），魏了翁復職，主管武夷山衝佑觀。 ^[21] 

紹定五年（1232年），魏了翁又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久，又知遂寧府，他辭謝不拜受。後升任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瀘州知州。 ^[20]  瀘州是一個大藩屏，控制邊境的面積達兩千裏，而武備不修，城廓廢弛。魏了翁乃奏請修繕瀘州的城樓、垣牆和雉堞，並增置軍械，訓練盾牌手，申明軍紀，興辦學校，豁免欠税，恢復社倉，修建義冢，修辦養濟院。他上任只有幾個月，就出現了百廢俱興的局面。 ^[22] 

紹定六年（1233年），時值史彌遠逝世，理宗親政，魏了翁被提升為華文閣待制，賞賜了金帶，仍留居原任。入朝以來，魏了翁見一些高官顯貴大權獨攬，擅廢法紀，目無綱常，致使政權腐敗，不可救藥。他疾惡如仇，在應詔赴任途中，給理宗上疏，指明時政有十弊，建議理宗恢復歷來好的典章傳統，以表明想要作為的態度。他的整頓朝政十項建議，其中第二、三項關於恢復二府之法規與恢復都堂之紀律，以便聚議及嚴明朝綱和第六項恢復台諫制度，以便公開進退人才等建議。十項建議論述萬餘言，引事實，切時弊，辯是非，講利害，理宗讀畢，深受啓發和震動，手拿奏章舉讀成誦。從此，舊典章都得到了恢復。 ^[23] 

端平元年（1234年）十月，魏了翁任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他忠於職守，縱論政事，體察民情，訪問人才，召從臣集議，許多事情做得認真、紮實，不負眾望。 ^[24]  回朝六個月前後共上奏二十多章，全是當務之急。皇上欲引了翁參與共商國家政事，而嫉妒他的人合夥竭力排斥，使他不能安心在職。 ^[25] 

端平二年（1235年）十一月，魏了翁因熟知兵書、兵法，又替國家盡力，被任為端明殿學士，參預機要工作、撰寫文書等，又任同籤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督視江淮京湖軍馬。正值蒙古軍犯境，且戰事失利，朝廷驚慌，理宗憂慮。一次例行朝拜結束後，理宗面贈魏了翁一首親筆的唐人嚴武詩：“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26]  ”和“鶴山書院”四個大字，並贈金帶鞍馬，又命宰相、重臣關外設宴餞行。 ^[27] 

魏了翁掌管邊關兵馬戰事後，即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潮、馬光祖為參議官，重申軍規，嚴明軍紀，並身先士卒，加強練兵，一時軍力大增。他提醒將帥加強警戒並調遣增援部隊，安撫為國捐軀的士卒，罷免貪生怕死的將領，及時向理宗奏明邊防十件事。 ^[28] 

端平三年（1236年）正月，魏了翁被召回，任籤書樞密院事。在赴邊關奏事時，因得病提出辭呈。那些存心排擠魏了翁的人早在那裏窺視，並蠢蠢欲動。他們趁機推波助瀾，又大造輿論。 ^[28]  之後，魏了翁又被召回。前後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魏了翁要求迴歸故里，理宗不肯，便改任資政殿學士。 ^[29]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被改授為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他屢次向理宗請求告老還鄉，但沒有被批准。魏了翁病重時，再次請求退職。當時他的門生前來探望，魏了翁穿戴整齊後與其談話，並説：“我一輩子對自己淡然無所求，沒有任何非份之想。”當談到蜀地的動亂時，他久久苦皺眉額，便口授遺奏。 ^[1] 

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1237年4月14日），魏了翁病逝，終年六十歲 ^[1]  。十天後，理宗頒詔拜魏了翁為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的詔書才到達。當理宗接到魏了翁送來的遺奏，知道他已經去世時，十分悲痛。他不理政事，輟朝以示哀悼，“嘆惜有用才不盡之恨”；又追贈魏了翁為太師，賜諡號“文靖”。此後累贈爵位為秦國公。後詔賜第宅於蘇州南宮坊（現書院巷）。 ^[30]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名儒虞集奉敕題“鶴山書院”額於其第宅。 ^[31] 

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魏了翁配享孔廟。 ^[32] 

魏了翁在所任職之地興利舉才，輕徭薄賦，打擊奸吏，尋訪民怨，凡是得知不公之事，不顧權貴毅然檢舉揭發 ^[33]  。他力主革新，提出了一系列均貧富、等勞逸、致民裕、量才授職、限制特權等社會改良措施。在督視京湖、江淮軍馬期間，魏了翁以身作則，訓戒將帥，調遣援師，褒獎為國盡忠的士兵，罷免畏縮懦弱的將領，又上書邊防十策，頗有聲績。 ^[33] 

魏了翁為官正直廉明，善陳直言，處理政事總以教育感化百姓為主。在任廣漢知州時，他見到當地百姓生活甚苦，便想辦法制定政策免除窮苦百姓拖欠的賦税。 ^[34] 

魏了翁要求郡縣官吏不得興“不急之務”，行“無名之求”以擾民，如有違者，當為民去之。在《勸農文》中，魏了翁稱“每年二月勸興農業是太守的職責，如今讓人代理我在郡中管理事務，於是我得以和父老鄉親在此課田”，要求官吏應做到“節用而愛民、取民有度、不擾農時"。魏了翁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清醒地認識到民眾所從事的生產勞動對於社會生活安定的重大作用。 ^[35] 

魏了翁還朝後不到半年時間，便上了二十餘份奏章，而且被認為都是當時的急務，例如他建議宋理宗施行寬民力、救楮幣發行的弊端、儲備人才以備緩急等措施。 ^[36]  他還直言“召見羣臣要親切，做事情都要探求事情的反面，國家才能鞏固，沒有什麼事是做不成的。”“如果皇上態度不明，社會風氣浮淺庸俗，那朝內將沒有敢於直言進諫的忠臣，面臨危難也不會有為氣節而犧牲的勇將。” ^[34] 

在出發前往京湖前，魏了翁便已考慮到督府到達前線至少要兩個月，而通過郵傳只需七日便可將信息傳遞至京湖，為防止局勢惡化，便以私人途徑發出指令“十項指令”：要求自鎮江到鄂州間沿江州郡將境內隘口數、兵員數目、船隻數、統兵將佐姓名等信息上報督府以備調遣；命王旻、孟珙招納德安叛軍；作書給趙範隨宜措置，黃伯固權參贊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面行事措置等等。其行進的路線由臨安—嘉興—平江府—無錫縣—常州—鎮江—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在鎮江與淮東制置使趙葵、建康與沿江制置使陳韡分別會面，並沿途犒賞將士。

督視過程中，魏了翁相繼發佈《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剿賊推賞》《榜諭北軍》《書一榜諭將士》三篇佈告，對提升前線軍民抗戰信心、穩定戰局有輿論引導作用。其餘戰爭動員工作在其向宋廷彙報督府經費支出時提及：“調援兵、支江淮諸軍之出迓者、犒暴露將士、勞諸處戰散之卒、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賑流民、恤殘破州郡、招潰叛、造軍器、用間諜。” ^[37]  其中，魏了翁還致力表彰、撫卹陣亡將士，他分別為戰死的樊文彬、髙世英兩位官員上奏請求優加撫卹。在宋元戰爭開始後，面對蒙軍的進攻，發生了許多起守臣投降、逃跑等不負責事件，均州守將範用吉等投降蒙古，光化軍守臣扈斌棄城走，因此魏了翁認為“文彬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何以勸忠？” ^[38]  而高世英收復被德安叛軍拋棄的德安，在隨州遭受攻擊時增援途中戰死。“今諸將中，有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 ^[38]  在戰爭中，許多宋軍將領畏懼戰鬥，觀望情緒較多。 ^[38]  “王鑑直以淮西賊退為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諸道援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眾我寡，必是蓄縮不進”。魏了翁希望通過對這兩位陣亡的將領進行優加撫卹，能提升前線廣大軍隊和將領、守臣的士氣，激勵他們為國家盡力戰鬥。 ^[36] 

還朝後，魏了翁上了4000餘字的《繳奏奉使覆命十事》，這是根據他在“督視”過程中的實踐、掌握的情況、自己的認識等方面，根據十項問題進行分析和總結包括了南宋方面在戰爭中所遭遇的經驗教訓、如何進行戰地恢復、如何構建防禦等在內的問題，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①招納土豪並邊諸郡；②區處流移。由於蒙軍的入侵，造成了大量民眾流離失所。魏了翁除了安排別之傑以及江陵等地官府進行救濟之外，還提出“今京湖、淮西，兵籍闕額尚多，所當錄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也。” ^[39]  魏了翁建議用宋代常用的徵兵於災民中的做法，來避免流民的生存的問題以及可能引發的動亂。此項建議雖然根本目的是維護南宋政權，但是也表現出他愛民的一面，將“招募軍人” 和“解決參軍流民家屬生計”問題一併考慮，不失為戰亂中一種較為合乎時宜的方式；③調護北軍；④措置險要。此項建議不光針對魏了翁此處“京湖”的地區，他根據所獲得的情況，提醒宋廷敵人不久肯定又會入侵，“今臣之所憂，西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諜報：敵人大治攻具於秦、鞏、洮、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 ^[39]  ⑤經理殘破。當時“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凡七，尤不容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棗陽、隨州是也”；⑥明信賞罰；⑦警勵將帥；⑧措置江防；⑨繕治器械。⑩差填遷守厥。當時由於各種原因，邊地守臣逃跑、投降現象很嚴重，故魏了翁請求補充守臣，“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遷及㳂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 ^{[39]  [36]} 

魏了翁博極羣書，推崇理學，反對佛老學説。他師承朱熹學派的學術思想，後又受陸九淵派學説影響，終至“折衷朱陸”將兩派學説融會變通，轉到以心學為主的立場，成一家之言，與真德秀齊名。其學術思想屬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範疇，認為“心即天，心即理”，心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主張“盡心以求諸理”，藉此以“端正人心”，為革除時弊，謀求改良服務。

魏了翁在宇宙觀上，以朱熹的理本論為基礎，綜合了多個學派的理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心、天、理三位一體的宇宙觀。此三位一體的宇宙觀也是其理學思想的核心特點。 ^[40]  在魏了翁看來，心是宇宙本原，天地萬物，五行五氣都由心產生；心統率着理和氣。他強調的是心與理的合一，而不再將理置於終極地位。 ^[40] 

魏了翁認為心、天、理三者是相互溝通，相互聯繫的。在三者地位上，魏了翁認為“天”統“理”和“心”，前者為後二者提供了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載體。“天”是“心”、“理”互動的根本動因和終極歸宿。朱熹理學體系中“理”和陸九淵心學體系中“心”在魏了翁的理學體系中是站在同等高度的，並且平等的處於“天”這個平台當中，不僅為政治上發揮皇權提供理論依據，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朱、陸在宇宙觀問題上的理論衝突，達到了折衷二者使之平衡的目的。這種努力一方面是受仕途之約束不得已而為之，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魏氏在其理論體系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上的彷徨與徘徊。因此，從本質上講，魏了翁的三位一體的宇宙觀與程朱本體二元論的宇宙觀之間真正達到了形異而神通的奇妙境界。 ^[40] 

由於在魏了翁的理學思想體系中，“心”與“理”是處於同等地位的，反映在認識論的問題上，魏了翁以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思想為基礎，在陸九淵心學的影響下，中和多家學術思想，提出獨具特色的以“明心致知”為核心的認識論。魏了翁突出“心”在認識事物過程中的作用，指出“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 ^[41]  他認為“心”不僅具有主觀認識的功能，同時具有辨別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並且，這種辨別是非的屬性是穩定的。在魏了翁看來，即使政治條件的變化而引起時論之向背，也不會影響“心”作為認識主體對於是非的辨別。所以心在整個認識事物的過程中據有主導地位。魏了翁説：若欲外觀察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若心內無明，則外不能分辨也。 ^[42]  魏了翁提出的“識驗之明”是與“理”對應而存在的，作為“理”的必然產物而存在與人的心中，這説明魏了翁認為“心”對於“理”同樣存在的主觀能動性，“心”可以反映“理”，並且對“理”的反映而形成的“識驗之明”作為認識萬事萬物“理”的必要準備。魏了翁在認識論上的觀點擺脱了朱陸兩家之學的束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認識論觀點。但是，同樣作為一位“心理合一”論者，他在認識論上強調“明心”的看法，使自己陷入了“心”、“理”關係問題的重重漩渦。 ^[40] 

魏了翁認為“窮理”是認識事物過程的終極目的，強調心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只有“明心”才能達到致知的目的。魏了翁在認識論問題上既反對後朱熹時代理學世界裏不治義理、專事詞辯的做法，強調以“明心”調動人心的自覺，糾正當時的不良學風，又反對陸九淵心學“不著書、不讀書，專事靜坐求心”，強調以“聖經”為依據，通過不斷地循環熟讀經書，來“自明此心”。魏了翁雖然認為朱熹的格物窮理的過程過於複雜繁瑣，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這一過程和最終的“窮理”結果。魏了翁認為朱熹“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做法“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43]  ，但同時他指出的是，無論是“格物”還是“明心”，最終都是要達到“窮理”的目的。而在認識事物過程中，魏了翁提出的藉助“明心”這一相對簡單的中間環節來達到“致知”的終極目的的理論，是對程朱理學“格物致知”所必需的漫長而複雜的“窮理”過程的一種挑戰。 ^[40] 

魏了翁認為“河圖與洛書，發揮道數無遺餘” ^[44]  。他肯定河圖洛書的存在，堅信先天圖古已有之，絕非邵雍私意，説：“先天圖有此説絕非後人所撰，但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説有。《參同》中雖然有這樣的意思，而方圓圖之妙，則不知道古人是否曾經見過？” ^[45]  “先天圖自古就有了，只是無人發現。” ^[46-47] 

他曾在上封事書中以邵雍説為基礎，詳細論述了先後天圖及其體與用：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兑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鹹》，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恆》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況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 ^[48]  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離坎相對，其用正則《泰》、《鹹》、《益》、《既濟》，反則《否》、《損》、《未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為體，乾上坤下為用；後天八卦離南坎北為體，離降坎升為用。魏了翁還運用這一原則説明人倫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躋斯世於泰和的必要條件。 ^[47] 

魏了翁考察了河圖、洛書之數的源流，對此不無疑問。河圖、洛書之數的來源並不明確，直到漢儒以後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圖，大禹九疇本之洛書之説，而宋朝更出現九圖十書和十圖九書兩種説法。朱熹以十圖九書為是，並以邵雍之説為據，在《易學啓蒙》中反覆辨析。不過，魏了翁認為此説也並不可靠。因為邵雍本身的説法並不明確，朱熹的證據不可靠。邵雍説：“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敍之而作《範》也。”邵雍只言方圓，不言九十之數，這不能説明河圖、洛書孰九、孰十。從表象來看，“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 ^[49]  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頗有疑問。他説：“《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説：“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 ^[49]  而近世大儒朱震、張行成都以九為圖、十為書。朱震以《列子》作證據，張行成則據依邵子之説為主。二者實難定取捨。 ^[47] 

魏了翁是南宋中後期著名的書院教育家，他親自創建了兩所鶴山書院，即是建於四川蒲江的鶴山書院與建於湖南靖州的鶴山書院。魏了翁一生在教育事業方面的突出成就，便是建書院興理學，培養有志之才，影響並帶動了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魏了翁長期在鶴山書院主持講學授徒，因其經營有方，不僅各處學生慕其名而來，而且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鶴山學派是魏了翁奠基並由他集其大成，是宋代理學思想中尤為重要的學派，魏了翁創立的鶴山學派不僅吸取朱熹理學思想、陸九淵心學思想，同時也接魏受了三蘇蜀學的某些思想，可謂是兼收幷蓄，集眾家之長。魏了翁的鶴山學派，湧現了許多人才，大部分成員是蜀人。在魏了翁的這些弟子裏，有很多人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成為聞名於世的人物，例如善於治理國家、官至丞相的遊似，在學術科研方面成績斐然的高斯得、税與權、吳泳，以及犧牲在抗蒙戰場上的高稼等等。 ^[50] 

魏了翁自從創建鶴山書院開始，便以書院為中心陣地，高舉理學旗幟，研究理學，傳播理學，踐行理學。魏了翁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理學思想基礎之上的，主要內容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內容。在書院講學期間，魏了翁以義理思想為指導，將書院的教育目的詮釋為求仁、明人倫。 ^[50] 

魏了翁傳承並宣揚了先秦儒學家關於仁的學説，並將仁的思想貫徹到他的教育活動中，把“求仁”作為其書院教育的根本目的。魏了翁認為人們先天固有仁義並潛藏於心，只是被功名利祿所矇蔽才使它不見。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導人們熟讀聖賢書，以便恢復人們善的本性。求仁應該是育人者和求學者雙方都應該努力去追求的教育目標。以求得仁，方能扭轉當時社會上追求功名利祿、為滿足物慾的不良風氣。 ^[50]  魏了翁強調，必須在教育中始終堅持貫徹“求仁”這一根本目的，這既是對傳統儒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又是對當時社會背景下追逐名利的批判。 ^[50] 

魏了翁義理教育的知識內容具體包括伊洛之學、朱熹之學。魏了翁將二程洛學中的“求仁、格物、居敬”思想作為其研究學習的對象。同時，魏了翁反對純粹追求功名富貴、崇尚虛無以及重辭藻之學，這表明魏了翁書院教育的知識內容與其教育目的是密切相關的。 ^[50]  魏了翁在設置其書院教育的教材時，他將由京城帶回來並刊印的諸多朱熹著作定為主要的教科書。朱熹的《孟子集註》《論語集註》等各種著作，朱子之學從而在蜀地得到了宣揚傳播。由此，魏了翁不僅豐富了自己書院教育的知識內容，而且也擴大了朱熹義理思想的社會影響。此外，後來魏了翁又將朱熹的《易學啓蒙》和《周易本義》作為其書院的教科書，向其弟子傳授朱子的易學思想。 ^[50] 

為了表彰嘉獎魏了翁的書院教育活動，宋理宗特此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賜子魏了翁。這説明魏了翁的書院教育活動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引起了南宋最高統治者的關注與重視。南宋末年，戰火不斷，鶴山書院因此毀於一旦。後人為提倡魏了翁的鶴山之學，紛紛在魏了翁生前活動的地方興起了重建鶴山書院之風。清初，黃宗羲等撰修的著名的學術史鉅作《宋元學案》，其中專設了一卷《鶴山學案》客觀講述了魏了翁的教育及學術活動，而且給予了魏了翁很高的評價。 ^[50] 

魏了翁詩文造詣很深，而他作為南宋後期的理學大家，其詩學理論主要繼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但與真德秀恪守朱門理學的特點不同，他對張栻的湖湘之學，陸九淵的心學都有廣泛的接觸和吸收，兼容了鹹淳以來各家思想，既重理又不輕視辭章。因此魏了翁的文學觀顯得更加通達圓滿。 ^[51-52] 

魏了翁將志的大小，氣的薄厚，辭的邪正，歸於學的駁粹。而在這一邏輯的背後，則是把古文家強調的氣節，心學家關注的氣志，和理學家的注重修身養性用“學”統一起來。魏了翁提出的以學為本，學就是學道養德與心性義理 ^[53]  ；學之核心為明義理、養氣節 ^[54]  。魏了翁的詩學理論與朱熹、真德秀等理學家相比顯得更為閎通，是因為魏了翁將人的品行、氣質和情感所體現出來的主體人格融入“本”的概念之中，以學為本，以本論辭，豐富和發展了理學家的詩學思想，體現了有宋一代以弘揚士人完善主體人格為宗旨的學術文化精神，同時將其詩學理論用於詩歌的創作實踐當中。 ^[47] 

魏了翁強調時代的盛衰、政治的清濁、國家的興亡對詩人的情感起決定作用。 ^[55]  因此他的詩歌中大量的描寫了民間的疾苦，對國家的興亡表示了深刻的關注，對對廣大勞動人民悲慘生活表現了同情。 ^[55]  同時深刻揭露了晚宋時期，士風日下，朝政腐敗的社會現實。這些詩史般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他反映現實，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中。關心國家命運、人民疾苦、政治，關心現實，立足點高，着眼點廣，這是士林文學的一個優良傳統。 ^[56]  他作為官僚羣體中的代表人物，其詩歌中反映出的史實，折射出他至死不渝的社會責任感。 ^[57]  在詩中，魏了翁把個人的命運與時代、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特別是元蒙攻宋之後，他一直處在時代的漩渦中，所以，他無論是關於時代、人民還是個人情感的抒發都成了時代的最強音，具有史詩的意義。 ^{[55]  [52]} 

魏了翁的酬贈詩接近400首，超過其所創作全部詩歌作品的一半，是其詩歌作品中數量最多的一類。當然，這些作品不只是應酬答謝之類，其中包含了很多愛國詩篇，以及情真意切的送別詩，這些作品大都感情真摯，或直抒胸臆，或含蓄雋永，不落俗套。 ^[54] 

在多達一百零九卷的《鶴山全集》中，有三卷長短句，其中十分之九為壽詞，為宋人詞集所罕有。 ^[58]  黃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7以為“皆壽詞之得體者。”張炎《詞源》卷下則雲：“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 ^[59] 

在內容上，魏了翁的壽詞融鑄了以往壽詞多不表現的內容，其中個人性情的描寫給壽詞內容上增添了不少的亮色。 ^[60]  在藝術上，魏了翁有意識的以詩為詞，大量使用典故，給俗的壽詞注入了雅的因子，又繼承屈騷傳統，使用比興手法傳情。 ^[61]  因此，無論是內容，還是在藝術上，魏了翁的壽詞都有其獨具特色的地方。 ^[60]  並且，魏了翁的壽詞在文學史上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無論是促進俗的迴歸還是發揮多種文化與教化功能等，都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59] 

魏了翁於書法諸體皆擅，筆力遒健俊逸，清爽而不失奇崛。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評其“善篆，不規規然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嘗以篆法寓諸隸，最為近古”。潼南《鑑亭碑序》中，對其書法有“鶴山真跡走蛟虯”之評譽。 ^[62] 

魏了翁傳世的墨跡極少，只有《文向帖》、《提刑提舉帖》等數件作品。所遺真跡，尚有夾江縣之真書“雲吟山”、隸書“家慶樓”；大足縣之篆書“毗盧庵”、真書“寶頂”；潼南縣之真書“鑑亭”等。 ^[62] 

魏了翁的私人藏書極富，他自稱“餘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人陳思多為餘收攬”。先後收藏有10萬卷，與葉夢得併為南宋知名的藏書家。後來為了創辦鶴山書院，將其藏書大半捐獻，供書院生員閲讀，宋理宗特御書“鶴山書院”四字為贈。鶴山書院“尊經閣”藏書數量曾經超過南宋國家圖書館，且大部分是其舊藏和抄錄所藏之副本，再訪得舊書，達10餘萬卷，其藏書規模是宋代各大書院之首。他曾説：“嘗觀蘇文忠（蘇軾）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説日明，俊慧者剿説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柴者廣採兼畜可以輯文，不必窮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 ^[63] 

李東陽：其稱西山（真德秀）之賢，有東南人物凋落之嘆，則其慨然自附於濂洛諸賢之意端可想見，可謂一代偉人也……自鶴山（魏了翁）去國後，國勢日蹙，一再傳而宋亡。 ^[64]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跡》）

何喬新：自金有蒙古之難，中原豪傑並起，而爭請命於宋。李全、張林以山東來歸，嚴實、彭義斌以河北來歸，計其將卒不啻百餘萬。使宋得壯猷宿望如崔與之、魏了翁者，建閫淮甸，撫之以恩威，馭之以紀律，畫疆理以處之，擇將帥以統之，豈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復汴洛之舊都，吊祖宗之遺民，蓋可坐致矣。 ^[65]  （《朝延以淮亂相仍以改楚州為淮安軍視之若羈縻州然》）

薛應旗：宋哲宗之世，非無範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66]  （《紀述·下篇》）

黃宗羲：①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户所能及。 ^[68]  （《宋元學案》）②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朱熹），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倚門傍户，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69]  （《宋元學案》）

黃百家：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馬文正（司馬光）、範忠文（范仲淹）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 ^[69]  （《宋元學案》）

全祖望：嘉定而後，私淑朱、張（張拭）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温公（司馬光）、蜀公（範鎮），不敢軒輊。（《宋元學案》） ^[68] 

楊循吉，晩宋名儒，繼明絕學，著書行世，抗節立朝，遺疏攸存，餘風未泯，式彰明祀，以厲方來。 ^[31]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高賡恩：三千年經義重明，湖湘江浙丕振儒風。即此邦才重馬揚，誰復辭華豔西漢?四百里大賢踵起，濂洛關閩力肩道統。雖當日謗興朱李，何禁俎豆續南軒！ ^[31] 

紀昀等：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户，詩派變為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為一家。所著作詩文極富……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為《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絕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不染江湖遊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翛然於流俗外矣。 ^[7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蔡東藩：況賈、閻二妃，相繼專寵，不聞有遠色之言。真、魏二賢，同時就徵，復至有遭忌之舉。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為哉？ ^[71]  （《宋史演義》）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於史彌遠，中期委政於鄭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於賈似道。清之在位，頗引用正人，故端平間，賢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諮夔等並見進用，時稱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72]  （《宋代政治史》）

馮友蘭：吾觀鶴山有云：“《中庸》説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方説見諸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蓋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以信後世。”又云：“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則其識力橫絕，不同西山之依門傍户者，豈無道而然哉！（《中國哲學史》） ^[73] 

舒大剛：魏了翁是南宋後期著名的理學家和進步的思想家，他一生的主要貢獻，是經過 他的努力倡導，使理學在遭受“偽學之禁”以後，取得了正統地位，成為在封建社 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想。作為進步的思想家，他具有重民思想，關心民眾的 疾苦。他批評了當時的弊政，提出了社會改良的方案，是一位熱情實踐儒家政治理 想的思想家和社會改良主義者。 ^[74] 

白壽彝：魏了翁雖與朱熹弟子無師承關係，卻是很有成就的理學家，與真德秀齊名，對於理學思想的傳播起過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稱與真德秀“同生於淳熙，同舉（進士）於慶元，自寶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內寡二”。魏了翁當時的聲望雖稍遜於真德秀，但後人認為他的學術成就高於真德秀。（《中國通史》） ^[75] 

魏了翁對宋人尤袤藏書佩服之極，寫有《遂初堂書目·跋》，自稱：“餘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春明者。”此跋文敍述了兩宋時期部分私人藏書家的藏書故實，如王溥、李昉、井度、畢士安、楊徽之、晁迥、劉羲仲、宋綬、江正等。 ^[63] 

魏了翁生平著述頗豐，遺稿由其子魏近思、魏近愚刊行，傳世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109卷、《九經要義》263卷、《國朝會典》200卷、《古今考》20卷、《經外雜鈔》3卷以及《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蕉窗雜錄》、《豳風考》、《正朔考》、《師友雅言》，以及大量題跋、奏議、銘文輯錄等。 ^[76] 

他的詩詞作品被輯錄為《鶴山詩集》《魏了翁詞》《鶴山長短句》等。《全宋詩》《全宋詞》亦收錄有其作品。 ^[34] 

魏了翁墓位於江蘇省蘇州新區楓橋鎮高景山金盆塢 ^[83]  ，1960年被列為吳縣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因所在地劃入蘇州市區，改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魏了翁墓原規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據《滸墅關志》載：“魏文靖公了翁墓，在高景山金盆塢。嘉熙元年葬，史繩祖撰神道碑。”後屢經毀修。清咸豐元年（1851年），江蘇布政使倪良用曾補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諡文靖魏公了翁墓”。後毀。辛亥革命後，吳中保墓會吳蔭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間，墓碣蕩然無存。1984年文物普查時，吳縣文管會在金盆塢一小山包前發現了魏了翁的壙志，據查墓冢封土被壞，後進行了妥善保護。

魏了翁墓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城東北4公里處的高橋鄉潘溝村潘家山山坡之上。墓為土冢，長11米、寬3米、高2.5米。墓前原有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重豎的墓碑，現已毀，僅存殘破片段。

附近公路旁原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蒲江知縣王有仙、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蒲江知縣何鹹亭所立的“宋魏文靖公先塋神道碑”兩通（清碑今運蒲江縣文管所保存）。

墓前原為清代光緒年間興建的魏公祠。魏公祠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曾培修；現僅存第一台平房5間，已成為民居；倖存的匾額、楹聯收存於蒲江縣文管所。

1982年10月9日，蒲江縣人民政府公佈魏了翁墓及魏公祠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81] 

2018年11月8日，“天府文化與魏了翁——紀念魏了翁誕辰840週年學術交流會”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舉行。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有關部門60餘人代表齊聚蒲江，共同探究魏了翁的生平和思想。 ^[82]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33] 

《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