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中心

它們不一定是所在地區的政治中心，但是通常都兼具交通、貿易中心、物資集散地和工業生產中心等多種職能。經濟中心依託於城市。

經濟中心作為一定地區內經濟活動的樞紐，對於整個經濟區的經濟發展方向、規模、速度和水平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①擁有比較發達的經濟實力；

②擁有一定規模的城鎮人口；

③擁有相當的經濟吸引範圍。

經濟中心是區域發展的核心，對區域經濟具有組織、引導、牽引和促進等作用；區域則是經濟中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中心”與“區域”彼此制約，相互促進。經濟中心的地域分佈狀況與地域經濟開發程度相吻合，地域經濟愈發達，經濟中心愈密集；反之亦然。

經濟中心的形成與發展，是在區域自然、歷史、經濟、社會、技術等佈局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眾多的社會經濟部門匯聚在一些有利的中心地點，逐漸成為一定地域的社會經濟中心。

隨着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產、交換活動逐漸集中在一個固定地方，從而形成了最初的經濟活動中心。

這些經濟中心也就是最早的城市。但是，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由於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商品經濟落後，地區、部門和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繫不廣泛，因此，經濟中心的規模一般較小，結構比較簡單，作用不突出。到了近代，由於機器大工業的形成，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以及先進交通運輸和通訊手段的出現，經濟中心自身的經濟力量日益增強，經濟中心對其周圍地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也就越來越大。

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中心作用的社會後果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促進了全國經濟的繁榮，也有利於廣大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一些經濟中心的畸形發展，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加深了社會的各種矛盾。

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經濟中心的力量和作用不斷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經過3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全國形成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經濟中心，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瀋陽、重慶等等。

它們既是現代工業生產中心，擁有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為整個國民經濟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大量的產品和現代化的運輸、通訊手段，又是發達的流通中心、金融中心，成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內外之間進行經濟聯繫的樞紐。它們帶動了廣大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

經濟中心有各種分類方式：

按經濟功能，可分為綜合性的經濟中心和專業性的經濟中心；按地域可分為國際性的經濟中心、全國性的經濟中心、區域性的經濟中心，以及地方性的中小型經濟中心。但是，這些劃分不是絕對的，沒有嚴格的標準和界線。

一般説，經濟中心具有多功能性質。經濟中心首先是商業、貿易中心。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活動離不開商品交換，絕大部分經濟中心是從最初的商品集散地和交通樞紐逐漸發展起來的。

隨着現代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工業為主體的經濟中心，依靠雄厚的物質技術條件，通過經濟技術協作和經濟聯合等多種形式，帶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經濟中心不僅是工業中心，而且往往同時是科學技術中心、文化教育中心、金融中心、交通運輸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務中心。

每個經濟中心都對周圍一定範圍內的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產生強烈的經濟影響，往往起着組織經濟活動的作用。同時，經濟中心城市在自身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也需要開發和利用周圍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資源。所以，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經濟中心城市與周圍地區形成了一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緊密聯繫的整體，即經濟區。經濟區是以城市為中心而設立的，所以，一般稱為城市經濟區。經濟中心與經濟區是不可分割的。

經濟區具有空間地域的確定性、經濟聯繫的相對穩定性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性等特點。它不同於行政區，沒有明文規定的管轄範圍，一般不頒佈法律，不設行政領導機構。經濟區只是以經濟中心為核心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

在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經濟區，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它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建立合理的地域分工體系，有利於專業化協作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有利於統一組織生產和流通，發展社會主義統一市場，打破地區和部門的分割；有利於發揮經濟中心作用，密切城鄉關係，促進城鄉結合和縮小城鄉差別。

美國 紐約Wall Street (華爾街)

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從百老匯路延伸到東河的一條大街道的名字，全長不過三分之一英里，寬僅11米,是英文“牆街”的音譯。街道狹窄而短，從百老匯到東河僅有7個街段。1792年荷蘭殖民者為抵禦英軍侵犯而建築一堵土牆，從東河(the East River)一直築到哈德遜河(the Hudson River)，後沿牆形成了一條街，因而得名Wall Street。後拆除了圍牆，但“華爾街”的名字卻保留了下來。然而，它卻以“美國的金融中心”聞名於世。美國摩根(Morgan)財閥、洛克菲勒(Rockefeller)石油大王和杜邦(E.I.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財團等開設的銀行、保險、航運、鐵路等公司的經理處集中在這裏。著名的紐約證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也在這裏。

荷蘭統治時，在這裏築過一道防衞牆。英國人趕走荷蘭人後，拆牆建街，因而得名。 這裏是美國大壟斷組織和金融機構的所在地，集中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投資銀行、政府和市辦的證券交易商、信託公司、聯邦儲備銀行、各公用事業和保險公司的總部以及美國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財團開設的銀行、保險、鐵路、航運、採礦、製造業等大公司的總管理處，成為美國和世界的金融、證券交易的中心，一般常把華爾街作為壟斷資本的代名詞。壟斷資本從這裏支配着美國的政治、經濟。華爾街成了美國壟斷資本，金融和投資高度集中的象徵。在其東北角矗立着古老國庫的分庫大樓（現為陳列館），是在華盛頓發表就職演説的地點修建起來的。

三位一體教堂的正前方是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背後是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左右兩側都是高聳的寫字樓，只有周圍的一小塊地方還保存着17世紀的花園和墓地。從教堂門前穿越百老匯，就算正式進入了華爾街──這條街又短又窄，街口設下了重重路障，街心正在進行翻修，到處都是坑坑窪窪的積水。

幾個荷槍實彈的警察如臨大敵地站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門前，他們的頭頂是一幅巨大的美國國旗。除此之外，這條街上的人似乎都是遊客，從他們的着裝和神態就看的出來。路邊的櫥窗並沒有寫着高盛、摩根士丹利或美林等如雷貫耳的名字，反而貼着咖啡館和健身俱樂部的廣告。除了德意志銀行，我在這裏沒有發現任何一家投資銀行的名字，更不用説共同基金或對沖基金了。

早在二十年前，許多金融機構就已經離開地理意義上的華爾街，搬遷到交通方便、視野開闊的曼哈頓中城區去了。華爾街附近擠滿了古舊建築和歷史文化街區，道路也像蜘蛛網一樣難以辨認，實在不太符合金融機構擴張業務的需求。“911”事件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華爾街周圍的格局，有些機構乾脆離開了紐約這座危險的城市，搬到了清靜安全的新澤西。

除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之外，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或基金把總部設在華爾街。在著名的“華爾街巨人”中，只有高盛和美林還堅守在離華爾街不遠的地方，其他巨人都已經搬遷到洛克菲勒中心、時代廣場或大中央火車站周圍的繁華商業區；即使是高盛和美林，也已經在曼哈頓中城區購置了新的豪華辦公室，不久就要徹底離開舊“華爾街”了。

但是，人們寧願把這一切稱為“華爾街”。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辦公室裏，人們閲讀的仍然是“華爾街日報”；在國會聽證會上，美聯儲主席仍然關心着“華爾街的態度”；在大洋的另一側，企業家們的最高夢想仍然是“在華爾街融資”。無論地理位置相隔多遠，人們在精神上仍然屬於同一條街道──在這條街道上，所羅門兄弟曾經提着籃子向證券經紀人推銷債券，摩根曾經召開拯救美國金融危機的秘密會議，年輕的文伯格曾經戰戰兢兢地敲響高盛公司的大門（日後他成為高盛歷史上的傳奇總裁），米爾肯曾經向整個世界散發他的垃圾債券；在這些神話人物死去幾十年之後，他們的靈魂仍然君臨紐約上空，附身在任何一個年輕的銀行家、分析師、交易員、經紀人或基金經理的身上，隨時製造出最新的金融神話。這就是華爾街。

2010年8月16日《國務院關於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國函〔2010〕78號）》中指出：深圳市是我國的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際化城市。 ^[2] 

2011年10月15日《國務院關於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的批覆（國函〔2011〕123號）》中指出：重慶市是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國家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 ^[3] 

2006年7月27日《國務院關於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國函〔2006〕62號）》中指出：天津市是我國直轄市之一，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 ^[4] 

2015年3月18日《國務院關於寧波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國函〔2015〕50號）》中指出：寧波是我國東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長江三角洲南翼經濟中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5] 

中國、巴比倫、埃及和印度被人們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其中中國是唯一保持完整文化傳統的國家。如果説奴隸社會的科學文化高峯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那麼封建時代的科學技術高峯則在中國。由於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科學技術取得世界領先地位，使得從公元前3世紀，即秦漢開始，古代世界的科教中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是在中國；從秦漢直到中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有過一段科教得到迅速發展的時期，在唐宋時期發展到一個頂峯，四大發明(火藥、造紙、印刷、指南針)中的三大發明是在唐宋。中國“農、醫、天、算”四大實用科學成就為我國古代農業社會和中華民族的繁榮發揮了巨大作用。古代的中國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如研究預報地震、發明地動儀的張衡；研究曆法和圓周率的祖沖之；著有，《夢溪筆談》，對天文、律歷和醫藥部有很多研究的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著有(水經注)，研究治水的酈道元和對天文觀測和編制新曆很有成就的一行和尚。科技的發達，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除了有政治因素外，也有當時的生產力和科教水平作為基礎，而且政治因素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適應了當時的生產力和科教水平。唐朝時中國的科學文化和經濟繁榮的壯觀景象吸引了許多國家的學者來華，僅留學長安的日本留學生，唐代就多達五六百人，西方望塵莫及。從元代以來，中國多數封建朝庭對知識和知識分子不重視。例如，元代流傳的説法是人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倡、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知識分子排在第九，只比要飯的高一等。歷史上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從未給予科技足夠的重視，從事科技活動的工匠和技師一直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任期實行的科舉制度客觀上影響了知識分子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重視，嚴重的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儒家的一些道德觀念，如中庸之道，影響人們的探索和創新。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輿論環境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慢慢地降下來，明清時期，雖然也出現過徐霞客、李時珍、宋應星等一些科學家，但總體來説科技和經濟逐步衰落下來，並且很快被歐洲超過。

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歐洲上空瀰漫着烏雲，教會和騎土橫行，人們愚昧無知，社會停滯不前，科學家被禁錮在牢籠裏，科學的發現被説成是對上帝的誣衊，史書上把這漫長的近1000年的歷史稱為黑暗時代。從13世紀開始，中國四大發明陸續傳入歐洲，對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乃至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起了催產作用。馬克思説：“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土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説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在這一段時期中，資本主義在歐洲地中海沿岸開始萌芽，西方以意大利為代表，新興資產階級掀起文藝復興運動，反封建、反神學，出現思想解放高潮，並出現了一批號召人們從中世紀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思想家，如《神曲》的作者但丁。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強調通過實驗和觀察來認識自然、認識世界，反對片面地依靠邏輯推理來認識事物。例如，反對把地球看成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開創實驗科學的伽利略。東方的科技成果產生了西方近代科學，近代科技的第一個中心在意大利形成。科技的大發展推動了意大利的經濟發展，當時意大利的商業和航運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也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近代第二次科技中心的轉移發生在17世紀初到1830年，世界科技中心從意大利轉移到英國。這相當於我國明朝末年到清朝道光年間。16世紀末，先進的德國爆發內戰，先進的意大利分裂為許多小國，為英國的發展創造了外部條件。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英國思想家、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偉大的復興》中重點論述了知識的價值，提倡科學實驗，提倡研究自然科學，在英國乃到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的英國政府重視科學技術，批准成立了皇家學會等學術活動中心。17世紀，出現了著名科學家牛頓，他作為一個“跨世紀人才”，發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鉅著(1687年)，他的這部著作以科學實驗和觀察事實作基礎，但明顯受歐氏幾何體系的影響。牛頓的科學思想成為英國科學革命理論的頂峯。牛頓發現的三大定律，使天體和地上物體的運動規律被統一在一個經典力學的框架中，上帝和天堂無容身之地，科學上的最新成就成為技術革命的先導，出現了專業化的和大機器生產，紡織業的發展要求紡織業的機械化，紡織業的機械化也帶動了所有工業部門的機械化。英國政府鼓勵人們從事工具機的發明和改進工作，出現了許多發明，其中，特別是推動了蒸汽機的出現，瓦特在前人發明的基礎上發明完善了高效蒸汽機，解決了一系列工藝問題和配套設備問題，將蒸汽機推進市場。紡織機械技術和蒸汽機技術引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生產和社會生活的面貌。英國的資本主義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英國的經濟進入了極度繁榮的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英國的海外擴張創造了條件，開始了所謂的大英帝國“日不落”的歷史。然而從19世紀末開始，英國的工業優勢不斷衰退，導致英國在科研開發的投入相對下降，再加上英國的學術界過分重視理論輕視應用、重視科學輕視技術的傳統，英國在國際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地位不斷下滑。

(20世紀)

美國的獨立戰爭後的憲法中，明確了對科學技術的方針。美國的領袖人物和歷任首腦人物都重視科學技術，有的人本身就是科學家，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美國政府很早就明確以教育帶動科研，對教育採取特殊優惠政策，贈予美國的一批大學土地，每州至少建立一所傳統農業和機械院校。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了大發明家愛迪生，愛迪生在西門子發明電機、貝爾發明電話之後，發明了電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發電廠，引起了世界乃到全世界的一場電力革命.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又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會。美國採取拿來主義，採取移民政策大批吸引人才，一批著名的科學家被吸引到美國，如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著名物理學家費米。40年代末，美國留下了不少來自中國的科技人才，如楊振寧、李政道，錢學森經過很多努力才得以回國。人們曾經將美蘇在二次大戰後的做法歸結成美國搶人，蘇聯搶機器，可見美國對人才的高度重視。美國政府利用戰爭中獲得的資金大幅度地增加對科技的投入，研究開發經費投入每四年翻一番，二次大戰期間，從1939年的一億多美元增長到15億美元。這一系列的措施導致了美國完成和完善了歐洲的鋼鐵、化工和電力三大技術，發展了汽車、飛機和無線電技術這三大文明，進一步領先進行了第三次技術革命，包括原子能(1942年)、計算機(1940年)、空間技術(1957年)、微電子技術(1970年)。高新技術的研究成果導致了高新技術產業羣的形成和發展，美國1929?969年的40年間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60%以上，表明戰後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第一生產力。自70年代以來，以微電子技術和基因重組技術為特徵，可以説，美國領導了一場世界範圍的技術革命，形成了一個信息技術為先導，生產技術為主導的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技術、航天技術和海洋技術為內容的高技術體系，並在80年代後期迅速地商業化和產業化，為美國贏得大量的利潤。儘管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地位相對日本、西歐有所下降，但近幾年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了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機會，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帶來了新的全球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經濟復甦，應該説，至今美國的經濟仍是全世界經濟活動中心之一。這種狀況還將維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