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

（1）巴國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時代，

主要以漢水上游為基本地域依託；春秋時代，巴國文化有所擴展，南及大巴山北緣，東至襄陽；戰國初，巴國舉國南遷至長江幹流，先後在清江、川峽之間至川東立國。這幾個地方，留下了巴國文化的大量遺蹟。

（2）巴地文化：包括今四川東部、陝西南部、貴州北部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學上稱之為早期巴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末葉，這些文化在當地發展演變，盛衰興替已達一二千年之久。

巴山大峽谷是“遠古巴文化的聖地”並非虛構，巴山大峽谷所在的觀面山就是中國最早的三大奇書之一《山海經》所記載的“鬲山”。《山海經》記載的是夏商時期的傳説，書中傳遞了“巴人、巴國”最早的信息，是“女媧補天”“巴蛇吞象”等中國神話的源頭。根據“鬲山”即觀面山這個地標，可以證明巴山大峽谷及周邊地區就是《山海經》描述的遠古巴地各部族、各族羣所創造的“巴文化聖地”。這個時期的“巴文化”，可以稱之為“巴地文化”。 ^[3] 

（3）完整意義的巴文化：戰國初，巴國溯江進入四川盆地，始將青銅文化與當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來，也將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融合起來。這才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

“巴文化·達州標誌”命名為“巴人印章”，形似中國篆刻印章，源於達州巴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由圖形和中英文字組成；印章外圍是龍（蛇）紋，印章裏面人形圖案和虎紋巧妙結合猶如一個“達”字，形似遠古巴人在太陽（提取於“巴人銅印章”）底下載歌載舞（戰舞），也如同是神秘的遠古巴人面向太陽祭祀祈福，圖案正中的巴人雄踞虎上，意喻達州龍騰虎躍、興旺發達。圖案設計整體造型古樸、寓意深刻，充分反映了達州這片神奇土地上滋生的巴文化連綿不絕、生生不息，充分體現了巴文化獨特元素和達州地域文化相互融合，主題鮮明，設計新穎，具有獨創性和唯一性，適合於傳播和推廣。 ^[6] 

巴人是中國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區的一個部落。據專家學者考證，“巴”的地域範圍大體界定在北起漢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東至宜昌、西達川東的地區。

公元前12世紀開始，巴地的族人從陝西的城固開始，經過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陽，隨後又折回巴東、魚復（今奉節），溯江而上，抵上丹山（今四川敍永）。 ^[1] 

春秋戰國之際向西發展，以川東北的巴中、達州、重慶地區為中心，建立了巴國，逐步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在部落遷徙的過程中，巴人的文化得以沿途傳播，也得以與其他部落進行交流。巴文化與楚文化在秦漢統一以後，開始融入華夏文化。這種多元文化特質的傳播脈絡一直延續至今，成為連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紐帶。

巴文化不僅具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和鮮明的風格特色，而且內涵深刻豐富的價值理念。下面謹對其中最突出的核心價值理念和精神略作初步的論述分析。 ^[5] 

千載之下披覽史籍，巴人忠勇信義的形象撲面而來，呼之欲出。説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信義”的優秀精神和寶貴品格，這是有充分依據的。 ^[5] 

巴文化的忠，首先表現在忠於自己的父母之邦，《華陽國志》記載：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14 ^[5] 

這個故事已帶有濃厚的傳説色彩，不必全當為史實，但它集中強烈地反映了巴人視忠於國家、忠於職守遠甚於自己生命的精神。 ^[5] 

第二，巴文化的忠，亦表現為堅定地忠誠於自己的誓言。相傳“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着乎《尚書》。”根據《尚書》，在滅商大戰之前，武王要求巴蜀等參戰盟軍“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全軍立誓要“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15，堅決戰勝敵人。宣誓之後，史載“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16正是擔當先鋒的巴人勇士們信守誓言，勇猛殺敵，“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士卒前徒倒戈，聯軍一舉滅亡了殷商王朝。 ^[5] 

巴人的勇，已經在上舉史實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無須復加贅述。這裏接着説巴人的信，亦即其講信用，同樣亦在信守伐紂盟誓的上述著名史例得以充分展示。這裏再舉史料加以進一步説明：

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黔、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煞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煞羣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煞人僱死。倓錢盟曰：“秦犯夷，輸黃瓏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亂，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虎為事。户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頭虎子者也。17 ^[5] 

這是史上秦廷與巴人制定盟約的明確記錄，雖然朝廷履約過程中表現出了某種曲折性，但最終仍然“如約”。尤其是雙方的“刻石盟要”體現出了一定的對等原則，投射出古老的契約精神，堪稱優秀的文化傳統。史書又載：

漢高帝滅秦，為漢王，王巴、蜀。閬中人範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説帝，為募發賨民，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為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賨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封閬中慈鄉侯。目固辭。乃封渡沔侯。故世謂：“三秦亡秦，範三侯”也。目復（請）除民羅、樸、昝、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鋭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18 ^[5] 

範目和漢高祖“要與共定秦”，同樣體現了上述古老的契約精神，而雙方信守承諾，照例也反映了巴人信守承諾的優良傳統。

至於巴文化中的“義”，更是史不絕書，不僅已經充分體現在上述歷史記載中，而且頗獲先賢尤其史家的讚譽。如巴人充當武王伐紂和漢高祖還定三秦的英勇前鋒，並非僅僅是由於其“天性勁勇”，“鋭氣喜舞”，更是因為周武王和漢高祖的“統一”戰爭，賦有一種征討暴戾、“替天行道”的“道義”性質，因而巴人充當急先鋒，也就體現了其尚義崇德的古老理念和精神，自古號稱“義民”。如《華陽國志》的《巴志》就盛稱“其民質直好義，士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書中又褒揚其地“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偉既多，而風謠旁作。故朝廷有忠貞盡節之臣，鄉黨有主文歌詠之音。”19尤其稱讚“板楯七姓，以射虎為業，立功先漢，本為義民！……其人勇敢能戰……號為神兵！”20其英勇氣概和凜然正義，可謂義薄雲天。 ^[5] 

古代巴人一直保持着忠勇豪放、信守正義的光榮傳統。史書又記載，漢初板楯蠻“從高祖定秦有功，鋭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21打戰與跳舞，現在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兩者的結合實際上正是古代軍禮文化的傳統，毫不足怪。打仗要唱歌跳舞，以提振士氣、威壓敵方，古代就是這樣的。古人打仗是很講禮的，雙方一定要站好陣，鳴鼓也就是奏樂才能進軍，決不能隊都沒有排好就進攻。堅守這樣一個古代的軍禮，這是歷史上很多民族的普遍傳統，在有的民族中一直流傳到近代。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蘇格蘭人都要整齊列隊吹着風笛，穿着花格裙子，敲着鼓去衝鋒陷陣。所以巴渝舞實際上就是源於賨人古老的軍樂軍禮傳統，其雄壯優美的音樂舞蹈，形象地展示了巴人忠勇信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和樂觀奔放的豪邁氣質。由於仗打得非常漂亮，漢高祖很興奮，就下令宮中的樂人，也就是當時從事音樂歌舞方面的專業工作者，學習和演出巴渝舞，成為國家的傳統節目，傳襲影響甚為久遠。 ^[5] 

巴文化核心價值的另一重要範疇是開放包容。巴地和整個四川一樣，歷來就是一個移民進進出出的地方，其文化正像學者所喻，猶如一個大型水庫，水來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開放中形成動態的融聚。歷史上的四川，曾經有過至少六次大規模的移民，小的就難以計數了。早期的大規模移民，至少可以追溯到東周時期。考古發掘揭示，四川盆地東面的峽江地區很早就已經有了楚地遷徙來的許多移民；而從峽江地區的今重慶市忠縣以西直至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戰國時期的出土資料中，也已呈現出比較濃厚的楚文化因素，並且多表現為喪葬風俗和日用陶器等，應為移民或曰人口流動的反映。《華陽國志》明確記載，戰國時期巴國先後有江州（今重慶市區）、墊江（今重慶市合川區）、平都（今重慶市豐都縣）和最後的閬中（今四川省閬中市）等都城。22反映了楚的進逼，使巴人進一步朝西北方向後退，逐步放棄了江州、墊江、平都諸都邑，最後退守的都城就是閬中。這提示我們，到戰國中晚期，楚人甚至一度據有過江州等地，而位於閬中以東的今達州地區，也應已經落入楚人之手，屬《戰國策·秦策》所謂“楚苞九夷，又方千里”之地，“九夷”包括羣蠻、百濮、賨、盧等族羣，而其中歷代賨人亦即巴人所居中心之地，正位於眾所周知的渠江流域達州市一帶。楚人攻佔這些地方後，遂依例移民其地，而且文獻反映其移民數量、規模達到相當水平。如《華陽國志·巴志》即記東漢桓帝永興二年（公元前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23 ^[5] 

這是歷史上最早提出的分巴動議。但望稱巴郡“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意在以族系民風之差異為理由，分巴為三郡，故明顯誇大其詞。但巴郡地域頗為廣遼，其地居民族系來源各異，亦是史實。倘以但望所言江州（亦即今重慶）至墊江（亦即今合川）一線為界，今達州一帶，正在此線以東，且地理上確為濱水山險之地，而“其人半楚”云云，足可見佔據江州之後楚國移民之眾。從北面的萬源至達州，以及達州東北的宣漢等地，無論中古以來歷代相承流傳的春申君故里傳説24，還是羅家壩等地遺址中的楚文化因素，都與之吻合，應是楚勢力曾經到達此地後，楚系移民留下的歷史遺存。25 ^[5] 

古代最後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廣填四川，這之前，由於明末農民戰爭，明王朝與清軍的戰爭，後來又是吳三桂大規模起兵反清叛亂及清廷的平叛，前後戰亂好幾十年，四川人口損失巨大。清政府一方面招撫土著人口，一方面大規模移民入川，形成移民與土著雜居的局面。達州、巴中等渠江流域的情況也類此，既有作為人口多數的外來移民，也有一定數量的土著。外來移民和土著和睦相處，正是巴蜀地區文化的古老傳統，這裏歷來不排外，富有兼容幷包的精神。巴本來就是多族羣的聯合體，內有姬姓之巴、枳之巴、廩君之巴和渠江流域的板楯蠻之巴等，倘無兼容幷包精神，族羣聯盟絕難從夏商以來長期持續。包容必然開放，是同一過程的兩大面相，實為同一回事。巴文化的兼容幷包精神，與巴蜀歷來就是移民區的史實和傳統相關，也與在此種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開放理念分不開，是一種非常可貴的文化品格。因為如果一個區域是開放的，其人民來自四面八方，又從這裏走向四面八方，這個區域一定是充滿活力的。從系統論角度説，這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封閉的系統是沒有生命力的。巴蜀文化為什麼能夠源遠流長，充滿活力，並形成開放包容的優良傳統，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5] 

巴文化不僅忠勇信義、兼容幷包、浪漫開放，而且一旦成為華夏——中華多元一體大一統文明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後，就長期認同華夏，堅定地追求、崇尚中華大一統，擯棄分裂，並以此為其極為突出的核心價值理念。 ^[5] 

至遲從追隨旨在建立華夏一統秩序的周武王開始，巴人就長期認同華夏——中華文明，巴地則一直是追求歷史上我國多元一體統一國家的堅定——“元”。正如蒙默先生等學者所總結的那樣，爾後在歷史上，巴蜀往往成為古代王朝追求統一的“王業之基”。如秦舉巴蜀，“秦益強，富厚輕諸侯”26，終並六國；劉邦任蕭何，“留收巴蜀，東定三秦”，消滅項羽，威加海內；晉用王濬，樓船東下，掃平孫吳，復歸一統；“隋人席巴蜀之資，為平陳之本”；宋亦先取四川，然後才略定江南；而自秦漢開發經營西南夷以來，巴蜀又是歷代中央政權經營西南邊疆，維護鞏固國家統一的重要據點和依託。27 ^[5] 

這一切充分表明，巴和蜀一樣，這裏的人民自古以來就是維護和追求中華大一統的重要力量。崇尚民族團結和睦，國家統一安定，一直是此一方人民的精神傳統和文化基因。巴文化的核心價值，亦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支撐，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5] 

巴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如此深刻的核心價值理念，非常值得我們自豪。而以上述核心價值理念為深層結構的巴文化，無疑是優秀而特色鮮明的區域文化，是我們今天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文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近年來，國家已經啓動“一帶一路”宏大戰略，巴地正好位於南、北絲綢之路和長江經濟文化帶之間的樞紐位置上，是連接“一帶一路”的樞紐之地。這無疑使古老的巴地迎來了一次空前的發展機遇。而用好本土文化資源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促進經濟社會全方位進步，創造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無疑是擺在面前的光榮使命。 ^[5] 

“巴渝舞”，是古代的巴地渝水流域地區舞蹈。（注：巴意為巴地，渝意為渝水流域）

中國古代典籍記載最古老的音樂創作產生於巴地。巴渝舞來源於商末巴師伐紂時的“前歌後舞”。巴渝舞特點：舞風剛烈，音樂鏗鏘有力，屬武舞、戰舞類型。“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弱起”，“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由此可見巴渝舞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漢初，巴渝舞被劉邦移入宮中，成為宮廷樂舞，既供宮中觀賞，也成為接待各國使節貴賓的樂舞，還成為王朝祭祀樂舞，天子喪禮樂舞。唐時，巴渝舞仍為宮廷樂舞之一，唐以後，巴渝舞便從宮廷樂舞中消失了。儘管如此，在民間，巴渝舞遺風猶存，重慶地區、四川東部地區巴人後裔的踏踢舞、擺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變，薅草鑼鼓、花鼓調、花燈調、蓮花落、川劇幫腔、川江號子、船工號子、勞動號子、翻山鉸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鄉清”著稱於世。《水經·江水注》記載：“江水又逕魚腹縣（今奉節）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清酒釀造時間長，冬釀夏熟，色清味重，為酒中上品。巴人善釀清酒，表明其釀酒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巴人自然神話有：“比翼齊飛”、“巴蛇吞象”、“白虎神話”。巴人英雄神話有：“廩君傳奇”。巴人神女傳奇有：“巫山神女”、“鹽水神女”。

傳説之一：人首蛇身的女媧、傳説之二：再也長不高的馬桑樹、傳説之三：“神女”故事、

傳説之四：巴蛇吞象、傳説之五：婦好征伐巴人、傳説之六：“神兵”板楯蠻

“板楯蠻”在漢代被稱為“神兵”，在漢代頗受漢王朝重視。神兵之名源於《後漢書·南蠻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巴山“神兵”又起，相傳他們可以撒豆成兵，騰雲駕霧，聲勢浩大。“神兵”佔州奪縣，成為巴山地方的一大勢力。 ^[3] 

巴文化雕塑區位於重慶市歌樂山風景區內。重慶是古代巴國的首都，在這裏，巴人先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屬於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歌樂山風景區“巴文化雕塑區”旨在把這段文明從史料和博物館中引出來，進入大眾空間。巴文化館

雕塑區在取材上儘可能搜尋能代表巴文化特徵的史料、神話。大型浮雕《巴人之舟》取材於《世本·氏姓篇》，是史學界較為肯定的關於巴人種族來源的古史傳説。大型雕塑《棧道文明》集中地表現了古代巴人開鑿棧道的艱辛和偉大。

根據考古發掘，巴文化代表還包含巴人詩作、巴國符號文字和青銅文化等內容。由於秦朝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加之戰亂、災荒和歷史年代久遠等，其史料逐漸絕跡，巴文化已埋藏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裏。對巴文化的更深層次研究，有待依賴考古新發現。

出土巴國文化遺存的湖北省宜昌市位於北緯30度，東經111度，達州市宣漢縣位於北緯31度，東經107度；這兩地分別處在長江及其支流清江和渠江兩岸，均為山區。兩地同處於熱帶海洋氣團和極地大陸氣團的交替控制區域，季節變化明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年降水800mm以上，是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隨着三峽考古工程的有序推進，有關巴文化的種種謎團正被逐步揭開。學術界對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種觀點：一説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説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強大影響下產生的；一説巴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與楚文化、蜀文化並駕齊驅，但又互相影響和滲透，故也有“巴楚文化”與“巴蜀文化”之稱。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於20世紀40年代，其動因與“巴國銅器”的出土直接相關。

20世紀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慶地區的考古發掘出土為契機，學術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學研究的序幕。從50年代迄今，立足於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為21世紀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對巴文化的涵義界定、時代限定和文化甄別等含混不清或稍欠嚴謹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上馬的三峽考古發掘，更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好機會和好條件。三峽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是對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為在長達600多公里的三峽庫區中，基本上都是屬於古代巴文化活動的區域。迄今為止在持續時間已長達十年的三峽庫區考古中，已積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資料，對今後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三峽地區的所獲的考古資料，可謂時代早晚俱全，從史前時期到明清時期幾乎所有的時代環節都沒有缺失，文化內涵豐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學的巴文化是指巴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域範圍內創造的物質文化，他們本身應有其時空範圍的因素制約。對三峽庫區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對巴文化上限時間無限延長的傾向，即將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為此舉實不可取，因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於巴文化，也不應該稱為“巴文化”，應遵循史前考古學文化命名規則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命名為宜。考古學的巴文化其時代上限應界定在國家制度出現的夏商時期，下限或以秦一統之前的東周末年為宜。秦漢時期的巴地區文化，已是中原漢文化中帶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體，也不屬於前述界定的巴文化範疇。

在近十年的三峽庫區文物搶救發掘中，已發現發掘並確認出一大批從夏商時期直到東周時期的巴文化遺址。夏商時期文化遺存在三峽庫區的發現分佈一直是學術界格外關注的問題。發現和發掘的重要遺址分別有湖北庫區的宜昌楊家灣、中堡島、秭歸長府沱、官莊坪、巴東官渡口和重慶三峽庫區的巫山琵琶洲、江東嘴、奉節新浦、雲陽李家壩、東洋子、萬縣安全墓地、中壩子、忠縣哨棚嘴和中壩等等。

夏商時期三峽庫區的文化發展，普遍呈現出巴文化、蜀文化色彩偏濃、楚文化色彩較淡的趨勢，這可能與巴國、蜀國鼎盛時期的勢力範圍直接相關。此時期庫區內的考古學文化，與川西成都一帶發現的蜀文化遺址內涵特徵基本雷同，兩者當存在直接的傳承或影響關係。此外，中原地區夏商文化對庫區文化的影響也留下了明顯的痕跡。三峽庫區年來發現和發掘的西周文化時期遺存較多，重要遺址主要有湖北庫區的秭歸大沙壩、巴東雷家坪、重慶三峽庫區的巫山雙堰塘、跳石、雲陽李家壩、忠縣瓦渣地、豐都石地壩和涪陵藺市、鎮安、石沱等等遺址。重慶三峽庫區的西周時期文化，除均帶有中原文化影響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庫區範圍內的西周文化表現出較濃的楚文化色彩，而重慶三峽庫區範圍內的西周遺存則表現出較濃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巫山雙堰塘西周遺址發現大量的包足鬲，有傾向認為這是巫山地區在地理上與鄂西毗鄰直接受楚文化影響的結果，有人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客觀而言，雙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態與“楚式鬲”有明顯的區別，“楚式鬲”實際上是一種中原銅鬲文化與楚地陶器文化結合的產物，而雙堰塘陶鬲則明顯屬於中原銅鬲文化與巴地陶器文化結合的產物，它們應是目前峽區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

東周文化遺存在重慶三峽庫區的分佈發現一直享有盛名。

羅家壩巴文化遺址公園(5張)

發現和發掘的重要遺址分別有湖北庫區的宜昌楊家灣遺址、秭歸柳林嘖和重慶庫區的巫山劉家壩、藍家寨、巫溪和坪、廟溪、奉節新浦、老油坊、雲陽李家壩、忠縣崖腳（半邊街）、瓦渣地、中壩、涪陵小田溪等等。三峽庫區東周時期的文化基本與中原文化並軌，湖北庫區或殘留有楚文化的特點，而重慶庫區亦或多或少見到巴文化的痕跡。由於科學發掘遺址數量的驟增，三峽庫區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佈特點等亦逐漸清晰。從宏觀上看，包括湖北、重慶在內的整個三峽庫區的夏商西周考古學文化面貌較為一致，其文化內涵的風格特點多具濃厚巴蜀色彩，與川西同時期文化明顯雷同，兩者當有較直接的淵源發展關係。此外，庫區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兩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響。重慶巫山雙堰塘、雲陽李家壩等西周遺址的宏大規模和豐富的出土遺物，暗示了重慶庫區西周時期曾存在過大規模的城市聚落，它們為探索重慶庫區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實物資料，對揭開古代巴都之謎、復原早期巴人歷史則具有重要的、特別的意義。

2022年12月，經歷時6個多月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重慶市合川區張家院子遺址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發現一批春秋時期巴文化遺存，填補了嘉陵江下游春秋時期巴文化考古發現的空白。 ^[7] 

有關對巴人源流研究產生分歧意見的原因，事實上都是基於對有關文獻記載內容的理解和解釋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歷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獻著作有《山海經》《左傳》《世本》《華陽國志·巴志》《水經注》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等書。

根據對文獻的不同理解和解釋，學術界至少在巴名字的來源、巴字的含義、巴族的起源、巴國的出現、巴人早期的活動區域等等問題上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觀點。這些不同的學術爭鳴無疑對深入探索巴人的淵源流變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記載巴人事蹟的古文獻是《山海經》。《山海經·海內經》説：“西南有巴國，大皞生鹹鳥，鹹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南有巴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經·海內南經》説：“夏後啓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今本竹書紀年》也有：“（帝啓）八年，帝使孟塗如巴涖訟”的記錄。與《山海經·海內南經》的記述如出一轍。

後代學者在註解前述記載時或認為丹山西，即今重慶巫山縣境的巫山。至於巴人“廩君”，在《山海經》中並沒有見到直接的記錄。《山海經·大荒南經》説：“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檣，食也。爰歌舞之鳥，駕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愛處，百穀所聚”，或認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漢初學者着述的《世本》中的：“廩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

《世本》是持巴人源於鄂西觀點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獻依據。

流傳下來的的《世本》輯本或輯補本有多種，各種輯本都有對“廩君”的記述，儘管記述的詳略程度和表述的語句不盡一至，但主體內容是基本一致的。

早期巴人史蹟（夏商西周時期）記錄，均屬於傳説史而非實錄史。故據此考證巴人的早期歷史本身就存在着較高的不確定性和難確定性。相對而言，晚期巴人史蹟（東周時期）的文獻記錄（如《左傳》等），多屬實錄史，有較強的可信度。

廩君種巴人的史蹟記載最早源於西漢時期《世本》的傳聞述説中，依據這種傳説口吻，漢晉南北朝時期及其後的文獻又不同程度地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從而演繹出一個近似神話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從《山海經》中不見“廩君”的記述和《世本》中出現“廩君之先，故出巫誕”的語句等現象分析，“廩君”巴人集團的歷史發展傳説即便接近事實，他們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於《山海經》中的“巴國”或“巴人”。因此，認為廩君種巴人不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巴人集團，而應是巴人後期發展的支流或旁系。

重慶三峽地區不僅是文獻傳説巴人活動最頻繁的地區，而且更是考古發掘發現巴人遺蹟最豐富的地區。依據逐漸積累的考古發掘資料分析，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動區域還是以今重慶庫區為主，至少在從早期到晚期之間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巴人是以今重慶庫區為發源和發展的根據地的。

據零散的文獻記錄，所知巴人最早出現的時代應是夏商時期。前列的《山海經》記錄，如果所記不謬，則在夏啓立國初期巴國或巴方已出現。一些學者認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漢水、丹江之間，這些巴人在殷武丁時期就曾與殷王朝發生過較大的戰鬥。但大多數研究者沒有接納這種提法，認為迄今為止甲骨、金文中所謂的“巴”字，均屬於一種誤釋。但從《左傳·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周）南土也”和《華陽國志·巴志》：“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等記述看，殷商時期巴的存在應無問題。上述文獻線索，為判斷夏商時期巴人或巴國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夏商時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動區域中的原始先民，與夏商時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聯繫，是一個需作重點探索的學術問題。但兩者都是有區別的，不能籠統地稱之為巴人。巴應該是指因聚多個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國稱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應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應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今天的重慶地帶、四川地帶在中國古代的商、周時期，是以巴族和蜀族為主，分別建立的巴國和蜀國，他們和中原的商、周王朝有着密切的聯繫。秦舉巴、蜀以後，巴國和蜀國被正式納入華夏的版圖。

關於古代巴、蜀兩地歷史的研究，這方面的材料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據傳説材料整理而成，這就不免帶有神話色彩和後來整理者的觀點，特別是漢、晉時期的大一統思想。這樣無論在史料方面和認識方面，都受到一定的侷限，給研究巴、蜀兩地歷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近代考古學的興起，為歷史科學的研究開闢了另一條途徑。重慶、四川的考古學家們取得了豐富的巴、蜀兩地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許多研究。這些成果為研究古代巴蜀歷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考古學研究的結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它們有各自的分佈地區。a：巴文化分佈則由包括重慶地區、四川東部地區（如距今4500年的羅家壩遺址）、鄂西（今恩施地區）、陝西南部、貴州北部共同構建。蜀文化分佈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b：巴文化淵源於達州地區（羅家壩遺址）、重慶地區、長江三峽地區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類型）等。蜀文化淵源於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這兩支考古學文化之間是有來往、互有影響的。

考古學文化是一個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物質遺存，根據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結果，它們是各自有發展、有繼承的考古學文化，其發展譜系是清楚的，這些就是古代巴、蜀兩族留下的實物史料。當然在巴、蜀兩國內，除了巴、蜀這兩個主要部族外，還有一些其它部族，由於所處地理環境、自然條件相同，所以在生活習俗、傳統方面，他們和巴、蜀兩族近似，這就形成了在物質文化遺存方面的近似，巴文化、蜀文化大約可以涵蓋他們。以後考古材料的積累和認識的逐步深化，或許會有新的體會。

巴文化、蜀文化一開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響；在他們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種交往和影響就已經存在。所以《尚書·牧誓》所記參加周武王伐紂的蜀，就是信封盆地西部的蜀，這從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和彭縣竹瓦街窖藏青銅器上可以得到證明。蜀人已經參加了中原地區的重大政治活動，《尚書·牧誓》的記載是可信的。正因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區發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強烈地影響下，相當於商、周時期的蜀文化已經進入文明。發展到晚期，巴文化、蜀文化成為中原地區和“西南夷”地區交往的橋樑。

相當於商、周時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發達的經濟，尤其是有發達的青銅鑄造手工業和玉石器製造手工業。青銅器鑄造、玉器製造，實際上體現了一個部族整體經濟的水平，用現代的話説，即是“綜合國力”。夏鼐在談到青銅冶鑄業的發明和廣泛採用的重要意義時説：“首先青銅的原料銅和錫，不像石器時代那些製造石器的石料，並不是到處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銅和錫都是礦物，其中自然銅的產生很稀少，一般銅礦和錫礦都要經過提煉才能提出金屬的銅和錫。這不像石料那樣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礫石、頁岩、板岩等，不必經過化學方法來提煉。金屬提煉出來後，還需翻鑄，才能鑄造出可用的青銅器來。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術的熟練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貿易活動和保證交通路線的暢通，才能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這又需要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上一定的改革，以適應新的經濟情況，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夏鼐這一段論述説明了，考古學研究的對像是物質文化，但不僅限於物質文化，要通過研究物質遺存去研究各個時期人們上層建築領域的問題。青銅鑄造手工業的出現必須是在經濟領域裏各個方面都要有一定的發展。在人們的社會組織、結構方面也要與之相適應。

玉器製造手工業和青銅鑄造手工業有相似之處，如原料的開採、運輸、加工等。同時這些手工業的生產專業性技術很強，需要有一批人專門從事這類生產，這就要求農業生產有相應的發展水平，以保證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從這些手工業的發展情況，可以窺見早期蜀文化整體經濟發展的水平，生產力發展的情況。

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的變革，相當於商、周時的蜀文化已經出現了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在考古學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宮殿建築都已發現。廣漢三星堆高大寬厚的城牆、埋藏眾多青銅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橋的大型宮殿建築遺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遺址等，都是國家機器在物質文化方面的體現。早期蜀文化進入文明是其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從發現的文化遺蹟、遺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強烈影響。

巴文化、蜀文化發展到了它們的晚期，一方面荊人開明氏王蜀，作為異族的統治集團統治下的蜀國，大多數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人，這樣不但要容許他們在原地生活，還得靠蜀族的上層來統治廣大的蜀族居民，這種情況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書上的“變服從其俗”，另一方面這時巴、蜀兩國疆域相鄰、犬牙交錯，相互影響勢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點外，有更多的共同性，這是“巴、蜀文化”名稱的由來。

2023年4月27日，國內首個巴文化專題博物館——達州市宣漢羅家壩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其基本陳列以“西南有巴國”為主題，設有“揭秘羅家壩”“尋蹤覓巴國”“考古巴王城”三個單元，重點展出羅家壩遺址出土青銅器、玉器、陶器等精美文物500餘件。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