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大學創建於1879年，原名聖約翰書院，是由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 J. Sekoresehewsky）將聖公會原轄培雅書院（1865年）和度恩書院（1866年）合併而成，在滬西梵皇渡購地興辦。學校於4月14日舉行奠基禮、破土動工，9月1日開學招入第一期學生，來自培雅、度恩書院的39名學生報到 ^[97]  。最初，為了吸引學生和擴大影響，該校免收學雜費，而且免費提供住宿和其它生活用品。

辦學初期設西學、國學和神學三門，上海方言授課。1880年，醫科由上海同仁醫院院長文恆理（H. W. Boone）創辦，開滬上西醫教育之先河。1881年，聖約翰書院設英文部 ^[4]  ，聖約翰的美籍英語教師卜舫濟牧師（F. L. Hawks Pott）開始完全用英語教學。1882年10月30日，聖約翰書院神學部首屆畢業生四人被授予會吏聖職 ^[4]  。1888年6月，年輕的卜舫濟出任校長，到1941年轉任名譽校長，他主持聖約翰校政長達53年之久，對該校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1884年，美國紐約克拉克遜女士資助興建教堂，後經重建成為該校禮堂兼聖公會教堂。1894年，該校建造了以創辦人名字命名的中國式教學樓“懷施堂”。

聖約翰書院創建初期實行了直接隸屬美國聖公會的體制，學校由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直接控制。 ^[97] 

1890年5月，應加拿大籍體育教師李藹門的建議，聖約翰首次舉行了以田徑為主的運動會，由此成為中國體育運動會、田徑運動會的最早舉辦者。

1892年起，正式開設大學課程，並將英語作為最重要的學科教授，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和中國首座全英語授課的學校。

1896年，聖約翰書院改組為聖約翰學校，成立大學部，形成文科、理科、醫科、神學科及預科的教學格局，時為上海地區首家高等教育機構、滬上唯一高等學府，對東南地區高等教育的改革產生深遠影響。 ^[97-101] 

1898年，聖約翰曾獲得兩江總督劉坤一所贈的200支槍，此後每週組織學生進行操練，是中國最早對學生實行軍訓的大學。

從建校至1899年共有正科生216人，預科生1729人；畢業大學生7人，預科69人。至1900年，有在校學生23人，佔當時8所在華基督教大學學生總數的14%。從20世紀初起，教會所辦大學逐漸得到了中國官方和政府的重視和認可。親王溥綸、兩江總督周馥、端方等，均臨聖約翰參觀。 ^[97] 

1900年成立了同學會，是國內最早成立校友會的大學。1901年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隊。

1903年用庚子賠款基金興建“思顏堂”，以紀念第二任校長中國籍牧師顏永京先生。

2018年華東師大舉辦聖約翰大學文獻展(13張)

1905年11月，學校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註冊，正式稱聖約翰大學，設文理學院（後分設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以及一所附屬預科學校（後改設附屬中學），成為獲得美國政府認可的在華教會大學，畢業生可直讀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 ^[97-99] 

1906年，醫科學制改為七年，畢業者授予博士學位，是中國最早授予醫學博士學位的兩所學校之一。

1906年以後，聖約翰的畢業生還可以進入美國各大學深造，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甚至同意免試招收，所以吸引了大批學生報考。

1911年開始實行學分制、學銜制。

1911年，學校買下了梵皇渡路（今萬航渡路）以北、原屬於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的一塊土地，成了全上海唯一有蘇州河流經的學校。 ^[102] 

1913年開始招收研究生。聖約翰大學後來發展成為一所擁有文、理、醫、工、神、農六大學院17個系的綜合性教會大學，是當時上海乃至全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入讀者許多是政商名流的後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擁有濃厚的教會背景。

1913年2月1日，卜舫濟邀請孫中山到約大演講，受到師生們熱烈歡迎。孫中山在參觀聖約翰大學時發表演講，“民主國家、教育為本”。 ^[97] 

1914年，廣州賓夕法尼亞醫學院與聖約翰醫科合併，成立聖約翰大學賓夕法尼亞醫學院(1947年更名為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約大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達成合作協議，其醫學課程與賓大醫學院相同，且全部用英語教學，醫院實習查房、寫病史亦都用英語，因而在學業、語言方面與美國醫學院完全銜接，很多畢業生赴美接受住院醫師培訓和進一步深造。

1919年聖約翰大學成立40週年之際，校友和學生捐建的中國第一座現代大學體育館“顧斐德紀念體育室”落成啓用(英籍教授顧斐德1894年到約大科學系任主任，是約大最初體育運動發起者)，其中室內游泳池更為當時罕見。1920年6月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邀請聖約翰大學游泳隊至該會泳池參加游泳比賽，這是上海歷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賽。

1920年創辦了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新聞專業。

1923年，在卜舫濟的積極爭取和早期校友施肇基的資助下，聖約翰大學獲得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幫助，將早期設立的土木工程系拓展為施肇基土木工程學院（1946年改組為施肇基工學院-Sce School of Engineering），同時開設電氣工程、機械工程等課程，除中文必修課外所有課程均使用原版教材，以英文授課。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後，上海各界紛紛走上街頭。聖約翰大學及附中的師生也組織抗議，但遭到以約大神學科主任、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郭斐蔚為首的校方阻撓。於是6月3日，學生553人以及全體華籍教師19人，集體宣誓脱離聖約翰大學。6月4日，離校師生集會商議自行設校事宜，他們的舉動受到社會各界和學生家長們的支持，紛紛出錢出地。經過各方協助，在短短三個月內就正式成立了光華大學（校慶日定為6月3日），其1951年與大夏大學合併組建華東師範大學。

解放初期，約大師生為紀念1925年該校的“六三”愛國壯舉，將校園內紀念郭斐蔚的“斐蔚堂”改名為“六三樓”。1952年6月3日，由華東師大黨委發起，在約大原址（當時是華東師大的分部）舉行了升旗典禮，以紀念“六三”事件。 ^[5-7] 

1927年聖約翰大學成立校董會，由在美國的董事會、上海教區會、校友會、校務委員會共同派代表組成，校長和會計作為無投票權的成員參加，在有投票權的13位校董中，中國人佔9位，其中大部分是校友。中國人沈嗣良於1928年被任命為代理副校長。 ^[97] 

聖約翰大學1929年在校生540人，規模與教會大學中居首位的燕京大學相仿。 ^[95] 

1929年12月，約大舉行了50週年校慶活動，同時慶賀卜舫濟擔任校長40週年。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孔祥熙、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基督教平民教育促進會會長晏陽初等人都專程趕來參加慶典。時任財政部長的約大校友宋子文在慶典上被授予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1936年開始招收女生。 ^[98]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聖約翰大學遷往南京路的公共租界，與滬江大學、東吳大學、之江大學等校合組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約大醫學院及神學院不在內 ^[8-9]  ），後又於1939年遷回原校址。

經過卜舫濟精心策劃，30多年間聖約翰資產增加了200萬銀元，校園從84畝拓寬到228畝。先後建造了15幢大樓、28所住宅，還有宿舍樓、教學樓、辦公樓、大禮堂、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交誼室等。20世紀40年代中期，學校規模又進一步發展，校園面積達300餘畝。學校最後佔地面積達348畝，建有校舍樓館、住宅約50所，建築風格中西合璧。 ^[10] 

1941年，政治歷史系（1919年設立）分設為歷史系、政治系。 ^[11] 

1941年2月1日，卜舫濟因年邁辭去校長職務（6月13日偕夫人回到美國安度晚年 ^[4]  ），沈嗣良成為該校首任中國籍校長。卜舫濟之子卜其吉輔助時任教務主任，1948年任代理副校長。

1941年6月5日，基督教華東六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女子醫學院、之江文理學院、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在大光明電影院舉行聯合畢業典禮。是年聖約翰大學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僅存的一所完整大學，學生人數高達1391人，創下了該校及在華教會大學的在校生規模之最。 ^[4] 

1942年，約大成立建築工程系，是上海高校中第一個建築系，也是中國近代時期最早全面引進現代建築思想的教學機構。

1946年10月，82歲高齡的卜舫濟再次回到中國，擔任約大名譽校長，涂羽卿被任命為校長。由於美籍教士的反對，約大長期未向中國教育部立案，一直至1947年10月，學校才完成向國民政府立案的手續。

1949年前，聖約翰大學農學院（動物生產系、植物生產系、農業經濟系）停辦。

1949年1月，趙修鴻任代理校長。到1949年春季學期時，聖約翰大學仍有註冊學生1200多人。

1949年5月26日夜晚，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員與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負責人抵達上海，在聖約翰大學會面，詳細討論上海解放後的接管工作。 ^[12] 

在國民黨政權退出大陸前夕，潘世茲出任聖約翰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代理校長，拒絕了國民黨當局的遷校要求，1949年將學校完好地交到了人民政府手中。解放後，聖約翰大學是首先被接管的14所高校之一。

1950年7月1日，中共聖約翰大學黨支部首次公開了全部黨員名單，約大和約大附中分兩個支部，約大34名黨員，約大附中9名黨員。1950年12月，聖約翰大學正式宣佈與美國聖公會脱離關係，改由國人自辦，政府予以補助。

從1950年起，約大黨支部的工作重點就是結合抗美援朝運動，對羣眾進行反美愛國的宣傳教育，為此後的思想改造運動打好基礎。1951年10月，一支由二三十位幹部組成的思想工作隊入駐約大，工作為期一年左右，任務主要是領導肅清美國文化侵略對約大師生員工的影響。1952年3月，約大成立了黨委，崔毅任黨委書記，學校開始對師生進行“思想改造”，為院系調整作準備。

1951年秋，大同大學文學系併入。1952年，約大有教職員工234人，其中教員115人，在校學生1381人。

1952年秋，聖約翰大學撤銷，在院系調整中被拆散併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所在地現為華東政法大學長寧校區（長寧區萬航渡路1575號）。約大辦校70餘年，畢業學生6500人，肄業學生4282人。 ^[1] 

1949年和1952年，新聞系和外文系、中文系（部分）、歷史系併入復旦大學。 ^[13-14] 

1952年，土木工程系、建築工程系併入同濟大學；

機械工程系併入交通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系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

政治系併入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

理學院（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中文系（部分）、教育系併入華東師範大學；

醫學院參與組建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更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取消神學院，學生轉入南京的金陵協和神學院；

朱元鼎教授調入上海水產學院（今上海海洋大學）； ^[104] 

聖約翰大學附中與大同大學附中二院合併為上海市五四中學。 ^[15-16] 

聖約翰大學的檔案，主要儲存在上海市檔案館（保存約大檔案4000餘卷）和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該校相關檔案有：聖約翰大學歷史事實考證（1879年、1952年）、聖約翰大學校務會、行政會、校董會會議記錄（1909年～1949年部分年份）、校刊（1921年～1949年部分年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與楊敦甫等關於介紹德國鋼鐵聯合會總編輯Peterson來華訪問、陳光甫接受聖約翰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來往函電（1929年）、《聖約翰大學六十年》（1930年）、上海市社會局關於聖約翰大學申請登記的文件（1947年）、中央教育部關於聖約翰大學等14所學校停辦結束工作的文件（1951年）、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關於聖約翰大學更改校名的文件（1951年）、上海市1952年停辦高等學校聯合辦事處關於處理聖約翰大學學生休學、復學、轉學、及發給畢業肄業成績證明書等來往文書（1952年）、聖約翰大學移交清冊（1952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局關於聖約翰大學及聖約翰中學校舍使用問題的決定（1952年）等檔案。 ^[17] 

2018年聖約翰大學第十二屆世界校友聯誼大會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22張)

2016年，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收藏了聖約翰大學校友會校友代表捐贈的一批“民國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物文獻”，這批文物由歷屆約大校友捐出，共計41組99件，其中各類畢業證書近20件，最早的是1915年聖約翰大學備館（即大學預科）畢業證書。 ^[18] 

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會與外省市及境外的幾個校友會取得了聯繫，並建立了每四年（後改為每兩年）舉行一次聯誼會的機制。聖約翰大學世界校友聯誼會於1988年在香港召開首屆，至2018年已舉辦了十二屆。 ^[76] 

1992年，約大第二屆世界校友聯誼會在滬召開，約大校友通過了“三管齊下”的覆校方針：

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設立聖約翰學院。

聖約翰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應道富曾説，“覆校的第二、第三項已經實現，第一項也由華東師範大學決定創立申江書院（申江與St. John諧音）而最終完成，覆校計劃圓夢了”。

1965年，台灣的聖約翰大學校友為了延續聖約翰精神，原本打算在台覆校，但受到當時國民黨當局教育政策的影響，私人僅能開辦專科學校，遂由上海聖約翰大學、聖瑪利亞女校在台校友會與基督教台灣聖公會共同創辦新埔工業專科學校。1993年新埔工商專科學校。1999年改製為新埔技術學院。

2003年更名為聖約翰技術學院，並將《光與真理》定為三首校歌之首。2005年改製為聖約翰科技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未來將朝以恢復「聖約翰大學」為本校努力爭取之最終目標。 ^[77] 

1997年，海外的聖約翰校友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支持下於該校設立了專為研究生而設的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UBC）。

聖約翰學院繼承了聖約翰大學自由文化教育和跨文化交流的傳統，成為一個不同文化和學術背景的人溝通與建立聯繫之論壇。聖約翰學院為UBC的研究生、新任教授、訪問學者和博士後研究員提供住所，並在校園內舉辦各種學術活動。 ^[78] 

1952年院系調整時，聖約翰大學理學院、教育系和中文系（部分）併入華東師範大學。11萬餘冊藏書，包括盛宣懷後人捐贈給聖約翰大學羅氏圖書館的6萬餘冊“愚齋”古籍（後來，愚齋藏書中的中醫書籍被調撥給成立不久的上海中醫學院，中醫學院又立即組織專家研讀，發現大部分均屬古代重要醫典，其中屬於早已失傳的古醫書竟達30餘種，中醫學院為此專門召開全校大會慶祝 ^[79]  ）、6000多份生物標本以及傢俱等教學資源由華東師大繼承。聖約翰大學原址一度成為華東師範大學分部，即數、理、化三系在聖約翰大學原址上課，直到1954年才結束 ^[96]  。原屬約大的38名教職工（約大標誌性人物之一的校牧徐懷啓也轉任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和128名學生於此時融入了華東師大。

同樣是華東師大建校基石的光華大學，是1925年由離開聖約翰大學及附中的572名師生在社會各界支持下所創建。華東師大首任校長孟憲承、學校籌建之初的籌備委員會成員張祖培和首任體育系主任吳邦偉、歷史學家陳旭麓等也是約大校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首任館長王國秀曾任約大歷史系主任。成立之初的華東師範大學，以聖約翰大學的師生人數為最多。 ^[80-81] 

2015年10月17日，聖約翰大學第十一屆世界校友聯誼會在滬召開。會上，聖約翰校友聯誼會主席高尚全正式宣佈聖約翰大學北京校友會加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友會。他還闡釋了其中的原因：聖約翰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有親密的血緣關係，聖約翰大學的很多人、物等教學資源都由華東師大繼承；華東師大正在籌建申江書院，這是對聖約翰大學最好的傳承和紀念。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會、聖約翰大學南京校友會亦先後成為華東師範大學校友會的備案組織。 ^{[2]  [82]} 

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於1952年9月和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2005年更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聖約翰大學教學醫院——仁濟醫院、宏仁醫院（今上海市胸科醫院）、同仁醫院（聖約翰醫科教育之肇始），均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2009年聖約翰大學建校130週年紀念暨第八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之際，香港的聖約翰校友在上海交大醫學院發起設立聖約翰校友教育發展基金，上海聖約翰大學紀念雕塑亦同時在上海交大醫學院揭幕。 ^[83-84] 

聖約翰大學歷史建築羣被核定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2年，華政在聖約翰大學原址上成立。聖約翰對華政的影響不僅是“饋贈”了校園和建築，更是理念和文脈的傳承、傳統和情懷的延續。重視體育教育是聖約翰校園文化的一大特色（1952年成立的上海體育學院亦一度設在約大舊址內，1956年夏遷離），為傳承聖約翰大學文化，華東政法大學在長寧校區26、27號樓即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舊址（該會初創時期曾借址在聖約翰大學宿舍辦公）建起了體育文化博物館，2016年10月17日正式開館。 ^[85-90] 

1951年，前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會同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香港聖公會領袖何明華等人，在香港創立崇基學院，以紀念包括聖約翰大學在內的中國大陸原13所基督教大學，是香港第一所基督教中文專上學院。崇基學院位於香港新界的校園是由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的著名建築師范文照所設計。

1963年，崇基學院與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建香港中文大學。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代表團來滬尋根，緬懷先賢創辦教會大學的氣魄。 ^[91-92] 

上海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有一個名字是繞不過去的，它就是聖約翰。這所由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於19世紀中葉創辦的學校是上海基督教教會大學中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學校。 ^[93] 

1878年，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施若瑟用虹口一帶教會產業作為抵押，購得84畝滬西曹家渡蘇州河以南土地，作為籌建教會學校的地基。次年4月14日，校舍奠基，不久，一所校舍，連同幾幢宿舍就落成了。當年9月1日，學校開學。最初的聖約翰，並不是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它的中文名字也叫做聖約翰書院，原先聖公會所辦的神道學校、培雅書院和度恩書院均歸併其內。

聖約翰的第一批學生有39人，他們免費獲得學校提供凡人衣、食、住、書籍和生活用品。第二年，學生人數增至71人，書院分設“正館”和“備館”，教授國文、神學兩種課，併成立附屬高中部，增設醫科，學制為4年。1892年，聖約翰書院正式開設大學課程。1896年，同仁醫院附屬的醫校併入學校，聖約翰醫學院成立。至此，聖約翰書院設文、理、醫學、神學諸科，初具正規大學雛型。

1902年，聖約翰書院改名為聖約翰大學。1905年年底，聖約翰大學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立案。從此，約大授予的學位被美國各大學所認可，畢業生可優先甚至免試入美國相關院校深造。伴隨着約大系科的逐漸增多與完備，約大的學生人數日益增多，校舍也相繼擴充。當時的約大北臨蘇州河，南面是租界的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教師、學生出入不便，約大同學會便集款購得蘇州河北岸約70畝土地，1911年又花費白銀14萬兩購置了兆豐公園土地70餘畝。這樣，聖約翰的校址南面可以直達極司非爾路（今萬航渡路）。大學校園佔地300餘畝，校舍建築14所，住宅16所，校產共100萬美元。1914年，廣州的賓夕法尼亞醫學院併入約大醫學院。約大是當時中國兩所授予醫學博士的學校之一，醫學院的學制為醫預科2年、醫本科5年（包括一年實習），總共7年，4年時授予理學士，7年時授予醫學博士。至1919年建校40週年時，約大已擁有文科、理科、神學科、醫科及中國文學哲學科6個學科，另外還有中學為預科。後又開設商學、新聞、政治、歷史等系，1923年增設土木工程學院，儼然成為一所綜合性的大學。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約大教學難以正常進行，乃與其他教會學校合辦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醫學院及神學院不在內），在南京路（今南京東路）大陸商場（後稱慈淑大樓，現東海大樓）樓上繼續上課。1939年，學校陸續遷回原址。1944年成立農學院，設動物生產、植物生產和農業經濟3個系。抗戰勝利後，聖約翰大學於1947年向國民政府提出立案申請，同年10月17日獲批准。

1949年上海解放後，聖約翰大學繼續辦學。1952年秋，全國大學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各院、系分別併入相關高等學校，原址一度成為華東師範大學的分部，後交付給了新成立的華東政法學院。

在舊中國，聖約翰以優異的教學質量而著名，人稱“東方的哈佛”。提起“約大”的校訓也頗有意思，校訓中英合璧，英文校訓是Light and True，意為“光與真理”，而它的中文校訓則是出自《論語·為政》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辦學之初，為適應本地學生的情況，聖約翰使用官話和上海方言教學。大約在1880年代晚期，學校開始注重英語教學，規定所有科目(除中文)一律採用英語教學，校園內一律採用英語進行交流，聖約翰成為中國第一所全英語教學的學校。1913年，聖約翰大學開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聖約翰又開始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

作為首個將西方教學風格引入中國的學校，聖約翰大學除了極重視英語以外，也十分強調宗教、體育和課外活動。學校的體育設施完善，這裏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隊。學生入學後每週的課程有6天，每天上午9點到12點，下午1點到4點，6天之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有趣的是，聖約翰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上基礎課，二年級分文理科，很有些通識教育的意味。

約大學費昂貴，每學期學費高達兩百多銀元。所以考入聖約翰大學的都是富家子弟，每到週末，接學生回家的汽車便會在聖約翰校門口排起長龍，這在舊上海也是一個奇觀。當然，聖約翰對成績優異的學生也會給予免費或一定的補助，每年約30個名額。由於是教會學校的緣故，資助名額在神學院中佔較大比重。

雖然聖約翰學生中多為富家子弟，被時人視為培養買辦的學校。但約大也有光榮的歷史，它有許多活躍的左派學生團體，曾積極參與了五四運動等政治活動。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約大學生參加遊行示威，懸半旗紀念死難同胞，校長卜舫濟把學生集會時升在旗杆上的中國國旗降下，引起軒然大波。19名教職員及553名學生因對學校當局不滿而離開聖約翰大學，自組光華大學。1927年，國民革命軍兵臨上海，約大除神、醫兩院外宣佈停辦，部分教職員在校外賃屋上課，名丁卯(當年為農曆丁卯年)補習班。補習班辦理一年，翌年約大重開，學生轉回聖約翰繼續學習。此後，原來把持校務的外國傳教士不得不順應高漲的民主主義思潮，於1928年設立校董會，吸納中國籍校董，將部分行政權交於中國人。

在聖約翰近百年的辦校歷程中，曾出現過許許多多的中外著名人物。聖約翰的首任校長施若瑟便是其中之一。施若瑟是美國傳教士，1859年來華傳教。1860年，施若瑟任虹口聖公會救主堂會長。1877年在美國被祝聖為上海教區主教。1878年，施若瑟從美國返回上海，即着手創辦聖約翰書院。1879年，聖約翰書院成立，施自任校監(校長)。為紀念這位聖約翰的奠基者，約大校友曾集資在校園內建造一座“懷施堂”，這是一幢中式建築，用以表達對這位學貫中西、溝通中外學者的思念。

談起聖約翰，不得不説到的另一位外國傳教士就是卜舫濟。卜舫濟也是美國傳教士，生於紐約，青年時代在美國教中國學生主日學，即有志於來中國。1886年，22歲的卜舫濟受美國聖公會差會派遣到中國。來華後,卜舫濟即任聖約翰書院英文教師，2年後便被委為聖約翰書院主任，1896年書院升格為大學，卜舫濟即任聖約翰大學校長，他還兼管附屬中學。卜舫濟穿中國衣服，仿中國習慣，還娶了中國籍的妻子。他致力於基督教的學校教育，為了發展聖約翰大學，畢生擘畫經營，把一所校舍簡陋、課程僅為中學程度的學校辦成為佔地數百畝、校產幾百萬美元、擁有醫學院、神學院、文學院和理學院的著名高等學府。卜舫濟主張教育與政治分離，反對以學校為基地從事政治運動，為此曾與愛國學生髮生數次衝突事件。他還頑固抵制私立學校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註冊的規定，致使聖約翰大學直至1947年才完成向中國政府立案的手續。1939年，在約大任職50餘年的卜舫濟退休，但仍任名譽校長，1941年回美國，1946年再次來華，次年3月在上海去世。

在約大的開創者中，還有一位華籍牧師，他就是顏永京。顏永京祖籍山東，後移居上海。1854年，顏永京被聖公會送往美國留學，1862年學成回國，曾任上海英國領事館與公共租界工部局翻譯。1878年，顏永京協助施若瑟創辦聖約翰書院，1881年任校長。他曾安排容閎帶出國的留美幼童歸國來校任教。後來聖約翰大學為紀念顏永京的功績，將男生宿舍樓命名為“思顏堂”。1881年和1885年，顏永京曾兩次致信工部局，抗議不準中國人遊覽外灘公園的規定。

聖約翰大學擁有許多著名的校友，他們多活躍於中國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學術界和醫務界，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便是約大的校友。其他知名校友包括外交家施肇基、顧維鈞；作家林語堂、鄒韜奮；科學家周有光；教育家張伯苓、孟憲承；實業家劉鴻生、經叔平；建築學家陳從周；宗教人士丁光訓；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也是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之畢業校友。

最長壽的約大校友周有光（1906.1.13-2017.1.14）百歲時自述：“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變成東南大學，後來又變成中央大學，即南京大學。為什麼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聖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聖約翰大學，考取了。可是聖約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裏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那麼，我就準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説我考進了聖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説：“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聖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後再想辦法。”她的媽媽説：“我沒有錢，但是有皮箱，裏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她們家也在蘇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後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齣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另值一記的是，雖然解放後聖約翰大學結束了在大陸的辦學，但其散佈在海外的校友一直有着覆校的努力。

1945年到1949年，國內政局跌宕變幻，全國幾乎所有高校的青年學生都自願或不自願地捲入到政治運動中來。多數大學的日常教學常常會因為學潮而受到影響，以反腐化、反內戰為主題的一系列遊行示威拉開了國民黨政權告別歷史舞台的序幕。與其它大學相比，這時的聖約翰大學表面上比較平靜。1947年春，以學生為主力軍的“反飢餓大遊行”席捲全國，成千上萬的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獨裁腐化，以及因無休止的內戰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聖約翰大學也有不少學生加入到了這一抗議行列中來，但是學校的教學活動及校園生活卻未因此而有明顯改變。

這一時期，受時局影響，聖約翰大學的教師不再諱言政治，在面對學生的尖鋭提問時，他們很樂意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有時這種交流還會在課堂上進行，當然沒有人會認為他們就是中共黨員。例如，政治學系的潘世茲①教授（潘教授在平時考試中從不難為學生，他經常很慷慨地給多數懼怕考試的學生打及格分“C”），因為極具政治熱情而成為最受同學歡迎的青年教師。實際上，在當時像潘世茲教授這樣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們並不具有黨派背景，只是對國民黨當局失望之極才發出傾向共產黨的言論。在1949年建國以後，潘世茲由於不改自己直言敢言的秉性，而在隨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常常遭到批判，經歷了難以名狀的人格屈辱和苦痛。

當然，表明上的平靜氣氛並不意味着聖約翰大學的校園裏沒有和政治有關的學生活動。眾所周知，聖約翰大學有許多傾向進步的學生和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同時也有一些實際身份是國民黨特務的職業學生。兩幫人馬經常交鋒，當然雙方均避免造成過激的衝突。例如，在學校的一些與和專業相關的學生團體中，經常會有若干競選活動，這些“民主競選”通常成為雙方較勁的場合，但結果往往是進步學生控制了包括學生會在內的多數學生團體，他們希望以此為平台，以自己的政治觀點來影響持中立態度的中間學生，而不是要煽動他們反對校政當局。

總體上講，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對於共產主義並不缺乏瞭解，他們當中很多人廣泛接觸到過這類宣傳。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進步學生的影響，許多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相信國民黨政權的垮台是遲早的事情，由中共取代一個病入膏肓的政權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然，也有人準備離開中國大陸，不過像普通上海市民一樣，聖約翰大學的多數學生還是對中共的勝利充滿了憧憬。

1948年年中，聖約翰大學發生了“六三事件”②。事件起因於美國聖公會授意校方強行沒收進步學生在校園內陳列的反美反戰展品。

①潘世茲，廣東南海人。1939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在聖約翰大學任教，先後擔任聖約翰大學歷史政治系主任、教導長、代理校長。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併兼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遭誣陷坐牢7年多。著有《中國簡明歷史》，漢譯英《三字經》等。

②1948年5月25、26兩日，約大學生積極配合“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的運動，在校園的交誼室走廊中張貼圖片、標語並陳列展品，通過辦展覽會的形式來譴責美帝國主義。5月27日，在教會方面授意下，校方以學生擅自行動為由，橫加干涉，收走展品。這一舉措加深了學生和校方的對峙。學生會隨即展開交涉，索回了展品，並向校方提出繼續舉行展覽會的請求。

5月31日，約大五個學生團體聯合發起紀念五卅慘案的活動，並邀請校外人士來演講。校方對此做出激烈反應，6月2日學校召開緊急校務會議，宣佈即日起學校停課一週，提前在6月9日舉行大考，並給予學生會主席史久餘、陳文涵停學一學期的處分。6月3日，學術會在學校南草地集會抗議校方決定，但會場遭人為破壞，史久餘等10餘名學生被打傷。這就是聖約翰大學校史上的“六三事件”。

事件發生後不久，在校內外種種壓力之下，涂羽卿校長①被迫辭職。這一時期，國民黨特務時常在各高校中抓捕進步青年，許多學生被以共產黨嫌疑遭到逮捕或是莫名其妙地失蹤。好在聖約翰大學從未發生過類似事件，不過還是有不少約大學生被特務列上黑名單。他們中許多人為了保存實力，從家裏或是學校宿舍中逃走，像政治難民般東躲西藏，有的還離開了上海。而許多右翼分子也在這一時期消失，多年以後，人們才知道他們原來是隨着國民黨當局撤離到了台灣。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堪稱多事之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於此際發生。隨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淮海戰役的失敗，國民黨政權已是氣數已盡，蔣介石不久宣佈下野，由副手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上台後隨即派遣和平代表團北上會晤毛澤東，代表中包括顏惠慶，他是一位資深外交官同時又是約大校董會的主席。當時人們都知道蔣介石將退守台灣，而中共也將跨過揚子江直取南京、上海。

美國教會人員開始為撤離做準備，沒有人會知道聖約翰大學的下一步該怎麼走。和抗戰時期一樣，約大的中國教員在這一特殊時刻被委以諸多教學和行政的重要事務。表面上看，學校的一切似乎有條不紊，一如既往。實際上，校園的每個角落都充滿着緊張和不安。通貨膨脹變得更加糟糕，銀元替代了法幣，政府雖一再嚴禁黑市交易但也於事無補。多數民眾相信國民黨政府的垮台隨時都會變成現實。

聖約翰大學的1949屆學生此時處於動盪與不安的漩渦中心，對於他們來説，最大的問題是：“在即將到來的鉅變之前，我們能否按時畢業。”按照慣例，約大一般會和東吳大學及華中大學這兩所教會大學聯合舉辦學位授予典禮，然而到1947年，這樣的儀式中止了。但是聖約翰大學還是堅持在校園內的思顏堂②舉行畢業典禮，而且這一儀式一直持續到1952年。

所有的約大學生都一定記得，學校經常會在一年中舉辦至少兩次畢業典禮，有時也會增加到三次。第一次一般是為上一年冬季畢業的學生舉行，時間在1月間，第二次通常是在7月下旬，而偶爾的第三次則是在9月間，是專門為在當年暑期學校中修滿學分的學生舉辦。1949年的第一次典禮是在1月5日，星期三的下午兩點半，地點是思顏堂。畢業生包括141位文科生，4位理科生，10位土木工程專業學生，12位農學專業學生以及1位建築專業學生。吳清泰校長及其他校政委員會成員參加了這次畢業典禮，由於這些學生都是在上一年冬季結束學業，所以他們通常被視作是1948屆畢業生。

這次典禮的程序包括唱國歌和校歌，這也是國民黨當局的國歌(實際上也是國民黨的黨歌)最後一次在校園響起，此後，這首國歌就隨着國民黨的垮台在中國大陸成為絕響。有趣的是約大的校歌通常是以英語演唱的(在約大校友會的聯誼會上依然如此)，而在這次典禮中它卻是以中文形式演唱的，校歌的三段歌詞被翻譯成了非常美麗的中文文字。

1949屆的畢業典禮，因為時局的影響，校方將典禮提前到當年的5月12日。約大的教務主任常先生(音譯)為此大傷腦筋，他不得不盡可能快地準備好畢業證件。由於過於倉促，證件來不及精心印製，他就將單個英文字母的鉛字模塊，

①涂羽卿（1895—1975）湖北黃崗人，1914年清華學校畢業後，早年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

②思顏堂為聖約翰大學的標誌性建築之一。1904年10月1日落成，為紀念為創辦聖約翰貢獻甚多的中國牧師顏永京而得名，也是在華教會大學中少有的以中國人命名的校園建築。華東政法學院成立後，將思顏堂改為學生宿舍一號樓。1979年又被改稱為學生宿舍四號樓。因在學院校舍中排列第四十位，又被稱作四十號樓。

以每個學生名字的拼寫綁在一起，然後使勁按在畢業證書上，這樣就留下了淺灰色的痕跡，然後他再用鋼筆蘸上墨水，小心翼翼地將灰色痕跡塗黑，使得它們看上去像是印製出來的一樣。校方允許每位畢業生在畢業證上使用他們名字的英文拼寫或使用教會名字。這個時候，內戰雙方的和平談判已告失敗，中共軍隊業已跨過長江，南京宣告解放，上海也處於解放軍的包圍之中。在此情況下，校方為保證一些打算離開上海的學生有充分時間準備，畢業典禮進行得非常匆忙，在把畢業證發給每位畢業生後就匆匆散會。隨後，1949學年宣告結束。寄宿的學生也返回各自家中。

1949年5月22日，中共軍隊解放上海，隨後的幾天裏，沒有人會知道勝利者會採取那些措施，普通市民待在家中等待事態發展。不久後，全市秩序漸漸恢復正常，約大的學生也開始返回校園，學校裏開始有三三兩兩的師生出入。幾乎所有的美國教員和他們的家屬都已經離開，不過一切都顯得極為平靜，圖書館像往日一樣正常開放，甚至接受了大量來自學生家長們捐贈的圖書。可能許多人是擔心私自保存外文類圖書會帶來不必要的政治麻煩。

沒過多長時間，學校宣佈像往年一樣開辦暑期班。1949年9月14日，聖約翰大學在思顏堂為結束暑期班學習的學生舉行畢業典禮。當然，這一次的儀式中不再有唱“國歌”一項。典禮由代理校長趙修鴻教授主持，校董會主席出席典禮併為學生頒授學位。參加這次畢業典禮的許多約大學生如今生活在海外。遺憾的是，具體的畢業生名單及典禮的各項活動進程都已記不起了。

在當時，上海的變化還是相當明顯的。自由選擇就業的機會已經很困難，年輕人被鼓勵參加“北上”和“南下”運動。剛剛成立的革命大學和人民大學開始招收從各個大學新近畢業的學生，許多人紛紛報名參加，他們相信去那裏學習會對將來的就業及前途有所幫助。一些人則選擇通過各種路線離開上海，他們多到了香港、澳門、台灣、東南亞、美國或是其它目的地。

由於當時中共對上海的控制還相對較弱，1949屆畢業生差不多都能根據自己的計劃去了不同的地方。到達香港的人後來多進入媒體服務，他們主要是得益於良好的英文知識，以及先期到達的在新聞界任要職的約大學長的幫助。儘管聖約翰大學學歷並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承認，但還是有人進入了香港的政府機關工作。許多人在經歷了若干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後，選擇去西方國家繼續學業，為此目的他們不得不盡量節省下每一個銅板。

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因為家庭的支持而有一個相對順利的開始。當然，與那些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的同學相比，在1949年及1950年初離開的約大學生還是幸運得多。他們多數如今已是約大海外校友會的骨幹，並且分享了經由他們不懈努力而保留下來的約大永久資源。

1949屆冬季畢業生在1950年初獲得學位，但他們的經歷要困難得多。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成立，共產黨對國家的控制正在加強。他們已經不大可能隨意離開或根據自己意願選擇工作。有的雖然最終想方設法出了國，但是他們事業的起步晚了很多。

應該提到的是，1949年是聖約翰大學的建校70週年的紀念年，但是沒有任何的慶祝儀式，美國人和西方教會此時奉行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他們希望新中國能允許宗教團體的繼續存在。然而事與願違，局勢的發展並非他們想象的那般。聖約翰大學的存在已經進入它存在的倒計時階段。

按慣例，1949年秋季進入聖約翰大學的新生應該是1953屆的畢業生，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和往常一樣，建國之初，約大的日常教學還是採用英語授課，但是到1950年，政治氣候的變化預示着這一傳統到了得改一改的時候了。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所有中國人都視美國這個帝國主義國家為新中國的頭號敵人。聖約翰大學由於和美國有緊密的關聯，因此被貼上“黑學校”、“帝國主義大學”的標籤。

聖約翰大學原址的奠基石(4張)

9特別讓它“聲名狼藉”的是在毛澤東主席親自敲定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聖約翰大學的校友赫然在列。包括宋子文，這位前行政院院長（相當於西方國家的總理）也是頭號戰犯蔣介石的小舅子。還有曾任國民黨當局的財政部長的孔祥熙，他娶了蔣夫人的大姐，其子女也都在聖約翰大學就讀。

1951年，約大的校園裏還有幾位外國教師。等到1951屆學生畢業時，畢業證的樣式開始有所改變，證書不再用英文印製而是全部採用中文，這使它看上去和別的高校沒有什麼不同。儘管這有悖於聖約翰的傳統，但是沒有人會認為用自己國家的語言頒發文憑有何種不妥。當全國所有大學的畢業生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時，約大師生開始抱有一種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至少這對於清除他們身上的“帝國主義”歷史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聖約翰大學的過去給約大學生帶來了相當沉重的負擔。數十年以後，一位1951年畢業的學生回憶他參加工作之初的經歷：

畢業後，我被安排到了一個偏遠地區的省份擔任基層文秘工作。在我報道的第一天，單位人事科通知我去談話，我進去時，一位人事幹部正在翻閲一份材料，很明顯那就是我的檔案。看到我進來，他抬起頭來問道：“你是那所大學畢業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聖約翰大學”。“哦，就是那所帝國主義黑校了。”他反問道。當時我頗感窘迫，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低下頭一言不發。我想他肯定在通知我進來前就已經很詳細地查閲過我的檔案了，對我的教育背景應很瞭解。他之所以故意那麼提問，顯然是警告我最好規矩一點，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

許多聖約翰大學畢業生肯定曾有過類似經歷。一般主修文科的約大學生，由於在校期間所接受的良好的英語教育往往可以在畢業後去中學裏面做外語老師，而那些有志於在各自專業領域有所作為的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中，心態漸漸趨於平常。

另一方面，那些當年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黨員，以及在解放之初參加“北上”、“南下”運動或是在人民大學、革命大學接受過培訓的約大學生狀況則要好得多，他們多被吸收到黨政機關中去。多數醫學院及工學院的畢業生接受政府指派走上了能夠學有所用的崗位。當然，拋開工作不談，在當時有一件事是明白無誤的，那就是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已不再被人視作社會精英，持有聖約翰的畢業證反倒成為一種人生污點。沒有多久，對聖約翰大學的最後一擊終於發生了。

那是在1952年，新中國政府開始對高等院校院系進行調整，所有的教會大學在這次調整中被裁撤。實際上，私人教育機構在當時已不復存在。在這次調整中，聖約翰大學的院系被併入到其它大學。此外，約大附中與大同大學附中（1912年創建）合併，命名為上海市五四中學。

在此次院系調整過程中，聖約翰大學的教員也分別去了不同的高校。位於極司非而路①上，上海人稱之為梵王渡的約大校園被劃歸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華東政法學院。後來，一部分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辦公機構。至此，在建校73年之後，聖約翰大學正式走入歷史。

至校園內不少的特色建築，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作為“根除”帝國主義宗教影響的一項措施，禮拜堂首先被拆除。校園中歷史最悠久的建築之一的懷施堂，②為紀念聖約翰大學創始人施約瑟主教而得名，後來為紀念已故的約大畢業生鄒韜奮，30年代中國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而被更名為韜奮樓。

①極司非而路Jessfield，即今萬航渡路。

②懷施堂為聖約翰大學早期著名的標誌性建築，也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早的中西合璧式校園建築。1895年2月19日落成，為紀念聖約翰的創始人施約瑟而將其命名為懷施堂。1951年3月懷施堂改名為韜奮樓，以紀念該校1921年畢業生鄒韜奮。因該樓在華東政法學院校舍中排列在四十一位，故又被稱作四十一號樓。

屹立在懷施堂前的紀念坊①在“文革”中遭到拆毀，1992年，經由約大校友會聯合努力，在原址上得以重建。曾輝煌一時的交誼室成為儲存後勤物資的地方，大樓的地基在不斷下陷，成為了一座危樓。

聖約翰大學最重要的象徵莫過於那棵大樟樹，而它也在1960年代消失了。據説大樟樹是因樹齡太老自然死亡的，然而，還有一種説法是在“文革”中被砍掉作了木材。不管是怎樣，當1952年聖約翰大學遭裁撤之際，大樟樹實際上在精神上已經死亡了。

①1929年，曹家渡士紳為紀念聖約翰大學成立50週年，在懷施堂前建立起一座形制古樸的牌坊，後被稱作紀念坊。紀念坊的四根石柱上均雕刻有對聯。1955年初，該紀念坊遭拆毀，拆下的石料被隨意堆放。1992年在聖約翰大學校友會的努力下，在原地重新建立紀念坊，所用四根石柱仍為當年舊物。

對留在中國大陸的眾多約大校友來説，要徹底忘卻母校是極其困難的。在隨後的30多年中，他們遭受到了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衝擊。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0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階級鬥爭的靶子，多年以後，在一位約大著名校友的記敍中，許多約大學生被送往偏遠地區去“修理地球”，或是從事其它低微的工作。

當年離開大陸到了海外的文學院教員算是很幸運的，他們可以在別的地方繼續從事他們的教職生涯。例如英語系的王文顯教授，他和夫人一道搭乘最後一班赴美郵輪，在1949年5月到達美國，隨後即在密歇根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他後來在1967年病逝。李名煬先生，一位全能的體育教師，最後到了香港並在那裏成名，他通過製作玩具娃娃並及在粵語電影中演出謀生，後來還因此獲得了香港電影的最佳配角獎，李先生前幾年才以高齡仙逝。與他們相比，許多選擇留下的人則不那麼幸運，例如，倍受學生尊敬的政治學系刁德仁博士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死前他因遭受紅衞兵無休止的批鬥而全身癱瘓。

“文革”結束後，即就是當政府徹底否定“文革”以後，他們很少願意提及曾遭受過的屈辱，而這當中的約大校友比比皆是。似乎沒有人對自己當初選擇留下來有所抱怨，對他們來説，畢竟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他們深深熱愛的祖國。直到19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以後，留在中國大陸的約大校友才開始擺脱教育背景長期帶來的困擾。一些劫後餘生的約大校友逐漸獲得社會尊敬，他們當中不少人甚至成為了政府的高級官員。對他們來説，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都為自己作為聖約翰大學的一員而感到自豪。

如今，世界各地的約大校友都已步入了晚年，然而，他們始終銘記着“光與真理”的校訓，在他們心中，大樟樹、禮拜堂、懷施堂、紀念坊等約園內的一草一木始終是他們魂系夢繞之所在，如同校友的詩作《老樟樹》那般……

昨夜夢迴校園，步入老樟樹青色的雲。她依然健在，巨大而葱蘢。以一千條臂膀，摟抱霞空、晨鐘、鳥鳴……一如舊時約會，你手拂枝葉走近。你我坐在彈性的樹幹上低語，任親愛的老樹，把我們間所有的秘密偷聽。讓它珍藏着年輕時代的純真，對人生的思索，對未來的憧憬。翠碧如大地的桂冠，幽深若高雅的詩文，老樟樹是親切的長者。迎送一羣羣黎明之子，去尋覓真理與光明。不，我不信歲月的利斧，能砍斷她的鬚根。

盛大的校友會上，分明都見到她的綠蔭，籠罩了大廳。她那粗長的手臂，伸過高山、海峽，把每位校友變作她的葉子——一片片檸檬香的綠葉。飽含友情的芳馨，哦，老友，隨我來吧！沿着雪化的小徑，同去久違的校園耕耘。張起樟樹的華蓋，重鋪草坪的綠蔭，播下深沉的愛，使我們的人生返青。 ^[16] 

聖約翰大學校門(3張)

聖約翰大學的入學考試長達6天，每天上午9點到12點，下午1點到4點，6天之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其餘都使用英文，錄取之後每學期學費昂貴，要兩百多銀元。每年錄取人數不定，超過及格線都錄取，不及格則都不錄取，沒有既定名額。

聖約翰大學(2張)

聖約翰大學的英文課程很深，中學部高三上即讀維克多·雨果的《Les Misérables》，高三下讀查爾斯·狄更斯的《A tale of two cities》。除國文課外，課內外都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為了督促學生學好英文，1917年學校還作出了一項特別規定：凡文理兩科學生，畢業時欲獲得學位者，須參加在上級或高級時舉行的特邀名人監試的特別英文口試和筆試，且取得“優美之課績”，否則不授予學位。由於聖約翰學生的英文水平在全國是最好的，因此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

聖約翰大學是首個將西方教學風格引入中國的學校，除了極重視英語教學以外，也十分強調禮儀、宗教、體育和課外活動。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上基礎課，二年級分文理科，體育是一、二年級學生的必修課。因英語能力強、綜合素質高，許多畢業生都赴歐美名校繼續深造。

卜舫濟主政聖約翰期間，主張教育與政治分離，反對學生以學校為基地從事政治活動，為此曾多次與熱衷於從事政治運動的學生髮生衝突。他還致力於宗教課程的改革，使學校宗教課程和宗教活動從早期的必修課和必須參加的活動逐步改為選修課和學生自願參加的活動。他把體育列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引導學生樹立體育鍛煉的觀念，希望每一個學生在運動中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聖約翰的學生體育組織和學生體育運動隊，在當時的高校中數量最多，在各種大賽中為學校爭得了不少榮譽。卜舫濟支持學生組織各種社團組織（辯論會、演講會、體育會、科學會、繪畫會、攝影會、音樂會、青年會、同鄉會等，不下數十種），開展各種課外活動，校方不但對這些活動予以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以充分開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和運用知識的能力，還鼓勵教授們熱誠參加、予以協助。聖約翰大學各年級都有學生自治會，在某些時候，如學期考試之時，校方甚至交由學生自行監考，予以絕對信任。

聖約翰大學對成績優異的學生會給予免費或一定的補助，每年約30個名額。1929年以後，聖約翰校友開始進入校董會，參與學校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學校經費的預決算。學校的辦學經費來自學膳費收入、教會津貼和社會各界及校友捐贈。

1879年籌款購地及建築校舍。施約瑟主教因向美國方面進行募捐，結果頗為完滿，美國聖公會董事長允撥常年維持經費。遂於該年以銀6500兩購地90畝於滬西梵王渡，建築兩層樓之中國式齋舍一所，住宅四所。1894年為滿足新教育之需要，在美國募集美金2萬元，在中國募捐得到3000美金，建築懷絕堂。

聖約翰在美國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二：一是佈道部的常年撥款；二是個人和社會特別捐贈。佈道部的資金大部分來自美國聖公會的基本會眾。佈道部還經常一次性撥款用於購買土地、建造校舍、添置設備等。即使在30年代中期後，聖約翰自給率大為提高，收入來源更加多元化。教會經費對維持學校仍至關重要，不僅西籍教員的薪金和神學院的經費完全由教會提供，醫學院等學生較少的院系，也十分仰賴教會的資助。教會撥款及國外其他捐贈，通常要佔醫學院年度預算的80%左右。

個人和社會特別捐贈包括基金會的大筆贈款及富商的饋贈和遺產，也有聖公會各個教區?主日學校和普通信男信女的奉獻。在上海的美國僑民社會，對聖約翰也有若干重要捐贈。然而這些捐款多為所謂特募捐，通常以某一指定用途如建造校舍為目的，不能用作學校的經常性開支。

聖約翰當局早已把聖約翰經濟自立作為治校的目標之一。卜舫濟在1896年時寫道:“讓聖約翰書院成為一個移植過來的異體，幾乎全由國外的資助來維持，是不行的……我們必須把從當地爭取更多財源作為目標。”聖約翰在華籌款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爭取社會捐款，直接向紳商呼籲。1898年至1899年聖約翰建格致室，上海紳商捐資踴躍，滿清高級官員如劉坤一、張之洞等都為之解囊；二是依靠校友的忠誠，成功的校友本身就是學校募捐的主要對象；三是增加學生人數和學費。

校友和中國社會各界對聖約翰的大筆捐款開始於1894年，該年為建造懷施堂，中國方面捐資5600兩墨銀。到1935年，除裴蔚堂外，聖約翰大學的主要建築均已建成，校友和中國各界對聖約翰置地建房的全部贈款已達25.3萬美元，加上約10萬美元的捐贈基金、獎勵和維持經費，中國方面的捐贈總數達37.4萬美元，為當時全部校產的1/3左右。

中國方面捐贈最多的一年是1929年，該年為紀念校慶50週年，校友不僅捐款10萬美元興建交誼室，還設立一筆4.5萬美元的校慶捐贈基金。最大的個人捐款是施肇基為建土木工程學院所捐的2920英鎊和劉鴻生為建交誼室所捐的7萬美元。無錫梁溪榮宗銓1934年出資5000美元建造蘇州河橋以連接校園的兩部。除交誼室外，聖約翰校園的另三座主要建築物羅氏圖書館、顧裴德體育館和聖約翰中學的樹人堂，也是主要由中國方面出資建造的。1920年聖約翰商業經濟部是由校友在3年內每年允捐3000兩墨銀幫助建立的。1933年，經校友宋子文斡旋，聖約翰盛宣懷藏書6667冊。1948年，嚴復之女將其父中、英文藏書1993冊贈與聖約翰大學圖書館。 ^[19] 

1933年，差會因美國經濟大蕭條消減了對學校75%的撥款，而上海美豐銀行倒閉，使聖約翰在該行的存款損失70%，財政難以為繼。卜舫濟個人出面呼籲聖約翰同學會設立維持基金，幫助學校渡過難關。在1933年至1934年，學校共向校友發出257封求援信，155名校友作了肯定答覆。到1941年，校友對維持基金的捐贈已超過6萬美元。抗日戰爭勝利後，學校財政再度陷入困境，1946年校友再次集資3.5萬美元支持母校。 ^[19] 

隨着學校的發展，學費逐漸成為聖約翰常年經費最主要的來源。從1880年成立所謂收費部以來，聖約翰的學額和學費連年增加。1904年聖約翰制定了學費收取章程，規定:“備館學費每年一百八十元，分兩期交納，均在上?下半年開課日。新生進院須訂關約，以足二年為期，如欲中止，其學費仍應繳足二年。正館學費每年百二十元，交納期同備館。此外繳體操裝費十八元，該費三年後再繳，因操裝三年更換一次，惟操靴穿用較繁，最易敝敗，不在此例。運動會費每年兩元，初在上半年開課日交納。西齋教科書須另繳書費(照西國原價發售，以便學者)。其他抄本及字範本石板石筆等，均一律出資，梳漱洗衣等概免另費。”在1919年的報告中卜舫濟就宣告:“聖約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學費維持的，可以肯定的説沒有一所美國大學達到聖約翰這樣基本自給的程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於聖約翰未向政府立案，因此不能像其他教會學校那樣從政府那裏得到補助，學校的開支更加依賴學費。1940年至1941年，聖約翰文理學院和土木工程學院的聯合賬目表明，兩院在該年度的主要收入如下:差會津貼，4220元；美國特募捐，2.5萬元；雜項收入，1.18萬元；學費，34.48萬元。不計西籍教員的薪金，學費收入已佔兩院全部收入的90%以上。學校當局在1939年至1940年度報告中稱:“聖約翰已有中國學費最高的學校之稱，使他成為只有有錢人才能上的學校是不幸的，是和我們宣教的理想背道而馳的。” ^[19] 

1948年聖約翰大學年刊(8張)

聖約翰大學首創的“榮譽制度”（Honour System），亦稱作“不監考制度”。所謂“榮譽制度”是指學校對學生的一種教育措施，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自尊自愛的品德，增強學生的自我約束能力和榮譽感，倡導考試時無人監考也無人作弊。該制度於1913年起在大學三、四年級實行，由學生投票決定是否採用這一制度。每次考試時學生需在卷末書寫誓言“此番大考，未曾助人，亦未曾求助於人”。

對此，校友周有光曾回憶道：“進入二年級，學校通知學生討論‘榮譽制度’，這是考試無教師監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養人格，培養道德，培養青年自己站起來做人。‘榮譽制度’以課程為單位，如果同班、同課程的同學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請實行。我們經過多次討論之後，提出了申請。同學自己去取考題，老師不來監考，的確無人作弊。”

從聖約翰大學分立出來的光華大學也繼承了這一傳統，稱之為“信譽制度”。

聖約翰大學成立之初就設有博物院。1934年，英國浸禮會教士蘇道味（Arthur Sowerby）之子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聖約翰大學任職期間，將博物院分為四個部門，各部負責人均為擁有教授稱號的專業人士：植物部—波特菲爾德（W. N. Porterfield），鳥類部—威金生（E．S．Wilkinson），考古部—柏達(Harold Porter)，錢幣部—裘畢勝（H. E. Gibson），魚類部—朱元鼎，使聖約翰博物院獲得較大發展，進入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1952年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動植物標本（共6000多份）全部調配給華東師範大學，被完好地保存在華東師範大學生物博物館內，繼續在相關學科的教學科研活動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聖約翰的校訓初為“Light and True”（光與真理），後加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後半句則為孔子名言。

校刊《約翰聲》如此詮釋校訓道：“我們要使聖約翰大學成為中國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沒有再比此目標更崇高的了。我們將努力給予我們的學生一個廣闊的和豐富的基督化教育。我們將充分地教授英語和文學，相信這將有助擴大學生的智能水平。我們將傳授科學，不僅因科學有實用價值，還由於科學真理和所有真理都來源於上帝。”

Leaving the lowlands,faces to the dawning, Scaling the mountain heights, heeding not fears warning, Sons of the Orient, children of morning, Seekers of light we come!

Heirs to the wisdom,taught by saints and sages,Gathered from every clime,treasures of ages. Never closing wisdom’s book, turning still new pages,Seekers of truth we come!

Then college days done,stirred by high ambition,Armed’ gainst the foes of man,vice and superstition,Our native land to serve, 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Johannean Spirit表現凝聚在聖約翰的校歌裏面。這隻校歌對於我們每一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許多同學接受了這樣一個“聖約翰精神”。

校歌有三節：

第一節是講我們應該做尋求光明的人，我們是“東方之子”，是“清早的兒女”，要我們攀登高峯。

第二節是要做尋求真理的人，智慧的書永遠不要關起來，要翻到新的一頁。

第三節是畢業之後要滿懷雄心壯志，同罪惡，同迷信，同人類的敵人去戰鬥，為祖國服務是我們的使命。

摘錄自丁光訓在約大第三屆全球校友聯誼會致閉幕詞

1924年聖約翰大學年刊(5張)

聖約翰大學校內刊物有《約翰聲》（雙月刊）、《約翰年刊》、《約大週刊》等，多由學生擔任主編。《約翰聲》創刊於聖約翰創建10週年之際，卜舫濟曾親自擔任《約翰聲》主編，這是聖約翰也是近代中國大學第一份學生自辦的英文刊物，內容涉及詩歌、散文、小説、政論等。《約大週刊》創刊於1921年，為新聞系學生實習報紙。

《約翰年刊》（聖約翰大學年刊）在1904年問世，一直出版到1951年，中間只有兩次停刊，是1942年至1945年日軍佔領上海期間。該刊每年出版一本，分中英文兩部分，主要刊載本年度教師和畢業生名錄和照片，介紹校園一年內的主要社團、文體活動、學生文藝作品等。

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績單(2張)

聖約翰大學培養的學生中，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還有陳文鏡、張問清、朱傳一、蔡怡曾、範敬宜、黃嘉德、吳冠芸、吳元黎、胡明揚、魏宗舒、蔣中一、錢紹昌、陸如山、倪哲明、王永年、高尚全等；建築界的還有范文照、沈祖海、羅小未等；醫學界的還有刁信德、牛惠霖、牛惠生、林樹模、戴士銘、黃銘新、屠規益、董方中、徐德隆、徐家裕、夏求明、吳潔、錢紹禎、錢貽簡等；宗教領袖還有陳永恩、徐誠斌、韓文藻、曹聖潔等。被聖約翰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的有顏惠慶、李登輝、張伯苓、黃炎培、王寵惠、伍連德、陳光甫、陶行知、吳貽芳、晏陽初、誠靜怡、鄭和甫等。很多聖約翰校友都曾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所在的行業領域起到過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