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啓

1905年出生在安徽含山縣的徐懷啓自小喪父，信教的母親將他送入教會學校學習。1927年畢業於武昌華中大學哲學系，1927-1929年間，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學習，193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和聖公會神學院學習，獲得哲學碩士和博士，1940年回國受聘於聖約翰大學任教，1952年起一直在華東師大教育系、政教系任教，至1980年去世。 ^[4] 

徐懷啓先生還是一位名副其實、當之無愧的邏輯學家。這不僅是因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來，他一直擔任着形式邏輯課的教學工作，在推動上海邏輯學界開展邏輯科學的學術活動和普及工作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我國邏輯學界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對西方古代邏輯的奠基人亞里士多德的邏輯著作和思想有深入理解和研究的、為數不多的、甚至可以説是絕無僅有的著名專家。 ^[1] 

“從不帶教案，每堂課就是演講。”2002年當選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的曹聖潔今年已近85歲，1950至1951年，她在聖約翰大學求學，期間曾上過徐懷啓的每日早晨20分鐘課間早禱，並上過一年的《哲學概論》課。回憶往昔，幕幕依然如昨：徐先生有時會問，“上次講到哪裏了”，接下去再講，始終條理分明，內容紮實，語言生動，夾敍夾議。如今是上海文史館館員的曹聖潔概括了徐懷啓的講課和著作《古代基督教史》的特點，都是源於深厚學術功底的“深入淺出”。

近距離受益最深的當屬復旦大學哲學系1960年代初的研究生了。1963年，復旦哲學系系主任胡曲園先生開啓古代、近代、現代經典課程閲讀。在古代部分，全增嘏先生便延聘徐懷啓先生前來複旦開設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課程。已經退休的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黃頌傑回憶，“徐先生對照着拉丁文本和古希臘文本的翻譯，逐句解釋，聽講的有兩個年級的研究生和教研室教師，全先生每次都來聽。”可見全先生對徐懷啓先生為人為學的尊敬。

對其學問浩博的記憶同樣縈繞在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退休的王世雲腦海中。從1963到1964年，王世雲就讀於華東師大政教系，上過一年徐懷啓的《西方哲學史》課。曾校訂徐懷啓遺著《古代基督教史》的他透露了當年的一個探秘。因為對其出口成章、記憶驚人感到好奇，一次下課，他跑到講台上偷看，只見一張香煙盒內紙，反過來寫着幾行英文字。“就是這幾行英文字，他就串成了滔滔不絕的一堂課。” ^[4] 

滿腹的學問並非天成，自然離不開嚴謹的治學，古今中外無一例外。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何光滬描述了他與徐懷啓的唯一一次見面。1979年，他報考中國社科院宗教史專業研究生，來上海複試，複試結束後到徐懷啓家中。“當時徐先生躺在病榻上，他先是叮囑我要好好學習，然後一口氣説了八個哲學家的名字，要我回去讀他們的經典。”儘管當時有些並未知曉，但還是貴州某大學大二的他卻一直銘記着這八位西方哲學家的名字：第一是柏拉圖，第二是亞里士多德，第三是奧古斯丁，第四是阿奎那，第五是笛卡爾，第六是洛克，第七是休謨，第八是康德。

較之於何光滬的沉重，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放桐對1960年代初共同編撰《辭海》哲學卷時的回憶更為明媚。當時，馮契等負責中國哲學，胡曲園、全增嘏和他負責西方哲學，而徐孝通、徐懷啓等指導西方哲學卷和邏輯學。劉放桐對徐先生的印象是，他對史料非常熟悉，“他和我説，每天要讀3至4小時的外語（拉丁文、古希臘語等），生怕自己忘了。”劉放桐教授還記得，1965年徐懷啓先生校譯了美國著名的邏輯學家、哲學家C·W·莫里斯1948年出版的《開放的社會》，莫里斯是符號學專家。“他非常注意吸收國外最新的學術成果。”

生前寫就的《古代基督教史》在去世後經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姚民權補充最後一章後在1988年出版。對於這部學術性與知識性兼備的著作，著名哲學家、佛教史專家、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給予了高度評價，“一部有分量的學術著作”、“為我國文化界增加了一份財富”，任繼愈評價道，徐懷啓的敍述方法“比較現代化”，“既接觸原始材料，又沒有繁瑣的引證，下筆慎重、客觀，沒有多餘的評論，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4] 

許多學生回憶，他們在徐懷啓去世後，才知曉其是哈佛博士。在生前，徐懷啓幾乎不提自己的哈佛身份。1937年9月，徐懷啓進入哈佛哲學系，跟從斯賓諾莎研究專家哈里·沃爾夫森研究中世紀哲學。當時，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奎因正在哲學系執教。受過系統訓練的徐懷啓，能用德文閲讀黑格爾、康德的著作，用法文閲讀馬利坦的著作，用希臘文閲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用拉丁文閲讀聖托馬斯的著作。

在《師魂》一書中撰寫徐懷啓一節的華東師大哲學系退休教師徐汝莊，在現場強調了徐懷啓歷經政治運動依然有“仍為人民教師”的欣喜感言。1955年，學校評定工資級別，從聖約翰大學轉入的徐懷啓並未在一、二級教授26人名單中，實際可能拿着四級教授的工資218元。儘管如此，“他對一生中時有的‘無法選擇’豁達地自覺接受。”1979年考入徐懷啓門下後因其去世轉入馮契手下攻讀認識論的徐汝莊這樣評價道。

如今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保存了數千冊哲學類外文書籍，甚至有眾多有關中國哲學的外文舊書，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7年英文本等，這些都是徐懷啓先生當年在課餘不辭辛勞地踏遍福州路舊書店所覓得。此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境無法言表。

“人在默默無聞時，才能靜下心來做點學問。”這是徐懷啓曾對聖約翰大學1946年畢業生趙復三説過的一句話。這位主張意志自由和選擇自由的學者，表達了對名利的看淡，也透露着對寬鬆的學術環境的嚮往。其人其學其風，留給後人的已經足夠豐富、足夠深刻。正如徐懷啓當年的邏輯學助手彭漪漣教授所説，徐懷啓先生的生命之花兒雖已凋謝，但其花朵的芬芳依然。 ^[4] 

已故哲學家、華東師大教授馮契先生為其所作的序，文中稱“我們共事多年，對他的治學態度有一種天然的信賴感。”馮契在文中回憶，在編《辭海》哲學分冊時，為了寫“新托馬斯主義”一條，徐先生親自跑到上海圖書館借閲相關雜誌和書籍，特地翻譯了一篇馬利坦的文章，然後概括成一個條目。

回放當年，時光雖逝，即便在沒有學術論文指標的年代，一位滿腹學問的學者對語言基本功的反覆錘鍊、對化繁為簡的深度轉化、對最新理論的納新吐故、對學術嚴謹準確的堅守不苟，依然是每個時代中時光無法沖淡的自覺追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