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幣

法幣(2張)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蔓延範圍之廣、破壞程度之深、拖延時間之長，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空前的。到了1931年，因危機的深刻化，引發世界金融大危機，老牌金融帝國英國也宣告停止金本位。以此為起點，各國展開貨幣戰爭，建立於一戰後繁榮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日本趁一戰之機大力擴張，可是，各國高築關税壁壘，逼得日本不得不以貶低匯價的方式來打進別國市場。加之英國放棄金本位後，日貨在中印市場受到嚴重威脅。日本便在1931年12月13日宣佈禁金出口，使日元在國際上成為不兑換紙幣。

一戰後的美國，既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也是世界存金數量最多的金元國。戰後的經濟復甦使一般資本家誤以為世界經濟將會永久繁榮，他們瘋狂投資、擴充生產，因此金融驟形放鬆，形成信用過度膨脹。美國政府為緩和金融恐慌和避免黃金外逃，宣佈禁金出口。英日放棄金本位後，其商品大肆侵入各國市場，美國受到很大打擊，為保持國內外商品市場起見，也不得不於1933年4月放棄金本位。

美國的舉措引起世界幣制更加混亂，各國間的貨幣戰爭趨於尖鋭化。英美日各自運用自己的貨幣政策，在國際市場上展開火拼。英美兩國都希望能爭取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它們雖然企圖以貨幣貶值來挽救國際貿易上的失敗，但又不能專為維護貿易利益而犧牲金融上更大的利益。日本的金融勢力相對比較薄弱，所以，它毫無顧忌地抑低幣價，以求輸出貿易的擴大。因此，在當時的世界貨幣戰爭中，日本在貿易上是唯一的勝利者。

在這場西方各國競相減低幣值、貶低匯價，以增進輸出、減少輸入的打鬥中，中國出口貿易飽受西方國家的侵奪，出口貨物數量減少，價格低落，致使國內種植製造以及農工商業為之不振；中國國內市場上，由於各國不合理的匯價影響，進口貨物廉價出售，極大地壓迫着中國農業、工業品的市價。金融緊張的狀況隨經濟危機的進展愈益嚴重，加之壟斷全國金融的目的和野心，這些驅動南京國民政府從根本上考慮中國的幣制改革。

中國以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改革實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就席捲西方世界。由於經濟危機造成國內嚴重失業，從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奧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度，實施貨幣貶值，企圖以匯率貶值打開其他國家市場。美國在這次危機中也受到重創，為擺脱經濟危機，1933年羅斯福總統開始推行“新政”，通過增加政府開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貨。而在金本位制度下，發行貨幣受到政府的黃金儲備限制。權衡之下，美國採取了金銀複本位制度。

美國政府認為，在市場購買白銀、增加儲備可以推動白銀價格上漲，增加中國等銀本位國家的購買力，以便向這些國家推銷過剩商品；另一方面以白銀為通貨準備金，可以膨脹通貨。為此，1933年和1934年兩年中，美國頒佈了《白銀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內容包括提高銀價、收購白銀、禁止白銀出口、發行銀券和白銀收歸國有等措施，目標是在準備金中達到“金三銀一”的比例。當時美國國內白銀儲備僅有14.5億美元，只有目標值的一半。於是美國政府開始在紐約和倫敦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隨即猛漲。

資料顯示，倫敦銀價1934年6月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銀價迅速上漲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內銀價上漲81%；同期紐約銀價由45.4美分/盎司上漲到81美分/盎司，漲幅為78%。據統計，1935年4月26日的倫敦白銀價格，比1931年上漲了3倍，而紐約市場白銀價格則比1931年高出3.3倍。

美國白銀政策，是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美國在白銀問題上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總稱。例如，1933年3月放棄金本位，12月12日羅斯福總統宣佈提高白銀收購價格，1934年6月19日又公佈購銀法案，即提高銀價，禁止白銀出口，規定美國的金銀儲備中銀佔四分之一。受美國白銀政策的支配，國際銀價驟升。

美國之所以實施白銀政策，有以下三條理由：（1）在美國國會中，有一個由產銀州議員組成的白銀集團，他們對羅斯福總統施壓，要求提高白銀價格。（2）美國政府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黃金生產不足應付需要，應採金銀並用之法，用銀補金的不足，提倡採行複本位制。（3）採取提高銀價的方式來刺激銀幣國家的購買力，以便向這些國家推銷過剩產品，轉嫁危機。

美國白銀政策的影響涉及很多國家，對以銀為本位幣的中國造成致命打擊，使原來受盡銀價過低之苦的中國又陷入銀價高漲、白銀外流、通貨緊縮的災難之中。白銀外流、銀價提高使中國幣值大大抬升，嚴重地阻礙了對外貿易的發展。這一切最終又導致國民經濟崩潰，國家税收減少，國庫空虛，支出維艱，財政恐慌，社會危機加深，從而波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

世界市場白銀價格高漲給銀本位的中國帶來沉重的打擊。由於國際市場白銀價格遠高於國內銀元價格，外國在華銀行紛紛在國內收購銀元運往紐約和倫敦套利，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本來中國從1926年開始白銀一直是流入量大於流出量，貨幣供給充裕。從1932年開始，中國白銀開始外流。1934年受美國白銀政策影響，中國貨幣流出高達2.27億銀元。路透社報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 1月，上海流通中銀元共減少2.3億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內地外，其餘全部運往倫敦或美國。

面對白銀潮水般的外流，國民政府從1934年10月15日開始徵收白銀出口關税和平衡税，以減少白銀出口。10月16日又設立外匯平市委員會在必要時候干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外匯市場價格水平。委員會根據市場形勢，委託中央銀行買賣外匯和金銀，平市基金則來源於政府徵收的白銀平衡税和財政部。

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白銀外流問題，反而促使白銀走私盛行。1934年最後幾個星期內就有2000萬元以上白銀走私出口。日本政府為打擊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佔領區內故意走私白銀，結果1935年銀元走私額高達1.5億－2.3億元。

美國白銀政策使中國實施不足兩年的銀本位貨幣制度岌岌可危。白銀外流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威脅，經濟恐慌頻繁出現，國內銀根緊縮，市場上人心不穩，銀行擠兑時有發生，許多銀行和中小錢莊因此倒閉。1935年6月，全國92家紗廠中，停工24家，開工不足的14家，減少紗錠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閉工商企業510家，1935 年1-10月倒閉企業數量達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閉企業總數的1.1倍。

針對上述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1）制定了白銀出口税則、加徵出口平衡税，遏制白銀大量出口外流，力求挽回由於白銀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2）嚴禁不法商販偷運白銀走私出口。（3）通過外交途徑要求美國“不再購買世界生銀”。這些措施對混亂的金融起到過一定的整頓作用，但沒有也不可能根本煞住白銀的外流。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只有謀求徹底解決的辦法，即實行法幣改革。

在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危局下，政府決定放棄銀本位制，實施法幣政策，但苦於貨幣準備金不足和外匯短缺，必須取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幣制改革方能順利進行。中國最初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美國為了避免與日本衝突，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幣制改革採取了“不合作”的消極態度。英國是最早入侵中國的老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華有其特殊的經濟利益，它的態度較美國顯得主動得多。1935年2、3月間，英國向美、日等政府建議共同商定方案向中國進行集體援助，美、日拒絕了這一建議。6月10日，英國決定派遣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赴華，以調查中國的經濟情況，同時也邀請美、日等大國共同行動，可各國沒有響應。

李滋羅斯赴華之前，與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商議，擬定了對華貸款——幣制改革方案：中國應儘快放棄銀本位制；由中央銀行專司紙幣發行；中國只有採取英鎊作為其幣制的基礎，英國才可能提供貸款援助；此新紙幣與英鎊的兑換率，不應超過1元等於1先令2便士；中國可將其現銀向國外出售，獲得足夠的外匯來防止新幣制的崩潰；在實行幣改之前，中國可要求一筆借款作為外匯儲備，英國可以提供一項僅用於幣制改革的貸款或信貸。中國方面應接受以下條件：（1）對貸款提供足夠的擔保，包括保留英籍總税務司對海關的管理；（2）控制貸款使用，其用途只限於幣制改革；（3）改組中央銀行，聘請英國顧問；（4）改革預算。此外還有其它政治方面的條件。諾曼甚至設想以中國在實際上承認滿洲國為條件，由英日聯合對華貸款，這個提議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中國方面也表示不能接受。

9月21日李滋羅斯抵達上海，就幣制改革方案與孔祥熙、宋子文進行了多次會談。南京國民政府急於在英國的幫助下推行幣制改革，為此，準備在有關銀行、幣制、預算、金融、海關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讓步。英國財政部與外交部對談判情況基本滿意，但都認為，在對華貸款——幣制改革方案的施行中，其他大國的合作是重要的，尤其日本的合作是最基本的。由於英國當局擔心日本的反對拖宕了對華貸款，使本來已初步達成的中國幣制與英鎊相聯的方案，偏離了英國當局原先的設想。另一方面，美國趁中國急需外匯儲備而英國未能提供大筆貸款的時機，通過進一步操縱世界市場銀價，插手中國貨幣與外匯事務，中國幣制更不可能採用英鎊本位，加入英鎊集團了。

日本曾以“中日經濟提攜”、“信用放款”等手段逼迫南京國民政府將法幣納入日元體系，英國以幫助中國進行幣制改革的首倡者姿態出現，試圖將中國幣制納入英鎊集團。孔祥熙本着“誰能對中國貨幣改革提供貸款，中國的貨幣就釘住誰”的原則，使得美國再也按捺不住以往的沉默，首先採取暫停在倫敦市場購銀的辦法報復英國，進而拉攏中國。於是，倫敦銀價慘跌，中國白銀無法出售，不能繼續換取英鎊作為外匯準備金，法幣的基礎因而發生動搖，這就是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談判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的動機。

1936年4月初，陳光甫、郭秉文（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局長）、顧翊羣（中孚銀行副總經理）一行人抵達華盛頓。中國最初在確定陳光甫使團時有兩個目的： （1）以較好的價格向美方出售白銀；（2）恢復1933年美棉麥貸款的未動用部分。小亨利·摩根索對中國的要求儘量予以考慮，並徹底放棄了法幣與美元掛鈎的要求。雙方的討論相當順利，4月23日，專家小組便達成了協議。5月12日，摩根索確認了這一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1）美國將從中國購銀7500萬盎司； （2）中國的售銀所得存放在紐約的美國銀行：（3）中國貨幣儲備至少保持25%的白銀；（4）中國擴大白銀在藝術和工業中的用途；（5）中國將在美國鑄造含銀量為72%的一元和半元輔幣；（6）中國改變其法幣與外匯的報價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幣與英鎊掛鈎的印象；（7）以中國存在紐約的5 000萬盎司的白銀作抵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向中國提供2000萬美元的外匯基金。

中國在幣制改革之後，直至抗戰爆發，向美國出售的白銀總數共達 18700萬盎司，加上在1934年售出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交貨的200萬盎司，以及1936年5月徵得摩根索同意悄悄在倫敦拋售200萬盎司，中國政府在這一時期出售白銀所得全部收入差不多有1億美元。這些錢是進行法幣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後盾和支柱。

英、美在中國法幣改革過程中，為了各自利益勾心鬥角，展開爭鬥，其鬥爭結果對法幣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日本希望中國永遠處於貧窮落後狀態中，它反對中國的任何革新舉措，對法幣政策自始至終抱着破壞和敵視的態度。

幣改前夕，日本在白銀風潮中推波助瀾，採取種種卑鄙的手段，妄圖徹底破壞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同時對南京國民政府打拉兼施，採取“中日提攜”與“武力分離”的兩面政策，企圖以此來排擠英、美在華勢力，進而完成對中國，首先是對華北的經濟控制和侵佔。

在帝國主義爭奪中國貨幣權的這場鏖戰中，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倒向日本，相反，倒是在日本的壓力下更加倒向英、美。1935年9月，英國政府派遣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訪問中國。在孔祥熙、宋子文等國民政府的要人和李滋羅斯經過多次密談後，國民政府終於在1935年11月3日，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日本對此大為惱火，採取了所謂“徹底阻止”的辦法，主要是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施加壓力，逼迫南京國民政府放棄依靠英、美的意圖，同時還禁止白銀南運，阻礙現銀集中。

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相繼得到了英國和美國的支持，日本政府感到單憑自己的金融實力是無法與之抗衡的，因而改變策略，表面上不再阻撓幣制改革，暗中卻策劃在華髮行日鈔，建立所謂“自主幣制”，就是在名義上與法幣聯繫，實際上則是以日元作為匯兑本位的一種殖民地貨幣制度，它的目的仍然是直接針對和破壞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的。

國際因素對法幣改革的影響，可從間接和直接兩個方面去考察。間接方面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各國先後放棄金本位，競相貶低幣值匯價，展開貨幣戰爭。中國在國際國內市場受各國的壓迫，農村破產、工商停滯，經濟危機引發金融恐慌，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從根本上改革幣制；直接方面是，美國白銀法案的衝擊，引起銀價上漲，白銀大量外流，財政恐慌，社會危機加深，這種狀況成為推動法幣改革的主要因素。

各國都企圖在中國的法幣改革中塞進它們的私貨，英美等西方主要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採取了支持的態度，其中英國是最早介入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但由於英國害怕開罪於日本而拖宕了對華貸款，為美國插手中國幣制提供了絕好機會。此後，在爭奪中國財政金融控制權的角逐中，美國逐漸佔了上風，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聯繫的密切程度也開始超過英國。日本對法幣改革持反對和破壞的態度，這形成了一種外在壓力，這種壓力的作用使國民黨當局進一步投靠美、英兩國，特別是投靠美國。與此相應，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外交方針上也由妥協退讓轉趨強硬。這樣，日本獨佔中國的侵略政策與英美在華利益、勢力範圍及其遠東政策的衝突，便逐漸加劇和公開化了。

這次貨幣改革使中國貨幣徹底與白銀脱鈎。但當時中國政府缺少足夠的黃金或白銀來確定法幣的含金量，於是政府計劃集中國庫和民間的白銀和黃金，在紐約和倫敦市場出售換得外匯作為保證法幣發行的準備金，以外匯作為確定法幣價值的基點。11月5日，中央銀行公佈法幣對英鎊比價：1法幣=1先令2.5便士（根據1930-1934年外匯匯價的平均數確定）。從這一天開始，外匯匯率逐日公佈，而上述三家銀行則承擔穩定市場匯率的責任。這一規定實際上標誌着國民政府加入了英鎊集團，中國經濟和英國經濟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

美國政府對中國加入英鎊集團大為不滿。在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改革以前，美國曾以收購中國1億盎司白銀為條件，要求法幣與美元之間確立固定匯率，但國民政府沒有接受。於是同年12月9日，美國停止在倫敦市場收購白銀，國際市場白銀價格隨之下跌，這樣國民政府若按市價出售白銀，中國將蒙受巨大損失。通過出售白銀換取法幣準備金的單邊計劃受挫。

迫於現實，國民政府再次和美國政府接觸。1936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哺、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局長郭秉文、上海中孚銀行經理顧翊羣一行訪美，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生商談貨幣問題。雙方於5月簽訂《中美白銀協定》。根據協定，美國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價格從中國收購白銀5000萬盎司；法幣和美元掛鈎，100法幣=30美元；為使英、美兩國貨幣匯率漲落不超過幅度限額，防止出現三角套利，中國擴大外匯買賣差價幅度。（21）該協定使國民政府在貨幣改革上重新獲得了美國的支持，維持了法幣對外價值的穩定

國民政府雖然確立了與英鎊和美元的固定比價關係，但是法幣並非釘住英鎊和美元不變。事實上，國民政府實施的是可調整的匯率制度。法幣政策實施以後，法幣對外價值通過釘住英鎊和美元得以實現。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賣出價14.625便士，買入價14.375便士。1936年9月，國民政府根據需要擴大了匯率買賣差價，賣出價14.75便士，買入價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銀行無限供應外匯以保持匯價穩定。隨後，法幣對外價值逐漸下滑。抗日戰爭爆發後，為減少外匯需要，防止資金逃避，國民政府實施安定金融辦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間，法幣對外比價逐漸下調。1938年3月，為防止偽組織以偽幣兑換法幣，套取外匯，又實施購買外匯請核辦法，開始戰爭期間的外匯管理。

在主幣連續改革的基礎上，國民政府也統一了輔幣的標準，並於1936年1月11日公佈了輔幣條例，完成了本輪改革的最後一步。至此國民政府的貨幣現代化改革宣告結束。

白銀漲價還造成中國對主要西方國家貨幣匯率上漲，刺激進口，而同期出口則明顯下降。1935年中國主要商品生絲、茶葉等出口貨值比1929年減少65%左右。國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國政府交涉，要求美國政府遵循倫敦白銀協定原則，停止收購白銀，但是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請求置若罔聞。嚴重的經濟危機迫使國民政府放棄銀本位制度，進一步對貨幣制度進行改革。

英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對國民政府的貨幣制度選擇十分關注。1935年6月7日，英國政府任命李茲羅斯爵士為中國財政顧問。9月21日，李氏抵達上海，隨即對中國華北、華南和長江流域進行考察，並與國民政府多次溝通，就中國的貨幣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議。隨後，美國政府也任命楊格參與中國的貨幣制度改革。在英、美兩國政府的支持下，國民政府開始新一輪貨幣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財政部發布公告，宣佈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法幣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經濟恐慌，各重要國家相率改定貨幣政策，不許流通硬幣。我國以銀為幣。白銀價格劇烈變動以來，遂致大受影響。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着。因之工商調敝，百業不振，而又資金源源外流，國際收支大蒙不利，國民經濟日就萎敗，種種不良狀況，紛然並起。”“設當時不採有效措施，則國內現銀存底，必有外流罄盡之虞，此為國人所昭見者。”“本部特於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徵收銀出口税兼課平衡税，籍以制止資源外溢，保存國家經濟命脈，緊急危機得以挽救。顧成效雖已着於一時，而究非根本挽救辦法。”“近來國內通貨益加緊縮，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蕭條，長此以往，經濟崩潰必有不堪設想者。政府為努力自救，復興經濟，必須保存國家命脈所繫之通貨準備金，以謀貨幣金融之永久安定。茲參照近今各國之先例，規定辦法，即日施行。”

公告中規定了六條辦法，主要內容包括：法幣的發行機關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1936年又授予中國農民銀行發行權），而其他銀行鈔票逐漸收回；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以保管準備金及管理法幣的發行；國家統一管理白銀，工商業及公私往來都必須使用法幣，個人持有的白銀必須兑換成法幣；中央、中國及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價值，保持匯率穩定。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法幣急劇貶值。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餘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到1947年4月，發行額又增至16萬億元以上。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徹底崩潰。

1937年抗戰開始至1941年英美參戰前，日本為破壞中國後方經濟，在日佔區強行以日本發行之貨幣收兑法幣，再加上以走私物資套得法幣，送往上海兑取國民政府的外匯。國民政府分別從英國及美國得到超過一千萬英鎊及五千萬美元貸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幣匯價。至1940年起，取消無限制外匯買賣。於是法幣的價值開始下跌。

對日抗戰期間，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已發行至5569億元，比戰前增加約四百倍。1946年後，法幣的發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當時曾經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的原料而獲利。宋子文為行政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定法幣，拋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幣。但因為法幣發行量仍在增加而沒有得到成果。1948年5月後，由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被任為財政部長，開始籌劃另一次貨幣改革，以金圓券取代法幣。 ^[2] 

有人認為：由國家銀行發行，以國家信用保證的法幣，使貨幣與價格波動的貴重金屬脱鈎，在當時的中國是一種進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也是現代國家金融體制下應有的特徵。法幣發行，統一了國內的貨幣，而通貨發行的控制權落在政府手中，國內白銀等硬貨幣，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對於時維持抗戰時中國的財政，法幣有不可少的功勞。但實施的實際效果是，官辦的銀行掠奪了民間的財富，使民眾的儲蓄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