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十歲時隨全家遷居蘇州，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

1918年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後正式升入中學，與後來同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同學。周有光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特點，第一，當時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都是用方言；第二，當時已經提倡白話文，老師也提倡，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寫文章一定要寫古文，兒女給父母寫信一定要寫文言，寫白話文在那時是大不敬。但是有一位老師思想很新，經常宣傳白話文，對周有光接觸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周有光(6張)

1923年，他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語言學。在大學讀書時，周有光積極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4] 

1933年4月30日，與張允和結婚。結婚後夫婦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經被逮捕入獄，周有光未能如願作成河上肇的學生。

1935年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在上海銀行有兼職，參加了反日救國會（章乃器小組），女兒小禾出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帶全家逃難到四川，先在新華銀行任職，後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

1945年抗戰勝利復回新華銀行工作，先後被派駐紐約，倫敦。工作之餘，利用業餘時間讀書，學習。

1946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歐洲工作，在那裏，他發現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於是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自學。

1949年解放軍攻佔上海後回國，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兼職。 ^[5] 

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

1955年10月，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這一變動無意中幫助周有光躲過了1957年開始的，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

195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於1961年出版。

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小學的必修課。周有光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漢字改革課程，其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三百餘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

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勞動之餘，憑藉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有光與其他老年知識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1980年開始，成為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另兩位委員是劉尊棋和錢偉長院士。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

1984年遷至北京朝內後枴棒衚衕。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出版中譯本《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國際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滿一百歲。周有光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四個時期，故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國教育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為他舉辦了“慶賀周有光先生百齡華誕座談會”。 ^[6-7]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學得到周有光先生允許和支持，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周有光語言文化學院”，並聘請周有光先生為終身名譽院長。 ^[1] 

2017年1月14日，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 ^[2] 

周有光認為現代是雙文化時代。他把文化分成兩個層次：地區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並且描述了人類文化發展步驟的三個主要方面：一、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簡單地説，就是從專制到民主；三、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 ^[8] 

一、周有光認為信息化時代的語言生活有兩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利用電子計算機用於處理語言文字，並發展為信息網絡；另一件是國際共同語的發展。發達國家的目標是推進信息化，發展中國家的目標是追趕工業化和信息化。

二、周有光把語文現代化和語言學掛鈎，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三、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三原則”：口語化、音素化和拉丁化。口語化：拼寫規範化的普通話。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寫音節。拉丁化：採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

四、周有光研究了現代漢語用字的定量問題，提出了漢字分級定量的思想，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8] 

五、周有光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類法。即：1、符號形式，2、語言段落，3、表達方法。其具體內容如下：

（表格資料來源： ^[9]  ）

周有光(10張)

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話的兩項標準：全國漢族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並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促成國際投票通過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之後，周有光繼續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形成《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1988年公佈。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編《漢語拼音詞彙》，成為電腦中文詞庫基礎。

1961年出版《漢字改革概論》，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如詞的結構問題、同音字和同音詞問題、簡化和繁化問題等，擴大了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範圍。

周有光提出了“文字三相分類法”（符形、語段、表達法），並把漢字的傳播歷史分為“學習、借用、仿造、創造”四個階段，對漢字文字學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10] 

2007年10月31日，周有光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特等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為全國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較高規格的獎勵。 ^[11] 

2018年4月，周有光與厲聲教等十人一同被評為“逝世的十位國家脊樑”。 ^[33] 

2019年12月6日，獲2019第七屆“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致敬獎。 ^[3] 

（表格資料來源： ^[12]  ）

1969年-1972年周有光被激進分子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社會渣滓”。 ^[4] 

1972年周有光被稱為是“沒有了用的”、“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13] 

1985年在參與中美文化合作時，因為敬佩周有光的博學，他的連襟沈從文送他“周百科”的外號。 ^[14] 

2006年周有光百歲壽辰上，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認為：“周有光是一百年來無數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徵。” ^[15] 

2008年《晶報》稱周有光“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具有“高明的處事哲學和積極達觀的心態”。 ^[16] 

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介紹周有光是“卓越的語言文字學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質”。 ^[17] 

2010年梁文道在閲讀《朝聞道集》時認為周有光“明顯是有點開玩笑”、“像個每天自己當編輯一樣”。 ^[18] 

2013年台灣作家彭小明則認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 ^[19] 

2015年周有光110歲壽辰詩人邵燕祥説：“他是當代難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20] 

2015年東方早報發表文章稱：“周有光先生是一位通達、樂觀的中國知識分子。” ^[21] 

2015年中評網發表文章稱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歷史進退，匹夫有責”的情懷，以及寧靜淡泊，生活清貧簡樸，思想無比富有的生活態度。 ^[22] 

2015年人民網發表文章稱周有光是一位通達、樂觀的中國知識分子。 ^[23] 

201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稱周有光“思考問題很清晰，敢於説真話、説實話”。 ^[24] 

作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義思想的形成絕非偶然。他早年在聖約翰大學的教育，以《漢語拼音方案》與國際接軌，晚年從世界看中國，有着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32] 

“那兩年父親在聖約翰大學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轉入光華大學讀書。他的教育和研究方向預示着他的世界觀是全球化的，他的一生比較超脱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對中國文化哪些好哪些不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看法。如果一個人真正瞭解了現實，瞭解了世界文化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也就不會徹底失望了。”（周有光的兒子周曉平） ^[32] 

一位英國教師教周有光如何看報。他説，第一，問自己，今天哪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二，再問自己，為什麼這條最重要？第三，還要問自己，這條新聞的背景我知道嗎？不知道就去圖書館查書，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書》。周有光照他的方法看報，覺得知識有所長進，同時鍛鍊了獨立思考。 ^[32] 

不難看出，聖約翰大學的兩年教育，奠定了周有光世界主義的基礎。儘管因“五卅慘案”的爆發，他轉入光華大學，但其思想底色卻已經牢固形成。 ^[32] 

2009年周有光接受《社會科學報》採訪時認為“文字理應刪繁就簡”，“簡化字始於甲骨文”；2010年中國教育部《通用規範漢字表》徵求意見稿時，周有光認為“漢字是個無底洞，簡化漢字只能減不能增”。 ^[25]  而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的江新於2005年在德國美茵茨大學宣讀了研究論文《針對西方漢語學習者：認讀分流，多認少寫》，證實了漢字學習與筆畫多少無關；2013年台灣作家在著作《漢字簡化得不償失》中認為“簡化的漢字與日語異曲同工”、“簡化漢字使得現代人無法讀懂前人的文化，對中華文明是一種莫大的損失”。 ^[26] 

2011年4月，周有光因為《周有光百歲口述》的著作權將兒子周曉平和媒體人李懷宇告上法庭，周有光稱周曉平與李懷宇簽署的協議沒有徵詢自己的意願，並認為該書的著作及由此書產生的所有權利包括報酬權等歸周有光享有。對此，李懷宇表示，對方一再公開在媒體上表達這種説法，是一種嚴重的誹謗，李懷宇將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27] 

2013年11月11日，周有光的一番話讓央視“漢字聽寫大會”再次陷入爭議。周有光説，即便以他的知識儲備，假如去考“漢字聽寫大會”，“一定考零分”。事實上，“漢字聽寫大會”一類比賽一直飽受“考題太偏”的抨擊，此種做法被認為偏離了當初普及漢字書寫的初衷。 ^[28]  對此，節目組認為，大學畢業5年後的成人測試正確率只有40%，用同樣的試卷到中學去測試，初二學生的正確率卻高達80%。可以因其更多人關注漢字、熱愛漢字的熱潮不退，繼而激發人們的學習、閲讀熱潮，傳承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 ^[29] 

2010年，周有光在《雙語言時代》一文中詳細介紹了英語的起源及發展歷史，並認為英語是“世界共同語言”，應該實行“雙語言時代”。 ^[30]  而長春師範學院的高振友、鄒德文發表論文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確有其不妥之處，但是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傳承而並非遺棄，雙語言的觀點對任何一方的文化都是一種毀壞。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