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出生於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 ^[4]  。祖父鄒舒予，號曉村，曾考中前清拔貢，先後做過福建永安、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父親鄒國珍，號庸倩。母親查氏，系浙江海寧查氏之後，15歲出嫁至鄒家。生育三男三女，鄒韜奮居長。

1899年，鄒韜奮的祖父年老告退，父親帶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補官。此時鄒家家道已趨沒落，生活拮据。作為長子，鄒韜奮從小便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與困苦。

鄒韜奮剛滿6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矇”，讀“三字經”，在“牢獄”般的私塾環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啓蒙教育。這種教育與薰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

1909年春，在父親“實業救國”觀念的推動和影響下，鄒韜奮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兩年之後，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但鄒韜奮認為他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他在這裏，從小學、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終因對數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未能遂父心願。

1919年9月，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

1921年7月，鄒韜奮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想進入新聞界，但一時得不到機會。恰逢上海厚生紗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書，鄒韜奮上任，成為工商界的一名職員。這以後，鄒韜奮又在上海職業教育機關兼職，做些寫作、翻譯之類的事情。

1922年，經黃炎培介紹，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部主任 ^[4]  ，負責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及《職業教育叢書》 ^[3]  。他參與該社發起的職業指導運動，曾和同事一起先後去寧波、南京、武漢、濟南等地考察。這是鄒韜奮第一次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

1926年10月，原《生活週刊》主編轉入銀行界任事，《生活週刊》改由鄒韜奮擔負編輯責任。鄒韜奮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他決定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容到形式，對《生活週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韜奮是他主編《生活週刊》時所用的筆名。他之所以選用這個筆名，意在自勉延志。

1930年，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讀者需求量，鄒韜奮又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務，以後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變”八天後，鄒韜奮在《生活週刊》上報道這一事變。從這時候起，為宣傳抗日，鄒韜奮從沒放下手中的筆。與此同時，他還利用《生活週刊》在讀者中的影響力，組織為前線抗日將士捐款。他針對抗戰的形勢，屢屢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妥協行為。 ^[5]  他積極支持各地的愛國運動，併為十九路軍等愛國志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生活週刊》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容的輿論陣地。

1933年1月，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 ^[4]  之後，他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他及《生活週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1933年6月18日，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當年7月14日，鄒韜奮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後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蒐集了大量寶貴材料，並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在年底，《生活週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經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逐步將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1935年5月，發生了“新生事件”，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誌，並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同年8月離開美國回到中國。回國後，鄒韜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週刊 ^[4]  。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大眾生活》對這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援。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並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支持。他高度讚揚了學生救亡運動：“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籲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鬥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鬥！”該刊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同年12月時銷售量達到20萬份，超過原來的《生活週刊》，打破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紀錄。 ^[4]  也是在12月，他又與沈鈞儒、厲麟似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當選為執行委員。

反動派對鄒韜奮本人進行人身攻擊，並嚴格限制《大眾生活》，禁止它在各地發售及從郵局郵寄。他們還接連派出政壇説客，拉攏、利誘鄒韜奮屈從就範。對此，鄒韜奮明確表示：“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

1936年2月29日，《大眾生活》出至第16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鄒韜奮於1936年3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5]  為了能夠公開發表抗戰救國主張，傳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後不久，就開始和好友金仲華一起，着手籌辦《生活日報》。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幹，終於於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該報問世後，積極宣傳抗戰救亡思想，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鑑於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5月31日，鄒韜奮、沈鈞儒等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聯合聲明，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 ^[6]  同年7月31日，鄒韜奮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進一步闡發了救國會的抗敵救國主張。文中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國難當頭之際，全國各黨派各方面，應該停止紛爭，“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他們特別對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呼籲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陣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該信對抗日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干涉而未能復刊。鄒韜奮便根據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復刊，並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共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6]  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不平，各地紛紛組織遊行、集會等活動，聲討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釋放關押入獄的7位愛國人士。在243天的獄中生活裏，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士的姿態，同反動派針鋒相對，“戰而不屈”，表現出無畏的革命風範及英勇的鬥爭精神。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7月31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 ^[5]  面對國人的支持和努力，鄒韜奮心裏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致力於大眾謀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7月該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週刊合併，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他還先後出版了《全民抗戰》戰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通俗版週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全民抗戰》銷售量突破30萬份 ^[5]  ，居全國刊物發行量之冠，鼓舞了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鬥志，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同年12月下旬，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會見周恩來。 ^[6] 

1939年4月起，國民黨當局陸續對生活書店分店進行封閉或迫令停業；所出圖書，一律禁止或沒收，甚至連經過審查及在內政部註冊的，也無一例外。到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慶分店外，生活書店在國統區內的50餘家分店全被封閉，所有職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鄒韜奮對此怒不可遏，接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行將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秘密離開重慶，輾轉抵達香港 ^[6]  ，決心“願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與推進”。鄒韜奮到達香港後，更積極致力於政治活動，為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對於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鬥到底”，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誓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

1941年5月17日，鄒韜奮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在復刊詞中，他大聲疾呼：“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機根本消滅，鞏固團結統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戰堅持到底，以達到最後的勝利。”該刊發行後，受到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數很快達到10萬份。

同年6月7日，鄒韜奮與救國會留港代表茅盾、長江、金仲華等9人聯合發表了《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一文，進一步表達了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

鄒韜奮還經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衞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國會同仁所辦的《救國叢書》上發表文章，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此外，他還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撰寫出長篇史料《抗戰以來》，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行，為着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為着中國抗戰救國的光明前途，“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鄒韜奮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幫助下，鄒韜奮前往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的狀況，參觀、訪問了許多學校，並和當地軍民一起勞動。他説：“過去十年來從事民主運動，只是隔靴搔癢，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秘密赴廣東遊擊區，並於1月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 ^[4]  。3月，鄒韜奮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醫 ^[5]  。他忍受耳癌襲來的刻骨疼痛，伏在牀上，趕寫了《患難餘生記》一書（未完成）和《對國事的呼籲》一文。

彌留之際，鄒韜奮口授遺囑，鄭重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病逝 ^[4]  ，享年48歲。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對其一生及其從事的事業給予高度評價。 ^[4] 

他主編《生活週刊》，創辦生活書店和著名的三聯書店，在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影響很大。 ^[2]  鄒韜奮在辦刊物的過程中，注重聯繫羣眾。7年裏，《生活週刊》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展成為“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的有着很大影響的刊物”；發行量最高達到15.5萬份，“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新紀錄”。《生活週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於同黑惡勢力作鬥爭，力圖“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久而久之，它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因而，鄒韜奮為黑暗勢力所不容。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獲釋，鄒韜奮在上海創辦《抗戰》日刊。上海淪陷後，他轉至武漢，繼續主編《抗戰》。武漢淪陷後，他到重慶創辦和主編《全民抗戰》。 ^[5]  1941年2月，他辭去國民參議員職務，出走香港，並恢復《大眾生活》週刊。 ^[1] 

鄒韜奮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回國後，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週刊，曾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的愛國運動。期間，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民國三十五年（1936年）11月，因積極宣傳抗日，他同救國會的其他領袖沈鈞儒等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抗戰爆發後，他利用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反對和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消極抗日的種種倒行逆施和專制暴行，還多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入黨要求。 ^[5] 

出版、讀書界中人説，韜奮一生辦刊物、辦報紙、辦書店，他提倡和身體力行的主旨是“竭誠為讀者服務”，那種報務精神便是韜奮精神。新聞界人士認為，韜奮的文章從來不畏權勢，勇於一貫地講真話，他批評時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論自由的精神就是韜奮精神。政論家認為，韜奮之所以在輿論界獨樹一幟，是他在抗戰前國民黨對日本妥協時期，他不避個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戰以後，他所辦的刊物和書店，一直高舉着抗日的大旗，他的愛國思想正是韜奮精神。同時，他從事的事業遭受着無數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撓，始終堅守着他的信念。反動派將他辦的刊物一個個封閉，他一個個重新建立。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時仍為他的理想而奮鬥不息。這種為真理而戰鬥不屈的精神，同樣是我們要永遠學習和汲取的韜奮精神。

鄒韜奮無疑是中國近代重要的記者和出版家，一生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執著信念，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1]  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做出的關於三聯書店的指示時，便高度評價了鄒韜奮的工作，並肯定説：“三聯書店與新華書店一樣是黨領導之下的書店。 ^[8] 

中共中央：韜奮先生20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1944年9月28日唁電） ^[9] 

時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闢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這就是方針。“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6] 

中共領袖毛澤東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1944年11月15日題詞） ^[10] 

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憂時從不後人，辦文化機關，組救國團體，力爭民主，痛掊獨裁，哪怕冤獄摧殘，宵小枉徒勞，更顯先生正氣；歷史終須前進，開國事會議，建聯合政權，準備反攻，驅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後死神傷。（挽鄒韜奮聯） ^[6] 

時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愛國志士，民主先鋒。（挽鄒韜奮聯） ^[10] 

學者郭沫若：“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着，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每一個青年的心裏，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裏。你是活着的，永遠活着的，從中國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在鄒韜奮的追悼會上演講） ^[11] 

來源： ^[12] 

韜奮是他主編《生活》週刊時所用的筆名。他曾對好友説：“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鬥的奮。一面要韜光養晦，一面要奮鬥。”他之所以選用這個筆名，意在自勉延志，“這就是他改名的意義。” ^[13] 

鄒韜奮曾與著名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的聖雄甘地”的厲麟似一同並肩，參與和領導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兩家為世交。作為文化界知名人士，二人1935年12月同被推舉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執行委員，為團結文化界抗日力量作出了貢獻。 ^[14] 

鄒韜奮與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的沈鈞儒是故舊，情誼深厚。二人曾一同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抗日救亡組織，為中國的抗日救亡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5] 

鄒韜奮在遺囑中表達了入黨意願。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去世。同年9月28日由周恩來親自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發出。唁電錶示接受鄒韜奮的臨終請求，追認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績：“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到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 ^[6] 

1985年11月5日我國發行了《J122 鄒韜奮誕生九十週年》紀念郵票一套兩枚，紀念鄒韜奮先生。 ^[16] 

鄒韜奮故居位於萬宜坊（重慶南路205弄）54號。民國19—25年（1930—1936年），鄒韜奮寓居於此。1956年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在上海重慶南路萬宜坊53號建立了“韜奮紀念館”。1959年5月26日和1977年12月7日，兩次公佈為市文物保護單位。 ^[17] 

鄒韜奮大橋位於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總投資9,344萬元，項目全線按雙向四車道平原微丘區二級公路標準建設，路基寬20米，橋樑總寬20米，路面寬16.5米，設計速度40公里/小時，路線全長0.696公里（橋樑長477米）。 ^[18] 

1985年11月，江西省鷹潭市餘江縣縣城中心建立鄒韜奮的全身塑像。 ^[3] 

以鄒韜奮的名字命名的中國韜奮出版獎是目前我國出版界最高的獎項。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獎項“韜奮新聞獎”是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2005年與“範長江新聞獎”合併為“長江韜奮獎”用以表彰全國的優秀先進新聞工作者。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