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

1960年6月，美國《密勒氏評論報》的著名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在闊別中國25年後再次來到中國，在他與毛澤東的會談中，他提出了想見一見“王牧師”。這個“王牧師”,就是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特殊環境中數次出入紅區、屢建奇功、身為共產黨員卻又有着牧師身份的青浦人——董健吾。 ^[4] 

1891年，董健吾出生於青浦鎮東門棣華橋董家。祖父董守志曾在幾個地方當過縣令，祖母沈氏孃家經營船業，在上海灘頗有影響。沈氏是一名教徒，所以她給新出世的孫兒取名守清，健吾是他後來自己改的名字。董健吾從小在教會學校裏讀書，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聖約翰大學，專攻神學。與他同學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在聖約翰大學內，董健吾非常活躍，校長卜舫濟非常賞識這位出色的學生。董健吾在畢業後又去神學院進修了兩年，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師，當了卜舫濟的助手。 ^[5] 

受“五四運動”影響，董健吾愛國主義思想迅速萌發，傾向進步。“五卅慘案”期間，他帶頭在聖約翰大學降下美國旗，升起中國旗。這樣，他與本來非常賞識他的美籍校長卜舫濟決裂，被開除學籍。離開學校後，董健吾在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聖彼德堂擔任了住持牧師。 ^[4] 

董健吾精通教義，説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拉丁語，在聖彼德堂布道時，很受教友們的敬愛。後被他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浦化人（中共黨員）請到有“基督將軍”之稱的馮玉祥部隊佈道。到馮部後，馮玉祥敲定董健吾擔任自己的秘書，不久又升為秘書處主任，同時還教馮夫人及孩子學習英語。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期間，在馮玉祥部工作的共產黨員頗多，擔任馮玉祥部隊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劉伯堅。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殺；7月，寧漢合流，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就在中國革命處在非常艱難的時刻，董健吾由劉伯堅和浦化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隨他倆暫時離開上海以避迫害。 ^[4] 

1928年11月，董健吾又回到上海，繼續在聖彼德堂擔任牧師，並和黨組織接上關係，由負責政治保衞工作的陳賡説服他利用牧師身份加入中央特科，主要搞情報工作。1930年2月，陳賡要求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牧師身份，辦一個幼稚園，專門收養革命烈士和黨的領導人在上海的子女。由於當時黨的經費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捐，一面回青浦老家把祖母分給他的幾十畝田產全部賣掉，等得錢款租了教友肖智吉醫生在戈登路（今江寧路）武寧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創辦了大同幼稚園。為了避人耳目，還請了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了匾額。大同幼稚園收養的孩子，大多是烈士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的子女，其中有澎湃的兒子、惲代英的女兒、蔡和森的兒子、李立三的女兒等，1931年春節前後，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岸英、岸青、岸龍也被送進了園。不久，大同幼稚園由戈登路遷至陶爾斐斯路341號（今南昌路48號）1932年，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為了保護革命者的後代，黨組織決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園，但董健吾仍負責撫養岸英、岸青兩兄弟（岸龍於1931年夭折），直到1936年春天，董健吾通過他與張學良的關係，由著名愛國將領李杜將軍把兄弟倆護送到前蘇聯學習。 ^[4] 

1936年元旦過後，董健吾接到口信，説是宋慶齡要他去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她的私宅會晤。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同學，與宋慶齡的關係也很好。原來，由於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迫於形勢的壓力，國民黨企圖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兩黨間的問題，蔣介石要求宋子文同共產黨秘密接觸。宋子文知道二姐和共產黨有聯繫，就把信交給了宋慶齡。宋慶齡考慮很久，則把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交給了她和宋子文都熟悉的朋友董健吾。董從宋嚴肅的表情中看出這封信同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有着十分重要的關係，便鄭重地接受了任務。隨後，董健吾將密信縫在自己的絲綿背心裏，一路歷盡艱辛，到達西安，卻又因時值隆冬，大雪封路受阻在西安困頓了近一個月，最後董健吾通過當時在西安的張學良將軍協商，動用了張的私人飛機護送他跨越了白區和紅區的最後一道屏障，於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見到了陝甘寧地區領導人秦邦憲、林伯渠，並將密信轉交給了毛澤東、周恩來。董健吾是“四一二”政變之後溝通國共雙方的第一個聯繫人。 ^[4] 

1936年初，美國《密勒氏評論報》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上海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提出去西北紅區採訪的請求。宋慶齡通過電台與陝北取得聯繫。當時中共中央正需要一個有影響的西方記者來客觀公正地報道紅區的情況，於是斯諾的請求馬上得到了毛澤東等的同意。宋慶齡想到董健吾與張學良的關係，便把護送斯諾去陝北的任務再次交給了他。幾天後，斯諾就見到了他在《西行漫記》中所描述的：“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布大褂，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他穿過打開着的旁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自稱姓王的牧師——董健吾。在護送路上，王牧師幽默詼諧、談吐不凡，斯諾繼續寫道：“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裏，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4] 

送別斯諾，董健吾回到上海。由於情況突變，與他單線聯繫的潘漢年去了香港，董健吾與地下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四處漂泊，歷盡磨難與冷遇…… ^[4] 

1960年6月，經過25年的人間滄桑，斯諾再次來到中國。當他向毛澤東提出想見一見“王牧師”時，竟無人知曉“王牧師”的行蹤。後來通過浦化人，中央才瞭解到“王牧師”就是董健吾。 ^[4] 

1961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以推拿行醫謀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國防部辦公廳的通知，讓他到錦江飯店對面那幢神秘的小樓去。原來，是陳賡將軍看望他來了。陳賡緊緊擁抱着這位曾出生入死的戰友，感慨萬端地説：“我這次是受中央負責同志的委託來看望你的……”根據中央的指示，董健吾應聘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4] 

1970年秋天，斯諾最後一次來中國訪問時再次想到了第一個將他引入中國紅區的王牧師。然而，此時的“王牧師”已在那場瘋狂的運動中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曾經在他身上熾烈燃燒的生命之火快要熄滅了。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東方紅醫院（即瑞金醫院）開過刀。3月19日，他又因為胃出血住進第一人民醫院，經診斷他得了胃癌。在病榻前，董健吾堅定地説：“知我罪我，自有公論。”1970年12月25日，一個長期戰鬥在秘密戰線上，並且作出卓越的歷史性貢獻的優秀共產黨員，就這樣黯然謝世了。 ^[4] 

歷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使董獲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 ^[4] 

《紅軍二萬五千裏西引記》，1937年7月5日，發表於當時的時政文化雜誌《逸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