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成達

陳成達10歲時即參加七人制小足球比賽。1945年加入滬上小型球會“聯星”隊和上海甲組球會“精武”隊，1949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系。建國後於1950年效力於上海學聯隊，1951年入選上海市隊和華東區隊，1952年入選國家隊，1954年隨國家隊赴匈牙利學習，1958年被評為中國首批足球運動健將。主要踢右前衞，也踢中衞和中鋒，傳球意識強，善於組織進攻併為同伴製造射門機會，搶斷準確穩健。1957年起任國家隊教練，至1963年連任7年。率隊獲得1959年中、蘇、匈三國對抗賽冠軍和1964年中、朝、越、蒙四國對抗賽冠軍。1964年調國家體委足球處工作，1971～1973年任河北隊教練，1974年調回國家體委足球處。1982年獲國際足聯洲際高級教練證書。1983年任國家體委足球處處長和中國足協秘書長。1984年被推選為亞足聯執委會委員及競賽、緊急委員會委員。1986年離休，任國家體委足球辦公室調研員，同年被選為亞洲足球聯合會副主席。多次主辦教練員訓練班，寫作並翻譯過數十篇有關足球訓練的文章。

2022年3月24日，陳成達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1-2] 

1994年6月，美國芝加哥，國際足聯代表大會，雷鳴般的掌聲中，陳成達在時任國際足聯委員霍英東的陪同下登台，前國際足聯主席、巴西人阿維蘭熱將一枚金色的獎章戴到陳成達的胸前，那上面鐫刻着FIFAORDEROFMERIT(國際足聯特別功績獎)。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在國際足聯取得的最高榮譽。FIFA這樣介紹陳成達：“他曾是中國國家足球隊的運動員、教練員，中國足協秘書長，中國足協副主席，亞足聯副主席……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足球。”

13年的時光讓那枚FIFA獎章不再燦然如新，而55年的流逝也給另一枚珍貴的獎章蒙上了歲月的塵埃，那是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的參賽紀念章，是當年作為新中國第一支國家足球隊隊員的陳成達從芬蘭帶回來的。如今的陳成達已經是一位78歲的老人，每星期有三個上午，他會準時出現在北京天壇附近的一個網球館裏揮汗如雨。網球是他的鍛鍊和消遣，而足球，是與他不解的緣。

1951年，22歲的陳成達還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工程系的學生，理想是繼承父親的事業，成為一名建築工程師。聖約翰大學是中國成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早在1890年就舉行了第一次運動會，開創了中國學校運動會的先河。在聖約翰濃厚的體育氣氛薰陶下，陳成達從中學到大學一直擔任校足球隊隊長，校壘球隊隊員，還拿過多個校中長跑冠軍。1951年11月，他代表華東區隊參加第一屆全國足球錦標賽，比賽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次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選拔球員。陳成達善於組織進攻、射門，又講求巧勁、線路刁，最終作為中場球員入選國家隊。

1952年2月初的一天，寒冬中的北京大雪紛飛。接到調令的陳成達與隊友方紉秋和鄭德耀從上海坐火車趕到了北京，冰天雪地裏卻沒有人來接站。打電話到當時國家體委的臨時辦公地絨線衚衕，得到的答覆是“你們自己僱三輪車到燕京大學去報到吧”。大家找了輛三輪車，把鋪蓋卷堆在車上就出發了。從上海過來，他們都還穿着單褲和皮鞋，坐在車上感到刺骨的寒冷。勉強捱到西直門，實在凍得受不了，三個人跳下車對師傅説：“你騎車拉行李，我們就跑步跟着吧。”就這樣，陳成達從西直門跑到了燕京大學，住進了臨時為足球隊準備的閣樓宿舍裏。這是國家隊給他上的生動的第一課。

前往赫爾辛基的路程是漫長的。因為當年國際奧委會中個別人的阻撓，耽誤了中國代表團赴芬蘭的行程。正當大家猶豫之時，周總理指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紅旗能在奧運會的賽場升起，這就是勝利。”

那是陳成達第一次坐飛機，還是架前蘇聯生產的小飛機，只坐了團長榮高棠和足球隊一共17個人，其他成員坐在另外兩架小飛機上。才飛了兩三個小時，飛機就在蒙古上空遇到大風，前蘇聯飛行員把飛機迫降在沙漠上，等風勢小了重又起飛，第一站停在了伊爾庫斯克。就這樣，飛機一站一站起起落落，抵達赫爾辛基的時候，一路上共用了三天三夜。陳成達記得，當時隊裏的幾個東北大漢因為暈機臉色非常難看。團長榮高棠很着急，因為他們這架飛機是中國代表團最先抵達的，代表着新中國體育的形象，已經有不少外國記者舉着照相機守候在機場。陳成達也暈機，但是情況好一些。到了奧運村，大家來不及放下行李，升旗儀式就開始了。足球隊的張邦綸擔任升旗手，陳成達因為英語好、暈機症狀又不嚴重，就擔任了護旗手。他清楚地記得，那面五星紅旗有一人多高，中國代表團升旗時，一些國際奧委會官員和前蘇聯、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員在旁邊鼓掌。那是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奧運會上升起。

不過中國隊還是去晚了，陳成達沒能趕上奧運會的正式足球比賽。後來中國足球隊與芬蘭隊踢了一場友誼賽，輸了。在從赫爾辛基回國的路上，中國隊在波蘭踢了4場比賽，全部告負，其中一場對陣波蘭克拉科夫的比賽輸得很慘，1：7。中國隊又到前蘇聯莫斯科與斯巴達克隊踢了兩場友誼賽，再度告負。

7場失利，讓回到祖國的陳成達心灰意冷。他覺得中國足球在技戰術上與世界先進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搞足球根本就沒有希望。陳成達表示堅決不再幹足球，希望回到聖約翰大學去完成自己的建築工程學業。但是國家的命令難以違抗，經過3個月的思想鬥爭，陳成達走上了一條從未在自己的人生規劃中的道路，他的命運就此與足球聯結在了一起。

1952年底，時任西南軍區司令的賀龍邀請國家足、籃、排隊到西南去比賽訪問，鄧小平那時是西南軍區政委。大家先到武漢，然後坐船去重慶。11月天，江面冷風颼颼，大家就睡在渡輪的甲板上，只能把牀單搭起來擋一擋風。這樣堅持了兩三天，抵達重慶的時候天色已晚。渡輪不能直接停靠碼頭，大家只能利用船與船之間搭的木板跳上岸。隊裏管行李的肖子文腳下一滑落進了湍急的水流中，幸好他情急之下抓住一條繩子，被大家救了上來。重慶的比賽結束，大家又坐了幾天幾夜燒木柴的卡車(當時沒有汽油)到貴陽去，山路的顛簸和寒冷讓陳成達至今記憶猶新。他把這段經歷稱為奧運會之後的拉練。

1953年，匈牙利隊應邀來華訪問。匈牙利是赫爾辛基奧運會足球冠軍，又剛剛以6比3在英國本土戰勝英格蘭隊，震驚了世界。來華訪問的僅僅是國家二隊，就在中國以7場全勝的戰績橫掃。1954年，國家領導人賀龍、鄧小平決定派中國青年隊到匈牙利去學習，陳成達成了新中國第一批留洋的國腳之一。大家憋足了一口氣，練得很刻苦。一年之後，在波蘭華沙聯歡節的開幕式上，中國青年隊面對波蘭國家隊，賀龍元帥親臨現場觀看。開場不久，中國隊就攻破了對方城池。雖然最終以2比3告負，但是賀龍仍然很高興，因為中國隊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波蘭當地媒體這樣寫道：“中國隊進攻迅速、防守穩固有如萬里長城。”就在那之前的3年，中國隊還曾經以1比7輸在波蘭一個城市隊克拉科夫的腳下。

1956年，由於國際奧委會推行“兩個中國”政策，中國抵制了墨爾本奧運會，陳成達沒能再次前往奧運會賽場。1958年，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退出了國際足聯。儘管只能踢國際友誼賽，但是那一屆擁有着年維泗、張俊秀、張宏根等人的中國隊非常出色。1958年，中國隊把奧運冠軍前蘇聯隊以1比1逼平。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的閉幕式上，中國隊又憑藉着冼迪雄的一個進球1比0戰勝了來訪的匈牙利隊。在那之前一年，陳成達已經接到了國家體委的正式任命，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專職的國家足球隊主教練。關於那場球的臨場指揮，陳成達只是淡淡地説，是他和隊員們商量着來的。實際當時大家都面臨着很大壓力，因為有國家領導人現場觀看，對手又是世界一流強隊，不能輸得太難看。獲勝的結果讓大家欣喜不已，作為“老師”的匈牙利人也表示了欽佩。

從1952年的7場失利到1959年的勝利，中國足球從一個低起點迅速上升，拉近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這讓陳成達悟到，只要勤奮學習、全身心投入訓練，中國隊是可以趕上去的。

文革中斷了陳成達的足球生涯。1974年，他重返中國足協工作，後來又在國際足聯和亞足聯任職。當年在聖約翰大學打下的紮實的英語基礎使他在足球外交戰線上遊刃有餘。陳成達明白，中國必須加強與國際足聯和亞足聯的交流，提高中國人説話的分量。

前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一直堅持，足球應當從青少年抓起。他主張開辦的世界青少年比賽卻得不到大家的響應，因為很多國家都怕青少年比賽吸引力不夠，擔心會賠本。陳成達看準機會，在1985年促成中國承辦了第一屆U16世界盃，結果比賽出人意料地成功，場場觀眾爆滿，為這項比賽繼續辦下去打下了良好基礎。4年之後，陳成達再次響應國際足聯，促成中國成功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女足錦標賽。這兩個“第一屆”為他後來獲得國際足聯頒發的“特別功績獎”埋下了伏筆，不過陳成達表示，無論是這個獎項，還是1992年亞足聯授予他的DISTIN-GUISHEDSERVICE(卓越功績獎)，都不應歸功於個人，而得益於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雖然已經退休十餘年，但是陳成達與足球的緣分未斷，他仍然是中國足球理智的旁觀者。在他看來，中國足球切忌急功近利。足球該從孩子抓起，在小學、中學和大學建立起階梯式的訓練和競賽機制，充分挖掘人才資源，單單孤立地搞幾個專業隊是行不通的。中國足球並不缺優秀的苗子，但是需要通過階梯體制去發掘人才、培養人才，再加上勤奮的訓練和敬業精神，中國足球一定能把水平趕上去。

1951年入選中國國家足球隊

1952年赴芬蘭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

1954年隨國家青年隊赴匈牙利學習，成為新中國首批留洋國腳

1957年-1963年擔任國家隊主教練

1982年任國際足聯奧林匹克足球賽組委會成員

1983年任中國足協秘書長

1986年當選亞足聯副主席、技術委員會主任

1988年任國際足聯技術委員會委員

1992年獲得亞足聯“卓越功績獎”

1994年獲得國際足聯“傑出功績獎”，同年被授予亞足聯榮譽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