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

(1881年-1976年)，中國銀行家、中國近代旅遊業創始人。原名輝祖，後易名輝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蘇鎮江人。他讀私塾數年後，去一家報關行當學徒，刻苦學習英文，後考入漢口郵政局。22歲隨中國代表團參加美國國際博覽會。會後留學美國，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1909年畢業後即回國。辦南洋勸業會初露才華，被江蘇巡撫程德全任為江蘇銀行總經理。由於自己的改革主張不能實現，毅然辭職。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江蘇省銀行監督。1914年轉任中國銀行顧問。翌年6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從最初的10萬元發展到後來的500萬元，分支機構遍佈全國。由此登上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寶座，成為上海金融界的領袖。1923年8月，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設立“旅行部”，1927年該“旅行部”獨立掛牌註冊，並易名為“中國旅行社”。這是中國近代旅遊企業化的標誌。 ^[1]  1927年他又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為蔣介石籌募軍餉。1928年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和交通銀行董事等職。1931年與英商太古洋行合資開設寶豐保險公司。1936年3月，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1937年，任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立復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期間，受蔣介石指派赴美國談判借款事宜。當時的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先生曾贈詩與之共勉：“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最終他們促成了數額為2500萬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兩筆總額為4500萬美元的貸款，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2]  1947年任國民政府委員，並主管中央銀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50年陳光甫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註冊。1954年定居台灣。196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北復業，任董事長。1976年卒於台北。

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交通銀行董事、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和國民政府委員。

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七八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際，他毅然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大。

上海銀行在我國近代金融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蹟,陳光甫也因此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

陳光甫是一位貢獻卓越的著名銀行家。他於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總行設在上海寧波路。當時上海銀行的門面是很小的。資本名義上是十萬銀元，實際上僅湊集了七萬元。人員僅七人，規模很小。陳光甫任總經理，兼營業、拉存款、跑工廠、搞放款，晚上回行還親自為青年行員開班教書。而該行發展之迅速，在我國銀行業中，卻是首屈一指的。

1917年，該行專門設立儲蓄處，除仿效錢莊搞往來存款外，特別緻力於小額銀行儲蓄存款的吸收。該行以"信用鞏固，聲譽卓著，提倡儉德，服務周到"為招徠，特別注意加強對顧客的服務，如提出"服務顧客"、"顧客是衣食父母"等口號，來促進行員的服務態度提高﹔要求行員對顧客要有禮貌、要和藹，"見什麼人説什麼話"，如果行員得罪了顧客，那就要受到一定的訓誡。後來甚至規定，行員在櫃枱上不能吸紙煙，因為這是不禮貌的。當時一般錢莊對小額存款看不上眼，特別是對銀元存款，是不給利息的。而上海銀行認為多數小額存款反而比少數大存户穩定性強，因此它對於小數目的儲蓄存款致力很大，特別提出一元即可開户的宣傳，這在當時金融界是不屑為的。曾經有人嘲笑這個小銀行的這種做法，拿了五百元要求開五百個存摺，上海銀行並不以此為恥，而是熱情接待，更加擴大對儲蓄的宣傳。以後繼續開辦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

上海銀行從辦儲蓄所獲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從1915年的存款為一萬八千八百餘元，到1921年即達一百十七萬元，1933年達三千三百三十萬元。該行儲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儲户。這是一筆非常穩定的存款，可供銀行投資運用，準備金也遠比活期存款的為小。陳光甫曾經説過，"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就是説，銀行僅憑信用，就可以聚積社會不少資金，以供工商行業使用。我國各銀行所收儲蓄存款之數，無怪乎當推該行為第一。

在一般存款方面，該行除了辦理錢莊式的往來存款以外，還開辦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開當時風氣之先。這種活期支票存款實行櫃員責任制的服務方式，就是由營業員負責驗票、收款、付款，不像許多銀行把驗票與收、付款分開。實行一人負責的優點是，便利顧客，免得顧客跑兩處。櫃枱人員因為經常與存户打交道，對於支票印鑑一看即知，一般不用再對印鑑，職員認識顧客和了解顧客的信用，對於經常往來的存户，還能做到不驗印鑑和不看結存，即可付款，提高效率，能夠博得顧客的好評。這種靈活的經營方式，往往多屬於上海銀行首創。雖然嚴格地説，這些做法，有悖於制度的貫徹，但是從為顧客服務的精神來看，仍是值得稱道的。

1927年初，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東進江西、浙江，直逼上海。以陳光甫和虞洽卿為首的“江南財團”予以支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光甫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交通銀行董事、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和國民政府委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陳將上海銀行相繼遷往法租界和香港，並及時在西南組設新機構。他曾作為政府代表，赴美國洽談對華援助事宜。抗戰末，跟美國人合作在美組織公司，試圖引進外資，未果。1949年，陳光甫出走香港。其時，周恩來曾委託黃炎培請他回國，他未從命。其後幾經周折，“一事無成”，於1965年定居台北，直至逝世。

上海銀行以不到10萬元起家，不到20年，從“小小銀行”成長為私人銀行中的大哥大；洋行學徒出身的陳光甫，成了20世紀前半中國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其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天時”、上海金融環境的“地利”、兩個結盟兄弟當左右手的“人和”，肯定都有關係。又有論者單就銀行管理而言，認為陳在上海銀行裏的“絕對權威”地位，起了決定性作用。〔注3〕至於他個人的成功，“苦學”、“進取”自不待言，“志向”、“膽略”也的確出眾。而他的專業精神、全無官商陋習的金融創新——諸如率先辦理“1元開户”和“服務上門”、推行貨物抵押放款、改革貨幣流通中陳規、開辦國外匯兑等等，則被認為是更基本的條件。

過去百年間，稱得上銀行家的中國人不多。這不僅因為銀行數量有限。史家指出：“20世紀的中國銀行體系，沒能為整個經濟的發展，發揮其創造信用的職能。首先，中國的現代銀行業是不發達的。1928－1937年間成立了128家銀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現代銀行，其支行為1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戰前發展起來的現代銀行體系，被扭曲成了一個主要為一直負債的政府籌措資金的工具”；這個由（中央、交通、中國和農業）“四家政府銀行居統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銀行結構體系……其總目標就是實行‘經濟控制’；而控制所要達到的目的，卻不是為了經濟改革和發展，而是為了武力統一中國提供資金”〔注5〕——在如此“銀行結構體系”中的佼佼者，或許並不值得誇耀。因此，我也很難從諸如“善財童子”錢新之、“新型銀行制度的創立者”張嘉璈以及“愛國金融家周作民”等人當中，再加選一位列入榜上。經反覆比較後，我選擇陳光甫，乃是因為跟那幾位同樣屬於金融界出類拔萃之輩相比，應該説他是最“現代”的，即：比別人更自覺、更徹底地揚棄了“官商”辦銀行的傳統，而代之以更為專業化的金融創新和服務意識。〔注3〕和同時代其他成功經濟人士一樣，陳光甫也未能脱離政治。特別是由於20年代“中央政府的財政緊張，外國貸款來源減少，這將中國的銀行家們推到了強有力的地位上”。作為著名的“江浙財團”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927年以??然，其間他對蔣侵害資產階級利益的行為，曾予以抵制〔注2〕；而海外史家，則就此提出了“資產階級：犧牲者還是同謀者？”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注5〕

〖附〗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鎮海人。15歲到上海當學徒。1895年起，先後任幾家洋行、銀行的買辦。1908年，在滬集資設立寧紹商輪公司。6年後辭該公司總經理職，獨資創辦三北輪船公司，再辦寧興、鴻安兩家輪船公司，到抗戰爆發前夕，三公司共有船30餘艘，總噸位91000餘噸，為民營之冠。此外，他投資於其他多家企業。虞洽卿是江浙財團的“台柱”，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淞滬市政會辦、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等。“五四”、“五卅”運動期間，他操縱上海總商會會務，阻撓“三罷”鬥爭。1926年11月赴南昌謁蔣介石，代表江浙財團許以金錢資助。翌年“四一二”政變後，被聘為上海警備司令部顧問，從此一直支持蔣的反共政策。歷任上海特別市市政會辦、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上海租界納税華人會主席、上海市輪船公會主席等職。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後，任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理事長，打着“救濟”旗號，利用海輪運輸洋米牟利。1941年離滬去渝，在重慶與王曉籟等合組三民運輸公司，又與繆雲台合營三北貿易公司。（據《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另：不知何故，以上簡歷未記載虞洽卿兩個重要經歷：其一，他早年參加了辛亥革命，曾被聘任上海都督府首席顧問官和外交次長等職。其二，1916年，他和孫中山等聯名向北京政府申請開辦上海證券交易所。幾經周折，該交易所繼北京證券交易所營業後於1920年開業，虞出任首任理事長。（據汪仁澤撰《上海著名企業家虞洽卿》，載熊尚厚主編《民國著名人物傳（三）》）

〔注1〕潘泰封，《早期之中國旅行社》，《文史資料選輯》第71期，中華書局1980年。

〔注2〕江紹貞，《勇於開拓和革新的銀行家陳光甫》，載熊尚厚主編《民國著名人物傳（三）》，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近代中國金融業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注4〕黃鑑暉著，《中國銀行業史》，出版社1994年。

〔注5〕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1983），1991年中譯本。

〔注6〕楊桂和，《陳光甫與上海銀行》，《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中華書局1962年。

我國的旅遊業起步較晚，它創辦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是由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先生首創。 ^[3] 

二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旅遊業還處於空白，其時旅遊業務皆由外國在中國的金融機構包攬，如英國人經營的“通濟隆公司”、美國的“通運銀行”等皆設有旅行部，這些銀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設有旅行部，包辦中外旅客一切旅行業務。這些旅行部還發行旅行支票，時人稱為“通天單”（在當時軍閥割據地幣制不統一情況下，可通行使用）。當時政府對旅遊業素不注意，更無人想到收回此項外溢之利權。

一九二三年夏，頗負盛名的金融家陳光甫在香港擬往雲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經營的旅行社購買船票，見該社售票處的外籍職員與一女子笑語謔聲地交談，陳靜立良久也無人理採，乃廢然而退，轉往通運銀行購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決定創辦中國人的旅行社，並即蒐集有關書籍資料帶至船上閲讀。當時全國教育會第九次會議定於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明舉行，各省代表均須集中上海經香港轉越南乘滇越鐵路前往。陳不願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吃苦頭，故致電他的上海銀行總行，囑即與該會議主管人員接洽，包辦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車船食宿，與會人員鹹稱便利。上海銀行即於是年八月設立旅行部，並呈請交通部準代售鐵路車票。當時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國鐵路聯運會議，素無先例的申請案甫經交議，即遭洋人代表反對，中國代表對這與洋人爭權的新鮮事物竭力支持，卒獲通過。上海商業銀行旅行部最初僅在上海代售滬寧、滬杭的火車票，後陸續與長江航運、南北海運及外國各輪船公司訂立代辦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廣至京綏、京漢、津浦各鐵路，並在各地分行添設了若干旅行社分社。一九二四年，陳光甫針對當時通用銀元攜帶不便，在各地又須“貼水”（兑換當地錢幣時的損耗），銀行鈔票有流行區域限制等困難，故隨着旅遊業務的擴大，一九二七年陳光甫決定將旅行部從銀行中分出來，成立中國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為下屬分社。至此，中國始正式出現大型旅遊事業。

一九三0年十二月，陳光甫北上旅行經徐州車站時，看到三等車乘客餐風飲露宿於車站之情形，又囑中國旅行社在若干地區設立了招待所和食堂。並於該年聘趙君豪為主編，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旅遊刊物《旅行》，該雜誌圖文並茂，介紹國內外名勝古蹟，啓發提高中國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及旅遊興趣。

從旅行部到中國旅行社因為首創，加上辦理車船票手續繁瑣，所以每年陳光甫都要虧本。同仁好友紛紛勸其停辦，陳不為所動，並説：“這個旅行社雖説年年虧本，但為國家挽回了不少的利權，不然又多送入外國許多錢了。”

商業奇才陳光甫先生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民國時期最大的民營銀行，其本人在國內外的聲望，也令他成為國共兩黨竭力爭取的對象。

陳先生與當時及現今一般民營企業家不同，恪守“敬遠官僚，親交商人”的處世哲學，對權力若即若離，也不服從亂命。1927年北伐軍攻佔武漢，曾命令武漢銀行界停兑現金，他為了維護銀行信用，拒不執行。陳痛感北洋軍閥腐敗，又反對共產革命，仍選擇了支持蔣介石，曾積極為之籌措軍餉。蔣介石几次請他做官，卻都被推辭了。國民黨上台後，宋子文開始以官方參股方式控制民營銀行，陳不得不利用與孔祥熙的交情謀求自保。

遇到關係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陳光甫仍以大局為重。1935年國民黨推行幣制改革，恰逢國際市場白銀價格猛跌，他應孔祥熙之請赴美，與美財長摩根韜談判，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穩定了國內金融。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急需貸款購買軍火，他於1938年接受蔣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與摩根韜談成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陳光甫在蔣介石堅邀下出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當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部分在野黨派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宣佈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陳光甫和上海經濟界都認為“要解決當前緊急的經濟問題，先得停止內戰”，他抱着一線希望參加了政府。而國民黨方面的狀況則是：“求統一，就不得不打共產黨；要打共產黨，就不得不向外國借錢；要借錢，就不得不改組政府，至少也得表面上換個樣。美國政府説得很清楚，錢可以借，一黨專政要結束，政府要改組。”

他在日記中憧憬：“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中國“幾千年來沒有憲法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爭天下”，國民黨執政二十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實施憲政，原因有二：一是執政表現差，“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後，失盡民心”；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還政於民的表現”。但又擔心民主選舉制度被濫用：“大家想辦法，玩手段，目的在獲選。在現今的惡劣環境中，結果當選的必多是些無知無識的土痞流氓。”

陳光甫“三句話不離本行”，調侃道：“政府比如銀行，大股東一向是國民黨，而蔣主席是董事長，銀行鬧恐慌，大股東急了，去找些人來幫忙，一面給他一個董事或監察人的名義，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給他，算是參加的代價”。他分析：“要繼續打內戰，國民黨本身已經沒有這能力，於是非向美國借款不可，於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於“既然有新股東參加，就少不得有新股東説話的權利”，“今天所成立的聯合政府將減少國民黨獨裁的程度”（《陳光甫日記》，1947年4月23日）。

1948年戰局大變，中共發佈“五一口號”後，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開信中説：“一年以前，都市裏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點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陳也在日記中抱怨：“全國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為吾在各地觀察之結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

陳光甫判斷出中共將勝，擔心“一邊倒”。他1948年12月抵達香港後，讀到英文報紙上刊載的宣言，説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陳已準備長住香港，此刻又覺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來共黨政策不擾動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開始注意蒐集中共政策，尤重經濟政策。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後，滬上各界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和談，代總統李宗仁邀請陳光甫參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斷釋放善意。毛澤東託人送來《毛選》一套，陳回贈以清人書法冊頁。老友章士釗、黃炎培、李濟深等連綿勸歸。1950年4月，中國銀行在北京召開董監事會議，邀請在港董事陳光甫、宋漢章、張嘉璈、李銘、錢新之等出席，他們商之於杜月笙後，委託專人與會。此舉引起國民黨的緊張，加大了對去港經濟界人士的壓力。出於種種顧慮，陳一直稱病觀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總經理資耀華推動下,率先導入公私合營機制。陳光甫仍為董事長，但逐漸失去對銀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陸資金，於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註冊“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運動爆發，銀行業即將全行業公私合營，陳要求資耀華去香港彙報，資未答覆，旋即被隔離審查。隨着經濟政策的激變，陳擔心的蘇俄魅影終於降臨，20世紀中國民營銀行的歷史就此在大陸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