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恭綽

葉恭綽於清朝光緒七年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 ^[4]  ） ^[3]  辰時出生在北京城內米市衚衕，其祖父葉衍蘭當時在京官拜軍機章京。葉恭綽籍貫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其先祖葉夢得定居浙江餘姚，故餘姚為祖籍。到乾隆年間，葉恭綽的六世祖葉謙亨才入廣東為官，遂遷籍於番禺。因此，葉氏屬於“捕屬”人，即由外省落籍廣東者。因為這個緣故，後來葉恭綽遇到廣東人、浙江人、北京人，均稱“老鄉”。 ^[6] 

葉恭綽是葉衍蘭的第三子葉佩琮與原配俞氏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因為二哥葉佩瑲沒有後代，所以葉佩琮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遵父命把虛歲十一歲的葉恭綽出繼給葉佩瑲。 ^[3] 

葉氏家學淵源深厚 ^[3]  ，時人稱“番禺人文之盛，素著東南，而潘氏、葉氏尤為名族”。 ^[5]  葉恭綽秉承家學淵源，熏習有自，少年時即向名師授業。當列強入侵，國難頻仍，少年葉恭綽便關心時務，“醉心”新學，志在“經世”，養成“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兼好採訪詢問”，探討問題的習慣，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於詩詞、文章，則屬家傳，更是不在話下。 ^[24]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葉恭綽應童子試，作《鐵路賦》，為時任廣東學政張百熙所賞識，以第一名錄取為府學，為廩貢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一作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肄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赴上海廣雅書局任主編評事。 ^{[12]  [32]}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任湖北方言學堂教員併兼上海《時報》湖北訪員。 ^[3]  還曾在南路高等小學任教。 ^[12]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葉恭綽兼兩湖師範學堂之普通中學教員。同年捐官為通判。是冬，清廷創設郵傳部，首任郵傳部尚書張百熙將葉恭綽招錄進郵傳部，任總務股幫稿兼辦京漢鐵路事宜。 ^{[3]  [32]} 

葉恭綽在工作中表現出極強的責任心、學習能力和公務素質，鐵路知識及業務效率出眾，被多位上司賞識，職務得到很快提升，曾創造“一歲五遷”的升職紀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十七歲的葉恭綽先後任鐵路提調處辦事、路政司幫辦、主事候補、路政司主事兼政廳機要科科長，兼路政司官辦課科長、鐵路總局總科員。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路政司員外郎、郵傳部憲政研究所股長、路政司郎中兼鐵路總局總科員，翌年任郵傳部承政廳副廳長、廳長。宣統二年（1910年），升任鐵路總局提調，7月派往歐洲遊學兼任考查材料事務。宣統三年（1911年）9月，升任承政廳廳長兼鐵路總局代理局長、京漢鐵路督辦。期間致力於從比利時商人手中贖回京漢鐵路路權。 ^{[3]  [32]} 

青年葉恭綽(3張)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兼鐵路總局局長。同年任中華全國鐵路協會副會長，曾撰寫《中國鐵路之過去與未來》。民國二年（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長，7月兼代次長。9月，被授予二等文虎章 ^[9]  。民國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與津浦鐵路舞弊案有關，被停職候傳四個月。同年12月，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復辟帝制，葉恭綽任大典籌備處會辦。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葉恭綽去職。 ^[3] 

民國六年（1917年）7月，張勳復辟，皖系的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討張，任葉恭綽為討逆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負責籌集軍餉。復辟亂平，葉恭綽被任命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 ^[3] 

民國七年（1918年）10月，認為西原借款不應牽涉交通事業，遂辭去交通次長職。是年冬赴歐美、日本考察，翌年（1919年）冬回國。 ^[3] 

民國九年（1920年）初，任勸辦實業專使，8月任靳雲鵬內閣交通總長。 ^[3] 

葉恭綽為北洋政府時期深諳鐵路交通事業的人才、舊“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之一。 ^[3]  在交通總長任內，廢除中國海軍部與日本締結的無線電信條約，另與美國非德拉公司締結新約。 ^[9] 

民國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將原北京郵電學校、交通傳習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合併，組建交通大學。葉恭綽以交通總長兼校長，至5月辭校長兼職。同年12月，葉恭綽任梁士詒內閣交通總長。梁內閣受奉系的張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緝的皖系軍閥政客，極力抑制直系首領吳佩孚，並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膠濟鐵路改為中日合辦，遭到直系的吳佩孚極力反對，引發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奉系失敗，葉恭綽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職，被迫流亡日本。 ^[3]  居神户期間，閲讀了不少的日文書籍。 ^[9]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葉恭綽前往廣州，孫中山任其為大元帥府財政部長，又兼理廣東財政廳廳長，未幾辭兼職。同年7月，因建設部長林森未到任，由葉恭綽任建設部代部長，併為統一廣東財政委員。後任廣東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1月，受孫中山委派前往東北，與張作霖洽商討伐直系事宜。12月，任廣州大本營財政委員會委員。 ^[3]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葉恭綽兼廣州政府鹽務督辦。8月，任中央銀行董事。9月，去財政部部長職。10月，去鹽務督辦兼職。曾奉孫中山指示，北上從事“孫、段、張三角反直同盟”活動 ^[19]  。11月，任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交通總長。 ^[3] 

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兼關税會議特別委員會委員。11月，去交通總長職，閒居於天津。 ^{[3]  [9]}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張作霖為對抗北伐而組織的安國軍政府成立，葉恭綽任財政討論會副會長，後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評審員。 ^[3] 

民國十七年（1928年），安國軍在與北伐軍作戰中連連失利，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斃後，安國軍政府解體。 ^[3] 

民國十八年（1929年），葉恭綽與朱啓鈐組織中國營造學社，與朱祖謀、夏劍丞、冒廣生等組織詞社，又與龍榆生創《詞學季刊》。同年，兼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 ^[3] 

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孫科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任命葉恭綽為鐵道部部長，翌年（1932年）1月去職。 ^[3]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國學館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0月，倡建上海市博物館。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2月，被聘為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委員會委員，並主筆撰寫《中國書畫學之概述》；又被選為中國紅十字會監事。 ^{[3]  [12]}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在香港發起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並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發起編印《廣東文獻叢編》。民國三十年（1941年），輯刊《廣東叢書》。12月下旬，香港淪陷，他移居九龍。 ^[3]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10月，在日方監視下遷居上海，以詩畫自娛，閉門謝客，拒受偽職。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編輯刊印梁鼎芬的《節庵遺詩續編》。 ^[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葉恭綽由上海到達廣州。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移居香港。 ^[3]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葉恭綽於1950年由香港經廣州到達北京。 ^[3] 

晚年葉恭綽(2張)

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3]  同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後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21] 

1953年10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4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參與制定《常用字分類簡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中央普通話普及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制定《漢語拼音方案》。 ^[3]  他還是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曾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二、三屆理事。 ^[21] 

1957年5月14日，任北京中國畫院首任院長 ^[23]  。同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 ^[21]  。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停止全國政協常委職務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職務。 ^[4]  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 ^{[18]  [21]}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在北京燈草衚衕30號的家中病逝，終年87歲。 ^{[3]  [21]  [23]} 

1979年，改正了1958年將他劃為右派的錯誤。1980年3月，全國政協為他舉行追悼會，平反昭雪。遵其遺囑，骨灰葬於南京中山陵東側仰止亭旁。 ^{[18]  [21]} 

葉恭綽參與中國新興的交通建設事業長達數十年，並取得了不少成績。

自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進入郵傳部任職開始，葉恭綽便協助當時的鐵路總局局長梁士詒操作贖回京漢鐵路事宜，後來又主持贖回膠濟鐵路及部分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民國建立以後，作為北洋“交通系”之主要骨幹，他與同僚們通過耐心説服工作和交通銀行的籌資能力，使各省轉為同意由北洋政府交通部以收購股權和承接債務實現鐵路國有化。第一個路權國有的省份就是發生過保路運動的四川，兩年之內又相繼有湘、蘇、晉、皖、浙、豫、鄂等省的商辦鐵路讓歸國有，國有鐵路的格局得以迅速形成。 ^[32] 

近代中國鐵路興辦之初管理相當混亂，葉恭綽在清末郵傳部任職期間就清醒認識到這一問題。到民國初年，葉恭綽主政交通部，他針對鐵路管理問題，進行諸多改革措施：

①改革原有機構並增設新機構。清末鐵路事務在郵傳部內名義上歸路政司主管，但郵傳部又特設了鐵路總局負責各路借款事宜。結果路政司可以直接管轄的只有自主修建的京張等鐵路，而其他鐵路由於外債借款體制卻統歸鐵路總局管轄，由此造成兩個機構之間權限的模糊和衝突。民國成立後郵傳部改為交通部，為了改變原有狀況，葉恭綽撤銷了鐵路總局，明令有關鐵路事務統歸路政司管理。葉恭綽推動的“交通行政權統一”，實質上是希望通過建立國家權威以克服當時外資覬覦、軍閥割據和政治混亂對鐵路及交通系統造成的消極影響。 ^[32] 

②統一鐵路會計制度和業務用語。晚清鐵路由於借款多來源的原因，各路規章制度甚至業務用語、標識都不同，影響了鐵路運營和行政管理的有效性。以會計制度而言，各路任用的總會計師來自不同債權國，所用的簿記科目、文字及登記方式均不一致。為增強鐵路管理的規範性，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期間，成立統一鐵路會計委員會並自任會長，通過努力，吸收國際先進理念的“中國國有鐵路統一會計分類科目和核算方法”終在民國三年（1914年）頒佈。他還於民國元年（1912年）召集專業人士成立審訂鐵路用詞會，親自擬定鐵路詞典編寫大綱，用時約兩年，大小討論上百次，終於實現了全國鐵路用詞統一，並於民國三年（1914年）頒佈了中英法德四語合一的《鐵路詞典》。 ^[32] 

③推進貨運負責賠償。中國鐵路創辦之初由於資金和車輛缺乏、貨場未及修建以及人員未加培訓等原因，絕大多數鐵路並沒有實行貨物的責任運輸制度，不承擔貨損貨差賠償責任的狀況既損害貨主利益也影響鐵路的信譽和業務開展。葉恭綽力主鐵路實行貨運負責賠償制，他在民國二年（1913年）就以路政司司長名義要求京漢、京奉、京張、津浦四鐵路加緊試行貨運負責制，並在其後一直不懈推進。民國九年（1920年）8月，葉恭綽在交通總長任上再次訓令各鐵路局迅速籌擬鐵路貨運負責賠償辦法，要求在翌年1月1日起實行。11月以部令頒佈《國有鐵路貨車運輸負責通則》，具體內容包括相關貨物運價照普通加收若干，貨物承運即由鐵路負責並健全交貨手續，承諾運到期限疏通積滯貨物，除天災事變及貨主自身原因造成的損失外鐵路負責賠償貨主損失等，初步建立起責任運輸制度。 ^[32] 

④廢釐改税。清政府從鎮壓太平天國時起允許地方對水陸貨運徵收税釐，鐵路興起後各省紛紛在鐵路沿線設卡抽取厘金。鐵路厘金增加了運輸辦理環節，加重了貨物運輸成本，而且地方侵吞厘金，造成北洋時期鐵路厘金十之八九都被地方軍閥把持。葉恭綽一直主張廢除釐捐，並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與財政部議定每年由交通部統一上繳國庫十萬兩銀元以資抵補，將崇文門税局所設之豐台、南口等税卡首先撤銷。此舉為後來國民政府最終取消厘金制度打下重要基礎。 ^[32] 

⑤減免教育用品和救災糧食的鐵路運費。為解決鐵路分線設局分段運輸所產生的阻礙，葉恭綽發部令要京奉、京漢、京張、津浦、滬寧等五路於民國三年（1914年）4月1日起實行旅客聯運，以後更多鐵路先後加入；交通部制定的《鐵道貨物聯運規則》也自民國十年（1921年）2月起實行，各路實現貨物聯運。由於速度快、運力大，鐵路自興起以後成為運送救災賑濟品的首選交通工具，但賑濟品運費的折扣一直沒有統一制度，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並影響到鐵路正常營業，葉恭綽民國九年（1920年）主持公佈《國有鐵路運送賑濟平條糧食減價條例》，開始統一相關規定。民國十一年（1922年），交通部公佈了葉恭綽力推的鐵路建築及車輛各項統一規範標準。 ^[32] 

⑥提出整理路政、抵禦經濟侵略的主張。一戰結束後，列強謀求組織共同財團以便在華共同投資，特別是策劃成立多國公司共同管理“統一”的中國鐵路，並將其列為華盛頓會議遠東問題的主要議題，以達到控制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的目的。在危急之下，葉恭綽在《太平洋會議鐵路問題意見書》中提出了贊成國際投資、反對共同管理、實現自行統一的主張。堅持鐵路國際投資必須以中國不失管理主權為前提，具體為“路線由我自擇，運費由我自定，材料由我自購，管理權由我施行，用人由我支配，款項由我存儲，文字由我訂定”等。而反對國際共同管理的辦法是中國自行實現鐵路統一，包括統一鐵路會計、統一鐵路技術、統一鐵路法規、建立聯運與統計制度等中國政府已經實施或正在推進的措施；還要在規劃路線、計劃工程、購買材料、監理施工、機務行車管理、制訂運價、稽核款項、處理會計、審訂法規、任免考核培訓職員、軍事運輸以及安全警衞各方面繼續自主制定和完善規則；還提出在確定特別會計制度、嚴定鐵路預決算、整理鐵路舊債、公開借款條件、杜絕濫借路款、預防勢力範圍之潛植及蔓延、確定任用人員之規制和規範鐵路運價等八個方面整理路政的要求。葉恭綽的這些主張成為當時中方拒絕和挫敗西方國家企圖的主要依據，也體現出他系統化的中國鐵路行業管理思想。 ^[32] 

⑦實施特別會計制度。近代中國鐵路發展步履艱難，除了受制於列強勢力，政府和地方軍閥還不斷挪用路款，加上戰爭原因正常營業常常難以維持，不少鐵路實際上已瀕臨破產。葉恭綽在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年—1923年）連續發表“交通救國論”“五十年來中國之交通”和“交通部特別會計之存廢問題”等文章集中闡明自己的鐵路管理主張，向民眾説明鐵路的實際情形，希望以此挽救鐵路行業。他力主設立特別會計制度以保證鐵路經營資金的獨立正常週轉，反對政府和軍方隨意挪用營運收入，避免鐵路的財務基礎被掏空。葉恭綽在強調鐵路營業性質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鐵路的公益性，認為鐵路的營業性與公益性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主張國家財政專設款源建設鐵路。他要求優先使用國產築路材料，還籌組國內的鐵路車械製造公司。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在鐵道部長任上頒發部令，要求各鐵路局注意開源節流。 ^[32] 

儘管由於當時的國情路情，葉恭綽推行的若干管理和改革措施效果不甚理想，甚至半途夭折。但他為鐵路建立近現代管理制度的努力着實難能可貴，他的大多數思路和辦法符合行業運行的內在要求，其中有些至今仍在實踐中沿用。 ^[32] 

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八年（1919年），葉恭綽先後遊歷了日本和歐美各國，考察了這些國家的文化教育及政治經濟狀況，認為“瞻彼外國大學之功用，誠有足令人興奮者”。他認識到學校的任務一方面是培養人才，一方面要“精研學術”，“盡力致用”。只有把這兩方面緊密結合起來，才是“工業學府之天職”。他反對學非所用，主張學以致用。他認為“中國理論中之教育與職業不合，以後欲圖發展，非職業與教育充分相聯不生效力”，“中國教育往往與實用不符，前此學生於進取之途不無稍誤。今此種觀念雖已銷滅，但教授之法仍有不合於世界潮流及實際應用者”。 ^[12] 

葉恭綽是一位交通救國論者，但他對教育卻十分重視。葉恭綽認為“吾國欲生存發達，必有賴於下列諸條件，即統一完成，行政完整，軍備緊縮，教育普及，實業發達是也”，並進而指出“國家實力之展拓，以交通之發達為基，而一切事業之設施，尤以人才之適用為先着，是交通與教育二者，倚伏相同，關係至密”。“近年以來，我國交通事業迄無發展，深求其故，實由專門人才缺乏，不敷應用。而專門人才之所以缺乏，則實由現有各學校學制之不能統一。學制不能統一，即教授不能適應，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適如實際上之需要”。他認為“似此情形，自非妥籌良策，改弦更張，不足以資整理而圖進步”。 ^[12] 

因此，民國九年（1920年）8月，葉恭綽首次出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後，即以“交通要政，亟需專材”為由，着手改組部屬學校。交通部當時有部屬學校四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葉恭綽提出“以南洋為中堅”合併成一所學校，首次定名為交通大學。唐山工業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北京學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簡稱交大滬校）。 ^[12] 

籌備改組初步規劃後，葉恭綽委派交通部次長徐世章“籌辦交通大學事宜”，沈琪、陸夢熊、凌鴻勳、關賡麟等十四人幫同籌辦，並於民國十年（1921年）初組成交通大學籌備處開始辦公。2月，葉恭綽將呈報批准的交大籌備處所擬《交通大學大綱》予以公佈，共14章38節。該大綱對定名、校址、經費、學制、學程、董事會、校長、主任和教職員之任用、校長和主任之責權、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事務處等分章逐節作了規定。《交通大學大綱》第6章還規定董事會董事的資格，交大籌備處據此推舉葉恭綽與嚴修、唐文治、陸夢熊、關賡麟、凌鴻勳等十七人為董事，組成交通大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規定教育方針、核定學科與規章、籌劃經費、監督財政、推舉校長等，這既是學校領導體制上第一次實行董事會制，校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又是葉恭綽的“久遠之圖，宜免受政潮之影響”。3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議上，選舉葉恭綽為校長。 ^[12] 

葉恭綽掌校之初，主張針對交通事業的需要，設置學科，培養人才。他為此精心籌備，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暨法國巴黎大學均有接洽，擬雙方合作，改進中國之工程教育，並由雙方各出鉅款，以為實行之準備。後來，這些打算及措施，均因政潮的影響及大學的重新改組而未能實行。 ^[12] 

葉恭綽在辦學實踐中深深認識到：“我國實業之不發達，由於處境使然者半，由於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實業學校之不能盡學術上之貢獻，為充分之援助，亦不無多少之關係。”“歐美各國實業之振興，多由國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試驗所及各學會之協助，故能新理層出，利用日宏，其重視研究之精神，幾引為工業學府之天職。環顧我國，瞠乎其後，則比較完善之大學，詎能放棄責任，自封故步。”所以在大學組成之初，他就有創設研究院的打算，把研究學術，服務於社會，看成是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葉恭綽的這種培養人才與研究學術相結合的辦學思想，正是當時國外教育發展新趨向在國內教育界的反映，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急需提高質量的內在要求。 ^[12] 

葉恭綽長校期間，倡導交通救國，為交大的改組並校和排除各種困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對學校辦學思想的轉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教研結合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學校對學科和課程設置作了調整和充實，仿照國外教育對學校學科及其內容進行了仔細釐定。設有經濟部、理工部、專門部及特別班，另設預科，為大學各科之預備。為了培養專門人才，在每一學科中，分設門類是這一時期學科設置的特點。他還加強理化基礎，提高課程程度。增加設計類課程，加大設計能力的培養訓練。課程設置愈趨完善，使學生負擔異常沉重，學生四年要專習四十餘門課程。同時因為科目過於繁雜，課程間的銜接與配合難以合理，影響了教學計劃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隨着葉恭綽教研結合辦學思想的初步確定，教學制度也開始相應發生了變化，教學環節與教學管理日趨完善，“求實學、務實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展，形成了嚴格的教學管理及樸實的學風。在教學上以工程教育見長，保留、繼承和發展了本校的特色。這些為上海交通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成為近代理工科大學初步奠定了基礎。這段時期科學研究活動開始興起，師生共同開展學術研究，有的進行實驗測試，藉以輔助實業；有的編寫各類專著；有的撰文推廣科學技術；學術交流及學術演講活動也蓬勃開展，為中國高等學校進行科研工作開創了一個先例。 ^[12] 

葉恭綽一生收藏、鑑賞的古物包羅萬象。 ^[23]  他繼承了葉衍蘭收藏的六分之一左右，包括明趙左《雪竇山圖卷》、清張見陽《仿米山水小卷》與羅聘《鬼趣圖》。 ^[15]  他成年後也花了大量財力，收藏稀世珍寶，如西周毛公鼎、晉王羲之《曹娥碑》等；收藏了大量鄉鎮專志、清人詞集、清人傳記、名僧翰墨、文物圖錄，如清人詞集有5000餘種，《全清詞鈔》有3196家。 ^[14]  其藏品類型主要分為五類：

因藏書豐富，葉恭綽與李盛鐸、傅增湘、羅振玉並稱“民國四大家”。 ^[20]  他曾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將地理類藏書等906種3245冊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珍藏的文物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有關文化機構收藏。如《鴨頭丸帖》歸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吉林省博物館。 ^[1]  新中國成立後，他及家人曾於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後三次將所藏書畫、織繡、銘刻類文物20件捐獻故宮博物院。 ^[15] 

葉恭綽性喜收藏古籍和文物。他的鑑藏愛好得自家傳，收藏、審美趣味深受祖父葉衍蘭的影響。 ^[15] 

受到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葉恭綽進行的藝術收藏不再是純私人性質的賞玩，而是將書畫文物作為歷史文獻看待。葉恭綽將藝術品的創作者與藏家進行對比，認為藏家以“精神、勞力、資財”進行“搜求、購置、藏護”，甚至比創作者更為辛苦，獲取藏品之後的“觀賞、效法、誇耀”是徒勞無益的愚行;他還將傳統的收藏行為與保存文物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認為收藏“實則保存傳統文物，凡人民皆應有所事”。他認為：“我國人對於古物之收藏，其動機多由於玩賞，而非研究，故古物之出土，往往不詳其時地及四周狀況，致一切連屬關係之痕跡，末由追求，價值因之頓減，此實為最大憾事。” ^[15] 

同時，葉恭綽“整理鄉邦文獻”的行為，也是對孫中山提倡鄉邦文化的一個呼應，收藏“遺民忠烈”的藝術作品，同樣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這也為葉恭綽的收藏增添了一層政治色彩。 ^[15] 

葉恭綽在修築鐵路期間，均會遇到古物遺存，為保護古代文明，他投入了較多的精力。在京綏鐵路勘測階段，山西大同附近發現有珍貴摩崖石刻，亦有明代寺院建築。葉恭綽即與中國古物保存會商量，派人調查並籌集保護經費與修補的方法，又與蔡元培聯名致函閻錫山，請其切實保護，還給古物保存會委員張繼發電報，請他就近維護。在葉恭綽的關心下，大同縣政府下了禁止令，雖無法終止盜挖盜賣之風，但對古物保護仍起到一定作用。 ^[29] 

葉恭綽引導了國內學者對敦煌出土的經卷進行研究，開研究敦煌壁畫的先河，倡立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為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之一；發起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吳都法乘》；主持編印《廣東叢書》第一、二、三集，錄副《廣東文徵》；發起搶救與重裝蘇州甪直鎮保聖寺唐代雕像，闢為陳列館；主持重修南京攝山隋代舍利石塔；創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發起中國建築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備倫敦展覽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支持中國營造學社和故宮博物院。他從保護傳統文化入手，保護和拓展中國文化精神，與蔡元培建構中國文化之所為，提倡“藝術救國”，可稱是文化運動的補充。 ^{[27]  [29]} 

葉恭綽的書法精湛絕倫，“氣魄沉雄，風姿挺勁，一掃三百年來的呆滯衰弱風氣”。與之交往甚深的後輩啓功評其書雲：“天骨開張，盈寸之字，有尋丈之勢，謂非出於異稟，不可得也。”他早年在家庭的薰陶和自己的努力下，奠下了良好的書法基本功，最初以顏真卿、柳公權為宗，先後臨習了《多寶塔碑》《顏勤禮碑》《玄秘塔碑》《神策軍碑》諸碑，進行了正統的唐楷訓練，後對家藏《膽巴碑》真跡臨摹甚勤，筆法取趙孟頫，卻淘汰了趙書的柔媚甜俗，一變而成挺拔剛勁。其書結體取自褚遂良《大字陰符經》，在謹嚴中求變化，並摻入些許險筆。此外，他還受康有為碑學思想啓發，精研《廣藝舟雙楫》，一度篤好碑學，從先秦兩漢刻石到六朝墓誌均有涉獵，在學習中提出了“書法應當以篆、隸為根本……學書應以出土木簡，漢、魏、南北朝石刻和晉、唐人寫經為基礎”的理論。這一時期，“他主張寫碑，而不贊成臨帖”，還重視從最新的考古發現和時人書法創作風格中汲取精華，尤為難能者是他對近代名家書風均有客觀的認識和獨道的見解。居閒時，葉恭綽與張善子、張大千、吳湖帆、陳巨來、鄭孝胥、傅增湘、張伯駒等來往密切，經常通過各類雅集活動，切磋技藝，交流心得，於活動中見到了眾藏傢俬人收藏的歷代書畫名跡，進而提升了其自身的審美情趣。 ^{[16]  [17]} 

隨着視野開闊，葉恭綽中年以後逐漸認識到帖學書法必成復興之勢，故將注意力再次轉向帖學，作書多以行草面目示人。他鐘情於宋黃庭堅草法，並以此確立了自己的方向，由於常年文化之積澱和學養之侵襲，使其草書發生了質的飛躍。總體而言，葉恭綽的草書在繼承“二王”傳統之上，將褚遂良、趙孟頫與北朝碑刻相結合，以黃庭堅體勢加以舒展，最終形成了一種體勢雄肆、碑帖兼容的行草書風，此風既有碑之穩健，又有帖之靈動，於厚實凝重中充滿了放縱的自信，書作中時現碑派之險筆，並輔之以清新雋永的書卷之氣，使其書格遠超於常人之上，一派古典新生之風采。對於其書法，畫家黃苗子曾回憶道，葉恭綽在“六七十歲以後，更是得心應手，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特別是二尺以上的大字，寫得神采飛揚，氣勢飽滿；一直到八十多歲，寫小字還是手不發抖，通篇精力充沛，結構渾成。” ^{[16]  [17]} 

民國時期，葉恭綽因其在書法上的卓著貢獻而成為帖學復興的重要人物，他出身政界，富收藏，善交友，勤著述，諸多身份和優勢把他的書法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和同時期帖學名家相比，葉恭綽書法在格調上較沈尹默更高雅，在筆法上比溥心畬更為隨意，在氣勢上精悍過於白蕉，所以其書風可雄瞻二十世紀帖學書壇。因此，當鄭孝胥投向偽滿後，遂有論書者遂將葉恭綽推為國內書法第一。 ^[16] 

（葉恭綽書畫作品圖冊主要來源 ^[23]  ）

葉恭綽的畫多繪竹梅松蘭，尤善畫竹。作品秀勁雋永，直抒胸脆，往往畫就輯題詩詞，詩、書、畫交相輝映，可稱三絕。 ^[28] 

葉恭綽是北京中國畫院（今北京畫院）的首任院長，為畫院成立初期的發展指明瞭方向。1956年，他為籌備中的北京畫院購得一批精刻善本，包括康熙年間精刻本《佩文齋書畫譜》《歷代題畫詩類》《墨池編》《梅花喜神譜》《漢溪書法通解》《四銅鼓齋論畫集刻》等。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國畫院成立，第二天葉恭綽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這畫院的內容，將不同於一般學校……大體或將採取固有的‘書院’‘畫院’制度，和近代現代的‘學校’‘研究所’制度，參合融會而定。”此外，他還在文中提到：“説到‘畫院’的工作，大致當不出創作、研究、教課三者。”這“三者”成為了後來北京畫院的主要職能和發展方向。 ^[23] 

葉恭綽是卓有影響的人物。他兼擅文學、書畫、收藏，精於賞鑑，詞學業績尤勝。他的詞學淵源於曾祖葉英華和祖父葉衍蘭的家學以及譚獻、文廷式、朱祖謀等清末民國時期的重要詞人，在詞學思想上經歷了與常州詞派先離後合的過程。中年以後，葉恭綽致力於清詞彙輯、編選和評述，除編纂《廣篋中詞》之外，也曾協助朱祖謀編纂《全清詞鈔》，並在朱祖謀去世後主編並最終完成《全清詞鈔》的編選。 ^[20] 

葉恭綽在梳理清代詞史的同時，也將自己對清代詞史的認知以評點、專文以及講演等方式表現出來，並以清詞為詞體變革之基礎，大力提倡以“詩樂合一”為基本特徵的“歌”來傳承詞體，主張融合中西新樂，創制在句式上自由靈活、在內容上迎合時代的新體樂歌，以承續韻文文體變革之規律，適應時代之風會。葉恭綽的詞學兼有新舊兩種特色，在詞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20] 

葉恭綽對於佛教的發展亦起到了推動作用。民國初年，歐陽竟無主持金陸刻經處，校勘刻印佛經。民國七年（1918年），他開始籌設“支那內學院”，苦於經費問題。到了民國十年（1921年），葉恭綽聯絡熊希齡、梁啓超、蔡元培等發起組織院董會，並由葉恭綽等聯名呈請北京政府，請予以撥款補助。葉恭綽並與熊希齡、梁啓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響力，經北京的財政部與教育部會商，諮文江蘇省政府，由江蘇財政廳撥出基金十萬元，補助內學院成立，並每月由國税項下撥款一千元，作為經常費。由於有了這項經費來源，支那內學院始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正式成立，開學授課。後來還開辦法相大學特科，使內學院成為佛學研究重鎮。葉恭綽等對於該院的支持維護之功，實不可沒。 ^[22] 

民國七年（1918年）春，葉恭綽與在京的蒯若木、蔣維喬、江味農、徐蔚如等發起講經會，推徐蔚如南下寧波觀宗寺，迎諦閒法師入京講經。諦閒在京講《圓覺經》結束後準備離開，葉恭綽則想請諦閒留在北京辦一佛學院，培育弘法人才。諦閒以觀宗寺工程未了而辭謝，葉恭綽與蒯若木等紛紛捐資，諦閒用此款，把觀宗寺附設的佛學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自任主講，擴大招生名額，培育人才。後來的倓虛、常惺、仁山、寶靜、戒塵、妙真等法師，都畢業於觀宗學社。 ^[22] 

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因青島沒有佛教寺院，故經人請求，葉恭綽約集各方人士，在交通大樓開籌備會，倡議修佛寺，他並當場首捐一萬元，在場人士也附和認捐。後來，葉恭綽在外埠又捐了一筆錢，並請青島市長胡若愚撥了一塊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葉恭綽推薦早倓虛法師到青島負責佛寺的興建，這就是青島湛山寺的來源。 ^[22] 

葉恭綽一向重視佛教經典文物的保存，早在民國十二年（1923年），他在北京即發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續藏》。20世紀30年代，葉恭綽在上海發起了《磧砂藏》的影印，最後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影印出宋版藏經五百部，在版本文獻史上有極大的貢獻。葉恭綽在上海時，還在上海赫德路佛教淨業社的社址“覺園”內，成立“法寶圖書館”，專供佛教學者研究佛學。 ^[22] 

抗戰勝利後，葉恭綽由上海回到廣州居住，後遷居香港。當時，倓虛法師和許多青年學僧都到了香港躲避動亂時局。因人地生疏，食宿無著，有的學僧加入基督教在道風山設立的“宗教研究院”。為此，倓虛找到葉恭綽商酌，成立了“華南佛學院”，以收容這些學僧。葉恭綽成為學院董事之一。到1953年6月，他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 ^[22] 

龍榆生曾致信葉恭綽説：“值邦國多難之秋，我公毅然出膺艱鉅熱忱毅力，薄海同欽。” ^[29] 

1980年3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為葉恭綽舉行追悼會，悼詞對葉恭綽的總評價是“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者”。 ^[18] 

茅以升：“葉先生在教育、美術、文學、建築各方面，都有超人的造詣和獨特的創造。同時，偉大的人格更感化了不少的青年。” ^[12] 

張中行：“他的最大的特點是有才；才的附帶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經歷深深地印在言談舉止中，具體説是，文氣古氣之中還帶有時多時少的官氣。” ^[18] 

啓功曾對葉恭綽的家人表示：“先生是我的老師。” ^[25] 

榮朝和：“葉恭綽先生從晚清、北洋、廣州革命政府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是活躍於政商文教多個領域的知名人物。他的前半生多被稱作從政階段，實際上多數時間是從事他所熱愛的鐵路事業，同時在財政金融和文教領域成績卓著。其後半生有棄政從文之謂，尤其書畫創作方面獨樹一格，同時在編輯古籍、搶救文物、愛國奉獻等方面也受到海內外人士高度尊崇。” ^[32]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葉恭綽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他的姨太太潘氏為侵吞財產，大興訟事，並向日本憲兵隊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葉恭綽聞訊，急電侄子葉公超去上海主持訟事，並諄諄囑託：“毛公鼎不得變賣，不得典押，決不能流出國土。”毛公鼎終於沒被日軍掠去。後來此鼎為發國難財的商人所得，抗戰勝利後交“上海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處理。上海市政府聘葉恭綽為毛公鼎保管委員會委員，並從軍統局領回撥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14] 

葉恭綽性格正直豪爽，胸懷寬厚博大。他原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總長，後來竟追隨孫中山，主政重要部門，這在民國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見的奇事，這主要在於他服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孫中山去世以後，葉恭綽撰寫輓聯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難忘。” ^[13]  民國二十年（1931年）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捐資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以表達他對孫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據説葉恭綽的遺願是葬在仰止亭旁。 ^{[18]  [23]  [25]}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0歲生日時，葉恭綽又有幸與毛澤東會面交談。當時毛澤東只辦了兩桌酒飯，除了自己的親屬之外，外人只請了四個，他們是：葉恭綽、章士釗、程潛和王季範。葉恭綽當時已是82歲高齡，依然興致勃勃地赴了宴。 ^[7] 

葉恭綽作為晚清、民國以及新中國時期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一生輾轉南北，每在一處均交遊廣泛。他交往的好友涵蓋交通、郵政、通訊、教育、考古、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包括齊白石、陳師曾、何香凝、徐悲鴻、吳湖帆、張大千、黃般若、梅蘭芳、朱啓鈐、黃賓虹、蔡元培、張元濟、龍榆生、夏敬觀、吳宓、陸維釗等諸多名家。 ^{[23]  [27]} 

葉恭綽著作甚豐，主要有《遐庵詩》、《遐庵詞》、《遐庵談藝錄》、《遐庵匯稿》、《序跋一輯》、《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葉恭綽口述，俞誠之筆錄）等。另編有《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廣篋中詞》《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 ^[3] 

葉恭綽逝世後，在周恩來、宋慶齡的幫助下，他的骨灰於1970年4月被安葬在江蘇省南京市中山陵“仰止亭”的西側，實現了他的遺願。 ^{[18]  [23]}  長方形墓碑上，鐫刻的銘文是：“仰止亭捐建者葉恭綽先生之墓 1881-1968”。葉恭綽以這種方式實現了與孫中山生死追隨的願望。 ^[25] 

山東省青島市安徽路（今15號）及金口一路有葉恭綽的舊居。 ^[26] 

2018年，北京畫院舉辦“北京畫院葉恭綽研究系列活動”，以紀念葉恭綽逝世50週年。 ^[30] 

2021年11月12日，為紀念葉恭綽誕辰140週年，北京畫院舉辦了“紀念葉恭綽誕辰140週年：衣被天下誰識恩——葉恭綽的書畫·交遊·鑑藏”活動。 ^{[23]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