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味農

江味農，原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熙，晚號定翁。生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他原籍江蘇江寧，為江寧南鄉凌閣村人，因祖父秉羣公在湖北服官，故他幼年隨著祖父、父母全家人寄籍湖北。 ^[1] 

味農幼年在家塾攻讀儒書，十分好學，且天資聰穎，學而能解，他祖父樂羣公一生信佛，日常持誦《金剛經》，味農自幼隨著祖父持誦，以後終生不輟，故他與《金剛經》的因緣特深。他晚年講《金剛經》，著《金剛經講義》，早植因於此。

味農的父親訒吾公，亦是科甲出身，歷官州縣，是有名的循吏，他一生宦遊江西、四川數十年，廉潔自持，所至有政聲。

味農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參加鄉試，中式舉人，以後曾以道員候補，但他不樂仕進，隨著父親訒吾公，在任所隨侍襄贊。他中年喪偶，因感悟人生無常，故潛心學佛，不擬續娶。後以親命難違，續娶繼室，然他素有出家之志，以父母在而未決。 ^[1] 

中國古代地方科舉考試中試者之稱。原意為舉到之人，為應舉者的通稱。唐代以各地鄉貢中試者，需入京應試，故有此稱。宋為鄉試（貢舉考試）各科中試者的統稱。俗稱舉子。宋舉人被解送禮部前，須經考試，略如後之鄉試。舉人在禮部應試落第者，仍須再應鄉舉，可方參加下科考試。舉人登科即可授官，但無“出身”，可免丁役。金、元亦如此。明清沿襲，為鄉試中試者的專稱，俗稱孝廉。且作為一種出身資格，即初步具備入仕資格。清末又有法科舉人、理科舉人等。光緒三十一年（1905）起，考試回國留學生，最優者給予進士出身，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並各加某學科字樣。 ^[1] 

舉人是參加全省範圍的科舉考試（鄉試）及格後所取得的資格，亦稱作孝廉。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因其在秋季故又叫秋闈。鄉試由進士出身的各部官員或翰林主考，由各省行政長官擔任監考官。參加鄉試的考生必須是秀才，地點在各省的貢院。鄉試分三場，內容是八股文、試帖詩、表、判、論、策等等。試卷要由專人謄寫後才交給考官，以防作弊。確定了及格的名單後張榜於巡撫衙門前，此時正值桂花飄香，所以此榜也叫做桂榜。中了舉人也意味着一隻腳已經踏入仕途，日後即使會試不中也有作學官、當知縣的機會。 ^[1]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訒吾公已年老致仕，味農奉父母自四川返湖北。未幾革命軍興，家遭兵燹，資財蕩然。全家避地東下，初居武林，後至上海，又遷蘇州，雖顛沛流離，備受艱苦，而他侍親樂道，處之泰然。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訒吾公年邁病逝，味農哀毀逾恆。他乘機勸他母親郭太夫人也長齋茹素，郭太夫人自幼奉觀音大士，至此禮誦益虔。翌年春，他自己也禮禪宗大德微軍和尚為師，受菩薩戒，以後他盡力參究，為道精盡不懈。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他至上海，與上海佛教界諸居士遊，互相切磋。是年，華北五省發生旱災，災情慘重，味農受上海大善士簡照南之託，攜銀洋十萬元北上，參加佛教會放賑工作。

簡照南，名耀登，字肇章，廣東南海人，與弟玉階。在上海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是上海有名的大企業家，也是有名的大善士。他信佛虔誠，早晚誦經唸佛不輟，晚年擬把住宅捐出來，作為佛教公共功德地。事未果而病逝，時為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他的弟弟玉階繼其遺志，把他的住宅包括佛堂、會堂、假山、石池、亭榭、樓閣等全部捐了出來。他的住宅就是上海有名的“南園”。後來，上海佛教淨業社諸居士，把南園改名覺園，作為佛教淨業社的社址，成為上海有名的弘法道場。

味農北上平津放賑，全活災民甚眾，他在北京結識服務教育部的蔣維喬（竹莊），由維喬之介紹，與佛教居士徐文蔚（蔚如）、梅光羲（擷芸）等交往。時，徐蔚如等發起講經會，請寧波四明山觀宗寺諦閒法師北上講經。

諦閒法師抵京，在江西會館開講《圓覺經》。在開講之前，原編有講義發給聽眾。但諦老登座開講後，稱性而談，於講義外多所發揮，當時味農就與蔣維喬和黃少希（顯琛）每天作筆記，由味農總其成，講經結束，味農整理出筆記記錄，與蔣維喬同呈法師鑑定，經法師印可，為之取名曰《圓覺經親聞記》。

‘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長壽二年（693）龍集癸巳，持於梵本方至神都，於白馬寺翻譯，四月八日畢。其度語、筆受、證義諸德，具如別錄。不知此説本約何文？素承此人學廣道高，不合孟浪。（中略）然入藏諸經，或失譯主，或無年代者亦多，古來諸德皆但以所詮義宗定其真偽矣。’

同《疏鈔》卷四之上又説（卍續14·563下）：‘言龍集者，有釋雲高宗大帝，（中略）此説恐謬：（中略）長壽年是則天之代，然今亦未委其指的也，待更尋檢。疏具如別錄者，復不知是何圖錄，悉待尋勘。’可見古德對此經的翻譯記載多有所疑，但都相信其真詮不謬，而並致其篤信之忱。

味農滯留在北京這一段時間，與徐蔚如、蔣維喬等創辦了“北京刻經處”。以後，味農及蔣維喬等離京南下，刻經處由徐蔚如一人主持，蔚如就終生致力於刻經事業。

味農在京，由蔣維喬之推薦，到京師圖書館去整理敦煌石室的殘經，他以近兩年的時間，在數千卷殘缺不全的經頁中，整理出《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兩卷、《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味農在京聞母親郭太夫人生病，立即趕回上海，侍奉母病。他的母親江太夫人，為人寬仁恭儉，孝敬翁姑，相夫教子，有古時賢母風範，時年八十餘歲，在廣東南華寺潛修的寬律法師，輯著《近代往生隨聞錄》，錄中載有江母小傳，稱她：

太夫人幼奉觀音大士，經常持誦《般若心經》，晚年始持長齋，禮誦益虔。日誦《心經》七卷、彌陀聖號五千聲。每唸誦佛號時，或遇事打岔，就從頭再念，不肯含糊放過，其行嚴密，大抵如此。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夏，飲食忽減，常以濁世無常，曉諭家人，六月初二日晚上，趺坐牀上，冥目合掌，告味農居士言：“當我去世時，就照這樣子，你看好嗎？”六月上旬，每日但飲米汁半碗，命其子味農居士講《彌陀經》。味農居士與家人，輪流侍坐唸佛，太夫人甚喜。太夫人年六十時，耳患重聽，至此忽聽覺靈敏，別室有人作細語，亦能了了聞知。

至十五日早晨，向助念居士言：“天氣暑熱，可請少歇，時候還早，我到午刻才去呢。”十二點十分，命人扶起坐定，自將衣服鞋子整理就緒，面向西方，雙手合掌，仰望空中凝眸而笑，泊然往生。雙目已暝，而笑容猶自可掬，世壽八十有二，往生後，體軟頂温。次日入殮，面色紅潤豐滿，狀如五十許人。

由於郭太夫人往生有此瑞相，更增加了味農學佛的信念。他有感於多生多劫的習氣一時難以革除，想藉密宗神咒之力以消除之。於是他於葬母后北上，想到北京去學密。這時適有日本和尚覺隨在北京傳授密法，味農約得同志數人，請覺隨設壇傳授，及至圓滿之日，他修法時頓覺自己現高大身，上窮無際。事後，覺隨和尚語味農曰：“此番修法，惟你得益最大。”

未幾，覺隨和尚歸國，味農隨他東渡日本，原意是到高野山研究東密，後以他事障礙，未能潛修，乃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與簡照南、玉階昆仲創辦了一處功德林佛經流通處，蒐集南北各地刻經處及各名山刻印的經籍，流通全國，弘布佛法。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夏天，諦閒法師應上海諸居士之請，在上海功德林講《大乘止觀》。味農每日筆記，並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加以説明，講經結束後再就正於諦閒法師。再三往復，到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始脱稿，法師命名為《大乘止觀述記》，且以此書十之八九皆是味農的述作，而不肯居作者之名，味農則謂此書是法師發其端緒，必以作者之名歸之，彼此謙讓。又以書中一些專名典句，慮及社會人士難以瞭解，復屢經修改，如此荏苒八年，始成書二十卷。至此，諦閒法師亦感於味農之誠意，允居作者之名，並致書味農曰：

記文不惟詞意通暢，其吃緊要關、旨趣淵微之處，透澈明瞭，此皆全是老維摩以精妙見地所發揮也。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內蒙古的白普仁尊者到上海主持金光明法會，味農襄助尊者赴各地弘化，曾到杭州、長沙、武漢、九江、南京，輾轉數千裏始返回上海。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秋，味農應閩中善信的約請，到福州去為信眾講經，歷時三月餘始返回上海。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講《大乘止觀述記》，歷時年餘始講完。這時，以蔣維喬為首的佛教居士們組織省心蓮社，推味農為社長。自此即常在社中開講大乘經典，並領導社員唸佛禮懺。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他在省心蓮社開講《金剛經》，法會圓滿，積稿盈尺，這就是後來出版為《金剛經講義》的原稿。

味農老年，每到黃梅雨季就要生病，往往一病數月。後來又以國內連年內戰，南北死難之軍民不可勝計，味農為啓建大悲懺，虔心超度，帶病辛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味農以年老多病，不能他遷，仍居留上海。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初，黃梅雨季節，味農舊疾又發，且又合併胃病，蓮社居士輪流探視，尤以蔣維喬居士，每二、三日必往省視一次，因病狀較往年為重，以致卧牀不起。味農的弟子們在他居室外的佛堂為其唸佛，終日佛號不斷，味農亦安然默唸，神志清醒，到了舊曆五月中旬，病狀增重，而他神志愈清。

他臨終的前兩天，蓮社同仁朱光琪去探病，用朱書大字示之，勸其一意往生，勿戀塵世。味農在榻上視之，合掌稱謝。朱光琪走後，味農對左右弟子説：“我勤修一世，豈於這一關也過不了？朱君也是過慮了。”

到了五月十八日晚間，味農自言云：“金光遍照，佛來接引了。”要弟子邀集眾道友到室內唸佛。其中有一位蔡清居士，因事於十二點才到，味農猶語蔡曰：“修持以普賢行願為最要。”然後就合掌不再説話，在家族及諸道友唸佛聲中，安然而逝，享年六十七歲。

（於凌波著）

居士姓江氏，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煦。晚年改名杜，號定翁。於其所著書中，或署幻住，或署勝觀。隨時取意，初無一定。

先世本居江蘇江寧南鄉淩閣村。因王父樂峯公，筮仕鄂省，遂家焉。居士幼時，即隨樂峯公，持誦金剛經，終身未嘗少輟。父訒吾公，為前清循吏，有政聲。

居士以光緒壬寅舉於鄉，旋得陝西補用道。然養志承歡，不樂仕進。訒吾公宦遊數十年，歷贛至蜀，居士皆隨侍贊襄。事無鉅細，必躬親之。

居士中年喪偶，悟人世之無常，即潛心學佛。雖以父母之命，續娶繼室。然在家出家，其志已早決矣。辛亥之秋，訒吾公以年老致仕。居士奉父母，自蜀返鄂。值革命軍興、家產蕩然。避地東下，初居武林，後至上海。雖流離瑣尾，艱苦備嚐，而養親樂道，處之泰然。訒吾公忠貞亮節，嚴命居士，不許再入仕途。居士謹受教，不敢忘。

丁巳，訒吾公卒。居士於哀毀中，乘機勸母郭太夫人長齋唸佛。戊午春，禮禪宗大德微軍和尚為師，受菩薩戒。盡力參究，頗得消息。時北五省旱災慘重，居士受簡照南之託，攜款北上。參加佛教籌賑會放款十萬，全活甚眾。

餘以辛壬之間，始與居士相識於滬上。至是，又與相見於北京。是年夏，道友徐文霨、梅光羲等，延請觀宗寺諦閒法師北上，開講圓覺經。自編講義，分給聽眾。然法師稱性而談，於講義之外，多所發揮。餘因請居士及黃士恆，各述所聞。每日筆記，由居士總其成。成後，以呈諦師。諦師印可，為取名圓覺親聞記。

時京師圖書館蒐藏燉煌石室寫經八千餘卷，中多秘笈，需專家校理。餘乃獻議於教育部，請居士任校理之職。自戊午迄己未，先後二年，居士於殘亂卷帙中，輯成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一卷，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

居士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有云：‘曩聞燉煌經卷中有稻芊經疏十餘卷，為大藏所佚。及來圖書館，亟取而閲之。蕪亂偽脱，幾不可讀。為之爬梳剔決，排比聯綴。並取重覆之卷，互勘異同，亦有援據他書以校補者。其不可考者，則存疑焉。積八月之力，錄成一卷，仍闕首尾。會傅增湘購得一殘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於是千年秘著，遂成完書。’是可知其搜輯之艱辛，而時節因緣之不可思議也。其敍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有云：‘此疏向叢殘萬卷中，重事搜輯。載更寒暑。竟得勘訂成書，首尾完具。止中間闕一小段，不礙大體也。夫關中淨名經疏。今猶有聞者，僅一肇注。然校以此書，往往此猶加詳，始知其已非原本。況復什門諸作，此書備載。而又為之科解，提挈分疏。及其所未及，言其所未言。譬如無上妙味，萃聚而調節之，取精用宏，飫之彌旨。此亦如是。一編之中，妙義兼羅。苟其息機靜對，即異以會通，觀心而契體。尚何經旨之不明，神智之弗啓也。’可見是疏之珍秘矣。

庚申，回滬。母郭太夫人示疾，居士為誦大悲咒加持之，並令家人虔誦佛號助之。太夫人臨終起坐，向西合掌，唸佛而逝。居士從此信念愈堅。

嘗憾多生習氣，思藉密教神咒之力，以消除之。復至北京，適遇日本覺隨和尚，專修供養大聖歡喜天法。居士乃約同志數人，請其設壇傳授。及圓滿之日，居士頓覺現高大身，上窮無際。覺隨謂之曰：‘此番修法，惟子得福最大。’既而覺隨率居士赴日本高野山，研究東密。卒以他事障礙，未克潛修。

不久返國，與簡照南玉階昆仲，籌辦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於海上。蒐集南北刻經處及名山各版經籍，流通全國，以弘法利生。居士嘗謂南嶽思大師之大乘止觀，為東土撰述中稀有瑰寶。智者大師之摩訶止觀，即從此出。學者不先通南嶽之義，即習摩訶止觀，難得要領。然南嶽心法，久湮海外。宋時雖傳入中國，措意者稀，深為惋惜。

會辛酉之夏，海上南園居士，發起講經會。居士即獻議，啓請諦閒法師，講大乘止觀。居士每日筆記，並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以説明之。就正諦師，再三往復。至癸亥始脱稿，名之曰述記。

諦師自謙謂此書十之七八，系居士所述，不肯居著作之名。居士則謂諦師發其端，必以著作之名歸之，彼此謙讓。又以書中專名典句，慮有難明，復屢經修改。荏苒八年，始成書二十卷，刊版印行。諦師亦鑑居士之誠，允為居名。然其致居士之函則雲：‘記文不惟詞意通暢。其吃緊要關，旨趣淵微之處，透徹了明。此皆全是老維摩以精妙見地所發揮也。’

乙丑夏，白普仁尊者南來。主持金光明法會。海上同人。公推居士襄助尊者宣揚。於是由滬而杭而湘而鄂而潯而寧，輾轉數千裏。躬親會務，條理井然。藉此機緣，得以研究藏密。

己巳秋，應閩中善信之請。赴福州，宣説佛法，三月始歸。

庚午秋。在滬開講大乘止觀述記。逾年方畢。省心蓮社成立，被推為社長。從此常在社中，開講大乘經典。並領導社員唸佛禮懺。餘知居士於金剛經獨有心得，於甲戌之夏，請居士為餘講述大意。既而省心蓮社同人，要求公開，乃正式開講。餘每次為筆記，記畢，即呈居士修改。後居士乃每次自寫講義，畀餘抄錄。及法會圓滿，積稿至四厚冊。居士以為尚須潤色，並將初分所缺者補足，方可成書。

同人以居士在家，問道者多，不能專心撰述。因謀另闢靜室，供養居士。謝絕一切，期以一年，將金剛經講義撰補完成。然居士每歲遇黃梅時節必病，病輒數月。又以憫念南北死難眾生，啓建大悲懺，虔心超度。因此遷延，講義卒未脱稿，然已得全書十之六七矣。

其解釋金剛經，多有古德所未發者。如佛説他經時，恆放大光明，六種震動，現種種瑞相。獨説金剛般若甚深經典，僅雲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衞大城乞食等語。居士為之釋曰：‘是經最大旨趣，是發揮不應住相之理。故開首記世尊舉動，與尋常比丘相同，是即成佛而不住佛相。弟子亦視為尋常。惟須菩提窺知其意，所以嘆為希有。否者，持缽乞食，何足令人驚歎耶。’

通行之金剛經，兩週問答，皆作云何應住。居士乃依據古注及燉煌寫經，勘定前周作應云何住，後周作云何應住。兩問意義，絕不相同。而為之説曰：‘前周應云何住，是問菩提心應云何安住，俾無馳散，為初發大心修行者説也。後周云何應住，是問既應離一切相發心，則菩提心云何獨應住耶。若不住此法，又何謂之發心。若不應住而應降伏者，豈非不發心耶。然則云何降伏其心耶。是為已發大心修行者説也。’其於金剛妙義，發揮精透類如此，此特略舉其一二端耳。

戊寅首夏，天氣陰濕，居士依舊示疾，胃納不舒。餘每隔二三日，必往省視。見其卧牀不能起，較往歲為重，甚為憂慮。居士則雲：‘一過黃梅病當霍然。’而其弟子等，則在隔室佛堂，為之唸佛，終日佛號不斷。居士亦安卧默唸，神志極清。

至舊曆五月中旬，疾漸增，而神志愈清。道友朱光琪用朱書大字，勸其一心往生，勿戀塵世。居士審視數過，合掌謝朱，口稱歡喜讚歎。朱既去，則謂左右曰：‘吾勤修一生，豈於此一關尚不了了，朱君殆過慮矣。’ ^[1] 

及十八之夕，自雲：‘金光遍照，佛來接引。’邀集諸道友，而蔡濟平因事，至十二時方至。居士猶詔之曰：‘修持以普賢行願為最要。’遂合掌不復語，於諸道友及家族佛號聲中，安然而逝。壽六十有七。 ^[1] 

餘與居士交二十餘年，初僅知其氾濫各宗，歸宿淨土。交誼益密，研討益深。方知居士一生得力於般若，從事參究，早得消息。豁然大悟，一心常在定中。晚間無夢，至今已五年餘矣。故恆自言：‘教宗般若。行在彌陀。’其説法也，稱性而談。旁通曲達，自在無礙，餘於經典及修持功夫，偶有懷疑，以質居士。其解答總高人一著。而其戒行之嚴，進修之密，足為一世模範。居士誠佛門龍象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