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舉考試

科舉始於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完備於唐代貞觀、開元年間,在宋代經過重大改革逐漸成為國家考試製度的規範，經明、清一直延續到西方文化入侵的近代。唐代的科舉分為常例的“貢舉”和皇帝臨時直接召開的“制舉”，我們一般所説的科舉指的是貢舉考試製度。

貢舉考試分解試、省試兩級。宋太祖時創立殿試制度，開始成為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元、明、清時期改稱為鄉試、會試、殿試。 唐宋時期，稱取得解送京師參加省試資格的考試為“解試”。隋唐五代，一般每年舉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後，改為“每三年一開科場”。一般在各州府舉行。元、明、清時期改為“鄉試”。在順天、應天府(睢陽)及各省省城的貢院舉行。唐宋時的考場與現代教室式的考場大致相同，而明清時的考場，則是單間號舍。每個應舉人一間號舍，答卷、吃飯、睡覺都在這間號舍內。解試、鄉試一般都在秋天八月舉行，按地區分配有一定的錄取名額。解試合格稱為“得解舉人”，鄉試合格稱為“舉人”，第一名都稱為“解元”。唐宋時期，對解試合格舉人的覆試在中央政府的尚書省舉行，因而稱為“省試”。唐代省試合格，即賜予進士及第。宋代創立殿試製度之後，省試成為取得殿試資格的考試。元、明、清時改稱為“會試”。省試、會試都是由禮部主持，在春天的一、二月份舉行，一般也有大致的錄取名額。省試第一名稱“省元”；會試第一名稱“會元”。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對省試或會試合格舉人的覆試，是三級考試中最高的一級考試。一般都在皇宮中的大殿上舉行，例如宋代的殿試就在崇政殿舉行，清代殿試在保和殿舉行。宋元明時期的殿試，一般在三月份舉行。清朝乾隆年間改為4月2 1日舉行，遂成為定製。 北宋中期之後，參加殿試者一般都賜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據殿試成績重新排列名次而已。宋代殿試，一般分為五甲。第一、二甲賜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明、清殿試，分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皆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張掛黃榜公佈，俗稱為“金榜題名”。

童試考中者稱為“秀才”，也稱“相公”，自稱“生員”“學生”，可進入縣或府的儒學肄業。

童試只是一種入學考試，表示已取得地方官學生員的資格，真正意義的科舉取士，是從鄉試考舉人開始的。明代以後，考試文體逐漸形成八股文格式，八股文是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部分組成的一種文體。衍至清代，八股文更為盛行，成為科舉考試中最主要的文體。在鄉試中被取中者統稱“舉人”“老爺”，第一名稱“解元”，第二至十名稱為“亞元”。 “鄉試”其詞源於《周禮》中“鄉里舉士”一語。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周禮》有“三年大比”之制，因此鄉試也稱為“大比之年”。鄉試在秋天（常在八月）舉行，考試地點在省城貢院，貢院以荊棘編鋪於圍牆上，因此貢院有“棘闈”之稱，鄉試又叫“秋闈”。 參加考試的人有秀才、貢生、監生等。

會試：是考取貢士的考試，會試就是集中全國舉人會同考試之意。參加的人是舉人，在鄉試後第二年的春天（三月），所以又叫“春闈”或“禮闈”。鄉試後第二年各地舉人彙集京師應會試。會試由禮部主持，考試內容與鄉試相同，考中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舉人取得“貢士”資格後，方可參加殿試。殿試是天子親策於廷，被視為“掄才大典”。

殿試後舉行傳臚大典，皇帝升殿，鳴鞭奏樂，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陪立如儀。殿試取中者為“進士”，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總稱“鼎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賜“同進士出身”。至此，三年一人的狀元才為天下知。若在鄉試、會試、殿試中均是第一名，即同為鄉試的解元、會試的會元、殿試的狀元，則是連中三元，當屬鳳毛麟角，一千餘年間，全國只有13人連中“三元”。科舉時代有些人雖沒有連中三元的殊榮，但因是父子狀元、兄弟狀元、叔侄狀元也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羨慕不已。象宋代的張去華和張師德等父子狀元，唐代的張式與張正甫等兄弟狀元，清代的翁同和和翁曾源，蔡啓僔與蔡升元等叔侄狀元都被傳為士林佳話。宋代的安德裕和安守亮父子是連科榜首登第，更是吉慶之極。

中了狀元，有小金榜呈於皇帝，有大金榜是張掛於長安街宣告天下。真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舉是一種朝廷開設科目，士人可以自由報考，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捨的選拔官員的制度。科舉制度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而延續至元、明、清，前後經歷了1 3 0 0年之久。它在中國歷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有過廣泛的影響。科舉制度按種類劃分，主要有貢舉、制舉、武舉、童子舉等。其中，貢舉是定期舉行的，因此被稱作“常科”，取士數量最多，延續時間最長，社會影響也最大。

在中國科舉制度史上，貢舉科目 前後有很大變化。隋代貢舉科目大概有秀才、進士、俊士、明經四科。唐承隋制，又有很大發展。除隋代四科之外，又增加明法、明書、明算三科；明經科中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三史、開元禮等。俊士、秀才科不久被廢，明法、明書、明算科均為錄用專門人才而設，因此唐代貢舉科目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北宋前期，承唐及五代之制，主要有進士、明經、諸科。宋代的諸科大致相當於唐代的明經，其中也分為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通禮等。宋神宗熙寧四年（1 0 7 1），王安石進行貢舉改革，廢明經、諸科，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元、明、清承之，亦均為進士一科取士。

貢舉考試對應舉人既不問家庭出身，也無須他人推薦。每當開科之年，一般士人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體健康、不為父母服喪者，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這就是古人所説的“取士不問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報考。這就大大地擴大了選拔人才的範圍，擴大了王朝統治的基礎。

隋唐五代，貢舉考試分解試、省試兩級。宋太祖時創立殿試製度，開始成為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元、明、清時期改稱為鄉試、會試、殿試。 唐宋時期，稱取得解送京師參加省試資格的考試為“解試”。隋唐五代，一般每年舉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後，改為“每三年一開科場”。一般在各州府舉行。元、明、清時期改為“鄉試”。在順天、應天府(睢陽)及各省省城的貢院舉行。唐宋時的考場與現代教室式的考場大致相同，而明清時的考場，則是單間號舍。每個應舉人一間號舍，答卷、吃飯、睡覺都在這間號舍內。解試、鄉試一般都在秋天八月舉行，按地區分配有一定的錄取名額。解試合格稱為“得解舉人”，鄉試合格稱為“舉人”，第一名都稱為“解元”。 唐宋時期，對解試合格舉人的覆試在中央政府的尚書省舉行，因而稱為“省試”。唐代省試合格，即賜予進士及第。宋代創立殿試製度之後，省試成為取得殿試資格的考試。元、明、清時改稱為“會試”。省試、會試都是由禮部主持，在春天的一、二月份舉行，一般也有大致的錄取名額。省試第一名稱“省元”；會試第一名稱“會元”。 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對省試或會試合格舉人的覆試，是三級考試中最高的一級考試。一般都在皇宮中的大殿上舉行，例如宋代的殿試就在崇政殿舉行，清代殿試在保和殿舉行。宋元明時期的殿試，一般在三月份舉行。清朝乾隆年間改為4月2 1日舉行，遂成為定製。 北宋中期之後，參加殿試者一般都賜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據殿試成績重新排列名次而已。宋代殿試，一般分為五甲。第一、二甲賜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明、清殿試，分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皆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張掛黃榜公佈，俗稱為“金榜題名”。

既然科舉主要根據考試成績決定是否錄取以及名次的先後，這就要求科舉考試必須公開、公正、公平。為了防止徇私舞弊，歷代都規定了各種考試規則，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鎖院以防請託。從宋太宗時起，創立了鎖院制度，規定考試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鎖宿於貢院。這樣，就隔絕了考試官與其他臣僚的聯繫，使請託難以得逞。 第二，別試以避親嫌。從唐玄宗時開始，即創立了對考試官子弟、親戚，另設考場、單獨考試的“別頭試”制度。但時行時廢，到宋代才成為定製。明、清時，又進一步規定，主要考試官的子孫及親戚，不許參加當科的考試。 第三，按榜就座，不得移易。從宋代開始，考試前排定坐次，張榜公佈；考試時按榜就座，不得移動、調換。 第四，禁止挾書、傳義、代筆。為了防止應舉人作弊，從宋代開始，專門設立了監門官、巡鋪官，入場時進行搜查，入場後巡迴監察，一旦發現應舉人將書籍帶入考場，或傳遞文字，請人代筆，立即嚴加處罰。如明太祖洪武七年（1 3 7 4）奏準：如有挾書者，照例於舉場前枷號一月，滿日問罪，革為民。

在試卷評定方面，宋代之後，也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嚴密的制度。 第一，廢除唐代實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薦”和應舉人向知貢舉官投納“公卷”的制度，使科舉試卷成為評定成績、決定棄取的唯 一根據，這就是南宋詩人陸游所説的“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第二、實行封彌、謄錄制度。封彌，又稱糊名，是將試卷上舉人的姓名、年齡、三代、籍貫等密封，代之以字號，以防考試官在評定試卷時徇私舞弊。不過，封彌之後，考試官還可以通過辨認筆跡得知試卷出自何人之手。為了堵塞這一漏洞，宋真宗時又創立了謄錄制度。即先把舉人的試卷封彌、編號，再交書吏謄錄，對讀無誤，再交考試官評閲。封彌、謄錄制度在防止閲卷作弊中起了關鍵作用。 第三、分等考第，多級評定。比如宋代省試，應舉人的試卷先經點檢官批定分數，然後由參詳官審查所定等級是否恰當，最後上交知貢舉官，決定去取高下。即實行點檢官、參詳官、知貢舉官三級評定製度，以便使試卷評定做到公平、公正。 總之，上述種種考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對於選拔人才及籠絡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隋唐以來，解試（鄉試）與省試（會試）考試內容大致相同。唐初，進士科僅試時務策，高宗時加試雜文、帖經。到中宗神龍元年（7 0 5），形成“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的三場考試製度。所謂“雜文”，在中宗以前為箴、銘、論、表之類，到玄宗天寶年間，才開始專用詩賦。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主要以詩賦取人。神宗熙寧四年（1 0 7 1），王安石改革貢舉，進士科罷詩賦、帖經、墨義，改為試四場：初本經大義五道，次《論語》、《孟子》大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南宋時，分經義進士與詩賦進士。詩賦進士，第一場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論一首，第三場策三道；經義進士，第一場本經大義三道，《論語》、《孟子》大義各一道，第二、第三場，與詩賦進士同。 明代鄉試、會試分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試論一首，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主要以“四書”義取士。 清承明制，又屢有變更，至乾隆五十二年（1 7 8 7）成為定製：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篇；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至光緒二十七年（1 9 0 1），又改為：第一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第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但是，僅僅實行了三年，科舉制度就被廢除了。 至於殿試內容，北宋前期是賦、詩、論三題。神宗熙寧三年（1 0 7 0），改為試時務策一道。元、明、清一直沿襲未改。

唐朝詩人孟郊在《登科後》一詩中寫道：“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可見進士及是第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這主要表現 在，第一是唱名賜第。唱名賜第均在皇宮大殿舉行，其儀式非常隆重。第二是設宴慶賀。唐代稱“曲江宴”，宋代稱為“聞喜宴”，又稱作“瓊林宴”。元、明、清時稱為“恩榮宴”。第三是編登科錄。第四是刻碑題名。現存最早的是，立於北京孔廟中的三座元代進士題名碑。另外，明代的7 7座進士題名碑，清代1 1 2科進士的題名碑，也都矗立於北京孔廟內。第五是授官任職。唐代進士及第之後，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必須再通過吏部考試合格，才能入仕做官。從宋太宗時起，進士及第就可以馬上做官，第一甲一般授予通判或知縣，其他授判、司、簿、尉等幕職州縣官。明、清時，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第二、第三甲優秀者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最低的也授予知縣，比宋代所授的官職更高。

武舉是以選拔軍事人才為目的的科舉考試製度。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 0 2）始置。應武舉者，於每年十月由州府舉選送至京師，十一月於尚書省兵部進行考試。武舉考試的內容有長垛、騎射、步射、馬槍、翹關（舉重）、言語、材貌等。兵部考試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參加銓選，或授予散官。德宗時，曾一度停廢；憲宗元和三年（8 0 8），又復置。 宋承唐制，天聖七年（1 0 2 9）置武舉。皇佑元年（1 0 4 9）罷；治平元年（1 0 6 4）再置。三班使臣、諸色選人不曾犯贓及私罪情輕者，許於兵部投狀應試；無官人由朝廷命官保薦，也可應試。考試分比試、解試、省試、殿試四級，一般為先試弓馬，再試策及《孫》、《吳》等兵書的墨義（熙寧後改為大義）。殿試合格後，分別賜“武舉及第”、“武舉出身”。其授官，北宋時期，武藝與策皆優者，授右班殿直；其餘以次授三班奉職、三班借職、三班差使等。南宋時，武舉之法漸與進士科相仿。其殿試第一人賜武舉及第、授保義郎，餘並賜武舉出身、授承節郎、承信郎等。 元朝廢武舉。明 天順八年（1 4 6 4）復置武舉，令武臣子弟於各直省應試。成化十四年（1 4 7 8）規定，武舉鄉、會試例，均仿文舉。弘治六年（1 4 9 3）規定，武舉六年一行；十七年，改三年一試。正德十四年（1 5 1 9）《武舉鄉試條格》規定：武舉鄉試，應舉者於九月內各衞所送都司，各府、州、縣送布政司，均由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主持考試，兩京由兵部選官考試。共試三場，初場試馬上箭，第二場試步下箭，第三場試兵法或時務策一道。分別於十月九、十二、十五日舉行，取中者稱為武舉人，俱送兵部，於次年四月參加武會試。嘉靖元年（1 5 2 2）《武舉會試條格》規定：第一場試騎射，第二場試步射，第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以翰林院官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及部屬官四員為同考試官。取中名額，臨期取自上裁。崇禎四年（1 6 3 1），始行武舉殿試，賜武進士及第、出身等，悉如文舉之例。清沿明制，鄉、會、殿試均同文舉之例。其舉人、進士、狀元等名目亦與文舉同，僅加“武”字以示區別。其授官，初武狀元授參將，武榜眼授遊擊，武探花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備；三甲均授署守備。雍正時規定，武狀元授一等侍衞，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衞；二甲選十名授三等侍衞；三甲選十六名授藍翎侍衞；其餘武進士以營衞守備在兵部註冊選用。乾隆時，又令派大臣對在兵部註冊的武進士再行考試，分等授職，一、二等授營守備，三等授衞守備。光緒二十七年（1 9 0 1）廢。

制舉又稱制科、大科、特科，是由皇帝下詔而臨時設置的科舉考試科目。目的在於選拔各類特殊人才。唐代制舉甚盛，其科目甚多，據記載有上百個，其中較重要者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等。 宋代制舉科目大為減少，最多時為九科，但事實上只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茂材異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三科。神宗熙寧七年（1 0 7 4）廢，哲宗元佑二年（1 0 8 7）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紹聖六年（1 0 9 4）又罷。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 1 3 1）復置，但直至南宋末，中第者僅一人而已。宋代士人未仕、已仕者均可應詔參加制舉考試。直至南宋末，考試一般分為閣試、殿試兩級。閣試論六首，按成績分為五等，入前四等方可參加殿試。殿試策一道，合格者分為五等，上二等不授人，第三等即為上等。制舉登科，未仕者即依貢舉進士例授予官職，有官者則依等第升遷。兩宋制舉共殿試2 2次，入等者不過4 0人，但也選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另外，宋代為了選拔起草詔誥人材還特設了詞科，包括宏詞科、詞學兼茂科、博學宏詞科及詞學科。 元、明不設制科。清代曾設“博學鴻詞科”、孝廉方正、經濟特科等，但並未成為制度，亦不重要。

童子舉亦稱“童子科”，是科舉考試中特為少年應試者所設的考試科目。唐始置，凡1 0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者均可應試，每卷試誦經文1 0道，全通者授官，通七以上者予出身。廣德二年（7 6 4）罷，大曆三年（7 6 8）復置。宋沿置，規定1 5歲以下能通經及作詩賦者均可應試。先由州府申報朝廷，國子監檢驗完畢，送中書覆試，合格者再由皇帝親試，主要考試背誦經文，有時亦試詩賦，臨時決定賜出身、授官或免解試，不定試期和錄取名額。淳熙八年（1 1 8 1），始加深考試難度，分三等錄取。嘉定十四年（1 2 2 1）規定，應童子舉者，每年春季彙集京城，先試於國子監，合格者由中書覆試，每科錄取三名。鹹淳二年（1 2 6 6）廢。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具有進步意義。

第一，綜觀中國古代的歷史，主要實行過三種選官制度，即世官制、察舉制和科舉制。科舉制既不問家世，也不需要別人的推薦，主要根據應舉人的考試成績決定取捨，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顯然是中國古代最進步，也是最重要的選拔官員的制度。這主要表現 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科舉制的實行，在制度上使國家政權向社會各階層開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狀況，促進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使相當多的士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舉出身的官員，一般具有比較多的文化知識，同恩蔭補官、進納買官等出身的官員相比，在素質上顯然要好得多。 事實上，通過科舉也的確選拔出了一批經世致用的傑出人材，這在唐、宋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準、范仲淹、包拯、韓琦、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蘇頌、沈括、章敦、宗澤、李綱，都是進士出身。其中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等出身寒微，完全是通過科舉踏上仕途的。

第二，科舉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科舉考試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勤奮讀書的熱情，讀書人數急劇上升，對經、史、子、集各類書籍的需求量大為增加，造紙業、印刷術也都大大發展了。中央官學、州縣學、書院及各種鄉村私塾空前發展。教育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國的科舉制度，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對於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過啓發和借鑑作用;在中國當代，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如在我們現行的考試製度中，還保留?試卷密封制度，按號入座制度，禁止懷挾、傳義、代筆制度，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我們在高度評價科舉的進步作用的同時，也應該充分看到，它也有很多弊病，這一點在清代後期表現得尤為突出。首先是，考試內容的陳腐和考試方式的僵化，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唐及北宋前期，考試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詩賦，講究格律、對偶，不利於造就和選拔經世致用的人才。王安石變法時廢除了詩賦，但清代卻又恢復了考試五言八韻詩一首。 唐和北宋前期，考試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帖經、墨義。主要是考試背誦經書，內容和方法都極為簡單。王安石變法時，廢帖經、墨義，改試大義，規定不必死記硬背經書，可以陳述自己的見解。這顯然是考試形式的一大進步。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後，又由大義演變為八股文，使科舉考試形式出現了大倒退。 八股文要求必須按照“五經”、“四書”及官方指定的註疏，“代聖賢立言”，不準應舉人發揮自己的見解；並且有極嚴格的格式：每篇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落下等十個部分組成，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四個部分中還都必須各有兩股相對的文字。甚至對每個段落開頭的虛字也有規定，使經術的考試成了充滿清規戒律的文字遊戲。所以，八股文從明朝末年起就遭到有識之士的批評和反對。顧炎武就曾尖鋭地指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考試論、策本來有利於造就和選拔治國安民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殿試不再謄錄，評定殿試策的優劣不是看內容，而只是看書法是否符合要求，使金殿對策簡直成了書法比賽。 到清朝後期，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中國則大大落後於時代的潮流和世界的發展，而科舉考試仍埋頭於“四書”、“五經”及八股文，把科學技術看作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顧，其考試內容陳腐，形式僵化，誤國害民，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歷代王朝開科取士的目的之一，就是籠絡士人，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尤其是以八股文取士，更是禁錮思想自由，消磨聰明才智。清代每三年才錄取進士二百多人，卻以“讀書做官”為誘餌，使數以十萬計的士人，皓首窮經，老死不止，不知殘害了多少人才。對此，清代小説《儒林外史》有很生動的描繪。 科舉制度在唐宋時期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到清朝後期，科舉的各種弊病越來越突出，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又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沒有能夠對科舉及時進行改革，所以沒有像西方那樣，由科舉走向近代的國家公務員制度，而只能於1 9 0 5年簡單地宣佈廢除科舉。但是，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將永遠閃耀中華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