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

1.亦稱"敦煌石窟"。2.包括古代隸屬敦煌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和水峽口小千佛洞四窟。一般指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在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山麓。其處有三界寺，寺旁石室千餘，壁畫﹑塑像(多系佛像)極多。自東晉迄元，皆有建造。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於複壁中發現藏經室，內藏手寫佛經及美術作品等，極為豐富。寫本最早為晉安帝義熙二年(公元406年)，最晩為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而以唐﹑五代的為最多。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先後前往，掠去大量精品。石室寫本部分業經整理印行。全國解放後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甘肅省敦煌市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是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南北長約1600多米，上下排列五層、高低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形如蜂房鴿舍，壯觀異常。它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古典文化藝術寶庫，也是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中心。1987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前秦符堅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尊者行至此處，見鳴沙山上金光萬道，狀有千佛，於是萌發開鑿之心，後歷建不斷，遂成佛門聖地，號為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

莫高窟雖然在漫長的歲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襲和人為的破壞，至今保留有從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個朝代的洞492 個，壁畫四萬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兩千身，是世界現存佛教藝術最偉大的寶庫。若把壁畫排列，能伸展3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長、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個畫廊。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敦煌藝術極感興趣，不斷進行研究，形成了一個專門學科“敦煌學”。

莫高窟是古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相結合的藝術宮殿，尤以豐富多彩的壁畫著稱於世。敦煌壁畫容量和內容之豐富，是當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宮殿都不能媲美的。環顧洞窟的四周和窟頂，到處都畫着佛像、飛天、伎樂、仙女等。有佛經故事畫、經變畫和佛教史蹟畫，也有神怪畫和供養人畫像，還有各式各樣精美的裝飾圖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這裏有高達33米的坐像，也有十幾釐米的小菩薩，絕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數量眾多，堪稱是一座大型雕塑館。 ^[1] 

世人鹹謂，上個世紀之交，史學界有四大發現：曰甲骨文，曰漢簡，曰敦煌遺書，曰明清檔案。百年過後的今天，我們回顧上述四大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認，儘管殷商甲骨、漢晉簡牘、明清檔案的整理和歷史學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具有國際聲譽和影響的恐怕要推敦煌石室遺書的整理和研究。

從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書重見天日算起，敦煌文獻的蒐集、 整頓、刊佈、研討，閲歷了百年滄桑。先是英國人斯坦因於1906年從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連哄帶騙地拉攏了大量經卷（有人估量在15000 卷左右），其後法國人伯希和於1908年也來到敦煌弄走大約6000多卷遺書。到清朝學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遺書運回北京，還有大約一萬多卷。接踵而至的還有日本人、俄國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間的卷子。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討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廟新發明一批文書，豐碩了敦煌文獻的內容。現估量敦煌遺書寫本總數達五萬卷之多，還有少量木刻本。它們大多數為漢文文獻，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內容除了大批佛經外，還有許多世俗文書，如契約户籍、儒道經典、詩詞曲賦、醫術方誌之類。它們是研討四至十一世紀中古社會的名貴的第一手材料。

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敦煌學是史料學，當今學科分類中，敦煌學屬於歷史文獻學的規模。敦煌材料從敦煌學專家到歷史學者手中，依附於敦煌文獻整頓的進展。百年來敦煌文獻的整頓成就斐然。無論是目錄的編制，還是錄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程度的結果問世。最初，羅振玉、王仁俊、蔣斧等人只能把從伯希和那裏繕寫的文書或者伯氏寄贈的卷子照片編纂頒佈於世。羅福葆《沙州文錄補》（1924）、劉復《敦煌掇瑣》（1925）不僅自動輯錄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書，而且開端跳出四部書的規模，重視收錄社會文書和民間通俗文學作品。陳垣的《敦煌劫餘錄》（1931）編纂了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的目錄，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6）從北圖藏品中輯錄出社會史、文學史和語言史材料，為世人懂得和應用北京圖書館保留的敦煌文獻供給了方便。

從三十年代的《食貨》雜誌刊登《唐代户籍薄》輯叢，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編寫的《敦煌資料》第一輯，彙集社會經濟史專題性內容的敦煌文書日益受到重視。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國古代籍帳》的錄文更加精審，範圍也有擴大。而目前最實用的錄文本則是唐耕耦、陸宏基合編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1986—1990），收錄內容更為廣博。分類編輯的則有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獻分類校錄叢刊》，有關於天文曆法、社邑、書儀、契約等專題出版。利用縮微膠捲影印出版敦煌文書的有台灣黃永武的《敦煌寶藏》，可惜其圖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館、天津藝術博物館、北京大學等地所藏的文書。此外還有許多帶有研究性質的專題錄文，如台北新文豐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獻叢刊》和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彙編錄文等。總之，不僅當年英國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書早已經有縮微膠捲供世人使用，還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檢，更有高水平的錄文本能夠為一般學者使用。經過幾代敦煌學者的努力，敦煌文獻已經逐步從少數學者的“專利”成為廣大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財富。

研究中古歷史，其資料無疑較上古秦漢為豐富，然而較之印刷術發明以後的宋元明清以來的近世卻相形見絀，因此或謂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資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學問。由於社會史主要關心的是下層社會、民間社會，而官方記錄大多重視“帝王將相”的榮辱興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會史，特別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單憑官方記載便有捉襟見肘之虞，而敦煌文獻恰恰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中外學術界都有許多利用敦煌文書研究中古社會的著作。日本《講座敦煌》有《敦煌的社會》（1980）一卷，分社會構成與發展、生產與流通、寺院與生活三個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會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1992）就禮儀、氏族、學校與禮生、選舉、良賤、城鄉、教團、社等八個方面概略地論述了敦煌文書中所展現的中古社會風貌。台北學者的《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1974）從敦煌通俗文學作品中搜集有關社會風俗的資料歸納為十四大類，即飲食、衣飾、建築、行旅、家族與奴婢（附婦女之家庭生活）、婚姻、喪紀、教育（附生育、養育）、信仰、經濟、娛樂、社交禮儀、俗諺俗典、獄訟。日本金岡照光《敦煌的民眾——其生活與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眾的佛教信仰和佈道方式。法國謝和耐《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中譯本1987）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團及僧尼税務、財產、土地經營與商業借貸方面的問題。高國藩《敦煌民俗學》 （1989）、《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1989）、 《敦煌俗文化學》（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區的社會風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