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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中國佛教石窟，世界文化遺產）

鎖定
莫高窟，坐落於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的敦煌。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後延續約1000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它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璀璨的藝術寶庫，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發生過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保存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餘尊，唐宋木構窟檐5座，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石窟藝術中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 [8]  洞窟分南北兩區：南區492個洞窟是莫高窟禮佛活動的場所，北區243個洞窟主要是僧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內有修行和生活設施土炕坑、煙道、壁龕、燈台等，但多無彩塑和壁畫。 [2] 
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有時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敦煌石窟與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並稱中國三大石窟。1961年國務院公佈莫高窟、榆林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莫高窟作為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2] 
中文名
莫高窟
外文名
Mogao Caves
館藏地點
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千米處的鳴沙山東麓崖壁上
所屬年代
北魏至元 [1] 
保護級別
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產 [1] 
批准單位
國務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批    號
II-2（第一批全國文保單位）
主要文物
藏經洞、九層樓、飛天壁畫等
門票價格
238元/人次
現存洞窟
共735座
開放時間
8:00-18:00
適宜遊玩季節
四季皆宜
建議遊玩時長
1天

目錄

  1. 1 歷史沿革
  2. 2 發現和保護
  3. ▪ 清代
  4. ▪ 20世紀初-40年代
  5. ▪ 1944-1950年
  6. ▪ 1950-1966年
  7. ▪ 改革開放以來
  8. 3 洞窟概況
  9. ▪ 北朝
  10. ▪ 隋唐
  11. ▪ 五代至宋
  12. ▪ 西夏至元
  13. 4 洞窟分期與編號
  1. 5 主要景點
  2. ▪ 九層樓
  3. ▪ 三層樓
  4. ▪ 藏經洞
  5. 6 藝術分類
  6. ▪ 壁畫
  7. ▪ 彩塑
  8. ▪ 建築
  9. 7 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
  10. 8 敦煌、吐魯番等中亞寫本和文獻在中國的收藏
  1. ▪ 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館藏
  2. ▪ 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
  3. ▪ 甘肅省
  4. ▪ 天津博物館
  5. ▪ 天津圖書館
  6. ▪ 北京大學
  7. ▪ 上海圖書館
  8. ▪ 上海博物館
  9. ▪ 浙江省
  10. ▪ 南京圖書館
  11. ▪ 湖北省博物館
  12. ▪ 國家博物館（原歷史博物館）
  1. ▪ 重慶博物館
  2. ▪ 天津市文物公司
  3. ▪ 旅順博物館
  4. ▪ 其他收藏機構
  5. ▪ 中亞文物
  6. 9 價值
  7. ▪ 歷史價值
  8. ▪ 藝術價值
  9. ▪ 科技價值
  10. 10 相關鏈接

莫高窟歷史沿革

敦煌位於甘肅省的西部，從自然地理的位置上説，正處在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處。這裏南接青海，西連新疆，自漢代以來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 [3]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為抵禦匈奴，設敦煌郡作為邊防哨所。自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後，作為西陲重鎮的敦煌，成為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以及各種民族與文化交匯的場域。其中，佛教文化和藝術在內的中西文明在這裏交匯、碰撞，這是敦煌石窟藝術產生的歷史根源。
莫高窟開鑿興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獻資料記載稍有出入。目前多數學者所同意的觀點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樂僔和尚在莫高窟創鑿洞窟，法良禪師接續建造。據武周聖曆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龕碑》所記載，“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與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到北涼時期，此地已形成了小型僧侶社區。這些洞窟最初只是作為隱士僧侶的冥想修行之所，但後來發展為服務於附近興起的寺院。 [3] 
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本名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受崇佛造像風習的影響，莫高窟開始發展。隋和唐前期，敦煌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要商業樞紐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也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各方的朝聖之地。這一時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兩個大像龕。作為冥想的輔助，作為向不識字的人宣傳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學工具等，這些洞窟空間及內部壁畫與造像被精心營造。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侶、地方統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贊助人贊助，其他洞窟則由商旅、軍官和當地的人（如婦女團體）資助。 [2] 
安史之亂後，建中二年（781）吐蕃佔沙州（敦煌），在吐蕃贊普保護下，莫高窟得以繼續發展。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兵起義，收復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歸唐。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統治的晚唐時期，張氏家屬及其顯貴姻親在此繼續修建。 [2] 
乾化四年（914）曹議金取代張氏執掌歸義軍政權，曹氏家族統治瓜（安西）沙（敦煌）120多年，新建洞窟，還全面重繪重修前代洞窟和窟檐，在崖面上大面積繪製露天壁畫，使莫高窟外觀蔚為壯觀。 [2]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此地先後為西夏、蒙古政權統治，儘管仍有興造修葺，但伴隨絲綢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經濟蕭條，莫高窟已趨衰落。元以後停止開窟。 [2] 
概括而言，莫高窟興於十六國時期，歷經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訖元代。

莫高窟發現和保護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廢，鮮為人知。

莫高窟清代

至清代(1644-1911)流放到中國西部地區的官員提供了關於該地區（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甘肅省）語言、民族和地形的連續記錄。在中國的各個朝代，這種地方文獻的編撰傳統一直傳承不輟，自《漢書》以來的各朝官方史書中，都設“西域傳”。伊犁將軍松筠(1802-1809年在職)命謫戍官員編撰新疆的地方文獻。為了完成撰述，徐松於1815-1816年進行了實地考察以蒐集資料，其間，他考察了敦煌的佛教洞窟遺址，記錄了莫高窟建窟碑。此外，他還注意到一些其他的古代遺址。徐松刊佈了一些著作，其中包括《漢書西域傳補註》和《西域水道記》。 [4] 
徐松還撰有新疆詩集一部（《新疆賦》），這是中國貶謫文人的另一種文化傳統。紀昀（1724-1805，1768年貶逐）在烏魯木齊的詩歌和日記，以及洪亮吉（1746-1809，1799貶逐）的詩歌，都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許乃谷（1831-1834年任敦煌知縣）繼承了這個傳統，著有《千佛洞賦》。
蔣孝琬（蔣師爺，？-1922），湖南人，1883年去新疆，在縣、州行任師爺。1906-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參見英國收集品）過程中，蔣孝琬一直擔任翻譯、助手。蔣孝琬多年的師爺經驗正是斯坦因所需要的，因此當他於1906年5月見到斯坦因時，兩人很快就開始了探險活動。蔣孝琬以助手身份與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時教斯坦因中文。他協助斯坦因處理庶務，疏通關係，幫助斯坦因説服敦煌的道士王圓籙允許斯坦因和他接觸藏經洞藏品。 [4] 

莫高窟20世紀初-40年代

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歷史考古研究的發端，主要是對石窟的考察、調查、記錄和資料的公佈。
王圓籙（1849-1931） 王圓籙（1849-1931）
敦煌在20世紀引起關注，與藏經洞的發現有密切關係。王圓籙是一個雲遊道士，於1890年左右來到敦煌莫高窟，並在此定居。他儼然成為石窟的民間守護者，並四處籌款以修繕廟宇。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清掃第16窟的積沙時，他的一個工人突然發現一個暗門，門內是一間小秘室，隱藏着堆得滿滿的4至11世紀的寫卷和繪畫。該窟即是第17窟，並以藏經洞聞名（最初它是9世紀左右為洪辯和尚建造的影堂）。 [4]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英國的M.A.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相繼掠走洞中大量經書等文物，俄國人S.F.奧爾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美國人L.華爾納還盜走莫高窟的一些壁畫。這些盜劫和破壞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損失。 [2]  同時，他們中也有人開始以考古學的方法對洞窟做了編號、測繪、照相、文字記錄，並公佈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資料。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後兩次到莫高窟考察。1907年第一次考察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購了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和絹畫外，他還對洞窟的建築、雕塑、壁畫進行了考察，編了20個洞窟窟號，做了一些測繪、攝影和文字記錄。他於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記》《千佛洞》，2012年印度錢德拉等人整理、出版了《印度國家博物館藏敦煌的佛教繪畫》，刊佈了莫高窟壁畫、絹畫等照片和資料以及部分榆林窟壁畫照片。 [5]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調查，又騙購了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精華，同時對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記錄，拍攝了照片，還第一次給莫高窟有壁畫的洞窟做了編號，對石窟的年代和壁畫內容做了考訂，對殘存題記進行了記錄，這是最早以近代科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的編號和內容記錄。伯氏於1920-1924年編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圖錄》（1-6冊）；1993年由我國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2014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伯希和著，耿昇譯的《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5] 
羅振玉（1866-1940） 羅振玉（1866-1940）
1909年伯希和再次訪問北京時，向中國學者展示了他從藏書洞獲得的一些文獻，引起了學界的轟動。第一批敦煌學者，包括董康、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蔣黼、葉公綽、劉復等，都來到了八寶衚衕伯希和的寓所。在伯希和的幫助下，學者們打探藏經洞的消息，抄錄敦煌寫卷，拍照並複製他們看到的敦煌寫卷。 [4]  此後，一些學者以個人之力印行了部分內容，如羅振玉將伯希和獲得的部分寫卷編輯成一卷，於1909年出版《敦煌石室遺書》。
與此同時，著名學者羅振玉聽説，藏書洞裏還剩下八千多份寫卷。他意識到，如果不盡快將手稿帶到北京，它們可能會全部遺失。在羅振玉和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學部最終發佈了蒐集剩餘寫卷的政府指令。手稿到達學部後，一些寫卷被李盛鐸盜取（榮新江，2002）。此後不久，1911年革命導致清朝被推翻，讓政府無暇顧及敦煌手稿。幾經周折，這批寫捲入藏京師圖書館。敦煌寫卷8697份，至今仍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資料的主要部分。隨後，通過政府資助、公眾捐贈和圖書館採購，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收藏的寫卷總量已增至約16,000份，它是中國最大的敦煌資料館。 [4] 
莫高窟 第0249窟 主室 西披 莫高窟 第0249窟 主室 西披
1914-1915年，奧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礎上，對莫高窟做了比較全面、系統、詳盡的綜合性考察。除了對伯希和的測繪做了補充、修改，新編、增編了一些洞窟編號外，還逐窟進行了拍攝、測繪並做了較詳細的文字記錄，對重點洞窟做了臨摹。在測繪南區洞窟單個洞窟平面圖、立面圖的基礎上，拼合出了總立面圖和總平面圖，形象地記錄了莫高窟當年的真實情況。他的測繪圖和來自敦煌莫高窟的收藏品，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藝術品》共6卷，《俄藏敦煌文獻》共17卷，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逐漸被整理發表。 [5] 
1924年和1925年，美國華爾納率哈佛大學考古隊兩次赴中國西北考察，除竊取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彩塑和十多方壁畫外，也對敦煌石窟進行過調查，還對榆林窟第5窟（今編第25窟）的壁畫做了專題研究，發表了《萬佛峽：一所九世紀石窟佛教壁畫研究》。 [5] 
這一時期，國外還有一些學者依據斯坦因、伯希和公佈的照片和資料，對洞窟進行了研究。在分期研究方面，由日本學者小野玄妙於1924年首先開始，此後有1931年巴切豪夫、1933年喜龍仁等人發表研究文章。由於掌握的石窟資料有限，他們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頗。 [5] 
莫高窟 249窟 西魏 覆鬥頂型 莫高窟 249窟 西魏 覆鬥頂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松本榮一。他根據斯坦因、伯希和從敦煌騙購的藏經洞出土的絹畫、紙畫以及在敦煌拍攝的壁畫照片，寫出了圖文並茂的鉅著《敦煌畫的研究》，初版於1937年，再版於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藝術的重要參考書。但是松本的研究也有缺點，他沒有將各類經變畫放在中國歷史和佛教、美術發展史的長河中進行系統地宏觀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類經變畫產生、發展以及式微的歷史規律。他對壁畫內容的研究主要是重於對藝術的描述。 [5]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整個20世紀，中國學者對石窟藝術、繪畫和造像的興趣和研究不斷增加。這一興趣也與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興起有一定關係。繼1940年畫家吳作人到訪之後，張大千在1941-1943年間參觀了敦煌莫高窟和附近的其他洞窟遺址，他對洞窟做了一次編號清理，對洞窟內容做了調查和記錄，對年代做了初步判斷，之後出版了《莫高窟記》。他還指導謝稚柳完成了《敦煌藝術敍錄》。後者對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峽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結構、塑像、壁畫、供養人位置及題記的記錄。 [5]  張大千還臨摹了276幅壁畫，其中183幅現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館。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複製品，其中一些於1943年在蘭州展出，這提高了人們對莫高窟的認識。 [4] 
1941年，教育部組織以王子云為團長，畫家何正璜、盧善羣等為成員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到敦煌，與中央攝影社合作，對莫高窟進行了調查、攝影、測繪、臨摹和速寫記錄。1942年，何正璜來莫高窟調查，根據張大千的編號，記錄了305個洞窟的原建、重建、內容佈局、時代和保存現狀，次年發表了《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 [5] 
1942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勞幹、石璋如等赴敦煌，考察莫高窟、榆林窟，還對敦煌周邊古遺址做了調查。1942年考察的主要成果有石璋如整理的三卷本《莫高窟形》，用考古學的方法對莫高窟各個洞窟的窟形做了測量、照相、文字記錄。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向達、夏鼐、閻文儒等對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還調查了敦煌的漢長城遺址，發掘了一些古墓葬。向達的兩次敦煌考察，對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錄內容，抄錄碑文、題記，考證洞窟年代等。他以《瓜沙談住》為總題，發表了《西征小記》《兩關雜考》《莫高、榆林二窟雜考》《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等四篇文章，創立了將敦煌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 [5] 

莫高窟1944-1950年

從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開始至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是敦煌現代考古研究的第二個時期。 [5] 
常書鴻（1904-1994） 常書鴻（1904-1994）
在于右任先生的倡導下，經過一年的籌備，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所長，這標誌着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研究工作的正式開始。當時的研究所，在人員稀少、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的背景下，做了許多保護、臨摹、展覽工作，還對敦煌石窟做了全面的清理，聘請工程師盛其立測繪莫高窟南區立面圖，請陳延儒工程師測繪了部分洞窟的平面、剖面圖。至50年代，又由孫儒僩、何靜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區立面圖。研究所針對過去歷次編號存在的多有遺漏和混亂無序的問題，做了一次全面有序的編號。這次編號雖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較以前的幾次編號，有了較大的改進，便於使用和查找，這次編號使用至今。這一時期洞窟的調查、記錄工作成果累累，有着重要的歷史價值。史巖調查完成了《敦煌石窟畫像題識》，這是最早的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抄錄彙集。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內容之調查》（未刊），對洞窟的記錄更為詳盡。1946年閻文儒著《安西榆林窟調查報告》，對榆林窟的內容做了調查、登錄和研究。敦煌藝術研究所將敦煌石窟內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與記錄，作為一項長期工作，組織多人反覆調查、核對、校勘、修改和補充；調查一次比一次更為完善，這些資料為日後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和供養人題記的出版奠定了基礎。此外，研究人員開始圍繞敦煌石窟對不同領域資料進行查閲和探索。這些應看作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開端，為日後敦煌研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5] 

莫高窟1950-1966年

從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敦煌現代考古研究的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發展時期，包括考古研究在內的各項研究工作逐步開展起來。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敦煌石窟的各項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5] 
1950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國家正式參與敦煌文物的保護、維修與研究。1951年，文化部委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古代建築修整所的古建、考古專家，勘察莫高窟保護現狀，制定保護規劃，並在此後的10年間，搶修了5座唐宋木結構建築，維修加固了3處崩塌崖面和數百個洞窟。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63年~1966年，先後三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個洞窟的維修加固。
夏鼐（1910-1985） 夏鼐（1910-1985）
這個時期，我國的一些考古學家探索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科學調查、記錄，進而探討排年、分期研究。50年代初，夏鼐在《漫談敦煌千佛洞與考古學》一文中，首先談到了如何將考古學運用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問題。1951年，宿白、趙正之、莫宗江、餘鳴謙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護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提出了加強保護的建議，特別提出要加強對石窟的建築、壁畫、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察報告》一文。 [5] 
宿白（1922-2018） 宿白（1922-2018）
1956年，宿白著《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記》，初次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通過莫高窟第285窟壁畫的研究，對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做了分期。1957年，文化部曾經召集專家學者制定了編輯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計劃。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帶領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學生到敦煌莫高窟實習。在此期間，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講》學術講座。他指導學生按照這個科學的方法，選擇莫高窟典型洞窟進行實測和文字記錄實習。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聽取和學習了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之後，正式開始了對莫高窟崖面遺蹟的全面測繪和文字記錄，以及對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報告的文字記錄、實測繪圖和照片攝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測繪圖和第248窟考古報告初稿。這是對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實踐。這一時期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取得了很大收穫。1963-1966年，配合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對莫高窟南區北段和中段長約380米的區域內進行了清理和發掘，共清理出不同時期的22座窟前殿堂遺址、3個洞窟和4個小龕。底層洞窟之下發現的3個洞窟，不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佈有五層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創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於現在的地面4米以上。修建現底層洞窟窟前殿堂遺址，乃唐後期窟前地面升高所致。探明瞭南區底層洞窟在五代、宋、西夏、元時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後窟”的建築空間格局，殿堂的建築結構有包磚台基的殿堂式建築和沒有包磚台基的土石基窟檐式建築兩種。相當於五代、宋的曹氏歸義軍政權時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觀達到了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時期。過去的石窟內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記錄，在這個時期又做了進一步校勘、增補，使其內容不斷完善、準確。在調查過程中對石窟內容和時代有了新的認識，新的發現。 [5] 

莫高窟改革開放以來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這一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石窟內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和出版。石窟內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是石窟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至七八十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再次複查、校勘、增補，凝結了幾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終於問世，為學術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實用的權威基礎資料。 [5] 
第二，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編撰。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再次將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提上議事日程。經過長期的探索歷程，擴大了考古報告的團隊力量，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考古報告編寫小組，院裏成立與考古報告有關專務部門組成的《全集》工作委員會，擬定了《全集》編輯出版規劃、反覆修改，綜合考古、美術、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物理、化學等人文和自然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和技術，終於編纂出版了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 [5] 
第三，石窟遺址和洞窟的清理發掘。1979-1980年，恢復了60年代中斷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此次在莫高窟南區南段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層遺址，是莫高窟窟前規模最大的鋪磚殿堂建築遺址。1985年，將“文革”前後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資料進行整理，出版了發掘報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遺址》。1990年10-11月，為配合莫高窟窟前環境整修工程，對第96窟（北大像）窟前和窟內進行了清理發掘。窟前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殿堂遺址和遺物；窟內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洞窟地面和遺物。這一次的發掘，首次發現了莫高窟初唐時期的窟前殿堂遺址，恢復了北大像的原有高度，為莫高窟南區窟前地貌變遷提供了資料。1988-1995年，經過了對莫高窟北區洞窟六次大規模的清理發掘，這項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為揭開莫高窟北區神秘的面紗，瞭解莫高窟的全貌和營建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通過對莫高窟北區長達700米的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進行清理和發掘，探明該區共有洞窟248個（含已編號的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個（或組）洞窟的結構、使用狀況、功能和年代。其中有僧眾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禪窟、倉儲的廩窟、葬身的瘞窟等，形制有別，功能不同。洞窟的分佈大致是，北朝洞窟從該區南部開始，隋唐的洞窟分佈在中部，西夏之後的洞窟集中於北部。清理中還出土了不少遺物，有錢幣類的波斯銀幣、開元通寶、宋代銅鐵錢幣、西夏鐵幣，木製文物的木雕彩繪俑、回鶻文木活字，泥塑類的脱塔、脱佛、影塑經變，金屬類的銅質十字架、鐵質削刀以及文獻類的漢文、西夏文、回鶻文、藏文、蒙文、梵文、八思巴文、敍利亞文等多種民族文字文獻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遺蹟和遺物説明北區是僧眾活動的區域。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三卷。莫高窟南區遺址和北區洞窟的全面清理，既揭示出了莫高窟在漫長的營建過程中外貌景觀的變化，也揭示了莫高窟在公元4-14世紀不僅持續不斷地修建了南區眾多的禮佛窟，而且還在北區修建了僧眾從事修行和生活的洞窟。兩種不同性質、功能的洞窟既做了分區佈局，又組成了統一、完整的石窟寺。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有助於進一步探明莫高窟的性質、功能和營建歷史。 [5] 
第四，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運用歷史資料，首先要搞清楚其年代，年代不明，其歷史資料就無法應用。要研究古代石窟寺，也同樣要弄明白洞窟文物的年代。因此，洞窟的分期和建造年代是石窟研究的一項基礎性研究工作。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敦煌研究院在這一時期對洞窟分期斷代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大量沒有紀年的洞窟，採用考古類型學和層位學的方法，對洞窟形制結構，彩塑和壁畫的題材佈局、內容等區分為若干不同類別，分類進行型、式排比，排出每個類型自身的發展系列；又做平行不同類型系列的相互比較，從差異變化中找出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將類型相同的洞窟進行組合，從雷同相似中找出時間上的相近關係，並以遺蹟的疊壓層次關係，判斷洞窟及其彩塑、壁畫的相對年代。又以有題記紀年的洞窟作為標尺，結合歷史文獻斷定洞窟的絕對時代。採用這種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吐蕃時期，以及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時期的洞窟分期斷代，揭示出了莫高窟各個時期洞窟發展演變的規律和時代特徵。特別是分出了莫高窟北周、回鶻時期的洞窟，以同樣的方法，對莫高窟北周時期洞窟做更進一步的分期排年，排出了這個時期十餘個洞窟年代上的先後關係。對莫高窟中心塔柱窟做了分期和年代探討。
2、史葦湘認為：編輯整理石窟內容總錄，分期斷代與內容考證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關鍵環節。我們在石窟調查中發現考證一些壁畫的內容常常從壁畫的時代得到啓發；而判斷洞窟的時代早晚，又常以壁畫內容作為佐證。史葦湘結合敦煌文書和石窟資料，主要從佛教藝術史角度，對石窟進行了分期研究，與考古分期相比較，兩者的分期結果基本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也完全一致。
3、依靠洞窟的供養人題記、敦煌文書、碑銘，結合歷史文獻，考證出了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時期洞窟的具體修建年代及其窟主。根據崖面的使用情況，將洞窟崖面的排列順序與窟內供養人題記、敦煌文書相結合綜合研究，斷代排年。運用不同方法對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結合，互為補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取得的學術成果，不僅確定了洞窟本身的時代，而且為敦煌石窟各項研究提供了時代依據，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5] 
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外景
此外，這一時期針對敦煌石窟的研究與保護也日益國際化、制度化。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1984年，將擴建後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為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任院長，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區南段26個洞窟和172米崖面的加固工程。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同年日本人青山慶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贈8件敦煌文物，這是流失海外的藏經洞文物首次歸還我國。1988年，國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國蓋蒂保護所簽訂保護敦煌莫高窟國際合作項目，同年與1993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聯合舉辦了首屆“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國際學術會議”。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也簽訂合作保護項目。1998年，敦煌研究院與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合作，申請並通過了我國第一個敦煌學博士學位授予點。1999年~2002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2001年，敦煌研究院與蘭州大學地質系聯合創辦我國第一個文物保護研究中心。2002年，《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被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2003年3月1日正式實施。2008年12月29日，總投資2.61億元的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獲國家發改委的批覆立項開工，這是莫高窟文物保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一項綜合性保護工程。該工程包括保護利用設施、崖體加固及棧道、風沙防護、安防等。
2024年2月16日報道，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項目建·（二期）將於7月1日前建成。 [10] 

莫高窟洞窟概況

根據洞窟形制，雕塑、壁畫題材的內容和風格特點，莫高窟可分為北朝、隋唐、五代至宋、西夏至元4個大的發展時期。

莫高窟北朝

  • 建築
第285窟
第285窟(2張)
現存洞窟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時開鑿，個別北魏洞窟可能開鑿於北涼時。窟形主要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禪窟三種。中心柱窟平面長方形，窟內鑿出方形塔柱，柱體四面開龕塑像，窟頂前部多作“人字披”形，後部為平棊頂。此為北朝典型窟形。方形窟為覆鬥形頂，正壁大多鑿一大龕。禪窟較少，典型洞窟第285窟平面方形，正壁鑿一大龕，兩側各鑿一小龕，南北壁各鑿出4個小禪室。 [2] 
  • 雕塑
這一時期的洞窟，主像一般是釋迦牟尼或彌勒，還有釋迦多寶並坐像、菩薩像和禪僧像等。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貼有影塑千佛、供養菩薩和飛天。 [2] 
  • 壁畫
莫高窟 第285窟 主室 南壁 莫高窟 第285窟 主室 南壁
窟頂和四壁滿繪壁畫，頂和四壁上部多繪天宮伎樂，四壁下部為藥叉或裝飾花紋，中部壁面除千佛外，主要畫佛傳、本生和因緣故事，位置適中，醒目突出。這類故事畫的構圖，除單幅的外，多為橫卷連環畫形式。例如，莫高窟285窟的《五百強盜成佛》故事畫，表現了作戰、被俘、審訊、受刑等場面。以白色為底，色調清新雅緻，風格明快灑脱，是西魏壁畫的傑作。北朝佛教重視禪行，故此時洞窟內容多與僧人坐禪觀佛的宗教活動有關。北魏壁畫多以土紅為底色，用青、綠、赭、白等色敷彩，色彩熱烈厚重，風格樸拙渾厚，並有濃厚的西域佛教藝術特徵。西魏以後多用白色壁面為底，色調趨於清新雅緻，風格明快灑脱，呈現出中原風格。 [2] 

莫高窟隋唐

  • 建築
莫高窟 第303窟 隋朝 莫高窟 第303窟 隋朝
為莫高窟的全盛期，洞窟佔總數的60％以上。典型窟形是平面方形的覆鬥頂窟，一般正壁鑿一龕，新出現南、西、北三壁各鑿一龕的形式。唐前期出現高30米以上的大像窟，正壁為石胎泥塑的大倚坐彌勒像，像兩側和後部鑿出供繞行巡禮的隧道。窟前有窟檐式多層木構建築。唐後期出現佛壇窟和卧佛窟。佛壇窟為方形，覆鬥頂，主室正中設佛壇，壇後部有通連窟頂的背屏，塑像置於佛壇上。卧佛窟為橫長方形，盝頂，後部鑿出涅槃台，上塑涅槃像。這一時期塑像風格與中原地區更趨一致，塑造形體和刻畫人物性格的技藝進一步提高，題材內容增多，出現前代不見的高大塑像。 [2] 
  • 雕塑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西壁 盛唐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西壁 盛唐
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薩組合。個別洞窟還有二力士、四天王。出現了一佛二菩薩為一組的立像，或三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此時塑像面型方圓，體形健壯，較為寫實，腿部一般較短。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組合，此外有七佛像、供養菩薩像和高僧像等。例如，莫高窟第45窟的塑像塑於正壁龕內，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像。佛像莊嚴，弟子謙恭，菩薩窈窕，天王雄健，整組造像豐滿圓潤，形象逼真，是莫高窟盛唐時期雕塑的傑出代表。第96窟的“北大像”高35.5米（2002年敦煌研究院數據），第130窟的“南大像”高26米。第148窟主尊涅槃像長約15米，像後有72身弟子，各呈悲容，神態不一，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組彩塑羣像。 [2] 
  • 壁畫
隋唐時期的壁畫題材豐富，場面宏偉，色彩瑰麗。人物造型、敷彩暈染和線描技藝達到空前水平。隋代壁畫正值北朝向唐代過渡階段，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題材外，新出現經變畫。畫面一般較小，內容也較簡單。 [2] 
第220窟
第220窟(2張)
唐代壁畫的主要題材是多種經變畫，前後期在題材和佈局上有所不同。前期有觀無量壽經變、阿彌陀經變、東方藥師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等，一般是每壁一幅經變，同一窟內題材種類不多。例如，莫高窟第220窟的《藥師經變畫》，其中樂隊部分由十多人組成，他們手持各種樂器，作吹、撥、彈、奏狀，是唐代樂舞興盛的真實寫照。此時淨土內容的經變畫佔很大比重，反映出往生淨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廣泛影響。後期經變種類繁多，多種經變匯於一窟，新出現金剛經變、華嚴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密嚴經變、楞伽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勞度叉鬥聖變等，這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各有所崇的寫照。此外，還有與經變畫相配合的屏風畫、佛教感應故事畫、瑞像圖、密宗題材畫和歷史人物畫等。
此時供養人像形體較大，多佔據甬道兩壁或窟內顯著位置，如唐後期第156窟的《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和《宋國夫人出行圖》。這兩幅畫表現了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和夫人出行的場面，在橫幅長卷式壁畫上，儀仗、音樂、舞蹈、隨從護衞等人物分段佈滿畫面，組成浩浩蕩蕩的出行行列，開創了莫高窟在佛窟內繪製為個人歌功頌德壁畫的先例。經過隋代的探索，唐代的壁畫藝術已臻於嫺熟精湛。唐前期人物豐潤，肌勝於骨，色彩富麗，線描採用自由豪放的蘭葉描，具有雄渾健康、生機勃勃的氣派。吐蕃時期壁畫色彩明快清雅，線描精細柔麗，人物性格刻畫細膩，構圖嚴密緊湊，形成細密精緻柔麗的風格。至晚唐壁畫出現公式化趨向，已缺乏意境和情趣。 [2] 

莫高窟五代至宋

  • 建築
窟形主要為中心佛壇窟，佛壇後部有連至窟頂的背屏。窟頂為覆鬥形，下端四角處鑿出圓拱形凹面，畫四大天王像。在莫高窟下層大窟的窟前曾建有木構殿堂建築，構成前殿後窟的格局。現存的4座宋初木構窟檐較多地保留唐代風格，是研究唐宋建築的重要資料。 [2] 
  • 雕塑
這一時期的彩塑遭到嚴重破壞，僅存兩窟。造型雖有唐代餘風，但技藝不如唐代精湛。 [2] 
  • 壁畫
莫高窟 第0061窟 主室 西壁
莫高窟 第0061窟 主室 西壁(2張)
壁畫題材多沿襲唐代，主要有佛像畫、經變畫、佛教史蹟畫、瑞像圖和供養人畫像。第61窟有通貫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圖》，面積約5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畫。畫中運用鳥瞰式透視法，描繪了河北道鎮州至太原、五台（今屬山西省忻州市）方圓數百里內的山巒、河流、城市、橋樑、店鋪、寺廟、蘭若、菴廬、佛塔，以及其中的送貢、進香、商旅、行腳、推磨、踏碓等各種人物活動，是一幅形象的歷史地圖和社會生活圖景。 [2] 
壁畫使用的礦物質顏料 壁畫使用的礦物質顏料
此時供養人畫像增多，主要有歸義軍曹氏家族成員及達官顯貴，以及與曹氏聯姻的于闐國王和王后，甘州回鶻公主等。人物形象更趨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這一時期的壁畫，前期猶存唐代餘風，人物肌肉豐腴，設色熱烈，線描豪放而有變化，只是用筆粗糙簡率。後期出現公式化，經變內容空洞，人物神情呆板，色彩貧乏，線條柔弱無力。 [2] 

莫高窟西夏至元

這一時期新開鑿的洞窟很少。西夏多是改建舊窟，重繪壁畫。壁畫雖多，新題材很少，但在構圖和敷彩上有特點。壁畫中供養菩薩行列變得高大，多佔據甬道或壁面下部的顯著位置。淨土變之類的經變畫，構圖鋭意簡化，有的幾乎與千佛像難以區分。畫面構圖和人物形象都過於程式化，呆滯而缺少生氣。色彩以綠為底色，用土紅勾線，整個畫面色調偏冷。較多地使用瀝粉堆金手法，為前代所少見。 [2] 
莫高窟 第0003窟 主室 西壁 莫高窟 第0003窟 主室 西壁
元代洞窟數量很少，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畫代表了當時兩種不同的畫風。前者後室四壁和窟頂佈滿密宗曼荼羅和明王像，四壁下部有織布、養雞、牧牛、製陶、馴虎、製革、踏碓等各種人物畫60多幅。內容、構圖形式、人物形象和敷色、線描等帶有濃郁的藏畫風格和陰森、神秘的情調。後者壁畫屬於漢族畫風，以密宗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為主，以細而剛勁的鐵線勾描人物形體，用蘭葉描和折蘆描表現衣紋和飄帶的轉折頓挫，線描技術造詣很高。此外，第61窟甬道兩壁有西夏末年、元初重畫的《熾盛光佛圖》和《黃道十二宮星象圖》，題材為莫高窟壁畫中所僅見。 [2] 

莫高窟洞窟分期與編號

2003年，在重新修訂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時，將未入敦煌研究所編號的漏編的現存30餘個窟龕進行了補編窟號。至此，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編號總計為767個（其中南區519個，北區248個）。經過許多人多年來的反覆考證，分析比較，對保留有塑繪洞窟的時代，初步核定分期與編號如下 [6]  ：
敦煌石窟排年及洞窟編號
時期
開鑿洞窟
重修洞窟
北涼（421~439）
開鑿洞窟7個
編號是：267、268、269、270、271、272、275

北魏（445~534）
開鑿洞窟10個
編號是：251、254、257、259、260、263、265、273、441、489。

西魏（535~556）
開鑿洞窟11個
編號是：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2、435、437。

北周（557~580）
開鑿洞窟16個
編號是：250、290、291、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39、440、442、461。

隋（581~618）
開鑿洞窟93個
編號是：56、59、62、63、64、206、243、244、253、255、262、266、274、276、277、278、279、280、282、289、292、293、295、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76、378、379、380、383、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10、411、412、413、414、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9、433、434、436、451、453、455、456、457、458、486。
重修前代的洞窟6個
編號是：254、267、268、269、270、271。
初唐（618~704）
開鑿洞窟46個
編號是：51、27、58、60、67、68、70、71、77、78、96、202、203、204、205、207、209、210、211、212、213、220、242、283、287、321、322、328、329、331、332、333、334、335、338、339、340、341、342、371、372、373、375、381、386、448。
重修前代洞窟4個
編號是：206、292、401、431。
盛唐（705~780）
開鑿洞窟94個
編號是：23、26、27、28、31、32、33、34、38、39、41、42、44、45、46、47、48、49、50、52、66、74、75、79、83、84、87、88、89、91、101、103、109、113、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9、130、148、162、164、165、166、170、171、172、175、176、179、180、182、185、188、194、199、208、214、215、217、218、219、223、225、264、300、319、320、323、345、347、353、374、384、444、445、446、450、458、460、482、483、484、490、492。
重修前代洞窟7個
編號是：205、288、292、338、371、379、383。
中唐吐蕃統治時期（781~847）
開鑿洞窟55個
編號是：7、21、43、53、69、92、93、112、133、134、135、144、151、153、154、155、157、158、159、196、191、197、200、201、222、226、231、234、236、237、238、240、258、357、358、359、360、361、363、365、366、368、369、370、447、449、467、468、469、471、472、474、475、478、479。
重修前代洞窟33個
編號是：23、26、32、44、45、49、91、115、116、117、126、166、176、179、180、185、188、199、205、212、216、218、220、225、285、286、320、335、340、379、384、386、392。
晚唐（848~906）
開鑿洞窟70個
編號是：8、9、10、12、13、14、15、16、17、18、19、20、24、29、30、54、82、85、94、102、104、105、106、107、111、114、127、128、132、136、138、139、140、141、142、143、145、147、150、156、160、161、163、167、173、177、178、181、183、184、190、192、193、195、196、198、221、224、227、229、232、241、336、337、343、348、349、459、470、473。
重修前代洞窟11個
編號是：57、75、134、135、144、148、194、217、220、313、340。
唐代而難以指認分屬初、盛、中、晚各期者（618~906）開鑿10個洞窟，編號是：65、76、81、97、110、131、169、252、344、466。
五代（907~959）
開鑿洞窟26個
編號是：4、5、6、22、35、36、40、61、72、86、90、98、99、100、108、137、146、187、189、261、325、346、351、362、385、476。
重修前代洞窟148個
編號是：12、21、23、26、31、32、33、34、38、39、41、42、44、45、46、47、48、49、53、74、79、80、83、84、85、87、91、113、115、117、119、120、121、123、124、125、126、127、128、129、132、138、140、144、145、155、162、164、165、166、180、184、185、186、188、191、197、204、205、206、208、209、210、217、218、220、225、226、229、236、244、248、251、258、263、265、272、277、278、280、281、287、288、292、293、294、296、297、299、300、301、303、305、306、307、308、311、312、321、322、328、329、331、332、333、334、337、339、341、342、358、359、360、361、369、374、375、379、384、386、387、388、389、390、392、394、395、396、397、398、401、402、412、428、435、436、440、441、445、446、447、448、467、468、469、474、475、483。
宋（960~1035）
開鑿洞窟15個
編號是：25、55、73、152、174、230、233、235、256、355、364、377、443、452、454。
重修前代洞窟95個
編號是：7、9、14、15、34、35、46、58、59、65、67、76、89、94、112、116、118、122、133、135、136、137、141、142、145、146、161、166、167、169、170、171、172、175、176、177、178、182、188、189、192、193、197、198、201、202、203、204、220、227、231、242、243、257、259、260、264、268、275、285、289、290、302、335、366、368、372、373、376、378、380、381、383、393、405、406、407、420、421、424、427、429、430、431、437、442、444、449、451、456、457、459、467、470、478。
沙州回鶻統治時期（1036~1067）僅有三十來年
開鑿洞窟3個
編號是：245、330、409。
重修前代洞窟13個
編號是：97、148、207、237、244、306、307、308、309、310、363、399、418。
西夏（1068~1227）
開鑿洞窟14個
編號是：37、239、324、326、327、350、352、354、356、367、382、415、464、491。
重修前代洞窟86個
編號是：6、16、27、29、30、38、39、50、51、55、65、69、70、78、81、83、84、87、88、117、130、136、140、142、151、152、153、154、158、164、165、185、194、199、206、218、223、224、229、233、234、238、241、246、252、263、265、276、281、285、291、292、298、313、314、323、324、325、328、339、344、345、347、348、349、351、353、355、358、365、383、388、389、395、400、408、411、419、420、422、423、432、445、450、458、460。
蒙古·元（1228~1368）
開鑿洞窟8個
編號是：1、2、3、95、149、462、463、465。
重修前代洞窟19個
編號是：7、9、18、21、61、76、85、138、146、190、285、316、320、332、335、340、413、464、477。
清代（1715~1911）
開鑿洞窟2個
重修前代洞窟213個
編號是：1、2、3、4、5、7、9、10、12、13、14、16、20、22、23、25、26、27、29、30、31、33、34、39、65、70、72、76、77、78、81、83、85、87、88、92、93、94、95、96、97、98、100、103、105、108、111、112、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5、127、128、131、132、133、134、135、136、138、140、141、142、143、144、146、148、150、152、162、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5、176、177、179、180、182、185、186、188、189、192、202、204、209、211、212、214、215、217、218、220、222、223、225、233、234、236、237、242、243、249、251、265、258、266、287、292、293、295、296、299、302、303、304、305、307、309、310、311、312、313、314、315、318、321、323、327、329、330、331、332、333、334、335、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50、351、353、358、359、360、365、366、367、368、369、371、372、372、374、375、378、379、380、381、382、383、384、386、387、388、389、390、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1、412、414、415、421、442、444、454。
民國前期

重修洞窟2個
編號是：96、146。
開鑿時代不明洞窟5個
編號是：480、481、486、488、489。

莫高窟主要景點

莫高窟九層樓

第96窟窟外木構建築之俗稱。唐代稱北大像。俗稱大佛殿。代表窟之一。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建於初唐。洞窟直通崖頂，高40米，窟外有九層木構建築，高45米。窟內徒壁無畫，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高33米)的彌勒佛像。高度僅次於四川樂山石刻大佛(71米)和四川榮縣石刻大佛(36米餘)。在泥塑造像中，其高度則為全國之冠。
據P．3720《莫高窟記》，此窟及像由禪師靈隱及居士陰祖等於武周延載二年(延載無二年，應為證聖元年，695)建造。大像就崖鐫刻石胎，外敷草麻泥，然後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雙腿下垂，腳踏覆蓮，衣僧祗支及土紅袈裟，儀容端莊。五代後，因地震毀，同窟壁畫亦毀於此時。現存者為後代重修。由於原作石胎尚存，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態仍得以保持。1928年重修窟前木構建築時，曾粧鑾大佛，彩繪僧祗支及土紅袈裟，並在袈裟垂裾邊沿繪清式雲龍紋，非佛非俗。現存大佛雙手，為敦煌研究院於1986年重修。證聖元年武則天加“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尊號，洛陽造彌勒大像，此風隨之靡及全國，敦煌地區彌勒信仰亦隨之更盛，北大像即建於此時。窟外木構建築共九層(俗稱“九層樓”)。 [8] 
《敦煌九層樓》 常書鴻 1952 102.3×61.5cm 《敦煌九層樓》 常書鴻 1952 102.3×61.5cm
閣樓依崖就窟而起，下八層為五間六柱大型兩角窟檐，檐角上翹，有線脊，下垂風鐸(俗稱鐵馬)。第一層正對本窟巨型窟門，第四層和第七層各對洞窟明窗。第九層為八角頂，上豎3米高寶瓶，窟、像即以此頂相覆，三者共融一體。據P．2762《張淮深勳德記》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記》、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此碑已毀，僅存錄文)記載，武周初建大佛時，樓為四層。晚唐乾符年間(874—879)，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重建，改四層為五層。宋乾德四年(966)沙州歸義軍節度使、託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涼國夫人潯陽翟氏避暑莫高窟，將下兩層糟朽梁、柱拆換重建(上三層仍保存原建築)。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敦煌商民戴奉鈺集資重修，改五層為七層。1928年，劉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改七層為九層，於1935年建成，即今之“九層樓”。 [8] 

莫高窟三層樓

一名吳僧統窟，晚唐稱吳和尚窟。代表窟之一。建於大中五年至鹹通八年(851—867)之間。窟主吳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統洪䛒。覆鬥頂中心佛壇型窟。位於莫高窟南區北段底層。其上為第365窟(七佛堂)，頂層為第366窟，三窟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檐，即三層樓。
三層樓 三層樓
此上下三層洞窟似為吳和尚獨力開鑿的系列窟。主室為莫高窟面積最大之洞窟。室內馬蹄形中心佛壇上，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壇西沿背屏直接窟頂，繪唐及宋畫。四壁壁畫為重層，表層為西夏時所繪綠底千佛，色調單一，形象如出一模，缺乏生氣。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畫時，曾發現底層晚唐壁畫，該畫色彩鮮麗如新，線條清晰，似為某種經變淨土説法圖中的水榭雕欄，以此可窺未變色的晚唐畫之一斑。窟頂為西夏浮塑貼金的團鳳四龍藻井，四披為貼金棋格團花圖案。甬道兩壁繪西夏説法圖及供養菩薩，南壁中部嵌清代《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木碑一方，北壁中部為藏經洞窟門。前室無畫。洞窟編號第16～17號，16窟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851～867）間。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檐，故俗稱“三層樓”，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於16窟甬道北側發現藏經洞，後編號為第17窟。因此三層樓也是為數不多的窟中窟。 [8] 

莫高窟藏經洞

莫高窟17窟(藏經洞) 莫高窟17窟(藏經洞)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亦稱“鳴沙石室”“敦煌石室”，位於第16窟甬道北壁，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三年（851—862）間，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䛒的禪窟，洪䛒逝世後，其下屬僧徒或吳姓本家改禪窟為影堂。此窟平面近於方形，覆鬥形頂，地面至窟頂高3米，北壁前建長方形禪牀式低壇，壇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為洪䛒高僧像。北壁畫二菩提樹，枝葉相接，以示洪䛒在菩提樹下坐禪。菩提樹東側畫一比丘尼，雙手捧持對鳳團扇；西側畫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執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䛒告身碑一通。窟內因發現數以萬計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古代佛經寫本、社會文書、絹畫、刺繡、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稱“藏經洞”。 [8] 
清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説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圓籙清掃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據《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記載：庚子孟夏，新開洞窟偏北，復掘得復洞，內藏釋典充宇，銅佛盈座，“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但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獻一般估計在5萬件以上，文獻種類在5000-6000種之間，90%左右是佛教文書，非佛教文書不足10%，包括官府文書、四部書、宗教典籍、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啓蒙讀物等；寫本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等。此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小樣和畫具等文物。 [8] 
對於藏經洞封閉的原因與時間，幾十年來眾説紛紜。歸納其要者，一為避難説，二為廢棄説。
避難説首先由伯希和提出，他的根據一是藏經洞所出卷本題記年號，最晚為北宋太平興國（976-984）及至道（995-997）年間；二是所出卷本中無一西夏文本；三是窟內藏經，至為凌亂，漢文卷本、藏文卷本、絹本畫幅、繒畫壁衣、佛像法器等物，雜沓堆置。由此推論藏經洞的封閉必在1035年西夏“侵掠敦煌時，寺僧聞警，倉促窖藏書畫。寇至僧殲，後遂無知窖處者”。此後羅振玉、姜亮夫等亦持此説。
莫高窟 第0017窟 主室 北壁 莫高窟 第0017窟 主室 北壁
白濱在《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一文中力主曹氏封閉説，認為從現有情況可知，藏經洞所出有紀年的寫本中最晚一件寫於北宋鹹平五年（1002），而此後直至1036年西夏佔領敦煌的三十餘年間，再未發現一件有紀年的寫本，由此認為“藏經洞的封閉當在宋鹹平年間或稍後的年代裏是比較合理的”。他推測在1014年曹賢順繼任歸義軍節度使期間，“為防備戰爭危及瓜、沙，開始在瓜、沙寺院中進行備戰活動，諸如採取收藏寺院遺書的措施也是可能的，而這種收藏工作從藏經洞的收藏情形與遺書所涉年代、範圍來看，也決非短期內倉促所為”。
避難説中的另一推測是殷睛提出來的黑汗王朝威脅説。黑汗王朝信奉伊斯蘭教而不信佛教。《宋史·于闐傳》記載，北宋紹聖年間（1094-1098），黑汗王朝不甘心第一次進攻西夏失敗，再次請求宋朝對西夏展開第二次攻擊，得到了宋哲宗的批准和賞賜。殷睛據此史實，推論藏經洞的封閉，是由於沙州僧人得此消息後，為了防備黑汗王朝的破壞而採取的保護措施。榮新江亦持此説，但他把時間提前到1006年于闐佛教王國滅於信奉伊斯蘭教的黑汗王朝。于闐與沙州有姻親關係，970年于闐國王曾致函其舅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請求發兵援助抵抗黑汗王朝。當於闐陷沒後，大批于闐人東逃沙州，帶來了黑汗王朝毀滅佛教的可怕消息，促使三界寺僧人將該寺多年收藏的大量佛經、佛畫以及其他宗教、社會文書，秘藏於洪䛒影堂。由於黑汗王朝並未馬上東進，所以封存活動是主動而有秩序地進行的，並在封好的窟門上飾以壁畫，以致當事者離開人世後被人們長期遺忘。
廢棄説首先由斯坦因提出。他根據窟內所藏一些包裹皮中發現的一批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帶木軸殘經尾、木軸、絲帶、布包皮、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絹畫殘片、畫幡木網架等，認為這些東西是從敦煌各寺院中收集來的“神聖廢棄物”，藏經洞就是堆放這些廢棄物的場所。日本藤枝晃沿着這個思路，進一步提出公元1000年左右，由於中原印版佛經西傳沙州，致使先前使用的寫本佛經變成“神聖廢物”而被棄置封藏。日本土肥義和亦從此説。方廣錩在《敦煌遺書中的佛教著作》一文中，認為“避難説”實難自圓其説。 這是因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和其他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夾有不少疑偽經，甚至還有不少錯抄廢卷與塗鴉雜寫，甚至作廢的文書與過時的契約等等。在藏經洞封閉時，即曹宗壽當政時期（1002-1014），敦煌已向內地乞求配齊了藏經，也曾從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帙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系避難，它們理應珍藏其中，但整部大藏未被收藏，所藏的反而是殘部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並不是避難，而是在於“這一批文書對當時的敦煌僧眾來説已完全失去了實用價值，故而廢棄。”除以上兩種説法外，還有學者提出書庫改造説、佛教供養物説和排藩思想等，對於每一種觀點，學者們的具體意見與解釋又各有不同或區別。 [8] 

莫高窟藝術分類

莫高窟壁畫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壁畫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頂上所繪的佛畫。敦煌石窟崖質屬酒泉系礫石岩層，由積沙與卵石沉澱粘結而成。卵石堅硬、金石難琢，沙層疏鬆、稍碰即落，不適於雕刻。故古人於鑿窟之後，在壁頂及牆面抹泥灰塗白粉，令其平整再繪畫於上。由於畫壁較石刻費工少，易於描繪細節，豆人寸馬均可精繪入壁，所以表現佛經內容及時代社會風貌，都較石刻廣泛、豐富、詳盡．這是敦煌石窟有別於其他石窟的最大特點和獨具的優勢。從數量上講，敦煌石窟現存壁畫約五萬多平方米，最大畫幅40餘平方米。從時代上講，自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蒙元時代，代代相因，鑿窟彩繪，千年不衰。
從內容上講可分：
(1)尊像畫。如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彌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諸佛、賢劫千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迦葉、阿難、舍利弗、東南西北天王、力士、藥叉、天龍八部、羅漢、婆藪仙、梵天、帝釋、維摩詰和高僧以及漢密藏密內容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缽文殊、不空羂索觀音、怖畏金剛、密跡金剛、明王、雙身像等單幅畫像。這類畫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繪。
(2)佛傳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今世從入胎、出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傳記性連環畫。
莫高窟 第257窟 九色鹿本生 主室 西壁 莫高窟 第257窟 九色鹿本生 主室 西壁
(3)本生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過去若干世忍辱犧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屍毗王割肉貿鴿”、“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須達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闍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4)因緣故事畫。描述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事蹟。如“沙彌守戒自殺緣”、“微妙比丘尼緣”、“須摩提女緣”、“五百強盜成佛緣”、“難陀出家緣”以及《賢愚經》中多種因緣故事。
莫高窟 第0249窟 主室 南披 頂部中心繪西王母乘鳳車 莫高窟 第0249窟 主室 南披 頂部中心繪西王母乘鳳車
(5)漢族神話題材圖畫。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開明、飛廉、雷神、礔電、方士、羽人、虺龍九首等．以上(2)到(4)類題材壁畫，多繪於早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內。
(6)佛教史蹟畫。描繪佛教傳播中的歷史人物、事件、佛教聖蹟、遺蹟和靈異感應事蹟以及各種瑞像的畫圖．如“張騫出使西域”、“釋迦浣衣池”、“釋迦曬衣石”、佛圖澄各種神異故事、“楊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請曇延法師祈雨”、“尼波羅水火池”、“犍陀羅雙身像”、“舍利弗、毗沙門決海”、“張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釋迦像”、“聖者劉薩訶事蹟”以及“五台山圖”、“唐僧取經圖”等。據統計這類題材有六十七種之多，從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繪製，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北壁 觀無量壽經變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北壁 觀無量壽經變
(7)經變畫。是釋迦佛所宣講的佛經的圖畫。這是敦煌壁畫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畫最多，且貫串於各時代。共三十餘種、千餘壁，尤以唐至五代為盛。如降魔變、涅槃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寶雨經變、阿彌陀經變、藥師經變、觀無量壽經變、法華經變、觀音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楞伽經變、報恩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天請問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金剛經變、勞度叉鬥聖變、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熾盛光佛陀羅尼經變、梵網經變、賢愚經變、地藏菩薩與十王廳以及水月觀音經變等。
(8)供養畫。即出資造窟、繪塑佛畫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屬的供養人畫像和出行圖。供養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貴胄、高官軍將、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眾、畫師塑匠、僕婢倡優、西北各民族民眾及國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餘身。如“晉昌郡太守墨離軍使樂廷瓌供養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河西和瓜沙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張承奉、曹議金供養像；于闐國王李聖天，于闐太子從連、琮原，于闐公主、甘州回鶻公主供養像；吐蕃持缽僧宜、掃灑尼姑、願“舍賤從良”的奴婢母女供養像等。出行圖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曹議金出行圖等。早期供養像多為單身，少有僕從，畫面較小，中唐以後，供養人畫面漸大，畫中除窟主外，眷屬、兒孫、僕從乃至亡父母盡皆入畫，像身也與人等高，且詳書官爵銜位，已有顯赫官位家世、以佛窟為家廟的意味。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藻井 莫高窟 第0320窟 主室 藻井
(9)裝飾圖案畫。繪於窟頂的平棋、藻井，佛龕的龕楣、龕柱、龕沿以及佛像的頭光、身光，人物服飾，供桌，地毯，壁畫邊飾等。紋樣有花草、蓮荷、枝葉、蔓藤、果實、飛天、化生童子、獅虎、飛馬、盤龍、鳥禽、狩獵、火焰、星辰、雲氣、回紋、矩紋、聯珠、菱格等及其組合變化。飾紋多樣，色彩絢麗。現代建築、印染織品、裝飾物等每有用為借鑑。由於敦煌壁畫延續繪製千年不斷，其藝術和內容對研究中國繪畫史及古代社會歷史，尤其是西北地區歷史具有很高的價值。

莫高窟彩塑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雕塑是石窟的主體。由於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岩上，所以除了高達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餘多為木架結構。其製作過程是：在自然長成的與佛像姿勢相近的樹枝上，或人工製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葦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細泥，壓緊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後彩繪，故名彩塑。
敦煌彩塑上起十六國，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直到清代，歷時千餘年，現在尚存彩塑三千多身，其中圓雕兩千多身，浮塑一千餘身。基本完好的原作一千四百餘身，其餘大半經過後代上彩或重塑，有的已部分或全部失去原作面貌。但像莫高窟這樣，保存古代彩塑之多，歷時之長，技藝之精，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敦煌彩塑藝術風格的發展、演變可分三個時期：
(1)早期——發展期，包括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四個時代，歷時一百八十年。早期洞窟形制有三：1．禪窟，塑像在正龕。2．方形或長方形殿堂窟，塑像置於正龕或南北壁列龕內。3．中心柱窟，塑像置於長方形柱四面之龕內。從佛像類別上分，有彌勒像、釋迦像和釋迦多寶並坐像，以表現的事態分，有説法像、禪定像、思惟像。中心柱四面多為苦修、禪定、降魔、成道等像，主尊兩側多有侍從菩薩，形成一佛二菩薩的格式。早期彩塑多以彌勒為主尊，這與當時傳自西域的彌勒信仰有密切關係。
莫高窟 第321窟 初唐 莫高窟 第321窟 初唐
(2)中期——極盛期，包括隋唐兩個時代，歷時三百多年。隋唐時代絕大多數洞窟為方形殿堂式，一般都在正面大龕裏列置以佛為中心的羣像。一窟之內少則三五身，最多達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釋迦牟尼、阿彌陀、彌勒等。兩側侍從有佛弟子(阿難、迦葉)、菩薩(觀音、勢至)以及天王、力士、高僧、供養人等形象。有的洞窟塑造三世佛(過去、現在、未來)，三身佛(法身、報身、應身)或涅槃像。個別大窟設置大型佛像，如創建於延載二年(695)高達33米的“北大像”(第96窟)和創建於開元九年(721)高26米的“南大像”(第130窟)，兩者均為“善跏坐”彌勒像，在上小下大如錐體洞窟裏，顯得格外莊嚴神聖。又如第148窟李太賓建造於大曆十一年(776)前的涅槃像和第158窟吐蕃時期建造的涅槃像均長16米。涅槃的釋迦牟尼右脅而卧，神情恬靜自然，表現了佛教所要求的“涅槃為樂”的最高境界。像後有弟子，或塑或繪以各種姿態表達對釋迦牟尼的哀悼。唐代的高僧影像，屬於肖像雕塑。塑造於大中五年(851)的洪䛒的禪修像，便是代表作之一。
(3)晚期——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鶻、元幾個時代，歷時四百六十多年。
五代、宋屬於瓜沙曹氏政權時期，由於政治上的安定，經濟上的繁榮，建立了都勾當畫院和伎術院，有一支專門開窟造像畫壁畫的隊伍，繼承晚唐時代殿堂中心佛壇窟形制，塑像置於中心佛壇上，多者一鋪九身。早期彩塑主尊多為主體性圓塑，脅侍多為高浮塑，飛天、羽人、龍頭、鳳首等附屬性題材則多屬模製影塑(亦稱影壁)，大量侍從弟子、菩薩，則以壁畫表現。總之，以多種手法表現以佛陀為中心的説法場面。早期彩塑傳自西域，但人物造型、衣冠服飾，無不隨着地域、時代的不同而演變發展。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面相豐圓，肢體拙壯，鼻直眼大，肩寬胸平，或直立或端坐，均少動態。佛像多着通肩式或右袒式紅色袈裟，衣紋密集而突起，類似犍陀羅雕刻手法，但隨即變為陰刻線紋。菩薩則高髻寶冠，發披兩肩，上身半裸或斜挎“天衣”，腰束長裙。塑像的塑造手法簡練，色彩明快，神態端莊，許多方面都可看出漢晉雕塑傳統與西域佛教造像互相融合的痕跡。這與敦煌“地接西域”、“華戎所交”的歷史環境是分不開的。
太和改制以後，漢式衣冠流行於北方，南朝的“秀骨清像”和藝術風格，隨着東陽王元榮出任瓜州刺史而傳入敦煌，特別是西魏時期的塑像，面貌清癯，眉目疏朗，褒衣博帶，大冠高履，西域式菩薩已演變成南朝士大夫形象，表現了“通脱瀟灑”的神情。
隋代短暫的三十餘年中，出現了大量彩塑，內容豐富，手法多樣，風格不一。如迦葉像，有漢像，有胡像，有扁頭像，有切面像，正在探索各種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新的民族風格。唐代是敦煌彩塑的黃金時代，不僅善於造大像，更精於與人等身的羣像。一鋪塑像中佛居中位，形象最大，觀音、勢至脅侍兩側，僅次於佛，阿難，迦葉是佛的近侍，但由於道行果位不高，形象略小於菩薩。胡跪在蓮花上的供養菩薩等級更低，形象更小。踩於天王腳下的怪人(地神)，則是佛國裏的藥叉，形象最為卑小丑陋。在一鋪塑像中，神的身份、地位、職能和表情，各不相同，如佛的莊嚴慈祥，菩薩的温雅嫺靜，天王的威武雄強，力士的粗獷猛勇，供養菩薩的虔敬忠誠，都不僅表現了不同的類型性格，也透露出內心情思。
第45窟·阿難像 局部 第45窟·阿難像 局部
唐代彩塑在長期的探索中逐漸形成了各種人物的典型和民族藝術風格，如聰慧英俊的阿難，老成持重的迦葉，特別是菩薩，儘管千姿百態，而豐腴的面貌，“S”形姿態，金碧輝煌的色彩，温靜恬淡的神情風采，在女性化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人物豐濃，肌勝於骨”、“濃豔豐肥”的時代風格。畫史上所謂“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敦煌不一定有楊惠之的作品，但寫實傳神的特點，都體現在敦煌唐代彩塑中。晚期保存彩塑不多，內容風格承襲唐代餘緒，而藝術性則已不如前代。但在造型上仍具有曹氏畫院彩塑衣紋厚重的特點。敦煌彩塑，雖然塑造的是神靈，寄寓着幻想的天國，但作為古代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從泥塑到上彩等各個方面都閃耀着無名匠師們的聰明智慧和創作才能，發揮了高度的藝術想像力，體現了“塑容繪質”高度結合的表現技法，使唐代彩塑登上了輝煌燦爛的鼎盛時期，鮮明地展現了敦煌彩塑的民族風格。 [8] 

莫高窟建築

敦煌石窟建築形式的規制。敦煌石窟的各類窟形名稱，除少數(如大像窟之類)外，均不見於文字記載，亦未聞口頭流傳。將其歸類命名，並以形制規之，並非古時稱謂及範制，而是今人據其特點而取名。
敦煌石窟各類窟形的形式，乃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宗教儀軌、世俗信仰的要求、民族審美觀，並結合當地岩石質地因時、因地制宜發展演變而成，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為人們所承認，成定式而稱形制。其分類大致如下：
(1)中心塔柱窟。因窟中心有方形柱而得名，方柱柱地撐頂，居窟之後半部，四面開龕(少數為一面或三面開龕)，前半部為人字披頂。這種形式，為循借印度、新疆支提窟之形式並結合漢式人字披頂而成的一種窟式；它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影響外，還與佛徒當時修習禪行、繞窟巡禮、坐禪觀像有密切關係。北朝窟多為此類窟形，其典型者如北魏第254、248窟，北周第428窟等。
(2)覆(倒)鬥頂形窟。因窟頂形如覆(倒)鬥而得名。窟形平面呈方形，這種形制受漢墓形式影響，窟內多西壁開一龕(也有少數為南、西、北三壁各開一龕、或無龕)。此類窟形最多，各時代均有，為敦煌石窟的主要形式，隋唐兩代較集中。典型者如西魏第249窟，北周第296窟，隋代第420窟，初唐第220、323窟，盛唐第328、45窟及中晚唐第159、156窟等。
(3)殿堂窟。形式與覆鬥頂形窟大致相同，區別在於殿堂窟有中心佛壇，壇上塑像，壇前有階陛，壇後有背屏直接窟頂(也有個別無背屏者)，信徒可圍繞佛壇右旋環通，禮佛觀像。這類窟多大型，建於唐代後期及五代，典型者如晚唐第85、196窟，五代第98、146窟，榆林窟第25窟等。
(4)大像窟。即塑有北大像的初唐第96窟、塑有南大像的盛唐第130窟以及榆林窟塑有大像的第6窟等。
(5)涅槃窟、七佛窟。券頂，橫矩形窟。西壁有橫貫全窟的佛牀，上塑佛涅槃像(如中唐第158窟、晚唐第148窟)或七佛並坐像(如中唐第365窟)。這類窟按形制，本應稱橫長形券頂窟，因初始即以“涅槃窟”、“七佛窟”稱之，今仍循舊稱。
(6)禪窟。主窟左右兩壁各開鑿僅供坐禪用的小型禪窟三個或四個，是專供禪僧習禪修行、禮佛觀像之洞窟，如北涼第267—271組窟、西魏第285窟。
(7)僧房窟。主要供僧人生活起居的洞窟，也兼有修禪打坐之功用。此類窟，形無定製，現多廢棄。(8)影窟。為紀念高僧而建的影室(也有生前原為該僧修禪行的禪窟)，頂為覆(倒)鬥形，內塑高僧像，壁繪侍女等。如晚唐第17窟。
(9)瘞窟。為安葬僧人屍骨的洞窟，形無定製，多在莫高窟北區。 [8] 

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

參見史葦湘編，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一）（二）。
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西漢-隋）
公元前121年
西漢
元狩二年
庚申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於河西走廊，收月氏故地。（《資治通鑑》卷十九）
公元前115年
西漢
元鼎二年
丙寅
置酒泉郡。(《資治通鑑》卷二十)
公元前111年
西漢
元鼎六年
庚午
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資治通鑑》卷二十)
公元前108年
西漢
元封三年
癸酉
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關。（《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公元前105年
西漢
元封六年
丙子
漁澤尉崔不意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漁澤障為效谷縣。（《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注）
公元9年
新
始建國元年
己巳
郡縣盡易其名，王莽改敦煌為敦德。敦煌縣為敦德亭。初，敦煌郡轄：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縣，玉門、陽關兩關，一萬一千二百户，三萬三千三十五口。（《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公元25年
東漢
建武元年
乙酉
竇融據河西五郡，辛彤為敦煌太守。（《資治通鑑》卷四十）
公元67年
東漢
永平十年
丁卯
蔡愔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攜佛經抵洛陽。（《資治通鑑》卷四十五注）
公元76年
東漢
建初元年
丙子
正月，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匈奴遁。三月，耿恭等從車師還敦煌。（《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公元227-232年
魏
太和中
丁未-壬子
倉慈為敦煌太守，抑制豪強，保護西域商旅。（《三國志》卷十六《倉慈傳》）
公元249-253年
魏
嘉平中
已巳-癸酉
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改進當地耕種技術。（《三國志》卷十六《倉慈傳》注）
公元260年
魏
甘露五年
庚辰
朱士行出家為沙門，後出塞西行至於闐國，取得《放光般若經》九十章。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遣弟子送經至洛陽。（《出三藏記集》卷七）
公元266年
西晉
泰始二年
丙戌
敦湟僧竺法護至長安，於青門內白馬寺口授《須真天子經》，安文惠、帛元信傳言，聶承遠等筆受。（《出三藏記集》卷七）
公元284年
西晉
太康五年
甲辰
二月，竺法護在敦煌譯《修行道地經》。十月，龜茲副使羌子侯至敦煌。法護從彼處得《不退轉法輪經》，譯為漢語，皆沙門法乘筆受。（《出三藏記集》卷七、《出三藏記集經序續編》卷四）
公元286年
西晉
太康七年
丙午
竺法護在敦煌譯《正法華經》二十七品，優婆塞聶承遠等筆受。（《出三藏記集》卷八）
公元280-289年
西晉
太康中
庚子-己酉
敦煌人索靖博經史，與鄉人汜衷、張甝、索珍、索永並稱“敦煌五龍”。先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以才藝絕人，擢為尚書郎。後又拜酒泉太守。另據《莫高窟記》，索靖曾於莫高窟題壁號仙岩寺。太康十年(公元289年)竺法護於洛陽白馬寺授《文殊師利淨律經》、《魔逆經》，聶道真筆受。（《晉書》卷六十《索靖傳》、《出三藏記集》卷七）
公元336年
前涼
建興二十四年
丙申
張駿分涼州西界三郡置沙州，領敦煌郡。於姑藏起謙光殿，畫以五彩，飾以金玉，又於殿之四面起宜陽、朱陽、刑政、玄武四殿。（《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
公元353年
前涼
建興四十一年
癸丑
據《沙州土鏡》，莫高窟於“永和八年癸五歲創建窟”。
公元359年
前涼
建興四十七年
已未
敦煌沙門單道開至建業。(《高僧傳》卷九)
公元366年
前涼
昇平十年
丙寅
沙門樂僔在莫高窟造窟一所。後復有法良禪師於僔師龕側造窟。(李懷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
公元372年
前涼
昇平十六年
壬申
敦煌人郭瑀精通經義，多才藝，善屬文，於張掖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授徒達幹人。（《晉書》卷九十四《郭瑀傳》）
公元376年
前涼
（昇平）二十年
丙子
苻堅滅涼，張天錫降。敦煌歸前秦。(《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公元384年
前秦
建元二十年
甲申
苻堅徙江漢民眾萬餘户至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呂光平西域三十六國。（《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晉書》卷一〇四《苻堅傳》）
公元386年
後涼
太安元年
丙戌
呂光據河西，建後涼。敦煌歸後涼。鳩摩羅什至涼州。（《晉書》卷一二二《呂光傳》、《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公元395年
後涼
麟嘉七年
乙未
武威張掖以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户。（《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公元400年
後秦
弘始二年
庚子
法顯等人西行求法，至敦煌停留月餘，得敦煌太守李暠供給。法顯繼續西行渡流沙。十一月，李暠自稱涼公，據敦煌，是為西涼。（《法顯傳》、《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公元401年
西涼
庚子二年
辛丑
李暠於敦煌西門外起靖恭堂，以議朝政，閲武事，圖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等。（《北史》卷一百《李暠傳》）
公元404年
西涼
庚子五年
甲辰
一月，敦煌立灃宮，增高門學士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贊所志。智猛招結沙門十五人，從長安出陽關，渡流沙，往天竺。（《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十六國春秋·西涼錄》、《高僧傳》卷三）
公元407年
西涼
建初三年
丁未
西涼遣沙門法泉向東晉奉表。敦煌人劉昞被徵為儒林祭酒，著有《敦煌實錄》，《人物誌》等書，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資治通鑑》卷一一四、《魏書》卷五十二《劉昞傳》）
公元413年
西涼
建初九年
癸丑
天竺僧曇無讖離鄯善至敦煌。（《高僧傳》卷二）
公元420年
西涼
永建元年
庚申
永靖炳靈寺建佛龕。在今炳靈寺第169窟北壁有西秦建弘元年三月廿四日造題記。
公元421年
西涼
永建二年
辛酉
沮渠蒙遜率眾攻敦煌，西涼亡，敦煌歸北涼。（《資治通鑑》卷一一九）
公元422年
北涼
玄始十一年
壬戌
罽賓僧曇摩密多從龜茲至敦煌，建立精舍，植榛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高僧傳》卷三）
公元426年
北涼
玄始十五年
丙寅
在涼州沮渠興國等請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出三藏記集》卷九）
公元427年
北涼
玄始十六年
丁卯
涼州沙門道泰、智嵩、道朗等，與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在涼州內苑閒豫宮寺，譯成《毗婆沙經》一百卷。(《出三藏記集》卷十)
公元428年
北涼
承玄元年
戊辰
高善穆造釋迦文尼得道塔。
公元435年
北涼
永和三年
乙亥
河西沙門曇學成德等八僧，‘在於闐大寺遇般遮於瑟之會，聽説經律，各書所聞，還至高昌集為一部。是年齎至涼州，河西沙門慧朗命名為《賢愚經》。（《出三藏記集》卷九）
公元437年
北涼
永和五年
丁丑
沮渠牧犍遣使奉詣宋獻《十三州志》、《敦煌實錄》等河西著述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宋文帝劉義隆賜之。初，牧犍尊劉昞為國師。（《宋書》卷九十八《胡大且渠蒙遜傳》、《魏書》卷五十二《劉昞傳》）
公元439年
北魏
太延五年
己卯
北魏滅北涼，徙牧犍宗室士民十萬户於平城。（《六國春秋北涼錄》）
公元441年
北魏
太平真君二年
辛巳
北魏以沮渠無諱為涼州牧。（《資治通鑑》卷一二三）
公元442年
北魏
太平真君三年
壬午
北魏遣將討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渡流沙，據鄯善。李寶自伊吾還敦煌，修繕府城。遣使詣魏，魏授寶沙州牧、敦煌公。寶弟懷達為敦煌太守。（《魏書》卷三十九《李寶傳》）
公元444-452年
北魏
太平真君五年-正平二年
甲申-壬辰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於郡置敦煌鎮。（《元和郡縣誌》卷四十）
公元445年
北魏
太平真君六年
乙酉
北魏萬度歸至敦煌，留其輜重，將輕騎五幹渡流沙，擊鄯善、西域復通。(《資治通鑑》卷一二四)
公元446年
北魏
太平真君七年
丙戌
三月，北魏太武帝詔諸州誅沙門，毀佛像，滅佛法。(《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公元452年
北魏
興安元年
壬辰
北魏文成帝拓跋浚詔復佛圖，許出家。前所毀圖寺，準修復。命師賢為沙門統。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公元454年
北魏
興光元年
甲午
曇曜於平城（大同）武州塞鑿窟五所。（《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公元469年
北魏
皇興三年
己酉
沙門統曇曜奏請立僧祇户、僧祇粟、佛圖户，詔準後遍於州郡。(《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公元471年
北魏
延興元年
辛亥
八月，孝文帝元宏嗣位。以南安王元楨為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並領護西域校尉，鎮涼州。（《魏書》卷七《高祖紀》）
公元472年
北魏
延興二年
壬子
閏六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襲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又寇晉昌，被守將薛奴擊走。後尉多侯獵於南山，柔然部帥度拔復圍敦煌，斷其歸路，被多侯大破之。（《資治通鑑》卷一三三、《魏書》卷二十六《尉多侯傳》）
公元482年
北魏
太和六年
壬戌
敦煌僧釋法穎（俗姓索）卒於江西多寶寺。(《高僧傳》卷十一)
公元486年
北魏
太和十年
丙寅
正月，朝會始服袞冕。四月制五等公服。是歲改中書學為國子學。（《資治通鑑》卷一三六）
公元487年
北魏
太和十一年
丁卯
南朝梁範縝約於此際著《神滅論》。北魏廣陽王施刺繡佛像。（《梁書》卷四十八《範縝傳》）
公元492年
北魏
太和十六年
壬申
敦煌僧超辯（俗姓張）卒於南齊建業上定林寺。（《高僧傳》卷十二）
公元495年
北魏
太和十九年
乙亥
北魏自平城遷都洛陽。約於此際始營伊闕石窟。（《資治通鑑》卷一三八、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龍門石窟》）
公元502年
北魏
景明三年
壬午
上邽鎮張元伯麥積山造窟。
公元516年
北魏
熙平元年
丙申
北魏孝明帝元詡罷敦煌鎮改瓜州為敦煌郡，尋又改為義州。後孝莊帝子攸又改為瓜州。（《元和那縣誌》卷四十）
公元518年
北魏
神龜元年
戊戌
比丘惠生與敦煌人宋雲往西域取經。（《洛陽伽藍記》卷五）
公元521年
北魏
正光二年
辛丑
安西將軍元洪超到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公元522年
北魏
正光三年
壬寅
瓜州建文寺主沙門都維那慧超卒。慧超生前曾“圖金容於靈剎……”，功未畢而歿，比丘法定繼成其業。
公元529年
北魏
永安二年
己酉
八月，封瓜州刺史元榮為東陽王。初，孝昌元年之前北魏宗室元榮出任瓜州刺史。（《魏書》卷十《孝莊紀》）
公元530年
北魏
建明元年
庚戌
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造寫《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三百部。在此前後，元榮在莫高窟修造佛窟。（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
公元531年
北魏
普泰元年
辛亥
元榮施銀錢千文造經，祈願還闕。（敦煌石定遺書S.4528經尾題記）
公元532年
北魏
普泰二年
壬子
元榮造《無量壽經》一百部，《賢愚經》、《觀佛三昧經》、《大雲經》各一部，《內律》五十卷一部。（敦煌石窟遺書P.2143經尾題記）
公元533年
北魏
永熙二年
癸丑
元榮又造寫《涅槃》、《法華》等經各一部，合一百卷。（敦煌石窟遺書S.4415經尾題記）
公元535年
西魏
大統元年
乙卯
宇文泰害北魏孝武帝元修，立元寶炬為文帝，都長安，是為西魏。於長安立大中興寺，尊釋道臻為沙門統，大立科條。敦煌歸於西魏。（《續高僧傳》卷三十）
公元538年
西魏
大統四年
戊午
八月，敦煌信士陰安歸在莫高窟畫迦葉像一鋪。
公元539年
西魏
大統五年
己未
滑黑奴等在敦煌莫高窟畫無量壽佛一鋪。
公元542年
西魏
大統八年
壬戌
東陽王元榮婿瓜州刺史鄧彥與妻昌樂公主元法英造寫《摩訶衍經》一百卷。（趙萬里《魏宗室東陽王榮與敦煌寫經》）
公元557年
北周
閔帝元年
丁丑
宇文護廢西魏恭帝，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敦煌歸於北周。（《資治通鑑》卷一六七）
公元563年
北周
保定三年
癸未
改敦煌為鳴沙縣。（《元和郡縣誌》卷四十、《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三）
公元564年
北周
保定四年
甲申
省壽昌郡入鳴沙（敦煌）縣。麥積山七佛閣在此前後建成。（敦煌石窟遺書寫本《壽昌縣地境》、馮國瑞《麥積山石窟志》）
公元571年
北周
天和六年
辛卯
在此前後，燕國公於寔為涼州大總管，其弟瓜州刺史、建平郡公於義在莫高窟修造佛窟。（《周書》卷五《武帝紀》、李懷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
公元573年
北周
建德二年
癸己
十二月，集羣臣、沙門、道士，辯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周書》卷五《武帝紀》）
公元574年
北周
建德三年
甲午
北周武帝下令禁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令沙門道士二百餘萬還俗。時沙門靖嵩等三百人逃往南朝。廢瓜州阿育王寺、沙州大乘寺。（《周書》卷五《武帝紀》、《續高僧傳》卷十二、《神州三寶感通錄》捲上）
公元579年
北周
大成元年
己亥
北周宣帝宇文贊詔復佛像及天尊像。敦煌世族翟氏遷於三蛫，鐫龕開窟。（《周書》卷七《宣帝紀》、莫高窟第220窟供養人題記）
公元580年
北周
大象二年
庚子
北周靜帝宇文衍詔復佛道二教。保定三年至大象二年期間，鳴沙縣丞張緦等在莫高窟修造佛窟。(《周書》卷八《靜帝紀》）
公元581年
北周
大定元年
辛丑
二月，隋王楊堅廢宇文衍稱帝，為隋開皇元年。北周亡。（《隋書》卷一《高祖紀》）。
公元581年
隋
開皇元年
辛丑
二月，隋文帝楊堅廢宇文衍稱帝，北周亡。是歲文帝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八月吐谷渾侵涼州，遣行軍元帥元諧等將步騎數萬擊破之，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斡鎮涼州。（《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
公元582年
隋
開皇二年
壬寅
改長安陟岵寺為大興善寺，並立大興善寺譯場，召沙門僧猛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又以曇延為大昭玄統。突厥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擊退之。（《續高僧傳》卷二、《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大宋僧史略》中、《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公元583年
隋
開皇三年
癸卯
隋遷都龍首原，名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詔令修復北周廢寺。夏四月，建平郡公於義卒。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後從竇榮定軍拒突厥。罷永興郡，置瓜州。（《隋書》卷一《高祖紀》、卷二十九《地理志》、《辯正論》卷三、《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元和郡縣誌》卷四十）
公元584年
隋
開皇四年
甲辰
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毀之像再行安置。賀婁子幹發涼、甘、瓜、鄯、廓五州兵擊吐谷渾。突厥敗，沙缽略可汗請和親。莫高窟第302窟中心柱北向面有“開皇四年六月廿一日”題記。（《歷代三寶記》卷十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公元585年
隋
開皇五年
乙巳
突厥阿波可汗與沙缽略分裂，西越金山，號西突厥，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七月，沙缽略得隋朝援助，擊破阿波，與隋立約，以磧為界，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莫高窟第305窟北壁有“開皇五年正月”題記。（《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公元587年
隋
開皇七年
丁未
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突厥沙缽略可汗卒，隋為之廢朝三日。詔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六、《佛祖統紀》卷三十九）
公元588年
隋
開皇八年
戊申
命晉王楊廣統率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伐陳。（《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公元589年
隋
開皇九年
已酉
平陳，隋統一南北。獲宋、齊舊樂及江左樂工，乃置清商署，定樂制。命裴矩、高潁收陳皇室藏書畫八百餘卷，於東京觀文殿起妙楷台、寶跡台藏之。召三階教僧信行入京。此際，僧善喜在莫高窟造講堂。（《隋書》卷一《高祖紀》、卷十五《音樂志》、《歷代名畫記》卷一《敍畫之興廢》、《續高僧傳》卷十九、敦煌石窟遺書P.3720《莫高窟記》）
公元590年
隋
開皇十年
庚戌
南賢豆國僧達摩笈多至瓜州，復至長安，令就興善寺譯經。是歲度沙門五十餘萬人。（《續高僧傳》卷二、卷十）
公元591年
隋
開皇十一年
辛亥
詔令天下各州縣立僧尼二寺。令天下之寺應無分公私，混同施造。詔徵沙門靈裕為國統，靈裕辭還。晉王楊廣為揚州總管，迎沙門智顗設千僧會，受菩薩戒，賜顗法號智者大師。（《金石萃編》卷三十八《詔立僧尼二寺記》、《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九、卷十七）
公元592年
隋
開皇十二年
壬子
敦煌僧慧遠（俗姓李）卒於大興城淨影寺。（《續高僧傳》卷九）
公元593年
隋
開皇十三年
癸丑
詔修復周武所毀之廢像遺經。禪宗二祖慧可受教達摩，行化三十四載，是年卒，壽一百又七歲。獨孤羅除使持節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十五、《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三期圖版《獨孤羅墓誌》）
公元594年
隋
開皇十四年
甲寅
三階教僧信行卒。(《續高僧傳》卷十六)
公元596年
隋
開皇十六年
丙辰
楊堅以宗女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公元957年
隋
開皇十七年
丁巳
突厥突利可汗來朝，居太常，教習六禮，楊堅以宗女安義公主妻之。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可汗。晉王楊廣遣使迎智顗，顗途中病卒，年六十七。智顗為天台宗始祖，在世共造大寺三十五所，親度僧眾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檀畫像十萬許軀。（《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續高僧傳》卷十七）
公元599年
隋
開皇十九年
己未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楊堅封突利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時安義公主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未幾坐誅。此際劉方為瓜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隋書》卷五十三《劉方傳》）
公元600年
隋
開皇廿年
庚申
廢太子勇，立晉王楊廣為太子。十二月下詔禁燬佛道等像，違者以惡逆不道論。敕斷三階教不聽傳行。（《隋書》卷二《高祖紀》、《歷代三寶記》卷十二）
公元601年
隋
仁壽元年
辛酉
六月詔天下諸州名藩建靈塔，分送舍利於三十州，於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命僧智嶷送舍利至瓜州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命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智仙之像。命造等身釋迦六軀置沙門法藏所住寺。（《廣弘明集》卷十七《舍利感應記》、《續高僧傳》卷十九、卷二十八）
公元602年
隋
仁壽二年
壬戌
僧彥琮以達摩笈多所述見聞撰《大隋西國傳》十篇。（《續高僧傳》卷二）
公元603年
隋
仁壽三年
癸亥
詔於五十三州立舍利塔，令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隋送突厥啓民可汗歸國。此際楊恭仁為甘州刺史。（《廣弘明集》卷十七《慶舍利感應表》、《法苑珠林》卷四十、《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舊唐書》卷六十二《楊恭仁傳》）
公元604年
隋
仁壽四年
甲子
七月，文帝楊堅歿，煬帝楊廣嗣位。文帝在位計二十三年，於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法苑珠林》卷一百）
公元605年
隋
大業元年
乙丑
三月，令宇文愷等營建東京。發民百餘萬開通濟渠。為天台智智顗設千僧齋。(《隋書》卷三《煬帝紀》、《續高僧傳》卷十九)
公元606年
隋
大業二年
丙寅
集周、齊、梁、陳散樂於太常，命樂正白明達制新聲。此際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裴矩依據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所述，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別造地圖，縱橫所亙將二萬，裏備述絲綢之路“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卷六十七《裴矩傳》）
公元607年
隋
大業三年
丁卯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改瓜州為敦煌郡。鐵勒侵邊，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復令裴矩往敦煌，矩設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導使入朝。此際敕裴矩與彥琮共修《天竺記》。日本遣使臣小野妹子至隋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隋書》卷三《煬帝紀》、卷六十七《裴矩傳》、卷八十一《東夷傳》、《元和郡縣誌》卷四十、《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續高僧傳》卷二）
公元608年
隋
大業四年
戊辰
召沙門淨業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擊伊吾，築新伊吾城戍守之，為伊吾郡。姬威轉敦煌太守。敦煌大黃門搇帥王海造寫《涅槃》、《法華》、《方廣》經各一部。（《續高僧傳》卷十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八期p.5《姬威墓誌》、敦煌石窟遺書P.2205）
公元609年
隋
大業五年
己巳
煬帝楊廣西巡河右，至武威、張掖，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土屯設等西域二十七國可汗、使節謁於道左。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置戍屯守。沙門慧乘隨煬帝至張掖，奉敕為高昌王麴伯雅講《金光明經》。突厥啓民可汗卒，為之廢朝三日。（《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公元610年
隋
大業六年
庚午
徵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配太常；是歲太常樂多至三萬餘人。沙門彥琮卒。此際周法尚出為敦煌太守。（《隋書》卷十五《音樂志》、《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續高僧傳》卷二、《隋書》卷六十五《周法尚傳》）
公元611年
隋
大業七年
辛未
遣裴矩等馳至玉門關晉昌城，諭西突厥處羅可汗入朝。十二月，處羅來朝於臨朔宮。（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公元612年
隋
大業八年
壬申
十一月，以宗女華容公主嫁於高昌王麴伯雅。高昌王還歸本國。（《隋書》卷四《煬帝紀》、卷八十三《西域傳》）
公元613年
隋
大業九年
癸酉
中原各地農民起義軍蓬勃興起。莫高窟第282窟七月十五日造訖（本窟龕下題記）。（《隋書》卷四《煬帝紀》）
公元615年
隋
大業十一年
乙亥
春正月，大宴百僚。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沛汗、龜茲、疎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八月，楊廣巡北塞，至雁門，被突厥始畢可汗圍城，詔天下諸郡赴難，九月解圍。於壽昌城內置龍勒府。敦煌郡沙門曇枚寫沙門慧遠所撰《涅槃經義記》。（《隋書》卷四《煬帝紀》、《元和郡縣誌》卷四十、《敦煌劫餘錄》第八帙）
公元617年
隋
大業十三年
丁丑
金城校尉薛舉據蘭州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盡有隴西之地。武威人李軌舉兵據河西，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收張掖、敦煌、西平、抱罕等河西五郡。時敦煌郡統敦煌、常樂、玉門三縣，七千七百七十九户。六月，唐國公、太原留守李淵從太原起兵。命子李世民將兵徇河西，下之。以李世民為敦煌公。十一月，李淵入京師，自為大丞相，尊楊廣為太上皇，立代王楊侑為恭帝，改元義寧。（《舊唐書》卷五十五《薛舉、李軌傳》、卷一《高祖紀》、《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
公元618年
隋
義寧二年
戊寅
三月，宇文化及殺楊廣於揚州江都宮。五月，恭帝侑讓位，李淵稱帝，國號唐，改元武德，隋亡。煬帝在位計十四年，為文帝於長安造二禪定並二木塔並立別寺十所，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另一千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度僧六千二百人。（《隋書》卷五《恭帝紀》、《法苑珠林》卷一百）

莫高窟敦煌、吐魯番等中亞寫本和文獻在中國的收藏

莫高窟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收藏的寫經總量已增至約16,000份。中國國家圖書館擁有中國最大的敦煌資料館藏。該系列分為四個部分：
1.《敦煌劫餘錄》（第一部敦煌寫本目錄）
《敦煌劫餘錄》 《敦煌劫餘錄》
1922年，在陳垣任北平國立圖書館館長期間，將入藏的8697號敦煌寫本分類編排，出版了《敦煌劫餘錄》，著錄內容為寫本編號、起止字、紙數、行數、品次、陳垣的附記等，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寫本的分類目錄。它發表於1931年3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陳寅恪為之作序，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敦煌學”這一名稱由此提出。
2.《敦煌石室經卷總目》《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其《續編》
繼第一次對敦煌藏經洞遺書清點造冊後，又從這批敦煌遺書中挑選出相對比較完整的1192件，編為1192號，盡收《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續編》中，該書於1935年完成。
3.殘片部分
經過兩次對敦煌遺書清點，剩下支離破碎的殘片，大抵都是20－30釐米長，有的殘片甚至更小，僅夾雜為數不多較長的卷子，但都因紙質糟巧、硬脆不易展開。略計近4000號，已納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
4.新購藏的寫本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6000號中，其中有1600餘號敦煌遺書是近幾十年陸續收藏的，冠以“新”字，稱之為新字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查閲途徑
查閲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的內容，可以參考以下途徑：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新文豐出版社，1986年。共141冊，其中56－111冊為敦煌《劫餘錄》部分。
敦煌遺書縮微製品由本館縮微複製中心製作，《劫餘錄》部分已拍攝完畢。
任繼愈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開始出版，目前已出版7冊。
陳垣編：《敦煌劫餘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年。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編：《敦煌劫餘錄續編》，內部出版，1981年。
陳晶、王欣編：《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索引》，內部出版，1988年。
申國美：《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
中田篤郎編：《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內部複印，此目錄對敦煌遺書題名做詳細考訂。
如以上查閲途徑仍不能滿足需求，國家圖書館善本閲覽室可閲覽原件，但是需要提前預約，得到答覆後，幷持單位介紹信和具有借閲功能的國家圖書館讀者卡，再前往閲覽。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閲覽室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7：00電話：（國內）010-88545344、88545167（國際）+861088545344/5167 [4] 

莫高窟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

敦煌吐魯番資料研究中心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合作為學術界設置的專業性較強的學術服務機構，成立於1988年，閲覽室同時對外開放。自籌建以來，資料中心積極從事敦煌、吐魯番學有關資料的系統蒐集、整理和入藏，編輯出版有關目錄和論著，為國內外敦煌吐魯番學界提供閲覽和諮詢，同時，為學術交流提供了諸多方便條件，得到了有關專家、學者的好評。到目前為止，敦煌吐魯番學資料閲覽室已入藏敦煌吐魯番學及隋唐史、西域歷史地理、宗教文化等各類文獻資料近3萬冊件，包括縮微膠捲、照片、書、刊、會議資料、音像資料等文獻類型。
這裏有中文（包括少數民族文字）、西文、日文等多種文字的研究資料，按10個專題分類排架，它們是與敦煌吐魯番學有關的歷史、文獻目錄、考古、語言文字、藝術、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宗教、綜合研究、工具書和科技類藏書。 [4] 

莫高窟甘肅省

甘藏敦煌文獻除藏經洞、其他石窟和佛塔出土的一部分外，大部分來自當地名士、官宦、鄉紳之手。北朝寫本較多，佛經居多，其中不乏珍本、孤本。
1. 敦煌研究院藏383號；
2. 甘肅省博物館藏138號；
3. 敦煌市博物館藏81號；
4. 甘肅省圖書館藏32號；
5. 西北師範大學藏19號；
6. 酒泉市博物館藏18號；
7. 定西縣博物館藏10號；
8. 永登縣博物館藏8號；
9. 高台縣博物館藏3號；
10.甘肅中醫學院藏3號；
11.張掖市博物館藏1號。
甘肅所藏敦煌文獻已公佈整理的共計696號，全部收錄在由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甘肅人民出版社、甘肅省文物局所編輯的《甘肅藏敦煌文獻》（6卷）中，1999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4] 

莫高窟天津博物館

該館收錄敦煌文獻350號，一部分為歷年徵集收購所得，一部分為我國著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1979年所捐贈。大部分為佛教經卷、論疏。其特點為：保存狀況好；跨越年代較長；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與史料；具有書法藝術價值的經卷不下五、六十卷；經卷上鈐有收藏印共50方。
天津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獻全部收錄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共同編輯的《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7卷）中，1996-199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莫高窟天津圖書館

天津圖書館敦煌手稿收藏以殘片為主，輯為6冊《天津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共177件。其中包括：《唐人寫經殘卷》三冊，《唐人寫經冊（殘頁）》一冊，《唐人寫經真本》一冊，《敦煌石室寫經殘字》一冊。大部分為佛經。目錄詳見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天津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八卷，中華書局，2005年1月）。 [4] 

莫高窟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共有286份。大部分是1950年向達任館長時購買的。大部分是佛教典籍，也有少量的道教典籍和社會文獻。還有一些較為罕見的非漢文殘卷如古藏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全部收錄在由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編輯的《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2冊）中，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 

莫高窟上海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87號，主要為上海市文管會捐贈、上海博物館移交及歷年收購。其特點為：署有年月的寫本佔所藏文獻的比例較高；非佛教內容的寫本比例較高；經名家鑑藏、題跋者多。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收錄在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編輯的《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4）中，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莫高窟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80號，大部分為佛經。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敦煌吐魯番文獻收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共同編輯的《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2卷），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 

莫高窟浙江省

浙江省共收藏敦煌文獻201號，其收藏特點是：藏品內容門類豐富，除佛教經卷外還有道經、經濟文書、願文、詩詞、小説、書儀、畫像等；所藏經卷大部分被著名學者收藏幷留有題跋、手跡與印章，彌足珍貴；寫卷相對完整，保存良好。
浙江省各機構和收藏情況如下：
浙江省博物館藏品176號；
浙江圖書館藏品20號；
杭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藏品4號；
靈隱寺（杭州）藏品1號。
浙江省藏敦煌文獻全部收錄在毛昭晰主編的《浙藏敦煌文獻》中，2000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4] 

莫高窟南京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收藏敦煌寫卷32號，目錄詳見由方廣錩、徐憶農《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 [4] 

莫高窟湖北省博物館

湖北博物館收藏敦煌遺書31號，據經卷收藏印看，大部分經卷收藏者為徐蘭如先生，另若干件有康有為、羅振玉題跋。內容以佛經居多。目錄詳見王倚平、唐剛卯《湖北省博物館藏敦煌經卷概述》（《敦煌吐魯番研究》2005年第5卷）。 [4] 

莫高窟國家博物館（原歷史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藏有敦煌寫經，完整的目錄尚未發表，藏品數量不詳。具有書法藝術價值的敦煌寫卷，發表在由史樹青主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11卷、12卷（柳原書店，1994，1999）上。 [4] 

莫高窟重慶博物館

重慶博物館收藏敦煌卷子13號，為重慶市博物館50-60年代所入藏，其目錄《重慶市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目錄》由楊銘先生髮表在《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上。

莫高窟天津市文物公司

天津市文物公司歷年從社會上所收敦煌卷子共計30號，特點為：內容較為豐富；時代跨度較大；珍品薈萃。全部收錄在天津市文物公司主編的《敦煌寫經》，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4] 

莫高窟旅順博物館

1914年，大谷光瑞由於不善理財，使西本願寺嚴重虧損，辭去西本願寺宗主一職，大谷收集品遂分散到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一些公私收藏者手中。收藏在中國的大谷收集品原均藏在旅順博物館，在五十年代敦煌文書中的620件全部移交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旅順博物館僅剩下9件敦煌文書和一些吐魯番文書。詳見尚林、方廣錩、榮新江所撰《中國所藏“大谷收集品”概況》，1991年3月由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4] 

莫高窟其他收藏機構

除了以上收藏機構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佛教協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展出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所藏一件寫本）和台灣中央圖書館、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歷史博物館也有收藏。IDP通訊第12期提供了台北收集品的詳細信息。 [4] 

莫高窟中亞文物

一個關於中國各機構收藏的中亞文物目錄正在編輯中，包括最主要的博物館和考古機構，尤其是陝西、甘肅和新疆。這些機構的簡明目錄如下：
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藏有大量過去幾十年發掘的最精美的文物。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西安），有幾個展室陳列中亞文物，其中許多是國寶級的文物。此外，該博物館還有大量其他藏品，如唐墓壁畫等等。
陝西省考古所（西安），藏有過去幾十年發掘的文物，包括許多在西安地區佛塔及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並有一個陳列新發掘文物的小展室。
敦煌市博物館，藏有該地區發掘的寫本和文物，其中一些藏品對公眾展出。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位於莫高窟，包括一些複製的洞窟和出土文物、寫本。
吐魯番博物館，藏有許多高昌和其他本地遺址出土的文物，有從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絲綢、隨葬品和木乃伊。
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3張)
新疆博物館（烏魯木齊），藏有豐富的中亞文物，有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絲綢、織錦、刺繡品的斷片，毛毯，木器，陶器等，均來自樓蘭和尼雅遺址；有來自和闐和吐魯番的絲織品、寫有婆羅米和佉盧文字的佛經木片；有從阿斯塔那墓出土的7至10世紀錦鞋、絲綢和麻布；也有穀物、堅果、乾果、饢餅和陶俑的樣本。該博物館藏有超過10具沙漠古墓中發掘的木乃伊，其中最有名的是“樓蘭美人”。
喀什絲綢之路博物館，所藏的中亞文物中有商代青銅器和周代木製墓葬小雕像等。
上海博物館，闢有一個絲綢之路中亞古國錢幣的特藏室，這些錢幣由杜維善、譚端言伉儷（Mr and Ms.Roger and Linda Doo）捐贈。 [4] 

莫高窟價值

莫高窟歷史價值

敦煌石窟營造以及歷史過程，敦煌的悠久歷史，當地有影響的世族與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圍民族與西域的關係，在歷史中沒有或很少記載。敦煌石窟有成千上萬個供養人畫像，其中有一千條還保存提名結銜。供養人像和題記，生動、豐富、真實地提供了許多歷史狀況和歷史線索。使我們瞭解了與敦煌歷史、敦煌石窟營建史有密切關係的陰、索、李、翟、張、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他們營造敦煌石窟的史實。都是研究張、曹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歷史的珍貴資料。還使我們瞭解不同歷史時期，拓跋鮮卑、吐蕃、吐谷渾、回紇、黨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在敦煌的活動，各民族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及他們的文化藝術；反映了唐代的儀衞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歸義軍政權的管制等。
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本生、佛傳、福田經變、彌勒經變、寶雨經變、楞伽經變及供養人題記，可幫助我們瞭解古代經濟生活的狀況。如農牧業方面，有耕作、收穫、捕漁、製陶、家畜飼養、狩獵。莊園收穫圖與寺院收穫圖，告訴了我們唐代莊園與寺院經濟的消息。手工藝方面有鍛鐵、釀酒、製陶、紡線、織褐、皮匠、製鞋、畫匠、伎匠、塑匠、紙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銀匠、弓匠、踏師。商業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銀行、木行、弓行等。據藏經洞文獻記載，稱匠的共有二十餘種。將壁畫與藏經洞文獻結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面貌。法華經變、涅盤經變提供了古代軍隊操練、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戰圖，及兵器裝備的寶貴形象資料。
敦煌壁畫中保存有屬於體育屬性的資料，如騎射、射靶、馬技、躍馬、相撲、角力、舉重（舉象、舉鍾）、弈棋、投壺、武術、游泳、馬球、蹴鞠等。
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過往胡商，漢賈必經之地，也是從事絲綢貿易與中轉之地。壁畫中描繪了中原與西域商人在絲綢之路上東來西往，相望於道的景象。如北周第296窟的福田經變，一邊是高鼻深目的胡商，牽着載有貨物的駱駝，另一邊是騎馬的中國商人，趕着滿載貨物的毛驢，相遇在橋上。同時也透出了古絲綢之路經商貿易的艱難險阻的消息。如隋代第420窟的法華經變，商隊趕着滿載絲綢的駱駝和毛驢，路遇大批武裝的強盜，商隊的財貨被搶劫一空；唐代第45窟觀音經變，一羣胡商趕着毛驢，載着絲綢在山谷中遇到了強盜。
莫高窟 第0323窟 主室 北壁 莫高窟 第0323窟 主室 北壁
絲綢之路即是貿易之路也是外交往來、文化交流之路。敦煌壁畫也有圖像的記載，如唐代第323窟描繪了出使西域的西漢使臣張騫；五代、宋第98、454窟描繪了出使印度的唐代使臣王玄策；中唐、五代、宋的第231、237、98、61、72窟描繪了西行求法和活躍於河西走廊的名僧劉薩訶，莫高窟第126窟、榆林窟第2、3、29窟刻畫了唐僧玄奘西天取經的事蹟，東來傳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會、佛圖澄在唐宋的第323、9、108、454窟也有描繪。
古代社會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民俗風情場景在壁畫中無處不見。盛唐到西夏時期的彌勒經變普遍描繪了婚嫁圖，表現了佛經所言，彌勒世界人壽八萬四千歲，“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的內容。圖中表現了唐宋時期敦煌地區廣泛流行兩種不同的婚俗，一種是受漢人傳統文化的影響，男方行聘娶婚，即男方行聘，迎娶新娘，回家成婚；另一種是西域民族風俗，男就女家行禮，行入夫婚。壁畫中的婚娶圖細緻表現了婚禮場面的設置：在庭院搭設帳篷，宴請賓客的禮席，圍設新婚夫婦拜堂的帳帷和新婚夫婦居住地青廬。還表現了婚禮儀式的全過程：新郎迎親、樂舞助興、拜堂成禮、莫雁之禮、共入青廬、舉行洞房同牢合巹之禮。又如自北周至宋代的故事畫微妙比丘尼、善事太子入海品、佛傳、涅盤經變，表現了古代的喪葬習俗，描繪停棺為亡人舉哀，出殯送葬、殯葬的喪葬過程；還描繪了行后土之祭，構置墳塋（修築墳墓四周圍牆）、設壙埋葬、地面起墳（堆土堆）的土葬埋葬方式。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大都是佛教內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眾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還涉及到印度、西亞、中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我們瞭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等，對研究敦煌地區佛教史和中國佛教史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料。 [9] 

莫高窟藝術價值

敦煌石窟營建一千年歷程，時兩漢以後長期分裂割據，時值中國歷史上兩漢以後長期分裂割據，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統一，臻於大唐之鼎盛，又由巔峯而式微的重要發展時期，在此期間，正是中國藝術的程序、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藝術傳入後，建立和發展了中國的佛教理論和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綿延千年，內容豐富，數量巨大，其藝術形式既繼承了本土漢晉藝術傳統，吸收南北朝和唐宋美術藝術流派的風格，又不斷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亞、西亞的藝術風格，向人們展示了一部佛教美術藝術史及其中國化的漸進歷程。又是中國藝術與西域藝術往來交流的歷史記載。對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世界美術史都有重要的意義。
莫高窟 第217窟 盛唐 南壁 局部 莫高窟 第217窟 盛唐 南壁 局部
從中國繪畫美術的門類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畫都有千年歷史，自成體系，數量眾多的特點，都可以成為獨立的人物畫史、山水畫史、動物畫史、裝飾圖案畫史。特別是保存了中國宋代以前即10世紀以前如此豐富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畫的實例，這是世界各國博物館所未見的。敦煌壁畫中有音樂題材洞窟達200多組，繪有眾多樂隊、樂伎及樂器，據統計不同類型樂隊有500多組，吹打拉彈各類樂器40餘種，共4500多件。敦煌藏經洞文獻中也有曲譜和其他音樂資料。豐富的音樂資料圖像數據，展現了近千年連續不斷的中國音樂文化發展變化的面貌。為研究中國音樂史，中西音樂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
莫高窟 第0285窟 主室 西披 局部 莫高窟 第0285窟 主室 西披 局部
敦煌石窟大多數洞窟的壁畫幾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間社會生活、風俗習尚的舞樂場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歌舞、民間宴飲和婚娶舞樂；有經變中反映的宮廷和貴族燕樂歌舞場景；有天宮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飛天的舞蹈形象，供養伎樂等。還有藏經洞保存的舞譜及相關資料。舞蹈藝術是無法保留的時空藝術，古代的舞蹈形象，我們現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稱舞蹈藝術的博物館，保存了無數高超的舞蹈技巧和舞蹈藝術形象，代表了各時代舞蹈發展的面貌及其發展歷程。
敦煌石窟藝術中有十分豐富的建築史資料。敦煌壁畫自十六國至西夏描繪了成千成萬座涉及不同類型的建築畫，有佛寺、城垣、宮殿、闕、草菴、穹廬、帳、客棧、酒店、屠房、烽火台、橋樑、監獄、墳塋等等，這些建築有以成院落佈局的組羣建築，有單體建築。壁畫中還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部件和裝飾，如斗拱、柱坊、門窗，以及建築施工圖等。長達千年的建築形象資料，向我們展示了一部中國建築史。可貴的是，敦煌建築資料的精華，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間建築的面貌，填補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築資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時期，不同形制的800餘座洞窟建築，五座唐宋木構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羣，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寶貴建築實物資料。 [9] 

莫高窟科技價值

本生、佛傳故事畫、彌勒經變、法華經變，有許多耕穫圖，表現一種七收的內容。圖中展現了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間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面貌，使我們瞭解當時農業生產的全過程：農夫一牛拉耕，二牛拉犁（二牛抬槓）耕地，婦女持裝籽種的籃子播種，頭戴笠帽，手持鐮刀的農夫，收割成熟的莊稼，男子掄連枷打場，男子以木杈、木鍁，女子用簸箕、揚籃揚場等，壁畫中還逼真地描繪了各種農業生產工具，除上述提到的工具之外，還有直轅犁、曲轅犁、三腳耬犁、鐵鏵、耱、耙、鋤、鐵鍁、扁擔、秤、斛、鬥、升，特別是盛唐第445窟彌勒經變中出現的能調節耕作深度的曲轅犁形象，為我們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農耕工具的唯一的珍貴圖像數據。 [9]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的樞紐，在壁畫上不僅留下了商旅來往的活動情況，還留下了寶貴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資料。他們有牛馬駝騾、驢象舟船、車轎輿輦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車輛類型各異，牛車有“通牛車”、“偏牛車”、敞篷牛車，馬車有駟車、駱車，還有駱駝車、童車、獨輪車等，特別是保存了中國為世界交通做出獨有貢獻的獨輪車、馬套挽具（胸帶挽具和肩套挽具）、馬蹬、馬蹄釘掌等珍貴的圖像數據。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五百盲賊皈依故事畫，表現了騎着戰馬的騎兵，與身穿褲褶的步兵（強盜）作戰的場面，畫面上畫出了馬鎧，它是保護戰馬的防護裝備，古稱具裝，或具裝鎧。第285窟馬鎧的形制齊全，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鞍後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反映了漢代已有的具裝，到北朝時期已發展為玩唄成熟的保護裝備。馬鎧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為世界軍事裝備所作的獨有貢獻。 [9] 
敦煌保留了珍貴的圖像數據。隋至西夏的尊像畫、藥師經變中的佛、菩薩、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給畫了玻璃器皿、有碗杯缽瓶盤等器型，它們呈透明、淺藍、淺綠、淺棕色，器型、顏色與紋飾表現出西亞薩珊風格或羅馬風格。説明了這些玻璃器皿是從西亞進口的。壁畫不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藝的特點，還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貿易。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今編第16窟的積沙時，於無意間偶然發現了藏經洞（即今第17窟）。從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餘件。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的豐富內涵和珍貴价值，不僅受到中國學者的極大重視，而且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眾多學者競相致力於對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紀形成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在20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大放異彩。 [9] 

莫高窟相關鏈接

  • 敦煌莫高窟官方網站：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417205351/http:/www.mogaoku.net/
  • 敦煌研究院：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920170416/http:/www.dha.ac.cn/
  • 國學:敦煌百年：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105102004/http:/www.guoxue.com/dunhuang/index.htm
  • 敦煌學信息資源庫：http://dh.dha.ac.cn/
  • 數字敦煌：https://www.e-dunhuang.com/index.htm
數字敦煌官網首頁 數字敦煌官網首頁
“數字敦煌”項目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物保護理念，對敦煌石窟和相關文物進行全面的數字化採集、加工和存儲。將已經獲得和將要獲得的圖像、視頻、三維等多種數據和文獻數據彙集起來，構建一個多元化與智能化相結合的石窟文物數字化資源庫、通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面向全球共享，並建立數字資產管理系統和數字資源科學的保障體系。 [7]  網站現已上線10個朝代30個代表洞窟，4430M2壁畫面積，採集精度達300dpi。
  • 國際敦煌項目：絲綢之路在線：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705191421/http:/idp.dha.ac.cn/
2001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開始合作，將他們的敦煌資料數字化，並在IDP上免費提供。IDP中文網站於2002年11月上線。成千上萬的敦煌手稿的數字化圖像現已在線提供，並且每天都在添加更多。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