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出，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説到漢語拼音問題，就不能不涉及到有關歷史問題，認清歷史，我們才能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們今天使用的漢語拼音優點。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筆畫繁多，字體結構非常複雜，所以不僅書寫起來十分困難，而且認讀也非常不方便。因為非拼音的漢字，從字形結構上不容易分析出字的讀音來。雖然漢字中有90%以上的形聲字，但是由於形聲字的形符和聲符本身的結構也很複雜，不是專門的表音符號，而且由於語言的發展，聲符與字音的變化非常不一致，聲符與字音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聲符的表音作用在現代漢字中是十分有限的。據有關資料統計，現代漢字系統中的形聲字，聲符與字音完全相同的形聲字只有20%多一點，加上聲符和字音聲韻母相同的漢字，也就40%左右，可見，現代漢字的形聲字表音率是相當低的。因此，有的專家學者認為，那些不能表示字音的形聲字，以今天嚴格的眼光看，已經不是形聲字了。

為了解決漢字的注音問題，我國古代曾經使用了多種注音方法，比如直音、讀若、反切法等。直音、讀若法雖然簡易明瞭，然而如果沒有同音字可注，或用來注音的字更加深僻、複雜時，就發揮不了作用。魏晉時發明的反切，較之以前的注音方法的確是一大進步，但是反切法的使用並不方便，因為反切上字、下字加起來也有上千個，所以首先得認識這一千來個漢字才能掌握反切方法，這可是個不小的負擔。加以漢字是整個兒表示一個音節，字形結構上分不出聲母和韻母來，所以拼讀上“上字取聲，下字取韻”並不好掌握，對於初學者尤其困難。唐宋時期，在反切注音的基礎上，人們又用漢字制定了三十六個聲母，兩百來個韻母，但是由於漢字本身的侷限性，它們最終沒有發展成為漢字的注音符號。而給漢字注音，又迫切需要一套簡便、實用的符號，以彌補各種傳統注音方法的不足，滿足人們學習和使用漢字的注音需求。

十七世紀初，隨着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開始，西風東漸，西方文化憑藉着西方經濟方面的優勢也開始傳入中國。結構複雜且不表音的漢字對於當時的西方人無疑是難解的天書，成為他們瞭解東方文化和進一步交流的攔路虎。出於多方面的需要，當時的一些西方傳教士開始運用拉丁字母來擬定漢語拼音。

最先擬定的拉丁字母漢語拼音方案是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蹟》，由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制定的。這個方案是有系統地用拉丁字母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開端。該方案首次引進了西方文字的音素制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拼寫方式，突破了我國自魏晉以來一千多年使用漢字聲韻雙拼的舊框框，為漢字注音開闢了一條嶄新的、科學的道路，從此開始了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歷史，揭開了漢字注音拉丁化的序幕。儘管這個方案是為了方便外國人學習漢字和漢語而制訂的，然而其注音方式以及應用的便利，給後來學者以很大影響和啓迪。清代以後，中外許多學者，在研究和制訂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時，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利瑪竇方案的長處，如用撇點表示送氣音，用雙字母解決拉丁字母不夠用的問題等等。據統計，利瑪竇方案以後，1958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以前，我國編制並有一定影響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有三十來個，可以説都在是利瑪竇方案上的發揮。所以説利瑪竇方案是我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始祖一點不為過。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我國在與西方列強發動的幾次侵略戰爭中均處於戰敗國的地位，既割地又賠款，受盡了殖民帝國主義的侮辱，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這樣國破家亡的政治形勢，促使我國學者思考，希望找到一條強國的道路，他們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必須振興科學與教育，而要振興科教，就是要普及教育，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民眾的識字問題，而漢字的繁難無疑是普及教育的攔路虎，於是他們認為，普及教育，振興國家就要從改革漢字入手，制定簡易的文字。這種觀點後來進一步放大，走向了極端，漢字遭到了徹底否定，被認為是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

在這樣的認識和思潮的影響下，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就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切音字運動，我國掀起了制訂漢語拼音的熱潮，各種拼音方案相繼出台，拉丁字母式的，速記符號式的，漢字筆畫式的，真可謂百花齊放，異彩紛呈，其中，漢字筆畫式的字母方案又成為這次切音字運動的主流，佔所有方案的一半，如果把漢字速記式方案也算上，就更多了。

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又由漢字筆畫式轉向了以拉丁字母為主流的方面，並由此開始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1926年9月，國語統一籌備會擬訂並通過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並於同年11月自行發表。1928年9月，由教育部公佈，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國語羅馬字方案的產生是我國拉丁化運動的新開端，拉丁化方案的制訂成為漢字改革運動的主流。當時許多著名的學者，如魯迅、郭沫若等，都積極支持並參與拉丁化文字運動，許多刊物載文或出專號表示對拉丁新文字的支持。很多學者還親自實踐，編擬拉丁化拼音方案，例如錢玄同、趙元任、林語堂等，都先後推出了自己的拉丁化拼音方案。

稍後於國語羅馬字產生的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在國內外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二十世紀30年代的延安，甚至還開設了一百多所夜校，專門教授農民學習新文字。在同時掀起的具有廣泛羣眾性的國語運動，又很自然地與拉丁化運動相結合，互相推動，使拉丁化新文字傳遍全國，有了廣泛的羣眾基礎。

我國於1958年公佈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吸取歷史經驗，結合現實需要而制訂出來的。

漢語拼音方案公佈以前，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而又比較有影響的拼音方案有三個：注音字母（1918年公佈）、國語羅馬字（1926年發表）、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公佈於蘇聯海參崴）。這三個方案的影響都非常大，其中尤以注音字母影響最大，從公佈後即納入小學教育，目前我國台灣省還在繼續使用這套注音字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漢語拼音字母。

那麼大家不僅要問，既然已經有了這樣一些拼音方案，那麼為什麼還要重新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呢？這是因為，上述方案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都有不足之處，都有其侷限。例如注音字母採用聲、介、母三拼制，字母多而不靈活，不利於對語音作精細的分析描寫；採用筆畫簡單的古漢字作字母體式，不便應用，也不利於國際文化交流。國語羅馬字用字母表示漢語四聲的規則比較複雜，不好掌握。拉丁化新文字不標聲調，又過於簡單，而且主張拼寫方言，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音。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在推廣普通話，普及大眾文化知識的浪潮中，一個更能體現漢語特點，更科學更實用的拼音方案就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制訂出來了，這就是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方案是1958年公佈的，但是在這之前，準備工作就已經開始了。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之際，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就在北京成立了，接着就開始了漢語拼音方案的研究制訂工作。1952年2月，教育部設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文研會從成立到1954年，主要進行了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國務院設立了專門研究文字改革的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改會於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主要工作是擬訂一個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初稿。與此同時，全國上下也掀起了羣眾設計拼音方案的熱潮，從1950年到1955年8月，文改會就先後收到海內外633個人設計的655個漢語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員會在參考歷史上的各方案的同時，也參考瞭解放後羣眾制訂的數百個方案，並在此基礎上擬出了漢語拼音方案初稿。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這時，由於對漢語拼音方案到底應採用哪種字母形式還沒有作出最後的結論，所以方案委員會在文改會上印發了六種不同的方案初稿――四種漢字筆畫式、一種斯拉夫字母式、一種拉丁字母式方案，向與會代表徵求意見，並決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為國際通用字母類型的推薦方案。後來，文改會根據羣眾意見並得到領導上的同意，原則上決定採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

此後，文改會對方案初稿作了進一步修訂，於1956年2月12日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許多省、市、自治區以及與漢語拼音關係密切的部門組織了座談會、討論會，許多刊物也發表了討論文章。拼音方案委員會在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於1956年8月提出了兩種供參考的修正建議。1956年10月，國務院設立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訂委員會經多次會議、座談及討論之後，於1957年10月提出了修正草案，同年11月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決議並決定發表修正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新中國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誕生了！

漢語拼音方案是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它是在我國數百年拉丁字母注音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在廣泛的羣眾基礎上，繼承我國上百年注音歷史傳統而制訂出來的，它又是在三百五十年來無數個漢字注音方案，尤其二十世紀的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基礎上設計成功的，而其科學性和實用性又遠勝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方案。正如中國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先生所説，“《漢語拼音方案》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討論了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提出的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議案，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決定:一、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二、原則同意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認為應該繼續簡化漢字，積極推廣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案的進一步完善。 ^[1] 

V只用來拼寫外來語、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字母的手寫體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書寫習慣。

在給漢字注音的時候，為了使拼式簡短 zh ch sh 可以省作 ẑ ĉ ŝ。

a，o，e開頭的音節連接在其它音節後面的時候，如果音節的界限發生混淆，用隔音符號（’）隔開，例如：pi’ao（皮襖）。

本質上，隔音符號「'」就是零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的隔音方法，本質上就是零聲母「'」在無歧義時省略。

（1）“知、吃、詩、日、資、雌、思”等字的韻母用i。

（2）韻母ㄦ寫成er，用做韻尾的時候寫成r。

（3）韻母ㄝ單用的時候寫成ê。

（4）i 列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yi（衣），ya（呀），ye（耶），yao（腰），you（憂），yan（煙），yin（因），yɑng（央），ying（英），yong（雍）。

u 列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wu（烏）， wa（蛙）， wo（窩）， wɑi（歪），wei（威），wan（彎），wen（温），wang（汪），weng（翁）。

ü列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yu（迂），yue（約）yuan（冤）yun（暈）；ü上兩點省略。

ü列的韻母跟聲母j，q，x拼的時候，寫成：ju（居），qu（區），xu（虛），ü上兩點也省略；但是跟聲母n，l拼的時候，仍然寫成nü（女），lü（呂）。

（5）在給漢字注音的時候，為了使拼式簡短，ng 可以省作 ŋ。

（6）iou，uei，uen前面加聲母的時候，寫成iu，ui，un。例如niu（牛），gui（歸），lun（論）。

（7）按照《漢語拼音方案的通用鍵盤表示規範》鍵盤輸入時，採用v代替ü、ea代替ê。

（8）護照等公文中，NÜ寫成NYU、NÜE寫成NUE、LÜ寫成LYU、LÜE寫成LUE。

聲調符號標在音節的主要元音(a,o,e)上；主元音省略時，標在後一個元音字母上。

使用注音符號時，聲調符號標註在音節結尾。

關於字母表，我們常碰到如下一些問題：

首先是，字母表有什麼作用呢？字母表不是漢語拼音方案中可有可無的內容，它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第一，明確了該方案的構成材料是拉丁字母，而不是其它什麼字母；第二，明確了每個字母的名稱讀音，字母表規定了每個拉丁字母的讀音；第三，明確了漢語拼音字母的體式，分為印刷體、手寫體、大寫、小寫四種體式，表中只列出了印刷體的大寫和小寫體式，而且字母體式採用的是羅馬體，沒有采用哥特體，這樣與手寫體接近；第四，明確規定了每一個字母的先後順序，這是用拼音字母作索引的基本依據。

為什麼不用漢字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而要採用拉丁字母呢？這裏涉及到字母形式問題，在漢字注音史上有過激烈的爭論。漢語拼音方案不採用漢字作為注音字母，主要原因是：第一，作為注音工具，符號應該簡單，使用才方便，而漢字筆畫結構十分複雜，認識一個漢字已經不易，再用作注音符號，掌握起來就更加困難了；第二，拼音字母作為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具有統一讀音標準的作用，由於漢字是非拼音的文字，讀音往往隨方言而異，很不統一，所以如果採用漢字作注音工具，難以起到統一語音的作用，不利於普通話的推廣；第三，理想的注音工具，應具有精確描寫和分析語音結構的功能，然而漢字是以一個囫圇的整體代表漢語音節的，所以用漢字注音，無法準確細緻地描寫漢語語音系統。基於此，1955年10月，中國文改會擬訂的四個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方案，最終還是被否決了，解放前在我國有相當大的影響的漢字式注音字母也沒有被採用，因為注音字母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點。經過反覆討論，文改會最後選定了具有國際性的拉丁字母。

為什麼要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字母基礎呢？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拉丁字母是國際性文字。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全世界有117個國家採用拉丁字母作為全國性正式文字。拉丁字母歷史上先後經歷了羅馬帝國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和歐洲殖民擴張三次大的傳播，使其足跡遍佈全球六大洲。世界上有五大文字體系，其中漢字和印度文字都只在亞洲，阿拉伯文字主要在亞洲和非洲，斯拉夫文字主要在歐洲和亞洲，而拉丁字母則遍佈全世界！

第二，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字母，許多現代科學技術術語廣泛使用拉丁字母作為代號。當然，拉丁字母這一功績與英語的國際上的廣泛通行分不開，當今世界上大量的科技出版物都是用英文寫成的，計算機程序語言幾乎無一例外都以英語編寫。因此，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注音工具，無疑為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方便之橋。從今天我國對外漢語教學所取得的成就看，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構成的漢語拼音方案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漢語拼音字母成為外國友人學習漢語離不開的枴棍。

第三，拉丁字母筆畫簡單，構形清楚，對於閲讀和書寫都極為方便。

第四，拉丁字母是音素制字母，便於對語音作精細的分析和描寫，採用拉丁字母，無論是分音還是合音都是非常方便的。

第五，採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在我國有相當長久的傳統，從十七世紀初年開始，三百多年來，拉丁字母就先後被用作漢字注音符號，拼寫各地方言，制訂中國的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字母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廣泛的羣眾基礎，用拉丁字母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既可以借鑑前人經驗，又便於推廣應用。

因此我們説，採用拉丁字母無疑是最佳選擇。

漢語拼音方案中的26個字母，為了運用方便，符合國際習慣，拼音字母排列先後順序也遵從拉丁字母的傳統順序，從a起始到z結束，這個今天看來很簡單的問題在拼音方案擬訂之時是幾經推敲的，因為我國傳統的“字母”受梵文字母的影響，是按照發音部位來排列的，遠至宋代的三十六字母，近至現代的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都是如此。漢語拼音方案在幾經反覆後，才於1957年的修正草案中正式確定了字母順序。

漢語拼音字母的名稱音，在教學實踐中還沒有形成很好的規範，比較混亂，有的按名稱音讀，有的按照英語字母名稱讀，有的按照聲母呼讀音讀。近年有專家曾在武漢地區進行過漢語拼音字母認讀情況的調查，在接受調查的610人中，77.2%的人是用英文字母的讀音來讀漢語拼音字母，14.1%的人讀成“呼讀音”（即老師教學時的一種讀法），不會讀或錯讀的人有8.7%，而能夠按照《方案》規定讀出字母的人一個也沒有。這反映出在讀音的規定上，現行《方案》需要進行調整，適應社會變化。建議採用英文字母的通常讀音，並適當加以漢化。

用26個拉丁字母來記錄普通話語音音素和音位，是不能完全滿足需要的，因為字母總數比普通話音素要少，對此，方案主要採取了三個方面的補救措施：第一，用幾個字母合起來表示一個音素，作為一個整體使用。《方案》是用兩個字母來合成一個新字母，一共有四組，即zh、ch、sh、ng，這些音素都是用雙字母表示的。這種方式既解決了字母不夠用的問題，又避免了創造或借用別的文字體系中的字母，很多國家都採用這種方法創造新字母，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辦法。不過這種方式也有不足，主要是詞形過長，例如拼寫“莊、霜、窗”等字詞要用六個字母符號，假如這些字再和同樣音節的字組成詞，那麼詞形就更長了。zh、ch、sh其中的字母h不表示音值，只是一個區別符號，與它本身的音值相差很遠，而現在國際上除了用它表示喉音以外，還用來表示送氣符號。

第二，使用附加符號。使用附加符號，就是在原字母的基礎上附加某種符號，構成新的字母。這樣，不用設計新的圖形或借用別的文字體系中的字母，而又增加了新字母，解決了記音問題，而且在某些場合還可以省略附加符號，所以使用附加符號這種方法比較容易被人接受，在國際上也比較通行。不過附加符號要回筆，不便連寫，也容易漏寫，如果再加上聲調符號，上下幾層，有疊牀架屋之感，寫起來既不方便也不好看。因此，漢語拼音方案附加符號使用較少，只有ê和yu兩個字母，這兩個字母的附加符號出現場合很少。ê極少單用，和i、yu相拼時就可以省略上面的附加符號，寫成e，因為實際上e並不出現在i、yu的後面，所以ie和yue中的e，就只能是ê了。yu同j、q、x相拼時可以不使用附加符號，寫成u，因為真正的u絕對不同j、q、x相拼，這三個聲母后面出現的u，只能是yu；而ü行韻母單獨成音節時，按照規則變成了yu，加符字母ü也不會出現；實際上ü只出現在lyu、lyue、nyu、nyue四個音節中，共涉及到32個漢字。韻母表裏有“ü”（即‘綠’字的韻母讀音），但在字母表中沒有規定與之對應的拉丁字母。“這一缺陷對社會應用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説要註冊一個帶有‘綠’字的商標，其漢語拼音的大寫名稱到底該怎麼拼寫？這直接影響在國外商標的註冊。同樣是一個“綠”字，在使用漢語拼音符號轉寫成英文名稱時，有的企業可能會標註成“LV”，有的又可能標註為“LU”。這樣就造成了用法混亂。建議“ü”統一改為yu，與j q x相拼時省略y。yung改寫為yong以利於辨認。“綠”拼作lyu，這樣就不會造成用法混亂了。根據方案聲母表中的規定拼寫規則，zh、ch、sh、ng在使用時為了縮短拼式，可以使用附加符號寫成ẑ ĉ ŝ ŋ，但是在實踐中，很少有人使用這一規則，也沒有一本字詞典使用過，可見，人們並不喜歡使用附加符號。這一條規則實際上是多餘的，可以在方案中刪除。

第三，一符多用。一符多用就是在一定條件下改變字母讀音，使一個字母在不同場合表示不同的音素，發揮多種功能，從而起到增加字母的作用。嚴格説來，作為注音符號，最好一符一音，這樣應用才方便。不過，由於一符多用既解決了字母不夠用的問題，又不增加新字母，還可減少其它手段的運用，所以相比較而言，還是利大於弊。漢語拼音方案 音，各有不同的出現條件，決不會出現同種條件下讀幾種音的情況，例如i，在zi、ci、si音節中只能是舌尖前元音，在zhi、chi、shi、ri中只能是舌尖後元音，在bei、gai中只能是舌面前次高元音，在bi、pian等場合出現只能是舌面前高元音，這幾個音素彼此是互補關係，屬於同一個音位的條件變體。所以，一符多用不會造成讀音上的混亂，不會造成混淆，不可能在這個場合把這個音素讀成那個音素。而且這種讀音上的區別是十分自然的，反映的是自然發音，是我們發音的實際情況的準確記錄和反映。　普通話二十一個聲母在《方案》中是根據傳統方式按發音部位排列在一起的，一共是六組：

b、p、m、f　d、t、l、n

g、k、h　j、q、x

zh、ch、sh、r　z、c、s

其中雙唇音和唇齒音列在一起，因為習慣上都把它們作為唇音合為一組，同時，如果把f單列一組，形式上不好看，唸誦也不方便。

有人看到聲母表中b、p、m、f旁有注音符號和漢字“玻坡摸佛”，以為聲母另有名稱音，要按照過去注音符號的名稱那樣念成bo、po、mo、fo。其實，聲母表中的每個字母所表示的都是漢語音值，不是名稱，如用國際音標表示則是[p、p‘、m、f]。由於漢語輔音大多是清輔音，發音不響亮，為便於讓人領會各個聲母的音值，所以用注音符號和漢字的讀音作提示。關於這一點，1956年2月由文改會發表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第一條“子音”中有這樣的説明：“漢字沒有單表子音的字。對照的漢字只取它的子音，不取它的母音，而且要照北京語音來讀。例如‘玻’的發音bo，這裏只取其中的b”。不過，目前很多人把拼音字母名稱和漢語音值混淆起來，用bo、po、mo、fo之類的讀音來代替bê、pê、êm、êf的讀音，這是不正確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似乎可以採用國際音標來標註聲母的音值，取消其中的漢字，這樣更加明確，而且更有利於國際交流。由於注音字母已完全退出了現行的語文教育系統，70歲以下的人已不認識這套字母，這套注音字母已基本失去了社會基礎，因此應當取消。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普通話音節，很多規則都主要涉及到韻母的使用，例如y、w的使用，ê、yu上面的附加符號的省略，iou、uei、uen韻腹的省略等等。關於iou、uei、uen，這只是理論上存在的拼寫形式，而在實際運用中永遠也不會出現，因為它們成零聲母音節時，根據y、w的使用規則要分別寫作you、wei、wen，而當它們同輔音聲母拼合時，省略韻腹寫作iu、ui、un。

聲調是漢語音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是一個音節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漢語拼音方案專門規定了聲調符號。電腦系統中可以正常顯示聲調符號。

漢語拼音方案在字母系統之外另加一個撇點作隔音符號，區分音節界限。隔音符號在注音中使用頻率據統計不會超過千分之五，但是夾在字母中卻顯得比較生硬，不如用別的辦法解決這一問題。用漢語拼音給漢字注音，音節界限混淆的情況不多，據周有光先生統計，在34978個詞中，僅出現2172個可混音節，佔統計數的6．26%，而其中的95%又是齊合撮韻，所以這95%的韻母使用了y、yu、w之後，可混音節就很少了。（見周有光《音節分界問題》，載《拼音》1956年8月號）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根據黨的十八大對語言文字工作的要求，努力貫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認真總結55年來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成績與經驗，妥善處理好新形勢下漢語拼音使用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大推行力度，使漢語拼音在新時期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我國重要的語言文字方針政策

《漢語拼音方案》的創制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羣眾基礎。漢字不是表音文字，從直音、反切起，中華民族為漢語尋找一個科學適切的拼音方案的努力就不曾停止。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內一些知識分子興起了切音字運動，創制了20多種拼音方案。五四運動前夕，民國政府頒佈了漢字筆畫式的注音字母，在幫助識字、正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紀20年代，錢玄同、趙元任等創制了“國語羅馬字”，30年代，郭質生、瞿秋白等創制了“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但未能形成統一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案。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黨中央作出進行語言文字改革的重大決策。1956年至1958年間，國家成立了“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公佈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頒佈了《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是近現代以來漢語拼音運動的繼承與發展，是研製階段1000多個海內外建議方案的集大成者，其拉丁(羅馬)字母形式，以及“音素化”和“國際化”的特點順應了歷史潮流，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眼光和胸襟。在當今信息化時代，我們之所以能夠通過漢語拼音，在國際通用的字母鍵盤上向計算機輸入漢語漢字，在海量的網絡數據庫中檢索獲取所需要的中文信息，得益於當初研製者們的科學務實，更得益於親自過問、指導研製工作的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吳玉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

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一直是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內容。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重要的語言文字方針政策，始終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確定了新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整理和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任務。1986年，國家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確定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和五項任務，“進一步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研究並解決實際使用中的有關問題”位列第三。1997年，國家召開第二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確定了跨世紀語言文字工作的指導思想、奮鬥目標，“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擴大使用範圍”仍是四項主要任務之一。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了《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拼寫和注音工具”的法律地位。2012年，《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到2020年的工作目標，明確指出要使“漢語拼音更好地發揮作用”。

《漢語拼音方案》的普及得益於我國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55年來，國家採取多種舉措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一是制定頒佈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少數民族地名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中國人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漢語拼音方案〉的通用鍵盤表示規範》等一系列與《漢語拼音方案》配套的規範標準，以利社會應用。二是通過一系列政策法令和規範性文件，對新聞出版、地名標誌、體育活動、商店牌匾、商品包裝等領域規範使用漢語拼音提出了明確要求，不斷加大推行力度。三是堅持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展漢語拼音教學，廣泛開展“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教學實驗，努力提高國民的漢語拼音能力，目前全國已有超過10億人掌握了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1977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認為，“《漢語拼音方案》在語言學上是完善的，用於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法是最合適的”，通過了“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的決議;1979年聯合國秘書處決定採用漢語拼音作為在各種羅馬字母文字中轉寫中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將《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的國際標準。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本國華語的拼音方案。英文等羅馬字母文字中吸收了用漢語拼音拼寫的中國人名、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英、美等國出版的權威工具書中大量收錄這類詞語，英、德等多個國家出版的地圖中採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圖書館採用漢語拼音拼寫中文圖書目錄。

《漢語拼音方案》是中華民族幾代人智慧的結晶，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成就，是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成果，它造福社會、惠及全民，影響深遠。

二、進一步擴大《漢語拼音方案》的應用範圍，提高應用的規範化水平

當前，中文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對外漢語教學的方興未艾，中華文化的傳承、弘揚和傳播，期待漢語拼音發揮更大的作用，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助力。要進一步依法加大《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力度，提高應用的規範化水平。具體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強漢語拼音教學。要堅決貫徹執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關於“初等教育應當進行漢語拼音教學”的規定，保證受教育者掌握好漢語拼音，並能夠應用到語文學習、信息檢索和處理的各個方面，加強師資培訓和督導檢查。要積極探討將漢語拼音納入國民終身教育體系的方法與途徑，惠及在初等教育階段未能接受漢語拼音教學的老年人羣;還要大力推動針對不同國家、地區和語種的對外漢語教學，充分發揮漢語拼音在漢語教學中的作用。

第二，努力擴大漢語拼音的使用範圍。要在已有成績的基礎上，認真思考如何使《漢語拼音方案》進一步為“信息化”、“國際化”服務，如何為傳播中華文化助力。要充分發揮漢語拼音在各外文語種中能夠準確、便捷地表達中國特有的事物、概念和理念的功能，期待在對外交流中直接使用漢語拼音拼寫“孔子”、“西藏”、“普通話”等中國人名、地名和特有概念，期待“福娃”、“海寶”、“嫦娥”等類似語詞在對外交流中使用漢語拼音拼寫的情形越來越多，更期待RMB(人民幣)等漢語拼音縮寫形式日益通行於國際場合，通過漢語拼音切實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同時，要認識到已經在全球較大範圍內通行的全球性、洲際性和國際性語言屬於全人類所共有，因此要主動通過漢語拼音豐富這些語言的表達方式，與世界各國、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創造屬於全人類的文化財富。

第三，加強依法管理。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要全面實施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語言文字政策，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標準，積極推行和使用漢語拼音。要堅持將《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採取有效措施加強監督檢查，糾正應用中的不規範現象;要逐步提高中文信息處理、社會公共服務等各領域使用漢語拼音的規範化程度。

三、深入研究，妥善處理《漢語拼音方案》應用中的有關問題

55年來，《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在認識上和實際使用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應當引起重視，予以妥善處理。

第一，要妥善處理好漢語拼音和漢字的關係。《漢語拼音方案》不是文字方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拼寫和注音工具，“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漢語拼音不會取代漢字，漢字也不會走拼音化的道路，近30年來我國的漢字政策始終是“保持漢字形體在一定時期內的相對穩定，推動漢字的規範化、標準化、信息化”。語言文字工作部門要主動做好相關的宣傳工作，使社會充分認識到《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輔助工具，主要在飛機班次、火車車次、產品型號、漢字語音排序檢索，以及外文語境中稱説中國人名和地名等漢字不便或不能發揮作用的場合，輔助漢字發揮作用。

第二，要妥善處理好漢語拼音和外語的關係。漢語拼音是我國通用語言文字的注音拼寫工具，不是外語。依法正確使用漢語拼音，妥善處理漢語拼音和外語的使用，關乎國家主權尊嚴。需要標註羅馬字母的，應當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也不能按照外語的習慣來使用漢語拼音，比如在拼寫中國人名時應當“姓”在前、“名”在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在公共服務領域用外語為在華外籍人士提供語言服務，方便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既是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禮儀之邦的待客之道，更是我國“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統籌兼顧、妥善處理好“維護主權”與“提供服務”的關係，加強對相關問題的研究，釐清拼音、外語的不同功能和使用場合，扭轉當前比較突出的拼音、外語使用不規範、不統一的混亂現象。

第三，要努力研究解決好實際使用中的有關技術問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既是“注音”工具，又是“拼寫”工具。但是應當看到，55年來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所取得的成績主要體現在“為漢字注音”的功能方面，而“拼寫普通話”的功能尚未充分而有效地發揮，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很不夠。拼寫與注音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拼寫的對象是語言、注音的對象是文字;而且拼寫需要有正詞法，諸如字母大小寫、分詞連寫、標點符號用法、篇章的其他要求等。在現實使用中，很多人拼音拼寫採用的是給漢字注音的方式，存在不分詞連寫、不能正確使用大小寫等問題。因此，要加強研究，妥善處理好漢語拼音正詞法中詞語切分、成語拼式、專有名詞拼寫、聲調標示等若干問題。此外，還要努力研究並處理好“漢語拼音字母的名稱讀音如何照顧社會習慣”、“漢語拼音字母的書寫體式如何與相關外文字母協調”、“拼音教學中到底應當採用兩拼法還是三拼法”、“外族或外國專有名詞怎樣在漢語拼音中表現”等一系列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進一步提高漢語拼音的使用效率，完善漢語拼音的各項功能，才有利於《漢語拼音方案》的進一步推行。

《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是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一項創舉。55年來，國家為推行漢語拼音，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當前，社會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為漢語拼音提供了更為廣闊和更深層次的應用空間。與此同時，目前漢語拼音的推行和應用還存在許多方面問題不能很好地滿足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例如，由於宣傳和推行的力度不夠，社會上仍有一部分人不瞭解漢語拼音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充分認識其科學性、實用性和廣泛的應用前景;一些地方和學校忽視、削弱漢語拼音教學和科學研究;在社會應用中不按照有關規則使用漢語拼音，拼寫錯誤、不規範現象比較普遍;在一些領域，違反國家法規和標準，不使用漢語拼音或用外文替代漢語拼音的現象，也時有發生。以上情況表明，面對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勢，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大漢語拼音推行力度，擴大其應用範圍，不斷完善相關應用規則，提高漢語拼音的普及程度，提升漢語拼音應用的規範化水平。

作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主管部門，國家語委將以紀念《漢語拼音方案》頒佈55週年為契機，深入貫徹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全面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制化、規範化、標準化和信息化建設，進一步加強對推行漢語拼音的規劃指導、管理監督和科學研究，推動漢語拼音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做出應有貢獻。 ^[2] 

漢語拼音方案公佈後在國際上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和好評，同時更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從1961年起，已經有十多個歐美國家在出版地圖時採用漢語拼音，很多大學開始採用漢語拼音方案教學漢語，例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美國的加州大學，澳大利亞的國立大學等等。我國對外報刊採用漢語拼音拼寫的很多詞語，如li（裏）、mu（畝）、jin（斤）、fen（分）、yuan（元）、jiao（角）、renminbi（人民幣）等，都進入了歐美國家的詞書報刊，我國先後出版的一些用漢語拼音標註的地圖集、航海圖等，都得到了國外的普遍歡迎和應用。國外的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也採用漢語拼音拼寫其中的人名和地名。比如英國企鵝叢書 公司1973年出版的《石頭記》（《紅樓夢》），其中的人名完全採用漢語拼音，譯者在序言中還把《紅樓夢》的多種書名用漢語拼音寫出來。

1965年，北京語言學院英籍教授威爾金先生曾經作了一個試驗，找了幾個完全不懂中文的人用漢語拼音和威妥瑪注音來拼讀中國人名和地名，看哪一種方案更像中國人的發音，他試驗的結論是應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的人名和地名比較好，認為對於説英語的人來説，漢語拼音也要優於威妥瑪方案。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佈以前，我國人名、地名的拼寫都是以威妥瑪方案作為標準的，但是寫法相當混亂，比如“四川”，漢語拼音是Sichuan，但在當時的英語中寫作Szechuan，在法文裏寫作Setochouan，在西班牙文中寫作Sechuan，這樣，同樣的人名、地名，在不同的語言中各有各的寫法，這種混亂現象對於國際經濟、文化的交流是非常不利的，需要統一起來。而且威妥瑪方案中使用了很多附加符號，其中聲母和韻母有14個使用了附加符號，用來拼合出聲韻結合的四百餘個基本音節，據統計，其中有一百六十多個音節帶有附加符號，比率高達38%，可見應用之不便，而在實際運用中，許多附加符號又不寫出來，造成大量音節混亂。所以，很多國家的有識之士都撰文或提出建議，呼籲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拼寫的國際標準。

關於漢語拼音的運用問題，我國各個政府部門先後發佈了很多法規文件，這些文件，涉及到我國人名、地名、省市自治區名稱縮寫、我國各個民族的羅馬字母拼寫法和代碼、拼音正詞法問題、拼音字母名稱讀音問題、中文書刊名稱拼寫法、企業和商店牌匾及商品包裝和廣告使用拼音問題、各種體育活動使用拼音問題等等，無論你是做什麼工作的，都回避不了漢語拼音的使用問題，需要你去了解它，熟悉它並正確運用它。

在1977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上，我國提出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作為羅馬字母拼寫的國際標準的提案獲得通過；聯合國秘書處1979年6月15日發出關於採用漢語拼音的通知，要求從即日起採用漢語拼音作為各種拉丁字母文字轉寫我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採用拼音字母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這就意味着《漢語拼音方案》是國際通行的漢語拼寫標準。

1986年國務院發佈《地名管理條例》，規定“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以國家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統一規範。”2000年10月31日，我國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並於2001年1月1日起實施。《通用語言文字法》在第十八條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工具。《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這更以法律的形式對漢語拼音方案的使用作出了具體規定，使得漢語拼音的運用有了法的依據。

漢語拼音方案，這個集歷史與現實的羣眾智慧之大成的方案一公佈，就以其簡明、實用、精密、完備的特點而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她的誕生，為我國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科學知識揭開了新的一頁。四十五年的應用實踐證明：《漢語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她不但在國內各個行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而且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與應用，因此，任何想撼動漢語拼音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2018年5月10日，教育部舉行《漢語拼音方案》頒佈60週年紀念座談會。

60年來，中國採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從小學開始學習漢語拼音，組織編寫出版《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用漢語拼音注音排序的規範性工具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中對推行漢語拼音作出明確規定，《漢語拼音方案》被國際標準化組織和聯合國秘書處確定為拼寫中國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標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