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

梁鼎芬的家庭是舊時所稱的“世代書香”，他的祖和父都是讀書的。清代廣州科舉，番禺梁氏盛極一時，兄弟祖孫翰林進士尤多。每科揭榜門前貼滿報捷的名條。舉人梁國璉，字漱皆，兩兄國琮、國瑚，相繼入翰林。國琮字希平，號儷裳，道光十八年戊戌科翰林。國瑚字希殷，號筆珊，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翰林，梁鼎芬即國璉的侄孫。 ^[5] 

梁鼎芬少失父母，依於龍氏姑姐家讀書。曾就學於五品卿菊坡精舍院長陳澧門下，並得其舅翰林院編修張鼎華教誨。梁鼎芬於光緒二年丙子（1876年）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房師善化龔先生（名鎮湘）。鼎芬時年18歲，光緒六年庚長（1880）中進士，殿試點翰林，散館授編修（點翰林之年22歲，入館三年，散館時26歲），是七品職。 ^[5] 

清光緒十年甲申（1884），在中法戰爭中，北洋大臣李鴻章一味主和，梁鼎芬彈劾李鴻章六大可殺之罪，指責李鴻章與法國議約時在中越問題上處理失當。梁鼎芬卻因此疏開罪慈禧，以“妄劾”罪，被連降五級，到太常寺去做司樂小官，自鐫一方“年二十七罷官”小印，憤而辭官。出京返粵之時，送行詩文盈筐，這時鼎芬27歲，當時有人題兩句有趣之語：“梁星海辭官之年，蘇老泉發憤之日”。 ^[5] 

梁鼎芬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離京回粵，次年三月 ^[3]  ，兩廣總督張之洞看重其學問風骨，薦他做惠州豐湖書院院長 ^[5]  。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冬，調長端溪書院，亦年餘，光緒十四年（1888年）夏，調長廣雅書院，都是兩廣總督張之洞所薦。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調兩湖總督遣缺由李瀚章繼任，鼎芬以恩知他遷，與新督情誼閡隔，遂離廣雅，由李瀚章另聘朱一新為院長。朱的教育宗旨，仍與鼎芬同，亦即鼎芬在豐湖主講之宗旨。鼎芬離廣雅後，養痾讀書，不問世事，曾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由張之洞薦長嶽州書院，1897年辭嶽州院長，不久又任鐘山書院院長，兩湖書院院長。 ^[3] 

梁鼎芬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諭，以知府發往湖北，遇缺補用。旋任武昌府知府，歷署鹽法道，授安襄鄖荊道，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又奉上諭，授湖北按察使，兼署鄂藩（湖北布政使）。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2月，共從政七年，在此七年中，表揚師友，舉薦人才，請旌正直，請建學校，請除種族界限，各有專文。 ^[3] 

宣統三年（1911年），革命運動正在風起雲湧，宣統委梁鼎芬為廣東宣慰使。及辛亥光復，廣東人慾舉他為都督，他星夜離粵赴滬，避居泥牆橋麥根路森德里一陋室。民國元年，梁鼎芬至漢口，迎端方（清欽差大臣）靈柩，寓於旅館。有兩湖舊生石龍友等三人，請他重在鄂辦學，他拂袖逕去，即北上至易縣梁格荘，與遺老籌商崇陵種樹事。 ^[6] 

自民國三年（1914年）起，梁鼎芬任清室的崇陵種樹大臣三年，至民國六年（1917年）成活十餘萬本。至1917年值毓慶宮，做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1919年11月14日，梁鼎芬在北京病逝，清賜諡“文忠”，葬在梁格荘，崇陵右旁的小山上，崇陵有種樹廬，系梁鼎芬生前種樹時所住 ^[6]  。臨終前，他遺言不可刻其詩集：“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淒涼，文字不能傳出也。”

光緒十二年(1886年)在豐湖書院建樓三楹，名“豐湖書藏”，使書院藏書有4萬餘卷，是廣東著名的書院藏書之一，並訂有《豐湖書藏四約》，其他各書院也紛紛仿效建有藏書樓。他捐書給鎮江“焦山書藏”藏書有1 092部。光緒末年，湖北省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的相繼建立，使他產生了建立公共圖書館的想法，於1911年在家宅廣州大東門內榨粉街93號太史第成立“梁祠圖書館”，所藏者十之八九為舊學書，十之一二為新學書 ^[1]  。訂有規程23條及觀書、抄書、借書、讀書、捐書約，開放給各地學堂學生使用。他的私人藏書亦達10餘萬卷，藏書處有“葵霜閣”、“千鈎堂”。藏書不重宋元舊槧，而以叢書、清人文集、地方誌較多，尤以湖北的方誌尤為詳備。史傳他拒絕收藏袁枚、龔自珍的作品。藏書樓名頗多，有“棲鳳樓”、“毋暇齋”、“寒松館”、“敝牛齋”等。1919年梁鼎芬去世後，其子將所存藏書二萬餘冊，捐給了廣東圖書館（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其數量相當於當時省館藏書總量的兩倍。 ^[1] 

梁鼎芬生平喜讀書，性嗜酒，擅長書法詩文，與張之洞、陳三立、康有為常有詩書往來。詩詞多慷慨憤世之作，與羅惇曧等人並稱“嶺南近代四家”。有《節庵先生遺詩》及續編、《節庵先生遺稿》及剩稿、《節庵先生扇墨》等行世。

1888年，張之洞創建廣雅書院（即現廣東省廣雅中學），梁鼎芬為廣雅書院第一任校長。1895年康有為欲在上海創強學會時，張之洞也正苦於尋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張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極力促成張、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為來到江寧。此時，張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傷痛不已。梁鼎芬為替其排憂，生出一策，勸張之洞與康有為談書論説“藉以排遣”。經梁鼎芬牽線，康有為在江寧居20餘日，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從而得以“合請香濤為發起人”，促成張之洞慨然應允捐資銀兩作為會費。

梁鼎芬還極力促成張之洞支援、贊助《時務報》創刊。上海強學會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強學會牽連而停辦。1896年1月20日，頑固守舊人物楊崇伊彈劾北京強學會“植黨營私”，專門販賣西學書籍，北京強學會因而被查禁。張之洞聞之恐受牽連，立即電囑停辦上海強學會。但維新人士並未就此放棄維新變法宣傳。黃遵憲與汪康年欲籌辦《時務報》。為謀求張之洞支援，他們屢次致函梁鼎芬求援。為開報館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屢向南皮言之”，最後促使張之洞支援《時務報》，使得該報於1896年8月9日創刊，亦使張之洞救國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釋懷。

但梁鼎芬畢竟不是維新派。對待維新，他與幕主張之洞態度基本相同。他試圖將維新活動納入“中體西用”的洋務軌道，於是他又成為張之洞干預《時務報》的中介人。在《時務報》刊行過程中，梁鼎芬總是“嚴加匡正”。對與“中體西用”洋務綱領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貼”予以稱讚；對越出“中體西用”軌跡的，則極力抑壓。當1897年11月梁啓超在《時務報》刊發《變法通議》大倡民權時，他則警示汪康年“民權文字亦不佳，千萬不可動筆”，並責問汪“弟自雲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處華夷紛雜之區……當存君國之志，勿惑於邪説，勿誤於迷途”。

1898年康、梁組織保國會後，頑固守舊派詆譭排斥之勢日盛，帝后黨爭如箭在弦。幾經政治風雨的張之洞諳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與維新派的關係，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於慈禧而有別於康、梁的心跡。但他又猶豫不決，便向梁鼎芬謀求對策。梁鼎芬審時度勢，認為“康梁必敗”。因此，他勸張明確劃清與維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謀劃下，張之洞便將那提倡變法的《強學篇》大加修改，易名為《勸學篇》，其內容以忠君愛國、尊經守道為説教，隱示新法不可行、舊法不可變之意。隨後，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將書中忠君衞道部分加以檢注，重編成冊，而後收入《翼教叢編》，成為反對維新之代表作。又將《勸學篇》精繕成冊進呈慈禧御覽，表示反對變法之態度。可見，張之洞《勸學篇》的問世與梁鼎芬的影響不無關係。

此間，張之洞還欲創辦自己的輿論陣地──《正學報》，“以昌明正學，宏揚聖道”，表其忠君衞道立場。張之洞將重任委於梁鼎芬。梁鼎芬不負張之洞厚望，以筆代刀，口誅筆伐康黨為“無父、無君、無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維新志士的文章“詞氣壯厲”，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兩湖人士”，頗有影響力。梁鼎芬的所作所為，使張之洞在戊戌政變的風波中站穩腳跟。

義和團運動時期，梁鼎芬又促成張之洞鎮壓自立軍起義。1900年春夏之交，當北方義和團運動蓬勃發展時，張之洞門生、維新派唐才常等領導自立會成立自立軍，準備發動起義。在對待自立軍問題上，起初張之洞態度曖昧。當時，唐才常託人勸告張之洞接受自立軍的擁護，宣佈兩湖獨立，張之洞觀望形勢，不表態，也不干涉。梁鼎芬惟恐張之洞“心慈手軟”，而“與佛塵合作”，故針對此事致函張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禍將不測，看此舉動，明系合夥同謀，妄思欺奪君權，破裂孔教……殺賊報國，肅清海宇，功有專屬，責有專歸，此等大事，當語仁公，首先料理。”並悚以危言，若“隱憂於私室，不能昌論於公廷，徘徊一月，纏綿千語，計尚未定，賊已渡河，此時縱有百部守約書，百處正學報，百間武備學堂，於事已恐無濟。”為達到説服的目的，梁鼎芬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在梁鼎芬的苦勸下，張之洞審時度勢，於1900年8月22日，在英國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緊要關頭，梁鼎芬又協助張之洞作出決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風雨飄搖中穩如磐石。總之，在張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瀾，擋風遮雨，盡其能事，力助張之洞度過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他不愧為張之洞身邊智囊中最為得力的幕僚之一。

1892年張之洞在湖北創建兩湖書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學分教，主講中學。自此，梁鼎芬與張之洞幾乎形影不離，成為張之洞創辦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張之洞代劉坤一署兩江總督，復聘梁鼎芬任鐘山書院山長。1895年底，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梁鼎芬亦辭別鐘山書院隨之到湖北。湖北是張之洞悉心經營之地。自1889年任總督一直到1907年進京，張之洞督鄂近18年之久，其中尤以辦教育功績最為卓著，而梁鼎芬正是最得力的助手。張繼煦在談到張之洞督鄂時説，“惟鼎芬之於學務，……公實倚之”。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兩湖書院被改造為培養通經致用人才的新式書院。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上均突破八股制的舊式書院風格。他負責制定的《兩湖書院章程》則成為近代新式書院的範本。書院所聘教員皆為新舊學兼習的飽學之士，如經學教員易順鼎，史學教員汪康年、楊鋭，文學教員楊守敬等，都是舊學各有專長，新學亦有素養者。

1902年，梁鼎芬又對兩湖書院進行改造，更名為兩湖高等學堂，課程調整經學、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理化學、財政學、兵事學等八門，使兩湖書院演變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學堂，開兩湖大學預科學堂設立之先河，為清末地方書院改制提供了借鑑。梁鼎芬還輔佐張之洞籌辦農務、工藝、軍事等各類專業學堂。1896年他輔佐張之洞創設武備學堂，次年又籌設農務學堂。在興辦各類新式學堂的過程中，鑑於師資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學師資更為匱乏的狀況，1902年，張之洞在武昌城東賓陽門以南創設了第一所湖北師範學堂，梁鼎芬出任監督，具體負責學校一切管理事宜。在師範學堂，梁鼎芬除設置普通課程外，還增加了教育學、衞生學、教授法和學校管理法等學科，並以東路小學堂附屬其旁，作為師範生的實習場所，湖北師範教育初具近代規模。

1904年，為進一步緩解各處學堂急缺教員的問題，梁鼎芬督同胡鈞等將兩湖高等學堂（原兩湖書院）改建為兩湖總師範學堂，分設優級師範和初級師範兩等，將兩湖總師範學堂建成可容納1200多人、具有近代學校性質的師範學堂。學校建成後，梁鼎芬被張之洞任命為學校監督，悉心秉承張之洞意旨，“以修行為基，以求實為主”，竭盡全力培養“讀正史”、“崇正學”，志在挽救中國貧弱的育人之師。在張之洞與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兩湖總師範學堂培養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質的師資隊伍，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礎。

梁鼎芬還協助張之洞開展近代留學教育事業。1898年，他助張之洞實現派吳祿貞、吳祖蔭等20人赴日本學習軍事一事。1899年他們將12名學生派往日本學習農、工、商。1902年7月，又將30名師範學生派往日本。對倡辦遊學二人不遺餘力且樂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説：“遊學東洋學生，已派20名。寫信之日到，一切甚費心力。與南皮合辦成此一事，……當一快也。”其欣慰之情躍然紙上。

梁鼎芬與張之洞共同創辦了近代軍事教育。1902年，他與張之洞商議在湖北創武高等學堂二所，一所“募德國教習三員教之”，分設戰法、輿地、測繪、軍械、炮隊學等10門學科；另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學校，專取在營已有閲歷之武職官弁隊目，而又文理明順者充選，使之研求學術，增進智略，募日本教習五員教之”，設課目13門。他們力圖通過對軍事人才的培養，整飭落後廢弛的武備，提高清軍戰鬥力，從而拯救衰頹在即的清王朝。

1904年，梁鼎芬擔任張之洞所創新軍營務處首席提調。湖北新軍的成長與他的苦心經營息息相關。他“以一身兼新軍訓育統領重任”，領導新教育，於新軍之孕育養成，為功至偉。張之洞、梁鼎芬經辦新軍本來是希望維護朝廷統治。但事與願違，湖北新軍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堅力量。因而梁鼎芬“實亦間接有助於辛亥革命”。

梁鼎芬還是張之洞改革舊式教育體制的高參。1902年，張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學務處，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學堂及留學事宜。梁鼎芬即擔任學務處文學堂總提調，具體掌管全省文學堂教育行政管理，負責制定與檢查各學堂的課程、學生畢業年限、教職員的任用等。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相當於省教育廳一級的管學機構。1904年，張之洞在文武學堂總提調之上設學務處總提調一職，又讓梁鼎芬擔此重任，全權負責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梁鼎芬對自己和張之洞開創的教育業績頗感自豪，曾自題門聯“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張之洞更是充分肯定梁鼎芬的教育功績，稱其“學術純正，待士肫誠，於教育事體，大綱細目擘畫精詳，任事多年，勤勞最著”，並請求朝廷賞加二品銜，以示鼓勵。

再入廟堂之高的梁鼎芬仍操守如舊，並不看重頭上這頂烏紗帽，更不因早年“建言獲罪”而卻步。先具摺奏請化除滿漢界限，繼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入宮覲見皇上和太后，當面彈劾慈禧晚期寵臣，指斥慶親王奕劻“通賕賄”，“請月給銀三萬兩以養其廉”。同時，梁鼎芬還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説他“權謀邁眾，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

連張之洞最初也不知有此疏，聞而嘆息，懼受牽連也。果然，忠心不得好報，再度被激怒的慈禧下詔“訶責”，梁乃“引疾乞退”，以江蘇鎮江焦山海西庵為清靜之地，與世隔絕，閉門讀書。

光緒卅四年（1908），皇帝和太后先後死去，梁鼎芬“奔赴哭臨，越日即行”。當時，張之洞已以軍機大臣入閣管理學部事務，但其並不前往拜謁而求進身。第二年張之洞死，梁鼎芬聞之親往送葬直至原籍南皮。至武昌革命黨人舉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隸總督陳夔龍的推薦，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補。不久，奉派為廣東宣慰使，其時南方正燃燒革命烈火，梁鼎芬無法赴任，乃兩度前往梁格莊清西陵，叩謁光緒皇帝的暫安之殿，在梓宮前“瞻仰泣涕”，為表達其景仰思念之情，還在寢殿外面露宿。然而，直到宣統皇帝退位，其候補身份，也未獲實授。

梁鼎芬，字星海，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不報。旋又追論妄劾，交部嚴議，降五級調用。張之洞督粵，聘主廣雅書院講席；調署兩江，復聘主鍾山書院；又隨還鄂，皆參其幕府事。之洞鋭行新政，學堂林立，言學事惟鼎芬是任。

拳禍起，兩宮西幸，鼎芬首倡呈進方物之議。初以端方薦，起用直隸州知州；之洞再薦，詔赴行在所，用知府，發湖北，署武昌，補漢陽。擢安襄鄖荊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請化除滿、漢界限。三十二年，入覲，面劾慶親王奕劻通賕賄，請月給銀三萬兩以養其廉。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權謀邁眾，城府阻深，能諂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權威遂為我朝二百年來滿、漢疆臣所未有，引用私黨，佈滿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盡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心。言盡有淚，淚盡有血。奕劻、世凱若仍不悛，臣當隨時奏劾，以報天恩”。詔訶責，引疾乞退。兩宮升遐，奔赴哭臨，越日即行，時之洞在樞垣，不一往謁也。次年，聞之洞喪，親送葬南皮。

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隸總督陳夔龍薦，以三品京堂候補。旋奉廣東宣慰使之命，粵中已大亂，道梗不得達，遂病嘔血。兩至梁格莊叩謁景皇帝暫安之殿，露宿寢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禮，自願留守陵寢，遂命管理崇陵種樹事。旋命在毓慶宮行走。丁巳復辟，已卧病，強起周旋。事變憂甚，逾年卒，諡文忠。

梁鼎芬書法初學柳公權、饒爽健剛勁之氣。中年後兼取法黃山谷、褚登善，細筋入骨，撇捺加長，筆道細而勁，極富創造性，風骨稜稜，頗如其人。近代簡經綸評介其書法：“秀雅絕倫。” （見《琴齋論書》一文載《廣東文物》）。王森然對其詩評介：“工於為詩，清辭麗句，機抒自秉，非近代摹宋諸家所及”，又評其書：“先生書體，早年近黃、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寫崇陵全徽碑，豪邁變為謹飭矣”（見《近代名家評傳》）。麥華三評其書：“筆力則力透紙背，而墨彩則凸出紙上，透逸之氣，撲人眉宇，匪唯用筆之精，兼得用墨之妙” （見《嶺南書法叢談》一文載《嶺南書論》上卷）。陳永正以為：“梁氏書法，最佳者仍是他的信札，隨意寫成，流利飄逸，行書中有草意者尤為傑出”（見《嶺南書法史》）。觀其作品，用筆多用側鋒入，斬釘截鐵，起筆乾淨利落，精熟練達，瘦勁古雅。晚年曾留下“我生孤苦，學無成就， 切皆不刻”、“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淒涼，文字不能傳世也”的多次遺言，故其真跡傳世甚少。

五老峯前松有鶴；

百尺樓上人如龍。

——賀湖南巡撫陳寶箴七十壽

行人看盡東西水；

我佛能談南北朝。

——贈鉦江焦山寺僧雲帆

能論佛法先無我；

解説儒書尚有人。

——贈焦山寺僧鶴洲

運甓習勤，當念陶公栽柳意；

同舟共濟，敢忘士雅渡江心。

——代湖廣總督趙爾巽題官廳

往事憶觚稜，身別修門二十載；

新陽盡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主講湖北兩湖書院時題宅門

畫楊震像於室中，四知自凜；

置越王膽於座上，一息尚存。

——題武昌府署

三見快園花，小住都欣春滿户；

多栽武昌柳，他年或有客題詩。

——題武昌鹽法道署快閣

相聚海東頭，舉足便為孔巢父；

望斷玉峯影，前生儻是顧寧人。

——挽于式枚

徐園壬子春，同拾落花齊下淚；

江亭甲辰晦，獨尋芳草一招魂。

——挽麥孟華

密策釋兵權，報國同心知我最；

歸魂戀親草，題圖無句負公多。

——挽瞿鴻禨

零落雨中花，春夢驚回棲鳳宅；

綢繆天下事，壯心銷盡石魚齋。

——題武昌夫人居處棲鳳齋，石魚齋為梁讀書精舍名

諸葛君在隆中，才兼文武，謂之博雅；

胡安定教學者，愛若子弟，有如父兄。

——題武昌師範

為學通漢宋，為政貫中西，一代大師成相業；

其心質鬼神，其才兼文武，九州正論在人間。

——挽張之洞

升沉由天，譭譽由人，嘆一代奇才，淪落至此；

寤寐於朝，醒醉於世，想平生風儀，悽愴何如。

——挽張佩綸

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歿猶聞忠諫語；

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唯我久，淒涼廿載，懷知哪有淚乾時。

——挽張之洞

【齋中讀書】

聖人去我遠，存者六籍紛。遺蹟非口授，從生觀甚勤。

往往一師説，反覆萬口雲。吾聞易蠱象，育德而振民。

苟徇所不屑，戈矛已相因。前有千年書，後有萬載人。

何以立天地，上答君與親。願持白日心，光明照星辰。

為學如登山，來萬陟者僅。徐行必無躓，闊步不到峻。

所蔽有厚薄，開塞豈田刃。荀卿善言解，性惡惜未慎。

剛決與果敢，道乃日月進。仁義奉孔孟，耿介尊堯舜。

悠悠總不濟，百年亦何迅。

多病光陰負罪身，天恩今許作閒人。堂堂千載蹉跎去，了了餘生涕淚新。

草木力微安得療，江湖心遠更相親。衰年那有酬知日，歸種山田算一民。

【贈徐賡陛】

足繭風塵鬢有絲，政行井邑口成碑。眾人慾殺我何忍，作吏能狂斯已奇。

枉使郅都稱酷吏，愧推王弼作經師。驅讒雪謗終何補，不待他年負子期。

悽然諸子賦臨歧，折盡秋亭楊柳枝。此日觚稜猶在眼，今生犬馬竟無期。

白雲迢遞心先往，黃鵠飛騫世豈知。蘭佩荷衣好將息，思量正是負恩時。

浮世蓬根不道憐，秋懷到此更追牽。再尋舊巷悲回轍，獨泫愁春淚徹泉。

報國未能伸志事，沈湘空自夢嬋娟。翦鐙暗記當時話，身是孤兒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