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軍

公元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大規模展開以練兵、興學、辦廠為三大端的湖北洋務新政，而尤“以練兵為第一要務”。1896年，張之洞以“湖北居長江上游，會匪出沒，武備尤關緊要，第鄂省財用支絀，無力招延洋弁”為由，向朝廷奏請將南京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赴湖北獲清廷認可，隨即以這500人為班底，將他們分成前後兩營，以張彪、嶽嗣儀為兩營管帶官，德將貝倫司多爾夫為總教習，參用德國軍制，募勇補足兩營額數，編成湖北護軍，計有弁勇1000人馬100餘匹，委吳殿英以司銜監操官，組訓新軍，湖北新軍由此發端。

1898年，張之洞選派湖北學生20名前往日本學習武備。1901年清廷命令各省將舊軍淘汰，精選分編為新軍，一律習新式槍炮。為此，張之洞將鄂境原有的武愷軍、武防軍、武建軍等舊式軍隊正式改編為湖北常備軍左、右兩翼，1904年二翼改為二鎮（相當於師），分由張彪 ^[2]  、黎元洪任統領，有官兵12959人。從1895年到1906年，湖北先後開辦了武備學堂、武備高等學堂、陸軍測繪學堂等軍事學堂和許多訓練班，培養了近5000名軍事人才，安置在新軍各級崗位上。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陽）舉行秋操，北洋袁世凱和湖北張之洞各練之新軍舉行南北新軍的大演習。時人對兩軍的評價是：北洋新軍“以勇氣勝”，湖北新軍“以學問勝”。

1907年，清廷確定新軍軍制，規劃擬練全國陸軍36鎮（相當於師），分配給湖北兩鎮指標，為第8鎮和第11鎮，當時第11鎮尚未完全練成，湖北實只練成一鎮和一混成協即陸軍第8鎮（相當於師）和暫編第21混成協（相當於旅），成為僅次於袁世凱北洋軍的軍事力量。據《清史稿》記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軍第8鎮有士兵10502人，軍官702人，第21混成協有士兵4612人，軍官288人，全軍官兵合計16104人。

武昌起義時期，陸軍第八鎮統制是張彪，轄：步兵第十五協：協統王得勝，轄：29標（標統張景良）、30標（標統楊開甲）；步兵第十六協：協統鄧成拔，轄：31標，32標馬軍第八標：標統喻化龍；炮兵第八標： 炮兵第八標一營：炮兵第八標二營：炮兵第八標三營：工程第八營：代理管帶阮榮發；輜重第八營：管帶蕭安國憲兵營：管帶果興阿；教練營；獨立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是黎元洪。轄：步兵第41、42標，炮兵第11營，馬軍第11營，工程第11隊，輜重第11隊。

步41標：第1營調宜昌，第2營調嶽州，第3營駐武昌城內左旗下步42標：第1營駐漢口，第2營駐京漢鐵路，第3營駐漢陽兵工廠；馬11營：駐武昌城外南湖；炮11營：駐武昌城外塘角，管帶張正基， 工11隊：駐武昌城外塘角輜11隊：駐武昌城外塘角。

張之洞一生浸潤儒學，著述豐厚，自然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視為終生政治抱負，不像袁世凱那樣一味追逐權勢，而是更加註重“為國求富強”。為此，面對內外交困之“世變”，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為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支撐兩湖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軍營建成禦侮自強保國家的武裝力量。

兵源的新舊之別勢必影響到士兵的內在素質。舊軍“人皆烏合，來去無恆”，“里居不確，良莠難分”，“積習錮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編的“新軍”必然帶有濃厚的舊軍積習。張之洞起初也曾嘗試改編舊軍，但在發現由武鎧左營改編的護軍中營“操練未見起色”後，即“令全行裁撤”。從此，他基本放棄改編舊軍，專心一意，“另募精壯”。招募新兵時，除要求身強體健外，皆規定須報明家口住址，族鄰保結，並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這樣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質樸強健的青年。也就是説，與半由舊軍改編的北洋新軍相比，基本由新兵組成的湖北新軍，士兵相對質樸，少成見無習氣。

張之洞訓兵重點強調忠君愛國、自強禦侮。這在他親撰並要求將士熟讀唱誦的“軍歌”中體現得最為直接而充分。該軍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頌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澤”，要求將士“立志要把君恩報”，一方面聯繫中外興衰史例，反覆陳説“自強”的必要性：“我國文弱外人多恥笑，若不自強瓜分豈能逃。請言印度國土並非小，為奴為馬不得脱籠牢。請言日本區區三海島，威我強國全球敬且褒。不羨日本善用船與炮，只羨全國人心如漆膠。我國同種國民四百兆，何難發憤為雄展龍韜。欲保國家須有精兵保”，“同種固結外人難動搖”。如此鋪陳，可謂發人深省，亦可見作歌者的良苦用心：“以期感發其忠愛之忱，鼓勵其自強之志。

張之洞要求將士具備這些品質：只有既忠君愛國，又自強禦侮，才能外御列強，內平“亂黨”。在張之洞的諄諄教導下，湖北新軍的思想觀念與北洋新軍相比進步得多。另外，張之洞力開“兵智”，即設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質(新軍將領多來自近代軍事學堂，文化素質相對士兵較高)。募兵方面，張之洞把文化素質作為一項重要條件，不僅予以明文規定，而且逐漸提高要求。1898年，他在把工程隊擴充為工程營時，規定“專選二十歲以下兼能識字者方準收入”。1902年，又把“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列為“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兩年後，更要求新募之兵“實能識字寫字並能略通文理”。這些規定充分説明張之洞對新軍文化素質的高度重視和對知識青年的熱忱歡迎。湖北新軍也確實招收到大批知識分子，“秀士入營者頗多”。

同時，張之洞也很重視士兵入營後的教育。1902年，張之洞在新軍各旗、營分設大、小“講堂”，闢設“閲報室”，這無疑有利於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質。特別是張之洞別出心裁，創設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於士兵中考選“文理通順”者，令其“晝則來堂講求學科，夜則歸營”，“更番畢業，更番入營”，從而“於練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士兵文化水平大幅提高。文化素質較高的湖北新軍，思想觀念自然較為開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對較強。

由於湖北新軍將領多選自武備學堂學生和軍事留學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因而士兵相對質樸，將領比較開明，又加上有相對寬鬆的環境，湖北新軍在清末成為革命黨人開展宣傳與組織活動的良好舞台，換言之，湖北新軍沒有“軍閥”習氣，容易為革命黨人所爭取，這也是湖北新軍成為最早覺悟的清朝進步軍人的原因。

至辛亥武昌首義前夕，湖北新軍直接加入革命組織(主要是共進會與文學社)的已達2000多人，受其影響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邊的不足千人，成為了向清王朝打響“第一槍”的首義之師決非偶然。

張之洞編練新軍本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湖北新軍後來反而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之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