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樓

建於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為面寬六間的兩層樓房，樓上按經、史、子、集分類列櫃藏書，樓下為閲覽圖書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築南北開窗，空氣流通。書櫥兩面設門，既可前後取書，又可透風防黴。

是專為收藏四庫全書而建的藏書樓，其房屋制度、書架款式等仿天一閣。

建於清嘉慶十二年（1807），是餘姚人黃澄量所建私人藏書樓，因其周圍有四明山七十二座山峯環繞，又名“七十二峯草堂”。樓中藏書最多達到6萬餘卷，其中《明文類體》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保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議，最為史家看重。

此樓為清人孫衣言所建，而其子孫詒讓生平致力於文獻研究蒐集，使規模不斷擴大。樓中藏書，均依照《四庫全書》的體例按照經史子集編成書目，目前藏書大部分由浙江大學圖書館收藏。

該樓的創建起源於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1847年，法國傳教士南格祿購地建樓，並在隨身帶入中國圖書基礎上四處蒐購書籍，這就是徐家彙藏書樓雛形。該樓於1956年併入上海市圖書館。

籍塾閣，位於山西省太原市，此樓為藏書家霍虎勇先生所建，總藏書六萬餘卷。山西十大古籍藏書樓之一。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隻手抄了七部，分別藏於北京紫禁城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在鎮江建文宗閣、揚州建文匯閣、杭州建文瀾閣，閣與書歷盡滄桑，伴隨着中國近代史上的頻繁戰亂而飽受摧殘。文宗閣、文匯閣、文源閣先後遭兵火焚燬。只有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閣尚屹立人間。具體如下：

文淵閣，位於北京故宮太和殿東南，東華門西北，文華殿之後，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藏書後歸故宮博物院收藏。

文源閣，位於北京圓明園內，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豐十年（186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縱火焚燬。

文津閣，位於避暑山莊（今河北承德市）平原區西北部山腳下，建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書於1915年運至北京，現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文溯閣，位於遼寧瀋陽故宮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興建，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現屬遼寧省圖書館。

文匯閣，位於江蘇省江都縣（今揚州市）大觀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咸豐四年（1854年）毀於大火。

文宗閣，位於江蘇省鎮江市的金山寺，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豐三年（1853年）毀於大火。

文瀾閣，位於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閣中僅有的一閣，初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倒毀，部分藏書散失，光緒六年（1880年）重建，現屬浙江省圖書館。

寧波天一閣、杭州文瀾閣、瀋陽文溯閣、海寧衍芬草堂、海鹽西澗草堂……這一座座古老滄桑的藏書樓，曾經串起了中國悠久燦爛的藏書歷史。但歷經歲月滄桑中，許多藏書樓輝煌不再，損毀嚴重，留存下來的也岌岌可危。

2005年3月10日，被譽為中國七大藏書樓之一的文瀾閣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三次大修，這使得中國眾多藏書樓現狀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不禁要問：如今這些藏書樓是不是還能找到昔日的輝煌呢?

據瞭解，隨着時光流逝、歲月變遷，如今留存於世的藏書樓已經所剩無幾了，目前全國僅有100餘座。

其中，寧波天一閣、聊城海源閣、湖州嘉業堂等一些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藏書樓，由於受到了當地政府的重視，保存現狀較好，有的還成為了人盡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徵。但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現在大多數的藏書樓卻已岌岌可危了。

湖州皕宋樓、福州飲翠樓住滿了居民，終日圍困於灶火、電線之中；無錫萬卷樓被改作他用，搖身一變成為了公園中的一家茶社；蘭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規劃已拆毀8年，但由於財政資金緊缺至今未能異地重建；徐州狀元府藏書樓因年久失修在大雨中坍塌……另外，還有一些在中國藏書史上十分著名的藏書樓，現已無跡可尋，有的就連當地政府也全然不知。顯然，中國藏書樓的現況已經不能簡單地用“不容樂觀”這四個字來形容了。那麼藏書樓中所藏的古籍又處於何種狀態呢?記者瞭解到，現在藏書樓中輾轉流傳下來的許多珍貴古籍，由於缺乏管理而落滿了厚厚的塵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時修繕正面臨着被腐蝕的危險，同樣充滿着無奈與淒涼。

眾所周知，藏書樓與其中所藏古籍本應是一個整體，但是真正名副其實的藏書樓已經很少了，許多都是書樓異地，惟有空空的建築矗立在那裏，已沒有了當年汗牛充棟的盛景，這也是當下大多數藏書樓的真實寫照。

據南開大學教授來新夏介紹，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有些古籍在歷史戰亂中遺失或毀掉了；二是傳統藏書樓都是私家的，隨着藏書樓主人的後代不再從事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敗落無力為繼，便將古籍變賣或捐贈了；三是由於一些地方藏書樓在保管設施、研究人員等方面存在不足，出於保護目的，國家便將藏書樓內許多珍貴的古籍遷入了大型圖書館。

對於如何結束這種書樓分離的現狀，浙江圖書館事業研究所所長林祖藻表示難度很大。他説，有些藏書樓周圍的自然環境根本就不適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瀾閣地處孤山，前後臨水，濕度很大，而傳統的建築又不能安裝恆温恆濕的空調。

另外，一些曾經變賣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樓的藏書早在1907年就被賣到了日本的靜嘉堂，現在要贖回,就會涉及到外交方面的問題。而以前收歸圖書館集中保護的古籍，其現在的保管單位也不願輕易歸還，因此現在如果想要實現書樓團聚，只有借鑑杭州文瀾閣補抄《四庫全書》的做法，將以前藏書樓內所藏古籍用照相機翻拍下來，然後依據原書進行還原複製，再存放於藏書樓中。

目前，有一些藏書樓經過修繕後成為了當地著名的旅遊景點，每年都會有許多海內外的旅遊者慕名而來。

據瞭解，寧波天一閣、嶽麓書院、湖州嘉業堂的年接待量都在幾十萬人次。面對着這樣龐大的客流量，出於對藏書樓原址以及其中古籍進行保護的考慮，有些藏書樓便採取了限制開放的辦法。例如寧波天一閣樓內的許多地方，諸如寶書樓都是不可以參觀的，開放的區域只有一樓的門廳，而閣中的全部古籍原本則都存放在天一閣博物館的工作區內，連專家學者也不能夠輕易查閲，一般遊客就只能透過展覽區內的玻璃櫃觀看裏面陳列的複製本了。採取限制開放的藏書樓還不止這一家，上海徐家彙藏書樓也只有每週六下午可以參觀遊覽，並且規定其所屬的兩座建築只允許各有80人分批次進入，每批次限時參觀15分鐘。看來，如何協調開發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已成為困擾着藏書樓的一大難題。

對此，林祖藻認為，藏書樓應當以保護為主、利用為輔的原則來進行管理，但同時藏書樓是一張非常亮麗的地方名片，為遊客開放，宣傳藏書樓，宣傳地方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藴，增強人們讀書學習的氛圍，這是完全可以也是十分必要的，不過應當以不破壞環境，不破壞建築，不破壞藏書為前提。

來新夏也表示,保護和開發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一方面藏書樓中所藏的古籍都是歷經百年傳承下來的珍貴遺產，必須採取各種手段加以保護，而另一方面如果將這些文化精髓全部放在書庫中束之高閣、不被利用，那就太可惜了，是一種資源的浪費，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將古籍按照原書的格式重新印刷，再造善本，另外研究部門也可以結合現代技術手段將古籍轉化為數字信息或將研究成果公之於眾，從而發揮出它們應有的價值。

據不完全統計，自宋代以來，浙江省的藏書家至少有850人之多，而歷代所建的藏書樓更是多達800餘座，居全國榜首。因此，中國現存的藏書樓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其中不僅包括有着400多年曆史的中國最古老的藏書樓寧波天一閣，也有最晚建成的湖州嘉業堂。

可以説，浙江省藏書樓的保護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整個中國藏書樓的命運。林祖藻在浙江省政協會議上提出了成立浙江省藏書樓保護委員會的建議，希望藉此來推動浙江省現存藏書樓保護和管理工作的開展與實施，進而使全國其他地區的藏書樓也能夠儘快得以拯救。

對於藏書樓如何走出目前的艱難境地，寧波天一閣博物館館長徐良雄認為，國家應該承擔起這份保護的重任，各地方政府應當給予當地藏書樓更多的關注，加大投入力度，而且還應健全諸如《文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建設，將藏書樓置於法律條文的保護之下，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

另外，中國還缺乏全國性的藏書樓保護機構，各地的藏書樓還沒有形成合力，實現整體保護，但要建立這樣的組織還需要很多的報批程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通過座談會或研討會的形式，使各地藏書樓的負責人集中到一起，共同探討和交流藏書樓的發展。天一閣就曾舉辦過中國藏書文化研討會，併發出了《中國現存藏書樓保護倡議書》，已經喚起人們對於藏書樓的重視，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同時，徐良雄還指出藏書樓也可以引入社會力量的參與，與企業開展合作，從而擴大藏書樓的影響力。但前提是必須要強調合理使用，加強對於藏書樓無形資產的保護。

據悉，目前中國眾多藏書樓的遭遇已經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並且做出了加強保護的批示，但願這些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能夠早日擺脱困境，重現當年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