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書院

“書院”是我國曆史上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始見於唐代。它最初只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源於廬山國學——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此後，許多書院相繼創建，包括知名度極高的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蒿陽書院、石鼓書院和睢陽書院等。到了南宋，書院更是一片昌榮，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清初，統治者曾採取對書院抑制的政策，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才令各省會設書院，屬官方性質。後發展到兩千餘所，數量大大超過前代。

1891年，張之洞札令湖北、湖南兩省學使通飭各屬，選調才識出羣、志行不苟的秀才各100名人學，因茶商捐助辦學，另收錄茶商子弟40名。課程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門，還可兼習有關科目，另設算學、經濟兩門為兼習課。每月朔日為官課，望日為分教師課，稱“朔課”、“望課”。各課延聘名師分教，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書法家楊守敬、數學家和翻譯家華蘅芳、音韻學家沈勇植以及易順鼎、楊鋭、汪康年、姚晉圻、周樹模、陳三立、屠寄、鄒代鈎等名流都曾任教該院。

兩湖書院不設山長，而設提調一人主管，監院二人副之。後改提調為院長，以梁鼎芬充任，繼任者有蒯光典、王同愈、黃紹箕等。每月官、師二課，都嚴於考核，學生成績提高很快。1893年鄉試時，該院肄業生中試者達23人之多。1896年仿學堂辦法進行改革，月課改為日課，分經、史、輿地、算學四門，後又增設格致、兵法、體操等課。

諸生按日上堂聽課作筆記，分教按日查齋，嚴格管理。每學期大考一次，張之洞親臨主持。後改選調製為招考錄取制，保證了生源質量。

兩湖書院學制5年，合格者擇優諮送請獎錄用，不合格者令其歸家。有一部分優秀學生還由官費送出國深造。自立軍領導人唐才常、辛亥革命領袖黃興等都曾是兩湖書院學生。

清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都司湖畔，就是今天武漢音樂學院、武昌實驗小學、45中和原醫大“附一”的住院部所在地，創辦的“兩湖書院”，為晚清時期湖北省的最高學府。其規模和水準恐怕是今日我們武音人所難以想象的。

據有關記載：院內有一大講堂（相當於主教學樓），堂前有兩書庫（相當於圖書館），中間是供祭祀湖南、湖北兩省先賢的楚學祠。前置齋舍兩百間，供普通生住院肄業；後置齋舍四十間，供商籍生徒（官商子弟）使用，分別稱南齋和北齋，以天干地支編號。每間齋舍前有書房，後有寢室，類似今天一室一廳的小套間。書院前後有兩湖，風廊月榭，荷紅藻綠，環境十分雅靜優美。住院生的定額是兩省各招收100名，由各省學政調取保送。被保送者必須是“或才識出羣，或多聞博覽，或志行不苟、或好學深思”。另因辦學經費得到商界大量認捐，故另設40個名額給商籍學生，由書院甄別考核錄取。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擴招”。書院開設的課程有經學、史學、理學、算學、經濟學五門，分由五位資深教習執教。住院學生每月發膏火銀（意為燈油費，即今之助學金）4兩；每月初一、十五考課，除特別不用心者外，均有獎勵。每學期大考一次，張之洞親臨主持。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影響下，課程設置又改為經學、史學、地理、數學、博物、化學及兵操（軍訓）等科。任教者不乏當時之名流，如地理學家楊守敬、數學兼翻譯家華蘅芳、音韻學家沈曾植等均應聘執教。同時，教師開始有“主講”（相當於教授）、“助教”之分。後來，為保證生源質量，招生制度由選調製改為招考錄取制。書院學制定為5年，學完之後，合格者擇優諮送請獎錄用，不合格者令其歸家。部分優秀學生還由官費送出國深造。清末維新派領袖、自立軍領導人唐才常，辛亥革命領袖黃興等都曾是兩湖書院的學生。

1896年兩湖書院改革課程，聘進了一批博聞廣見、學有專長的近代型師資，計有教習16位。其分別為：經學3人、史學2人、地理2人、兵法史略學1人、算學3人、博物1人、化學1人、天文1人、測量2人。這些教習，有的是舊學的飽學之士，有的是新學的敏鋭探求者，不僅學業有專攻，而且富有教學和實際工作經驗。他們待遇優厚：分教者（清末書院改革課程，實行分科教學，一些書院設立此職以司某一專門課程的講授與課卷批閲）每月薪銀100兩（當時米價最高時一石即10鬥才值2—3兩），另配房屋一棟。每逢書院開學，湖廣總督張之洞必率文武百官到院參加開學儀式，先率師生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禮，後率百官向監督及教習行叩首禮。

張之洞熱心教育，且身體力行，尊師重教，吸引了各方名流來書院任教，組成一支實力強大的師資隊伍，使書院在短短12年裏發展迅速，影響極大。先後在此執教過的有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史學教習姚晉圻（辛亥革命後任湖北省教育司司長）；冶金專家李維格（後任漢陽鐵廠總辦）；地理教習鄒代均（曾任湖北輿圖〔地圖〕總局總纂）；時國內首屈一指的數學家、翻譯家，曾幫曾國藩建造輪船並被鄂人奉為泰斗的華蘅芳；著名教育家、兩湖書院監督黃紹箕（後被延聘為北京大學堂總辦）等等。

兩湖書院自成立至1902年止的12年中，造就了大批人才，據光緒34年（1908）至宣統2年（1910）間湖廣總督諮報學部對曾在兩湖書院肄業過的64人作跟蹤調查的結果：64人中後留學的有30人（其中留日24人、留美2人、留歐4人）；留學期間學習的專業分別是，學教育的7人，學軍事、警察的7人，學工業的2人，學法商的9人，其餘5人不知所學。64人中後來服務於教育界的47人，參加革命的14人（詹才學、黃興等），從政者3人。在教育界任職的47人中，擔任學堂監督與堂長者12人，教文史的11人，教數理化的10人，教農學和工學的3人，教其它的11人。

1903年，兩湖書院改為文高等學堂，亦稱兩湖大學堂。1906年，張之洞又撥款四萬三千兩，再為“兩湖總師範學堂”，附設初等、高等小學各一，作為學生實習之處所。學堂規模也進一步擴大，計劃招生1200名，實招700多名。與書院相比，學堂制是逐漸與西方學制接軌的過渡形式。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1889-1971）即為該學堂的畢業生。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舊址位於武昌繁華的解放路南段、彭劉楊路，舊址的前身是清朝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現為武昌實驗小學等單位的所在地，當年的大部分建築已恢復了模樣。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興辦的各類幹部學校中，最為突出和影響最大的—所學校，它是培養國民革命軍軍事政治人才的高等軍事院校，是黃埔軍校的繼續，也是武漢政府時期一個重要的軍事、政治部門。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曾四易其名，不斷髮展壯大，最早可追溯到北伐軍總政治部政治訓練班。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下武漢後，在武昌籌設政治訓練班，準備招生500名。10月16日，由包惠僧負責的訓練班籌備處正式成立。10月27日，國民黨中央決定改政治訓練班為中央軍事學校政治科，以武昌兩湖書院舊址為校址。11月1日，學校在武昌成立了招考委員會，負責招生工作。因招生人數有限，只派人到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等處設點報名並進行初試。但由於武漢已成為全國男女青年嚮往的革命中心。全國各地有志於革命的熱血青年踴躍報名。許多省的共產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也遴選了大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來漢參加考武。經過嚴格的初試複試，最後錄取了986名男生，195名女生。 12月初，廣州黃埔軍校政治科學員500餘人到達兩湖書院。

1927年1月，軍校第五期炮兵科800多學員、工兵科400多軍校學員陸續從黃埔和江西來到武漢。這樣，武漢軍校成為有政治、炮兵、工兵等科的綜合性軍事院校。1月19日，中央黨政聯席會議決定改中央軍校政治科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蔣介石為名義上的校長，實際主持人則是代校長鄧演達，政治總教官為惲代英。2月12日，武漢軍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2月14日，正式上課。按照軍校教育委員會主任惲代英提出的“軍事科加緊政治訓練，政治科加緊軍事訓練，軍事與政治並重的原則”，規定每日上課七小時，炮兵、工兵兩科每日一次政治課，政治科每週十四次政治課，兩次學科課程，兩次術科課程。擔任軍事教官的有楊樹松、徐向前等人。先後擔任政治教官的有李達、沈雁冰、李漢俊、張秋人、陳啓修、章伯鈞、樊仲雲等人。為了反映學員的學習、生活和鬥爭，從開學之日起就創辦了《革命生活》日刊。軍校政治部管轄的“血花劇社”一度接管了漢口最大的遊樂場所新市場，改其名為“血花世界”（今民眾樂園），在那裏演出各種反帝反封建的歌舞新劇。每逢星期天，學員們還組織街頭宣傳隊到武漢三鎮進行革命宣傳，很受武漢人民的歡迎。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吳玉章改分校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提議，並改校長製為校務委員會制。蔣介石被革去校長職務。3月27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正式命名並改組，惲代英主持全面工作。

同年3月底起，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總司令部學兵團內部開展了反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的鬥，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受到沉重打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黃埔、長沙兩地軍校師生，不堪白色恐怖的壓迫，輾轉來到武漢軍校。同時，湖北省黨部黨務幹部學校和省農協農民訓練班又送來數百名學員，至此，武漢中央軍校臻於極盛，學員一度達到四五千人。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產物。它名義上屬中國國民黨中央創辦，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支武裝力量。在收回漢口英租界、維護黨權運動、討蔣鬥爭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夏鬥寅逼近武昌時，軍校學生於5月18日奉命改編為中央獨立師．女生也編為救護、宣傳兩隊開赴前線，配合葉挺部隊將敵擊潰．使武漢轉危為安。接着，中央獨立師又西征楊森叛軍，為解除武漢西面的威脅作出了貢獻。在這些鬥爭中，建立在軍校各大隊、分隊的共產黨和共青團支部、小組，起了很大作用。不少學員因在鬥爭中勇敢、堅定，表現突出，而被吸收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

中國歷史上曾有女子參加戰爭的事例，但在軍事院校接受正規軍事訓練，武漢軍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先例。女兵在當時中國社會上出現，對封建保守的社會風氣，無疑是—個有力的衝擊。女生隊下轄3個區隊，後改稱女生政治大隊。軍校是一個集體，女生除每日與男生一樣“三操兩講”的軍事和政治課程學習外，有時還單獨走向社會，到武昌裕華、震寰紗廠做宣傳、組織工作，吸收女工入黨入團等，她們在實際鬥爭中成長。 6月下旬，中央獨立師西征凱旋歸來，由於該師主要領導惲代英、施存統等都是共產黨人，官兵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也很多，因而當汪精衞一夥準備“分共”、背叛革命時，急欲解除這支革命武裝。6月30日，他們斷然命令撤銷中央獨立師建制，讓軍校學生重返校園。 中國共產黨中央十分重視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這支革命力量。在革命危急時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曾告誡軍校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提高革命警惕，隨時準備以自己手中的武器與反革命周旋。他還派陳毅接替李鳴珂到軍校從事共產黨的專職工作，在惲代英、陳毅等精心安排下，一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有計劃地轉移到葉挺、賀龍部隊，後參加了南昌起義；一批黨團雖疏散到各自的家鄉，發動和組織武裝暴動，參加了秋收起義。葉劍英利用張發奎與唐生智之間的矛盾，將剩下的1700多名學員改編成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這支部隊後來成為了廣州起義的骨幹。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歷史不長，卻培養了一批堅定的革命人才，羅瑞卿、許光達、程子華、陳伯鈞、錢瑛、遊犧、趙一曼、危拱之、胡筠、黃傑、張瑞華、王亦俠、宋綺雲、彭鏡秋、臧克家等，都是經過這個革命熔爐的鍛鍊，走上了革命征途，成為中國革命的一代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