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閒

唐朝時僧。宣宗（847～859）嘗召入，賜紫衣袍。後圓寂於湖州開元寺，（高）閒好用霅川白紵，以作真、草書。其筆法得之張長史（張旭）。韓愈曾作序送之，盛稱其書法之美妙，遂大顯於世。曾用楮紙草書《千字文》，又書令狐楚詩，石刻在湖州。宋董逌《廣川書跋》雲：“（高）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宋陳思《書小史》雲：“高閒善草書，師懷素，深窮體勢。”

傳世書跡有草書《千字文》殘卷真跡，湖州有石刻《千字文》《令狐楚詩》等。草書《千字文》殘卷，真跡。紙本，縱30.8釐米，橫331.1釐米，已殘，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鮮于樞補。此書跡流傳有緒，曾經宋趙明誠、元鮮于樞、明方鳴謙、清卞永譽和安岐等收藏，現藏上海博物館。此《千字文》以硬毫書寫，筆勢濃重，堅挺縱放而不失規矩。循規草法，揮灑自如，氣象生動。其結尾處，尤為開闔恢弘，豪爽頓生，給人一種筆墨淋漓酣暢的感覺。

張佑有詩讚曰：“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性論經儔。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邱。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 殷勤一箋在，留着看銀鈎。” 可見高閒在唐書名顯赫。

唐韓愈《送高閒上人序》：“往昔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憨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張）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高）閒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言於中，利慾鬥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在此，韓愈把書法抒情的特質闡述得顯豁、透徹，淋漓盡致。書法情感的兩方面：一是書作者自己的喜怒哀樂“有動於心”的直接發抒；再是“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觸動了書作者，物我交融，表現之於情感。所以張旭的草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達到了神化的境界。師其跡，必須師其心。所以韓愈説：“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書道之妙，在於斯也歟！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高閒之草書，全文只是在論張旭，因為唐代書風實肇自張旭，韓愈對張旭的讚頌是時代使然。但是，韓愈所説高閒“有張旭之心”，實則是説高閒早已悟出了張旭的思想、藝術之道和藝術之精神了，這裏也就是明説張旭而實贊高閒。韓愈是唐代大文豪，高閒書法能被韓愈評論，且與當代草書最高成就者張旭並論，可見高閒草書的成就和水平。

宋董逌《廣川書跋》雲：“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見閒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按跡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跡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這裏是説高閒書法學習張旭，已步入張旭之境地，但是高閒是追求書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於張旭之跡。由此説明高閒善於學習張旭。正因為如此，故高閒成為“繼張旭、懷素後又一位以草書冠一時之名得書家”，而對後世影響至大。宋代黃庭堅就曾學習過高閒，他在《魯直自評書學》中稱：“餘學草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三十年抖擻俗氣不脱，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通過這段自白，説明高閒書法曾對黃庭堅有過關鍵性的啓示。黃庭堅最後從張旭、懷素、高閒三位草書高手墨跡中窺見筆法之妙，悟出真諦而成為宋代首屈一指的草書大家。 元代鮮于樞論草書雲：“張長史（張旭）、懷素、高閒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閒用筆粗，十得六七。”

這裏亦是將高閒與張旭、懷素並列而談。鮮于樞一是説此三人皆擅長草書，都有名氣，繼而分別論述了各家的草書特點。看來，此三人在唐以後的書法家中是被學習繼承之楷模。三者的基本情況及其關係為：“張旭，字伯高，吳郡（今屬江蘇蘇州）人。官至金吾長史。擅狂草。其書龍飛鳳舞，神奇莫測，細察之，卻無一筆不合規矩。……懷素，字藏真，潭州長沙（今湖南長沙市）人，善狂草。好飲酒，興到運筆，如驟雨旋風，圓轉飛動，雖多變而法度具備。晚年趨於平淡。前人評其狂草繼承張旭而有所發展，謂‘以狂繼顛’並稱‘顛張醉素’，對後來影響很大。”

“高閒，唐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工書法，尤善草書，草書師法懷素。擅以白綾作真草，頗著盛名。宣宗召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

這裏雖未曾記載高閒的官位，但記錄了皇帝賜予他紫衣，説明此人有才且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低。在上述記載中，懷素繼承了張旭，高閒師法懷素，可見他們乃一脈相承。三人有師承關係，但都是師其心，並非師其跡。他們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又各有不同的藝術風貌，藝術水準在同一層次上，否則，就不會被人相提並論。雖然高閒沒有像張旭那樣留下《肚痛帖》、《古詩四帖》，像懷素那樣留下《自敍帖》、《小草千字文》、《菩薩帖》、《論書帖》等眾多碑帖供後人研究、臨習、借鑑，但從僅存留下的草書《千文殘卷》，仍能看出高閒草書的藝術內藴與個人風格。

高閒草書《千文殘卷》共52行，243字，是《千字文》的後面部分，現藏上海博物館。其書體屬草書中的今草範疇。今草是古草（章草）的對稱，是在章草草法（也包括楷書體勢）基礎上衍進而成的一種新草體。其特徵：減省了章草的隸意波磔，結體由扁方趨於狹長，筆畫更簡約，增加了縈帶，筆順有的也有新變異，同時還打破了章草字的區別與規矩，可以大小、輕重、斜正相同，上下字間注重牽連。今草的書寫比章草更為流美、便捷。高閒的草書，部分字結體偏扁方，部分字結體偏狹長，形成字形的變化對比，即是在章草與楷書的基礎上變化的。儘管筆法變化豐富，但某些點畫仍保留了章草與楷書的筆意。每個字的間架穩健，筆力遒勁，尤其是楷書的影子較明晰，其書面貌儘管與“二王”的今草大相徑庭，但的確又是千變萬化、個性獨特的今草。“二王”今草以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媚勁健為基礎，表現出濃纖折衷，千變萬化。高閒草書深諳“二王”，先以正書打基礎，而後求自然，富變化，重厚實。蘇軾雲：“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是無道也。”説明寫草書之前一定要先寫好正書。作為高閒生活的唐代，楷書已成為一種工具被使用。在中國書法史上，唐代的楷書成就沒有哪個朝代能與之匹敵，歐陽詢、顏真卿等流傳下來的楷書成為後來無人攀越的最高巔峯。高閒處於楷書最高峯時代，其本人也是擅長楷書的，遺憾的是高閒楷書未被流傳下來。不過從高閒的草書中仍能夠體味出他的楷書功力。因為高閒的草書有厚重、沉穩的一面，做到這一點，非有堅實的正書功底不可。蘇軾還説：“真書（楷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真書不飄逸而刻板，草書不嚴重則浮滑。要作真如草，作草如真，才能救此兩弊，所以，必須真草兼擅，方能真草皆美。“擅以白綾作真草”的高閒，從他《千文殘卷》草書那既飄逸、又穩重的內藴中，可以看出其真正做到了真草皆美。

高閒書寫《千字文》的用筆，觀其筆跡，應是兼毫鬥筆，其筆用狼毫和羊毫合制，軟中有硬，書寫筆畫具有彈性。眾所周知，在書法藝術的文房四寶中，筆擺在首位。用筆而產生筆象，求筆象而有筆法。筆法有保證文字書寫規範性的一面，更多則是為了充分利用生理機制，充分發揮工具效應，創造美的筆畫形象，創造豐富多彩且具表現內在精神和功力修養的點畫，在以書法形式寄託人的情志意興上，具有極大的物質潛能。“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柔軟富有彈性的筆，可以把形、勢表現出來，可以創造生命之力，可以有肌膚之麗。高閒書寫草書，一反張旭、懷素使用長鋒的傳統，而是用書寫楷書所用之筆，這本身就是一個創舉。這樣，從工具上就與他的前輩拉開了距離，書寫出的效果當然別樣。高閒善真書是揚其長，將用得嫺熟的書寫真書的筆用於書寫草書時，自然就更為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了。短鋒粗筆書寫出的字，豐腴飽滿，朝氣蓬勃，具有少女俊男之美感。在高閒的手中，“這毛筆不僅是實用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奇妙的表現力，能用來創造反映主體心靈的藝術。而且這藝術能體現出民族文化精神，哲學——美學思想；通過書家的揮運，能充分利用矛盾的原理，以其物質性創造出具有神、氣、骨、力、血、肉的活生生的書法藝術形象。”高閒書法，注重勢，“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其轉筆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點畫藏鋒入跡，圓筆屬紙，中鋒行走，勢盡，力收之。正如衞鑠《筆陣》所言：其“橫”如千里陣雲，“點”如高峯墜石，“撇”如犀象之角，“豎”如萬歲枯藤，“鈎”如巨浪濤天，“豎鈎”如白鈞弩發，連續轉折變化之筆如崩浪雷奔，勁弩筋節。諸如“通靈感物”，“多力豐筋者聖”之書學道理，在高閒作品中充分體現。

高閒《千文殘卷》，在章法上，其疏密虛實得當，協調統一。佈局縱略分明，橫則不限，渾然一體。既嚴整又自由，縱橫開合，左呼右應。特別是字與字之間的行氣貫通，同時又兼顧到左右之間和整幅字的聚散及墨韻的相異，於變化中求統一，從對比中求和諧，從流動中求穩重，呈現出乾濕濃淡，輕重黑白，隨意曲直，變化多姿而不落俗套。章法經營取決於書家的審美趣味，體現着作品的藝術風貌。孫過庭《書譜》雲：“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其具體而又概括地説明了書法形式美和章法的主要規律。高閒草書做到了“違”與“和”的統一，字與字之間既彼此違背又互不侵犯，彼此和諧又不雷同，整篇中每一行每一字都在“違”，都“其行各異，為體互乖”，但並非混亂不堪，雜亂無章。 高閒草書灑脱暢快，輕鬆自如，這是功力深厚的自然流露。其書灑脱而有法度，暢快而不浮滑，輕鬆卻見嚴謹，自如中顯其個性。具體體現在用筆隨意，不刻意求工，很難講是以哪一種關係為主導，一切似乎都是信手為之。筆畫中運行速度較快，揮運間以“意”為主而不在“精”。墨色層次豐富，變幻多端。決無特意安排佈置之跡，自然妥帖，渾然天成，當是“無意於佳”者。從高閒草書中還可看出其性格開朗。高閒笑對人生，看破紅塵，後歸於佛門，當了一名笑和尚。他作為一代名士，無心仕途，而鍾情於書法。對於他來講，書法是一種生活的必需，而不是謀取功名的資本，因此，其書既無名祿之嫌，又無壓抑之感，給人感覺是無比的放鬆與飄逸。不過，其書看似飄逸，實則莊嚴。高閒採用粗壯之筆法，以飄逸之韻，真書之功底，書寫出厚實而不滯、隨意而不浮的草書，正是他的追求之所在。高閒這穩重若泰山、飄逸似神仙之意藴，應是書法藝術中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中國草書史上能與“張顛狂素”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