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

這一時期（1898年—1927年），是張伯駒成長、學習、從軍而又退出軍界，開始全身心投入文化藝術事業的奠基階段，性格、人格逐步成熟。

1898年3月14日（農曆正月二十二日），張伯駒出生於河南省項城市秣陵鎮閆樓村。

1904年，和妹妹一起過繼給了張鎮芳。

1905年，隨父親張鎮芳來到天津生活，居南斜街，入私塾讀書；端午節在天仙茶園觀戲，首次接觸京劇。

1906年，學會作詩，詩作被編入由張鎮芳、馬麗軒等組成的“麗澤詩社”所編《麗澤社諸家詩》中。

1911年，與袁世凱第四、五、六、七子同在天津新學書院讀書。

1912年，隨張鎮芳赴河南開封，入讀河南陸軍小學。

1914年，隨張鎮芳來到北京。

1915年，考入中央陸軍混成模範團騎兵科。

1917年，從中央陸軍混成模範騎兵團畢業，後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職，做到旅長。

1918年，任安武軍全軍營務處提調（安徽督軍為倪嗣沖），後安武軍改為陸軍，任長江巡閲使署諮議，河南省暫編第一師參謀。

1920年，倪嗣沖病故，去職長江巡閲使署諮議。

1921年，任河南暫編第一師參謀，後任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經略使署諮議。

1923年，任陝西督軍署參議、駐京代表。

1925年，退出軍界，在張鎮芳創辦的鹽業銀行掛職常務董事，並加入稊園詩社，開始從事文化藝術活動。

1927年，收藏康熙御筆“叢碧山房”橫幅，因此自號“叢碧”。 ^[6] 

這一時期（1928年—1956年）是張伯駒各種傳統文化藝術逐步成熟階段。

1928年，正式拜餘叔巖為師，學習、研究京劇。

1930年，任中華戲曲音樂院北平戲曲音樂分院委員會委員。

1931年，與梅蘭芳、餘叔巖等創立“北平國劇協會”，任理事、審查組主任；在《戲劇叢刊》發表“佛學與戲劇”“戲劇革命”等文章，與魏鐵珊合著“亂彈音韻輯要”亦在《戲劇叢刊》發表；同年，演出京劇《別母亂箭》，飾周遇吉一角。

1932年，與潘素在蘇州結婚；是年，開始《叢碧書話錄》的編寫。

1934年，任南京鹽業銀行經理。

1937年，從郭世五（郭葆昌）處購得李白書法作品《上陽台帖》，唐寅作品《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作品《山水》軸，蔣廷錫做作品《瑞蔬圖》軸；從溥心畬處購得西晉陸機書法作品《平復帖》。

1938年，長居北平，任職於鹽業銀行。向汪孟舒學彈古琴。

1939年，偕潘素赴上海。乘船到香港，由香港經河內到昆明、重慶，到貴州見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彙報鹽業銀行情況；5月，在上海發起成立“保護國故臨時委員會”。

1940年，去上海照料鹽業銀行及總處事；與餘叔巖合演京劇《四郎探母》，飾楊延輝一角；收藏北宋書法家蔡襄《自書詩》冊。

1941年，在上海遭汪偽“七十六號”特務綁架，經歷了近八個月的時間才被救出。

1942年10月，攜帶書畫藏品來開北京前往西安，在西安籌辦秦隴實業公司，任經理。

1943年，赴成都參觀張大千畫展。

1945年，和妻子、女兒同遊太白山，寫有《太白山遊記》；10月，應邀參加在北平故宮太和殿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12月，在上海鹽業銀行參加股東會，後辭去南京分行經理，仍任常務董事。

1946年，購得隋代畫家展子虔繪畫作品《遊春圖》，因此自號“春遊主人”，並改稱所居承澤園為“展春園”，購得趙佶《雪江歸棹圖》，以110兩黃金購得宋代范仲淹書法作品《道服贊》卷；是年，任華北文法學院文哲系教授，南京美術總會北平分會副理事長、理事長，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

1947年6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會，任中國民主同盟會北平市聯盟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後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飢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是年，獲聘為燕京大學中文系文法教授。

1948年11月，在燕京大舉辦小型書畫展，展出收藏的書畫藏品；是年，任中國民主同盟會北平市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購得南宋楊婕妤《百花圖》卷。

1949年，任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語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

1950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購得唐代詩人杜牧創書法作品《張好好詩》卷，並填詞《揚州慢》，參與關賡麟組織的“稊園吟集”。

1951年，為支援抗美援朝，在天津中國大戲院多次進行京劇義演，劇目為《問樵鬧府》《打棍出箱》等。

1952年，任北京鹽業銀行董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顧問，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總幹事；另組織成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任副主任委員；開始撰寫《叢碧書畫錄》，將隋代畫家展子虔繪畫作品《遊春圖》讓與故宮博物院；是年，在燕京大學貝公樓大禮堂演出京劇《陽平關》，飾黃忠一角色。

1953年，任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長；是年，將李白《上陽台帖》贈送毛澤東，此帖後被送至故宮博物院。

1954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委員，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將1927年至1954年所作之詞集為《從碧詞》。

1956年5月，將收藏的書畫藏品中的8件捐獻給了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沈雁冰頒發了褒獎狀，後又陸續向國家捐獻了許多古代字畫與文物；初夏，先後在北海公園舉辦“明、清書畫作品展覽會”和“現代書法展覽會”，後又先後在濟南、青島舉辦現代書法展覽；7月，人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委員、編研組長；是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與章士釗、陳雲誥、葉恭綽、蕭勞等發起成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任副主席。

60歲直至1982年去世，這一時期（1957年—1982年）是張伯駒固守中華文化傳統，將其藝術成就貢獻社會、國家，但其人生卻累遭災難，而愈顯骨氣奇高的階段。這一階段，主要的文化藝術活動是詞的創作，書法繪畫藝術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1957年，參與文化部組織的傳統劇目整理工作，成立“老藝人演出委員會”；5月，對戲劇界現狀提出批評。兩個月後，戲曲界、國畫界聯合舉行張伯駒批判會。

1958年，在整風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撤銷其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市政協委員等職務。

1959年，《從碧書畫錄》撰寫完畢；1960年，《叢碧書畫錄》補遺寫畢，自費線裝油印、發行。

1961年10月，任職于吉林省博物館；11月，在吉林省戲曲學校演出京劇《問樵鬧府》；是年，撰寫《素月樓聯語》，並完成《叢碧詞話》的寫作。

1962年2月，由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員會宣佈摘掉“右派帽子”，並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5月，任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是年至1965年，約集於思泊（於省吾）、羅繼祖、盧慎之等一起編寫《春遊瑣談》6卷；同年，應邀列席吉林省政協擴大會議，並加入吉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當選為委員。

1963年，在天津錄京劇唱段，計錄《定軍山》《空城計》等6段唱腔；在吉林省博物館首屆學術年會上先後作學術講座“羣玉堂法帖考”和“從楝亭夜話圖談曹家與納蘭容若的關係”；是年，在《樂觀詞壇》上發表《春遊詞》。 ^{[4]  [8]} 

1964年，將南宋楊婕妤作品《百花圖》以及其他古書畫共計30多件藏品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

1965年，將1961年至1965年的詞作集為《春遊詞》。

1966年，作詞《鷓鴣天·丙午除夕》兩首，被認為是反動詩詞，受到批判。

1967年，被撤銷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職務；是年，寫下痛斥林彪、江青的《金縷曲》詞，被打成“現行反革 命”。

1968年—1969年，在吉林省文化系統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和思想改造；1969年1月，撰寫《我的自述》。

1970年3月，提出退職申請，獲得吉林省博物館同意；與潘素被送至舒蘭縣朝陽公社插隊，當地拒絕落户，數日後返回北京；是年，將1970年前後所作之詞集為《秦遊詞》。

1971年11月，章士釗致信周恩來，提議聘請張伯駒為中央文史館館員；12月，周恩來批示，要求具體研究落實聘任一事；1972年1月，獲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73年，將本年所作之詞集為《霧中詞》；1974年，撰寫一卷《紅毹紀夢詩注》。

1975年5月—6月，參加國務院組織的文史研究館館員參觀天津、河南活動，並作《天津參觀紀事詩》16首、《河南參觀紀事詩》43首；是年，將其1974年所作之詞集為《無名詞》，將1975年所作之詞集為《續斷詞》。

1978年3月，吉林省委宣傳部批示，為其“攻擊江青”一事平反，恢復名譽；是年《紅毹紀夢詩注》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同年，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寄去《續洪憲紀事詩補註》一稿，並整理寫作《唐五代宋元明清詞選集評》。 ^[2] 

1979年3月，北京市委改正其“右派分子”問題。

1980年3月，“張伯駒、潘素夫婦書畫展”在北海公園畫舫齋舉行；4月，應邀赴天津為京劇演員及京劇研究者做講座；5月，與黃君坦合編《清詞選》，並題寫《書青綠山水畫論》；11月，任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並受聘為北京市戲曲研究所顧問。

1981年3月，作“文學、書法與繪畫之關係”講座；5月，當選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後任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崑曲研習社顧問，民盟北京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7月，獲聘為《詞學》編委；11月，所著《叢碧詞話》在《詞學》第一輯上發表；《續洪憲紀事詩補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5] 

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9]  [22]} 

張伯駒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生父是張錦芳（字絅庵），為前清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1913年任眾議院議員。張伯駒6歲時過繼給其伯父張鎮芳（字馨庵），隨父移居天津南斜街。 ^{[2]  [9]  [22]} 

張伯駒15歲那年，家裏替他定了婚，對方是安徽督軍家的千金，張伯駒清高，這位李氏自然無法吸引他，兩人也未留下子嗣，李氏在1939年去世；張伯駒第二任妻子是京韻大鼓藝人鄧韻綺，燒菜是一把好手，也能和張伯駒對飲暢談，結婚後張伯駒才知道鄧韻綺愛抽大煙，便逐漸疏遠了她，1948年兩人離婚；第三任妻子王韻緗是治家能手，家裏上下都由她打理，也是三人中最明事理顧大局識大體的一位，兩人育有一個兒子張柳溪，1952年兩人離婚；張伯駒的第四任妻子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畫家潘素，兩人育有一個女兒張傳彩。 ^{[5]  [8-9]  [11]  [17]} 

張伯駒自幼便喜愛京劇，在他青年和中年時，正值中國京劇的鼎盛時期。張伯駒40歲生日時，為了賑災所演《失空斬》，這是他在京劇上最出名也是最難得的一次演出。許多外地戲迷遠道趕到北京為看這出藝壇絕響，後人以杜詩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譽之。張伯駒還有幸與梅蘭芳合演過《八蜡廟》。張伯駒對京劇藝術，亦有精到的研究，並著有《京劇音韻》。 ^[2] 

抗日戰爭時期，張伯駒在淪陷區除了日常負責照料上海鹽業銀行及總處事，還着意於為中華民族挽救文物，盡己之所能，避免國寶流失海外，他在這段時期收藏了《春遊圖》《自書詩》等傳世珍寶，後來都無償捐贈給了國家。從張伯駒兩首《換巢鸞鳳》中，能夠找尋到張伯駒內心深處的愛國情結。這一份愛國情結，才是張伯駒離開淪陷區，回到國統區的內在動機。張伯駒則通過引用典故，融入歷史元素，拓展了美的深度，賦予美感以深刻的歷史感；通過昔與今的對比，突出在歷史的鉅變中，不變的是始終如一的愛國心，藉此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愛國主義精神。 ^[23] 

據2023年1月《周口師範學院學報》“張伯駒的書法鑑藏與捐獻”文章數據，張伯駒《作品集》書畫篇中錄書畫名品20件，其中書法名品9件，均注作者簡介、鑑藏印 記、釋文及流傳過程。《煙雲過眼·叢碧書畫錄》中書畫收藏共117件，其中書法作品27件，介紹了收藏作品的裝潢、技法、流傳等專業性術語。

張伯駒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其利用閒暇時間，寫下了大量古體詩詞和音韻、戲曲論著。張伯駒一生作詞數千首，大體分為寫景抒情詞、感事抒懷詞、親情詞三類。寫景抒情詞總是在風景中點燃讀者的強烈感情；感事抒懷詞更能使人在詞人的感受中體味自己的感受，從而陶冶人們的心靈；親情詞則直接道出了悲歡與共的愛情真諦。真與純是張伯駒詞作的特色。 ^{[21]  [2]} 

寫景抒情詞，是指以山水等自然景觀為描寫對象的詞，也可以説是風景詞。張伯駒的山水詞主要是旅遊風景之作。遊覽名勝古蹟，觀賞佳山勝水，不僅為詞人提供了創作內容，也激發了張伯駒的創作情感，使詞人的情操和性格得到陶冶，也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張伯駒的山水旅遊詞形成了語言清新、韻致清純的風格。這些詞之所以被稱為詞人之詞，也主要是從其作品中感受到張伯駒那純淨真實的詞心。 ^[21] 

感事抒懷詞，在特殊的年代，張伯駒那顛沛流離的生活和淒涼成了其情感的源泉和詞作素材。其詞作的風格已由輕靈歡快，漸變為沉鬱、傷感而不失婉約與直率。張伯駒的心情會因感傷的景物觸景而傷情，也會隨闊大而純淨的氣象而忘情。無論在何種景況下，張伯駒的詞作無論是沉鬱或疏朗，都是以其純真與任縱的本性，在詞的世界裏達到了極致的境界。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讚美青山秀水，還是抒發哀怨之感，張伯駒的詩作都能保持着純真的天性，這似乎與他的閲世深淺無關，他那種熔鑄到骨子裏的志節操守，那種讀書人的德性修養和雅懷逸抱，亦即是一種純真的文化性格，是永遠改變不了的。 ^[21] 

親情詞，特別是愛情詞，也是貫穿張伯駒一生的，只是他早期的愛情詞一般是沒有特指對象，或者可以説是沿襲唐宋情詞的一般風格。自從和潘素結婚以後，張伯駒的愛情詞就有了固定的對象，就是他的妻子潘素。 他們一生的婚姻生活，無論是處於生離死別的險境，還是平靜如水的日常，都可以感到張伯駒愛情詞的專一和純真。 ^[21] 

人格是張伯駒詞作的靈魂。真情實感是文學的生命，也是詞作的生命，一切文學樣式都應該是美的，尤其是詞，其特徵就是美，但有了美麗的外殼，還必須有真純而動人的情感，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張伯駒早年生活優裕，一心攻讀學問，可以説閲世較淺，儘管其晚年真正經歷了人生的挫折沉浮，看盡了人性的虛偽和生活的無奈。但是，這一切外在的世象，卻未能消蝕磨損他的性情和人格。張伯駒一生應該説富貴過，也貧寒過。由富貴到貧寒恰似一副洞透人生的眼鏡，透過它能夠折射出張伯駒始終堅守自己的人性特質的品格。張伯駒詞作的價值和魅力就在於真與純，就在於直擊人心，就在於持久的生命力；其次，純真是張伯駒詞作的品質。張伯駒暢遊山水的觀感，及其遭貶出關，備受人情冷暖的悲愁與思鄉之情，以及他的愛情，可以説都是個人一己的感受，但因其人性的真純，則喚起了人們的共鳴。 也就是説，張伯駒把普天下之人有此類似遭遇或雖無此遭遇，但具有人類同情心的人們的情感都寫出來了。那種快感、單純或悲哀，或無可奈何使每一個讀者感到張伯駒好像就是自己的代言人，道出了自己能夠感到卻無法形成的那種由純美詞句所營造出來的意境。只有真情實感，才能感動作者自己，才能打動讀者大眾；再次，藝術是張伯駒詞作的追求。真與純的藝術價值還在於其本身就是一種藝術風格，具有特別自然和動人的感染力。他的寫景抒情詞詞總是在玲瓏剔透的風景中洋溢並點燃讀者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的強烈感情。他那哀婉動人、毫無掩飾的感事抒懷詞更能使人在詞人的感受中體味自己的感受，從而陶冶人們的心靈。他那摯情深深的親情詞則直接道出了悲歡與共的愛情真諦。張伯駒的這種真與純的詞作，對於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培養審美能力，提高精神境界，都有着一定的意義。 ^[21] 

張伯駒的詞作大都是其人生經歷和現實生活的寫照，其一生喜愛花草，他的詞以花草為題者眾，愛花、詠花、贊花、嘆花、喻花，成為他詩詞創作的靈感和載體。張伯駒的詩詞詞意情愫不是浮在湯水上的油花，而是溶在湯中的鹽糖醋醬，五味雜陳盡在其中。張伯駒的詞是一個花草葳蕤的詩詞佳園，是當代詞人構建的一座藝術寶庫，四時的花花草草，人生的際遇坎坷，心緒的悲喜情愁，真情大美盡在其中。其詞如其人，其詞如其心。張伯駒的詞淨潔中能顯現出塵埃飛揚的俗世，靜謐裏可聽到喧囂噪耳的真實。張伯駒的詞以慧眼熱心閲事察物，任憑人事更迭身世沉浮而冷麪冷眼觀之，並以平和的筆觸寫出熾熱的心襟。 ^[20] 

張伯駒對中國書法藝術有着研究，著有《中國書法》一書。他本人亦擅長書法，其書法源學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隸、篆、於一爐，晚年形成自己的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被稱為“鳥羽體” ^[2]  。張伯駒的書寫風格，開闢了一種全新的書法樣式，對當下書法的創作和學習有一定的借鑑和啓示意義。 ^[25] 

張伯駒強調師古於前化之為後，如何師古而化，張伯駒主張先取其神。這個“神”並非是指神秘莫測的變化，而是與“形”相對的精神。50歲後的張伯駒書法更多的是表現自我的內心，欲書先散懷抱，張伯駒晚年的“鳥羽體”給人一種蕭散簡遠、飄飄欲仙的感覺，使人觀之放鬆，品之恬靜。張伯駒書法反映的是其高尚的人格，更多的是樸實與真率。張伯駒將法度內化於心，加之情感的自然流露，達到了物我兩忘師古而化的境界。 ^[24] 

張伯駒學習書法的經歷與大多數書法愛好者一樣，都是從經典古帖的臨摹開始的，對於張伯駒來説，《十七帖》和《大觀帖·太清樓帖》對其書法的學習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張伯駒在臨摹的過程當中也融入自己的書寫風格，這也正反映其“師古而不泥古”的可貴之處。張伯駒的書法學習“師古”而不“泥古”，忠於氣韻而不苛求形似。 ^[25] 

張伯駒在書法學習上，除臨摹王羲之法帖之外，還注重楷書古帖的學習。40歲後，張伯駒開始學習楷書，三國時期魏國鍾繇的《宣示表》就是經典的小楷法帖之一，為張伯駒所喜愛。但從目前所見的張伯駒楷書作品中並未發現鍾繇小楷的印跡，但其筆畫端莊、結體舒朗、乾淨灑脱，從中能夠品味到較為明顯的章草韻味。綜上可見，張伯駒書法學習的基本態度是力倡遵循傳統碑帖的，對經典法帖的臨摹既是書法學習的敲門磚，也是習練書法的基本功。 ^[25] 

蔡襄學書先是追隨歐陽詢、虞世南筆意，後又崇尚王羲之，也集眾家之長，最終形成自己的書寫風格。張伯駒在得到蔡襄《自書詩帖》後，每日心摹手追，臨帖不輟，將此帖視為臨摹的範本。《自書詩帖》給予張伯駒以書法啓迪，其由此帖悟出學書需重神似的道理。《自書詩帖》是張伯駒書法風格的轉折點，在其得到並學習此帖後，最終形成自己的書法風貌。張伯駒這一時期的筆法抑揚頓挫，章法秀麗舒朗。“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是筆法核心。 ^[25] 

就像音樂需要對聲音進行統一布調一樣，書法的結體也需要對線條進行統一的調配。書法美的基本規律，就是 要做到“違” “和”的統一 。張伯駒的行書字與字之間多呈獨立形態，有利於字跡的辨識，整體觀之，風格清新流暢、清雅脱俗而又充滿趣味。章法佈局上活潑俏皮、率真灑脱，字裏行間散發着文人的書卷氣，這也正是張伯駒天真率性的個性與追求“神似”的書法臨摹的有機統一，同時也豐富了張伯駒書法的表現張力，其在行書書寫上的功底，可以説胸藏錦秀、技法嫺熟，達到內容與形式的融合。 ^[25] 

張伯駒的鳥羽體作品，剛柔相濟是其筆法上呈現出來的特點，書寫以線條的形式展現出來，字字獨立，飄逸婉轉，通過筆畫的輕重、提按變化，將書法藝術的韻律美表現出來 ^[25]  。劉海粟曾評價張伯駒的書法：運筆如春蠶吐絲，筆筆中鋒，奪人視線，温婉持重，飄逸酣暢，兼而有之，無浮躁藻飾之氣。“鳥羽體”只是對張伯駒書法藝術的比喻，因其書法筆勢盤曲纏繞，飄逸飛動，頗類禽舉，故稱之為“鳥羽體”，是以物喻其形、喻其勢，被稱作“鳥羽體”既生動又形象。 ^[24] 

書與畫二者合一，在繪畫中追求書法味道，以書入畫，書法作畫，在張伯駒的繪畫中也有所體現。張伯駒善畫藤梅，以瘦硬見長。在《紅梅圖》中，梅乾崎嶇，梅枝勁細曲折，與書法用筆近似，多破折，以此表現梅樹的優 美動態。張伯駒晚年將 “曲折”盡顯於自己的書畫藝術之中，這既是多年學藝，臨習各家風格後內化為自我風格的體現，也可以看到張伯駒將晚年坎坷經歷投射到藝術創作中的反映。 ^[28] 

曲論作為古代文藝批評的模式，在明清戲曲批評活動中屢見不鮮。張伯駒《紅毹紀夢詩注》以“詩”評“曲”，以“注”補“戲”，不僅豐富了傳統曲論形式，也凝結了張伯駒的曲論思想。張伯駒在《紅毹紀夢詩注》中打通“詩”“曲”之限，以“詩”評“曲”豐富傳統曲論形式；有效溝通“史”“藝”之界，以“注”補“戲”拓展傳統評論內容；藉助自己“演戲”和“觀劇”的雙重身份，將“案頭之曲”與“場上之曲”進行合併闡釋，以全新的視角解讀戲曲表演的全過程。張伯駒沿襲評曲傳統，以詩詞記戲不僅能夠彰顯詩歌表情達意的功用，而且能夠鈎沉舊事，唱和故交。張伯駒對“吟詩”和“唱曲”有認知，且對發聲技巧及音韻調式有見解。 ^[26] 

張伯駒一生醉心於古代文物，致力於收藏字畫名跡。張伯駒自30歲開始收藏中國古代書畫，初時出於愛好，繼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為己任，他不惜一擲千金，雖變賣家產或借貸亦不改其志。1946年，張伯駒偶然發現中國傳世畫作——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正被人售賣，售價240兩黃金。張伯駒囊中羞澀，為防止國寶散失國外，毅然賣掉自己住房，又借部分錢款把畫買下來。張羣聞訊後加倍出500兩黃金乞張伯駒轉讓，張伯駒不予理睬。後來，日本人慾出30萬元購買，亦遭拒絕。 ^[2] 

1956年，張伯駒、潘素將包括陸機《平復帖》、杜牧《張好好詩》、范仲淹《道服贊》、蔡襄《自書詩》、黃庭堅《諸上座帖》在內的八件書法珍品無償捐獻國家。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為張伯駒、潘素頒發褒獎狀，稱讚其無私奉獻精神“化私為公，足資楷式”。 ^[3] 

不惜代價甚至置性命於不顧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於愛國至誠，也是基於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深刻認識與由衷的酷愛。在張伯駒的藏品中，西晉陸機《平復帖》是中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跡，隋代展子虔《遊春圖卷》則是傳世最早的卷軸畫，也是最早的獨立山水畫，合為雙璧。此外還有唐代杜牧《張好好詩卷》，北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代錢選《山居圖卷》等，都是在藝術史上佔有獨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2] 

自20世紀50年代起，張伯駒夫婦陸續將收藏多年的書畫名跡捐獻國家，使這些文物成為博物館的重寶。1965年，張伯駒將《百花圖》以及所剩的其他古書畫共計30多件藏品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而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遊春圖》、杜牧的《張好好詩》等已成為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張伯駒與張葱玉、鄧以蟄、張大千、徐悲鴻、沈尹默、吳湖帆、啓功等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工作任務為“書畫審定”，為故宮博物院收購清宮流散書畫出謀劃策。當溥儀盜運出宮的書畫在市場上陸續出現時，張伯駒即諫言故宮博物院，儘早開展徵集工作：一、所有《賞溥傑單》內者，不論真品、贗品，統由故宮博物院價購收回；二、選精品，經過審查價購收回。經其考訂，1198件中除贗跡及不甚重要者外，有價值之品約有四五百件，按當時價格無需大筆經費便可大部收回。 ^[4]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馬霽川從東北帶回20餘件文物推薦給故宮博物院。張伯駒不僅給出了具體的審定意見，而且將他所瞭解的信息，及時反饋給故宮博物院。1947年4月19日，張伯駒又作為專門委員，與徐悲鴻、鄧以蟄、啓功等人出席了故宮博物院第六屆理事會在平理事第四次談話會，討論書畫收購事宜。張伯駒頗為重視文物精品，曾向馬衡建言，“餘主張寧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當發現精品文物在市場上出現時，張伯駒多會優先推薦故宮博物院收購，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張伯駒不惜鬻物舉債將它們買下。 ^[4] 

1956年12月，張伯駒作為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代表視察故宮博物院，並提出了7項內容詳實的建議，涉及故宮博物院的性質定位、藏品保管、陳列、出版以及故宮古建築的完整保護等多個方面。他認為，“故宮是具有國際意義，全國最大的博物館”，其範圍和性質應當是古與中；應儘速整理院藏戲曲資料，併成立專室供人研究；為繼承和發揚中國書法藝術，應設立銘刻墨跡館；南京博物院之南燻殿舊藏曆代帝后像應歸還故宮，以保持此批文物的完整性；應早日組織法書、名畫的複製與編輯出版刊物，以適應各地研究參考。同時，張伯駒強調故宮博物院必須保持它的完整體系，不得內設其他無關機構；院內部隊及眷屬，應早為遷出。這些建議均從維護故宮博物院發展大局着眼，其指導思想與當時故宮博物院的發展思路不謀而合。 ^[4] 

張伯駒對中國書法的貢獻除了在收藏、捐贈和研究上，在對書法文化的保護和傳播上也是極盡所能。1956年，張伯駒與陳雲誥、溥雪齋、徐石雪、黃晏生、董壽平等人創辦中國第一個書法組織——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成立。張伯駒與其他有志之士通過舉辦展覽和書法交流活動， 為中國書法的普及教育、書法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貢獻。1956年12月，張伯駒作為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代表視察故宮博物院，提出了七項建議，其中涉及繼承和發揚中國書法藝術的，便是建議故宮博物院設立銘刻墨跡館，並早日組織法書、名畫的複製與編輯出版刊物，以適應各地研究參考。1980年，張伯駒已是耄耋老人，對傳統文化的痴心不減，依然牽頭組織文化活動。是年，北京中山 書畫社成立，張伯駒仍擔任社長，並身體力行於書畫社的組建工作。 ^[28] 

“張伯駒是中國著名的老一輩文化名人和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國家文物局評） ^[1] 

“為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和傳承優秀民族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他有着崇高的愛國情操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有着磊落胸襟和高尚品格。”（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蔡武評） ^[1] 

“叢碧（張伯駒）是當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峯，從他廣袤的心胸湧出了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鑑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姐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劇老名士，藝苑真學人。”（中國近現代中國畫家、油畫家、書法家、美術教育家劉海粟評） ^[9] 

“張伯駒在詩詞、戲曲、書畫等領域均卓有建樹，頗具名氣。”（《光明日報》評） ^[3] 

“先生（張伯駒）異代相賞於這些歷史誕生的文墨藝匠的無與倫比的藝術才情，正如杜少陵之於先賢宋玉所謂‘蕭條異代不同時’‘風流儒雅亦吾師’，彼此有精神境界之投契。”（中國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周汝昌評） ^[10] 

“張伯駒在詩詞楹聯、琴棋書畫、戲曲研究、文物鑑賞等方面成就卓著，集當代集詩詞著述、古書畫收藏鑑賞、京劇藝術研究、書法繪畫一身，與張學良、袁克文、溥侗並稱為‘民國四公子’，被周汝昌稱為中國詞壇之‘殿軍’。”（《大河報》評） ^[7] 

“張伯駒是愛國主義的楷模，保護和傳播先進文化的傑出代表，為人師表的典範。”（中國當代書法家、教育家、書法理論家歐陽中石評） ^[15] 

“流芳千古的大藝術家、大收藏家張伯駒、潘素夫婦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人民、熱愛民族文化事業。在國難當頭時期，他們為避免國寶流失而不惜傾家蕩產，把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和忠誠捍衞和保護了中國的重要文化遺產，為弘揚和振興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們沒有將價值數百億的‘國寶’留給子女，卻無償分期分批獻給了國家，現已成為中國的‘鎮國之寶’和‘民族之魂’。他們這種奉獻精神和高尚品質，為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和全國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美術史家、書畫鑑定家、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評） ^[15] 

“在近代歷史上沒有著名戲劇家張伯駒等人的建樹和努力，就沒有當代京劇的輝煌。”（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評） ^[15] 

“張伯駒在上世紀的文化界，可以説是一個異數，一段傳奇。在那民族危亡、文化衰落的時代，他以一己之力，不惜傾家蕩產搶救和保護了大批國寶級文物。他奔走呼號，為振興發揚詩詞書畫等傳統文藝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伯駒將所藏書畫捐贈國家更顯其品格，國難之際以一人之力守護文化命脈，太平之時又將畢生心血奉獻國家，其成就已經遠遠超越一般收藏家，足當民族文化之‘峻峯’。”（周口師範學院張伯駒研究中心評） ^[18] 

“張伯駒是中國近現代卓越的詞人、戲劇家、書畫家、文物收藏鑑賞家，是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社會身份與廣泛社會影響的文化名人。”（《周口師範學院學報》評） ^[22] 

什剎海後海南岸，掩映在一叢綠樹背後，是一扇紅漆大門。在這扇大門之內就是新掛牌的“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後海南沿26號。這裏是張伯駒最後的居所。張伯駒搬離了承澤園後，買下了後海南沿這座小院。正是居住在這座小院期間，張伯駒和潘素將他們收藏的書畫珍品《遊春圖》《平復帖》等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張伯駒唯一留給子女的就是後海南沿的小院，現在張伯駒的女兒將小院作為“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向公眾開放。 ^[13] 

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成立於2015年12月，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業務主管，在民政部設立註冊的非公募基金會。基金會以張伯駒“文化為公”的人文思想為核心。主要以傳播愛國主義人文精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的三大核心理念。弘揚張伯駒、潘素愛國家、愛文化的人文精神，支持祖國傳統文化藝術傳承、研究、發展、傳播和交流。基金會恪守“籌措文化基金，反哺文化公益，扶持文化人才，推動文化創新，整合文化資源，促進文化交流，推進文化事業，致力文化繁榮”為宗旨。 ^[14] 

張伯駒公園位於項城人民公園西南角三角地帶，佔地85畝，分為張伯駒紀念館和園林景觀區，是休閒娛樂、文化旅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項目總投資7300萬元。公園東西狹長，開放式大門朝南，進入大門，黃河石上鐫刻着的5個紅色大字——“張伯駒公園”，再向北面走，迎面是漢白玉柱架起的“張伯駒紀念館”牌樓，牌樓的北面，是張伯駒紀念館館室。 ^[29-30] 

張伯駒研究中心成立於2020年9月25日，是周口師範學院的特色研究機構，也是全國首家專門的張伯駒研究機構。研究中心着重致力於張伯駒精神、生平、詩詞、書畫、收藏鑑賞、京劇藝術及其他相關方面的學術研究，努力將張伯駒的愛國精神和其守望中華優秀文化的情懷發揚光大。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