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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
（清代散文家）
鎖定
姚鼐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鄉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進士，授庶吉士，三年後散館改主事，曾任山東、湖南副主考，會試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庫全書館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辭官。歸裏後，以授徒為生，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學人弟子。嘉慶二十年（1815年），逝世於鐘山書院，享年83歲。
[1]
- 本 名
- 姚鼐
- 別 名
- 姚姬傳，姚夢谷，姚惜抱
- 字
- 姬傳，一字夢谷
- 所處時代
- 清朝
- 民族族羣
- 漢族
- 出生地
- 安徽桐城
- 出生日期
-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
- 逝世日期
- 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1815年10月15日）
- 主要作品
- 《惜抱軒詩文集》《古文辭類纂》等
- 主要成就
- 使桐城派成為清朝文壇主流學派；被譽為“清代古文第一人”
姚鼐人物生平
姚鼐坎坷科舉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姚鼐出生於桐城南門樹德堂一個官宦書香人家。姚鼐幼年好學，伯父姚範用經文教授他，又跟隨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
[4]
姚鼐八年仕宦
姚鼐彩像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姚鼐充任湖南鄉試副考官。此次行程，由定州到邯鄲縣，經過彰德、洪縣到達湖北黃陂。再過江至嶽州，月餘之後到達長沙。此間撰寫的《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中他對科舉取士的選材標準有明確的表達，國家需要的是經世致用、體察民情的人才，但他在鄉試中所領略的卻是士子間輕浮自傲、忽視民間疾苦的風氣。因此，在赴湘期間，姚鼐的詩作充滿了失落的意味。湖南之任不久，姚鼐充恩科會試同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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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唯獨姚鼐與戴東源、伍大椿、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修成後，時年四十四歲的姚鼐辭官，不入仕途。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5]
姚鼐桐城魁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二歲的劉大櫆去世。姚鼐毫無疑義的成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盡心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終於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辭賦選本，按照文章的應用分分十三類：論辯、序跋、奏議、書説、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所入選的作品以戰國策、兩漢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傳統，為桐城派樹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體現了姚鼐的文學主張。這本集子很受人們喜愛，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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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四海講學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摯友、時任兩淮鹽運使朱孝純在揚州梅花嶺側重修梅花書院，並親筆題字鐫刻在匾額之上，邀姚鼐前往擔任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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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花書院期間，姚鼐與友人亦時常來往，一同遊覽當地名勝。
[9]
擔任掌院之時，姚鼐以自己的古文義法教授學生寫作知識，併為學生授課編纂了《古文辭類纂》一書，以便於弟子學習。他為梅花書院的長久發展、名聲傳播以及自己文學理論主張的發展作出了巨大努力。不到兩年，朱孝純因病辭官，姚鼐因繼室張氏病逝而辭去教職而去。
[9]
道光《歙縣誌》載《紫陽書院圖》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姚鼐受徽州知府邀請而前往紫陽書院主講。
[11]
當地環境清幽，氣氛安逸，給姚鼐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12]
在這裏，姚鼐傳播自己的為學理念，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使程朱理學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9]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姚鼐主持鐘山書院，此時其古文已榮譽滿天下，故一時四海學人蜂擁鐘山書院，以得到姚鼐授業指導為幸。
[13]
除嘉慶六年至九年期間（1801—1804年）回到敬敷書院時，姚鼐一直在鐘山書院授業直到去世，這段時間正值鐘山書院的鼎盛時期。在鐘山書院授課期間，姚鼐培養了大量門生弟子，桐城派的骨幹力量也是此時逐漸發展起來，如“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姚瑩、方東樹等都是在此時跟隨姚鼐學習。
[9]
[1]
姚鼐巨匠辭世
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1815年10月15日），於年初染疾的姚鼐病逝於南京鐘山書院，門人百餘名共同為其治喪，歸葬桐城楊樹灣，享年八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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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時，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無可撼動，成為主盟清代爾後百餘年的主流學派。
[1]
姚鼐主要影響
姚鼐思想
清代理學雖處官方哲學地位，但乾嘉時期學界主流卻是漢學，考據之風瀰漫學術界的上空，理學相形見絀。姚鼐作為乾嘉時期的桐城派殿軍，始終以程朱理學為治學大歸，認為程朱之説最能繼承孔孟之説，所以在漢宋之爭趨激烈之時，極不滿漢學家對程朱理學的譏諷。
[15]
在四庫館時，以篤守桐城家法而尊宗程朱的姚鼐在漢學大本營的四庫館內與同僚有着不同旨趣的學術宗尚，學術上的分歧爭論使其最終激流勇退，講壇教學。
[15]
而姚鼐講學授徒時着力在學術上尊宋抑漢，訓諭學生要以程朱為主，勿入漢學之列，其弟子突出地繼承了其衣缽，不同程度的在學界掀起波瀾，使學術格局為之一變，對理學復興之功不可忽視。
[15]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筆下的“漢學”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漢儒之學，主要是指東漢許慎、鄭玄為代表的訓詁考據學問；二是當世學者捨棄宋學之後，效法、祖述和發揮漢儒之學而形成的新學風。姚鼐既責備漢儒之學，也鄙薄當世漢學，而責備漢儒之學的着眼點是為了與當世漢學家論辯，最終目的則是維護宋學，尊宋抑漢的傾向至為明確。
[16]
其主要依據如下：
- 漢儒未必得聖人之道。漢學家之所以尊漢，是因為他們認為，漢儒離聖人生活的時代較近，學有所承，又講究訓詁，於聖人之旨所得為多，因而，漢儒之學乃後人探研聖道的最佳途徑。然而在姚鼐眼中，漢儒固然去古較近且學有所承，但這並不能保證其一定得聖人之道。姚鼐在《贈錢獻之序》中認為，漢儒因暴秦焚書，典籍亡佚，治經本來就存在困難；而其傳經方式又是師弟相授，家別派分，各為專門，各家之間不僅“不相通曉”，而且怒恨嫉妒，褊狹殊甚。這就使得他們“與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其次鄭玄等通儒固然卓爾不羣，但其解經既用讖緯的説法夾雜其間，又用卑俗瑣碎的東西攪亂學術，同樣難免掩蔽經典之意。既然漢儒治學並不能保證得聖人之道，因而姚鼐堅決反對時人媚漢，尤其反對奉鄭玄一家之解為圭臬。 [16]
總之，在姚鼐眼裏，聖人之學有大小精粗之別。宋學深契聖人之旨，有關身心、家國，得聖人為學之大，之精；漢學僅關名物、制度、訓詁、書數，得聖人為學之小，之粗。儘管宋儒在小和粗的方面無法與漢儒並駕，漢儒在大和精的方面也難以與宋儒齊驅。因此，宋儒才是孔孟真傳，漢儒不過小道可觀而已。姚鼐把漢學、宋學分別比作星月與白日，輕重分明。基於以上認識，姚鼐主張治學以程朱為歸；主張以漢學補苴宋學的罅漏，而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之。
[17]
姚鼐雖勢單力薄，但儼然成為當時宋學的代表。這種極力衞道的學術思想被桐城派後人所基本治襲下來。但他對程朱的捍衞不同於前輩，不多用力於理學的理氣、性命等哲學命題上，而把主要精力更多的放在了對程朱所倡導的道德原則的堅持上，如忠孝節義等，這主要與姚鼎生活的時代正由康乾盛世走向嘉道衰頹期密切相關。所以他的弟子在嘉道時期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極力宣傳理學所倡導的封建倫理道德，抨擊考據無益於世時也不忘強化倫理道德，並且力圖以經世致用來重振理學。
[15]
但姚鼐宣揚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歌頌清王朝為“聖朝”，也具有封建性和落後性的一面。
[18]
姚鼐思想的民主性和進步性表現在六個方面：宣揚做“親民之吏”，有甘為“活民而得罪”的獻身精神；讚揚“盡去苛徵，商民喜之”，歌頌商人“明智絕人”；鼓吹“惟賢者為尊，其於男女一也”的平等思想；讚賞“絕意仕宦”，提倡“士自從所好”、“自行其志”的人格獨立和個性自由；主張“與時俱進”、“與年日新”、“與世轉移”，不斷圖變求新。
[18]
姚鼐散文
- 文論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説的補充和發展。
[2]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説”，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着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2]
姚鼐1797年作《花鳥》立軸
“義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為三者的統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為義理服務。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為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為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為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嶽泰山，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範。文章從泰山南北的汶水、濟水寫起，內容涉及天門、岱祠等諸多古蹟，辭章優美。
[2]
“義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採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那麼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無論何時都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紮實，有説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2]
- 藝術風格
姚鼐詩歌
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黃庭堅，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
[19]
姚鼐在吸收黃庭堅清深意遠精神氣質的基礎上，兼採李、杜、韓等多家，熔鑄出一種恢宏博大的陽剛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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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論
姚鼐詩論最大的特色即是文人論詩。所謂文人論詩，就是站在文人的立場對詩歌提出一些逾越詩歌本體範疇的要求。姚鼐信奉程朱理學，因此對詩歌提出了載道的要求；基於載道的要求，他還特別強調詩歌創作主體的“學問”與道德修養；文人論詩體現在審美趣味上，他將詩文並舉，以文法論詩，認為詩歌與散文具有同樣的審美規律，他的散文理論同時也是詩歌理論。
[19]
- 特點
以散文章法為詩是姚鼐以文法寫詩的重要特點，姚詩無論古體還是今體，多用散文章法為之。古體詩或樸實無華，條理通暢，文氣通貫；或層次嚴密，波瀾起伏，內容充實而富於變化；今體詩則多采用一氣流走式的章法，承轉自如，意脈分明。姚鼐的古體詩多為長詩，善於在古體長詩中運用散文的章法結構，或用散文平鋪直敍的章法形式，行文佈局順應于思想內容的發展變化，使得詩歌條理疏暢，文氣通貫。這種章法類似於“賦”，但又往往只是對事件的一個簡單交代，沒有“賦”法的形象性和具體性。如《<九客圖>歌為王鎮之中丞賦》
[20]
，詩歌首先點題，説乾隆朝人才輩出，圖中九客是傑出代表；其次就交代作者認識九客除王中丞外的經過；再次，筆鋒轉回現實，感慨歲月催人老，稱讚九客才高直節，文章皆流千古，守正不阿，敢於直諫，王中丞貴而能貧，高風亮節；最後，照應題目。整首詩質樸無文，文氣通貫，與一篇記事散文無有二致。
[19]
姚鼐喜歡在詩歌中議論説理，以議論為詩是姚詩審美特點之一。姚詩中的議論有四種情況：第一種，詩歌用敍述性的語言來闡述一個道理，以意為主，是比較特殊的以議論為詩。第二種，詩歌直截了當地議論説理，不借助任何意象，這類詩有押韻之文的嫌疑。第三種，議論穿插於詩歌之中，和整首詩歌緊密結合在一起，屬於該詩的思想中心。第四種，議論與意象融合，這種議論入詩自然而貼切。
[19]
姚鼐主張學問與詩歌相濟，但承認詩歌的獨立性，主張化學問為知識涵養，而非生硬地在詩歌中餖飣學問，所以他很少在詩歌中直接表現學術內容，也不喜堆砌典故，和那些專用考據學問與學術方法寫詩的以學為詩者有所區別，他“以學為詩”的審美趣味表現出他獨有的特點。
[19]
姚鼐書法
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沙孟海、葉百豐等人都對其成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包世臣，更是將姚鼐的書法作品放在“逸品下十六人”中，包世臣更是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
姚鼐是典型的帖派書家。他的書法遵循正統帖學一路，所呈現給人們一種秀逸、温和、不激不厲的中和之美。姚鼐既重視傳統，以古為師，又注重創新，融自己的觀點於書法之中，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
[21]
姚鼐博採眾家之長，書法不斷精進；書體能真、能行、能草；作品雅潔可觀，以神韻為宗；用筆剛柔相濟，陰陽和諧，深得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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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書法作品合集(6張)
姚鼐臨《李北海縉雲三帖》是其書法作品中極為少見的臨摹作品，此帖吸收了李邕用筆中結字寬博、開張的特徵，結體上將李字的中宮收緊把握得很到位，李邕字勢的欹側在姚鼐筆下更多的是平正、端和之感。行筆從容舒緩，行中帶有楷法。章法上和李帖比較收斂而不拘謹，忠實原帖的神貌。同時分行布白緊緊把握原帖精神，注重形似，以形傳神，追求內在韻味，顯得挺拔奔放，但不失天真純和之趣。同時用墨濃潤飽滿，線條開張中洋溢着潔淨恣肆的個性。在筆法上，行書中寓有楷味，而筆勢、形體相連之處又有行草的意趣，流暢運筆中顯現出迅疾的節奏，為姚鼐集大成之作。
[21]
在書法已經達到一定造詣時，姚鼐臨顏真卿以除去學董的婉柔、扁薄的線質特徵，並追上二王。在姚鼐臨《爭座位帖》（圖冊首張）中圓勁秀拔的線條、疏宕恣意的感覺在姚鼐的筆中演繹得恰到好處，枯筆的運用、濃淡相間的墨韻使得整幅作品畫面感對比強烈。此幅既有顏真卿外拓雄強的一面，又有趙孟頫秀潤婉約的一面。不僅如此，姚鼐此時的小楷書頗具倪瓚的風格，通過倪雲林而上溯魏晉鍾繇，尊古溯源，不流於俗氣。用筆爽勁而妍潤，結體偏扁，多出波磔，饒有隸意，耐人尋味。
[21]
晚年的姚鼐書法專攻王獻之，取王獻之之勢，而運董其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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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行草手札自始至終保持着《閣帖》中二王的面貌，貫徹的是以王字為中心的傳統帖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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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姚鼐的《行草七絕》正文四行，雖取法董其昌，但卻以“二王”為源，得其神髓、神韻。清疏枯淡，氣潔神清。筆力蒼勁有力，力透紙背。個別字雖筆畫纖細，但線條質量極高，不失油滑。行筆不僅不慢，適當的連筆，使整幅作品更加鮮活、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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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論書既注重向古人學習，也看重創新。他主張反覆臨習，細心體悟前人書法中的精神。他認為學習書法要遵循一定的法度，同時又要在不背離法的基礎上敢於變法，勇於創新。初學書法，人們總會要求自己臨摹得要準確，達到一定程度時，就不再僅僅侷限於形似，而是要求神似。這一階段，人們追求的是與古人在精神上的共鳴，即學習書法要先入古，再出古，出古就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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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教育
在對學生進行教育之前，姚鼐尤其重視學生個人品格的要求。姚鼐理想中的處世之法便在於他所講究的“士志於道”。在他看來，“惟能知為人之重於詩者，其詩重矣”，為人是作詩行文首先應講究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應堅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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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曾擔任過山東、湖南的鄉試考官，善於發現、培養人才，這自然反映出他對於學生的一種重視態度。又曾執教於書院近四十年，受他指點提攜的後輩學生自然為數眾多。比較傑出的如“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等，在對學生寫作的訓導之中，他則提出幾種要求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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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差異具體對待在姚鼐眼中，學生天資有差，因人而異，這就造成了在對學生進行寫作教育之時，學生的起點並不一樣，儘管可加以同樣的師資、環境等培養，但最終達成的效果卻並不盡如人意。他對此這樣評價，“文章之事，望見途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有天授”，眾人的天資總是不一樣的，與生俱來之事自當不能變化。但這一切都要講究事在人為，先天的不同並不能夠完全阻隔人們學習上升的空間。文章寫作之事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故而學生的天資卓越固然值得欣賞，個人應從中發揮自身能力，後天的努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9]
- 寫作過程講究方法 姚鼐在文章的寫作學習中，要求學生應該掌握精讀、誦讀、熟讀的學習方法。他對學生培養的個人觀念，並不是要對其學習對象的全盤借鑑與吸收，他講到，學習的文章要真有超人處，眾人不必為了整齊統一而選擇籠統地學習文章。在學習前人文章之時，應選取評定出的最優的方向，這一方面體現了他並不是要求學生對學習對象進行全面肯定，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同時在對文章的借鑑學習之中，還應掌握“因聲求氣”的學習方法，便是講究將大聲文章誦讀出來。姚鼐提出了具體方法：一味地默讀終究難以體會到文章感情內容的態勢起伏，必須要大聲地將文章誦讀出來，急讀品味文章的體勢起伏，緩讀來理解文章的神韻氣味，這樣便可在二者交錯進行之中，取長補短而獲得進步。另外，還應該熟讀多作。他提及當世天資聰穎者少，用功精專者也少，而文章寫作的用功之始就在於熟讀古人之作。他認為“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遣而自去矣” [23] ，通過熟讀與多作文章的練習，熟悉文章的整體內容，挖掘文章深層的具體內涵。 [9]
因為姚鼐講學的影響力頗大，故姚鼐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同鄉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人梅曾亮、管同；宜興人吳德旋；陽湖人李兆洛；婁縣人姚椿；新城人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説，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説。
[1]
姚鼐歷史評價
姚鼐史書評價
趙爾巽等：①鼐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藴，論者以為辭邁於方，理深於劉。三人皆籍桐城，世傳以為桐城派。②鼐清約寡慾，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學品兼備，推鼐無異詞。（《清史稿》）
[24-25]
國史館臣等：①鼐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鼐。鼐與方苞、劉大櫆皆籍桐城，世稱之為桐城詩派。②鼐為學博集漢儒之長，而折中於宋。詩從明七子入，融匯唐宋之體為宗旨。嘗仿王士禛五七言古體詩選為今體詩選，論者以為精當。自罷歸後，主講江南紫陽、鐘山各書院者四十餘年，諄諄以誨迪後進焉。（《清史列傳》）
[26]
姚鼐歷代評價
陳康祺：桐城派古文，望溪開之，海峯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邃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燕下鄉脞錄》卷四，摘錄自葛虛存《清代名人軼事》）
[27]
王昶：姬傳豈弟慈祥，而襟期瀟曠，有山澤間儀，有松石間意。簿書刀筆，雅非所好也。詩旨清雋，晚學玉局翁，尤多見道之語，望其眉宇脩然，已知在風塵之表矣。既歸，屢主安徽敬敷。江寧鐘山、揚州安定三書院，以讀書學道教多士。地方大吏，無不愛而重之。古文淳古簡淨，紆徐往復，亦多不盡之味。（《湖海詩傳》卷二八）
[28]
姚瑩：①海峯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不一備。河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然哉！
[29]
②先生貌清而癯，如不勝衣，而神彩秀越，風儀聞遠，與人言終日不件，而不可以鄙私幹。自少及髦，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情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俊，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悦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
昭褳：①姬傳先生古文簡潔秀瑋，一出方、劉正軌，實為近代所罕有。②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裏，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遒勁簡鏈類歸震川，而雅澹過之……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雲。（《嘯亭續錄》）
[30]
康紹鏞：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康刻後序》）
[28]
陳用光：①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峯繼之。天下言古文者，鹹稱桐城矣。先生世父畫塢編修與海峯故友，善也。先生涵糅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為宗，其為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②先生論學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為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姚先生行狀》，《太乙舟文集》卷三）
[31]
吳啓昌：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搜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採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古文辭類纂》序）
[28]
曾國藩：①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②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土，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説。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歐陽生文集序》）
[32]
方宗誠：①乾嘉間，姚惜抱先生以碩學醕文為海內倡。數十年來，言古文家法者，大都推桐城姚氏。顧先生非徒文人也，其仕止進退，一審於義而不苟，恬靜之操，高亮之節，實足以風範百世，而又皆率其性之所安，初無矯激近名者之所為。②其論學，宗主程朱之義理而兼取考證家之長，嘗慨當時學者以專宗漢學為至、攻駁程朱為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為學術之害，故力持正論以救之。然心平氣衝，粹然德人之言，從其學者濡染漸多，而風氣遂為一變。③讀其文，固可想見其人。而因其文名之盛，遂以掩其德之醕與學之粹。（《姚惜抱先生年譜》序）
[4]
袁行霈：①姚鼐壯大了古文的聲勢，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首先，他主張“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讓儒家道義與文學結合，天賦與學力相濟，“義法”外增加考證，以求三者的統一和兼長，達到既調和漢學、宋學之爭，又寫出至善極美文章的目的。其次，運用傳統的陰陽剛柔説，將多種風格歸納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他以生動形象的語言，細緻描繪兩者鮮明的特色……追求剛柔相濟，避免陷入“一有一絕無”的片面和極端，接觸到文學審美風格的實質問題，對後世影響甚大。最後，把文章的藝術要素提煉為“神、理、氣、味”和“格、律、聲、色”八字……使古文進入最高境地，細密和完善了劉大櫆因聲求氣説。②姚鼐的古文以韻味勝，偏於陰柔，他生活於“乾嘉盛世”，坐而論道，雍容俯仰，晚年以授徒為業，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沒有方苞的遭遇，也沒有劉大櫆的不平，但學習傳統眼界寬，對古文藝術體會深，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中國文學史》第七章清中葉詩文詞多元發展的局面）
[33]
章培恆：①對桐城派理論作出新的總結和發揮，使之影響更為擴大的，是姚鼐。②姚氏古文理論，並沒有提供多少新的東西，他的長處是善於在前人的基礎上作總結性、具體化的工作。③姚鼐是一個沒有多少創造性卻很聰明的人，桐城派由於他而聲勢大張。他主講書院四十年，門下弟子甚眾，由此桐城派幾乎發展到全國範圍。④姚鼐本人的文章，説理、議論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寫人物和景物，也間有生動之筆。如《袁隨園君墓誌銘》，文字端謹，既寫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點，又寓褒貶之意。他的遊記頗重文采，不像方苞為了追求莊肅雅潔而顯得板重。《登泰山記》、《遊媚筆泉記》，雖乏獨創之力，尚有文字凝鍊簡潔和刻畫生動之長。前者“蒼山負雪，明燭天南”，寫黃昏登山遠眺所見；後者“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寫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筆。（《中國文學史》第四章 清代中期的詩詞文）
[34]
錢基博：姚氏自範以詩古文授徒子鼐，嗣是海內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詩則獨為其文所掩。自曾國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義法通於詩，特以勁氣盤折；而張裕釗、吳汝綸益復張其師説，以為天下之言詩者，莫姚氏若也，於是桐城詩派始稱於世。（《現代中國文學史》）
[35]
姚鼐人際關係
- 家族
清代桐城姚氏家族是清代著名的科舉家族和文化家族，科舉、仕宦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據統計姚氏家族在清代取得進士、舉人者有71人，出仕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級官員有6人，姚氏家族族人留有著述者91人。而且姚氏家族在清代名人輩出，不僅有姚文然、姚棻這樣的高官，還有姚鼐、姚範這樣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瑩這樣在政治和文化上都產生巨大影響的代表人物。
[36]
桐城姚氏是吳興姚氏的後裔，其家族始遷於浙江餘姚。根據《桐城麻溪姚氏宗譜》記載，一世祖姚勝三隨父宦居安慶，由浙江餘姚遷居麻溪，故其家族被稱為麻溪姚氏。五世祖姚旭於明景泰間遷居桐城城裏。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縣城已300餘年。
[36]
輩分 |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
先祖 | 五世祖 | 明景泰二年（1451年）進士，官居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 | |
十世祖 |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進士，官居江州府知府兼按察副使。 | ||
十一世祖 | 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官居兵部主事，明亡不仕。 | ||
明天啓二年（1622年）進士，官居湖廣荊南道參議兼按察副使。 | |||
家世 | 高祖 | 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入祀賢良祠。 | |
曾祖 |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舉人，官湖北羅田知縣。 | ||
祖父 | 姚孔鍈 | 早卒，贈翰林院編修。 | |
祖母 | 任氏 | 大理寺少卿任奕䥸之女。 | |
父親 | 姚淑 | 不仕，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 | |
母親 | 陳氏 | 臨海知縣陳暠鑑之女。 | |
伯父 | 乾隆六年（1741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名學者。 | ||
同輩 | 弟 | 姚鼎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副榜貢生候選州判。 |
堂兄 |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進士，歷官江西、貴州、雲南、福建巡撫。 | ||
— | 元配 | 張氏 | 湖北黃州府通判張曾翰女。 |
繼室 | 張氏 | 四川屏山縣知縣張曾敏女。 | |
子輩 | 兒子 |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舉人，官江蘇泰興知縣。 |
姚鼐主要作品
姚鼐著有《九經説》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
[1]
姚鼐後世紀念
姚鼐墓址
姚鼐故居
姚鼐紀念館
姚鼐史料索引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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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鄭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譜》：“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主講歙縣紫陽書院。”姚鼐《與馬魯成尺牘》：“去歲已堅辭安慶書院，而撫藩為商不欲其閒居，薦主紫陽書院”。
- 12. 姚鼐《歙胡孝廉墓誌銘》：“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十，雖多頹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柏。君攜徒稍葺治，讀書寺中，其意蕭然。餘昔主紫陽書院，去寺不十里，常與往來，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崖，林逕寒窈，至今絕可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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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姚瑩《姚先生鼐家狀》：“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先生居江寧久，喜登攝山，常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1815)七月，得微疾既瘳乃遺書……九月一夕，卒於鐘山，年八十五，門人輩共治其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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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