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

近現代大學直接起源於12、13世紀的歐洲中世紀大學，古代的埃及、印度、中國等都是高等教育的發源地，古希臘、羅馬、拜佔廷及阿拉伯國家都建立了較完善和發達的高等教育體制。 雖然許多教育史家把上述地方的高等學府也稱之為大學，但嚴格地説，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第一所正規大學——博羅尼亞大學，它是歐洲最著名的羅馬法研究中心（也被稱為“母大學”，是一所學生大學）。隨後，歐洲各地相繼出現了大學。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附屬學校演變而來，1200年法國國王承認巴黎大學的學者具有合法的牧師資格，有司法豁免權（巴黎大學是第二所大學，是一所先生大學）。

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大學，起源於19世紀初，是指啓蒙運動以後經過理性主義改造，特別是指以德國洪堡創辦的柏林大學為代表的新型大學。一般認為，1809年德國柏林大學的創立標誌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誕生。現代大學與中世紀大學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學職能的轉變。中世紀大學是傳授已有知識的場所，將研究和發現知識排斥在大學之外，而現代大學則將科學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能，將增擴人類的知識和培養科學工作者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推崇“學術自由”和“教學與研究的統一”。柏林大學精神推動了德國科學事業的發達昌盛，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德國成為世界科學的中心。這一思想對世界高等教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為近代大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6] 

亞洲範圍內，成立於1877年的日本東京大學，是亞洲創辦最早的大學之一。 ^[7] 

而中國大學的起源是北洋大學堂，當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慘敗後，變法之聲頓起，天津中西學堂改辦為北洋大學堂，標誌着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誕生。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位於上海的由聖約翰書院演變而來的聖約翰大學（誕生於1879年）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隨着一些學者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大家逐漸發現， 中國近代最早的教會大學是位於山東的由登州高等學堂演變而來的齊魯大學（誕生於1864年）。1898年戊戌變法，京師大學堂成立，是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和綜合大學。 ^[8] 

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產生與當時的宗教教育有着密切的聯繫，它的理念是追求一種超國界的精神世界，以教化人的心靈為目的。

英國大學的理念也主要是以培養有教養的紳士為目的。在19 世紀中葉的英國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的眼中，大學的目的在於“傳授”學問而不在於“發展”知識，即大學是一個“教學機構”，而這種學問傳授的目的在於培養紳士，主要培養人的價值觀。

在英國發展大學的同時德國也開始發展大學教育。德國著名學者洪堡等人認為，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即培養人的價值觀，重要的是還應“發展”知識，也就是説教師的首要任務是自由地從事“創造性的學問”。德國大學的理念，比起英國大學的理念更具有先進性。

到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大學的先驅者弗萊克斯納的努力下，英國和德國大學的傳統在美國得到了發揚，而美國大學的理念則發展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 ^[3] 

大學(13張)

洪堡把大學界定為“以純知識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機構。而純學術的研究活動正是大學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內在依據。據此，大學應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氣質和對純粹學術的強烈追求，而不考慮社會經濟、職業等種種實際需要。”

美國著名教育家弗萊克斯納説：“我一向主張大學與現實世界保持接觸，同時繼續保持不承擔責任⋯⋯，工業界已經發展了利用純科學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學的實用性，如果社會科學要作為科學來發展，它們就必須脱離商業行為、政治行為以及這樣那樣的改革。”

英國教育家紐曼認為：“大學教育應提供普遍性的知識（具有普通意義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識，而不是狹隘的專業知識。”他所説的知識既包括具體的科學真理，也包括經過抽象、被科學化了的哲學知識。 ^[9] 

在大學理念支配下的大學使命要求大學培養的學生首先是有高尚品格的、有教養的人，這樣符合大學的本質。這個使命是指培養學生完整的人格、淨化學生的心靈、修養學生的品行、鍛鍊學生對事物進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僅僅對學生進行專業教育。

正如英國著名教育理論家紐曼所認識到的：“從功利派的論點中看到了真正教育的死敵。新大學在功利派理論的指導下，更看重的是專業培訓而不是文化要求，是考試及結果而不是心理過程，是對事實的被動獲取而不是心智的一般活動。”紐曼所指的“新大學”，是違背了大學的邏輯而將按市場經濟的邏輯和政治的邏輯當作它的使命來運行的大學。 ^[9] 

大學章程是大學內部的“憲法”，由大學的權力機構為了保證大學獨立地位，根據高等學校設立的狀及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法律法規，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有關大學組織性質和基本權利的並且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治綱領。 ^[10] 

高等學校章程具有法的屬性，是在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運用民主的方式制定出的規範性文件。是公法領域的法，是規範大學依法履行教育職能而制定的具有公共職能的規範性文件。屬公法中的“軟法”，體現為政府和學校的協商性。

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目標；以提高辦學效益為目標；以辦學自主權的法律化為核心目標。

（1）通過一系列詳細説明和明確規定使大學內各種行動具有可信度和一致性；是約束參與者的協商性契機。

（2）是大學組織行動的模板，是大學組織、其成員和過程的象徵，是大學自身特定的大學精神、大學傳統、大學氣質與大學目標的結晶。

（3）是歷史的承載者，是組織知識的儲備所。大學章程保存了大學處理問題的經驗，通過一系列的經驗而得以演變。 ^[10] 

從西方大學的發展進程看，早期西方大學形成時並沒有大學章程，章程是因學校“自主”而產生的，界定了大學與外部社會（主要是教會、王室、政府）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規範了大學內部的權力邊界和運行規則。大學章程的形成和頒佈對大學發展而言都是重要的時間節點。大學章程中明確的核心要素在推動大學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是現代大學制度中的首要文本。

大學理念是大學的“精氣神”，反映大學的歷史傳統、精神底藴和價值追求。《柏林洪堡大學憲章》認為其大學理念是“堅持研究與教學的統一、學生與學者的共同體、學術自我負責和自主管理的原則。因為學術離不開自由，自由離不開責任。”《東京大學憲章》描述其學術理想是“努力使自己建設成世界的學術研究機構，並且培養出有全球性發展眼光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將為實現一個沒有偏見的社會，為促進科技進步和創造新文化作出貢獻”。

“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基本原則，這是落實大學法人地位、保障大學自我管理的客觀需要。大學章程最重要的功能即劃定政府權力的邊界和大學自治的範圍。《柏林洪堡大學憲章》第一章即“州與大學的關係”，是大學章程的總則，明確規定“大學的人事、經濟、預算和財政管理，學費徵收以及健康醫療屬於國家事務，由大學統一的管理機構與學術事務一起實施。柏林州對此擁有業務監督權；在下達指令前，校董會可發表意見”。大學章程發揮了界定政府權力邊界的作用。

決策執行分離是現代大學內部治理的重要原則，治理架構中就是由董事會負責大學決策，校長為首的行政團隊負責貫徹執行。《耶魯憲章》規定，耶魯大學的治理團體，即最高決策和審議機構由“校長與耶魯學院院士”組成的董事會。耶魯大學的行政管理團隊包括校長、教務長、4位副校長、秘書長及法律總顧問。《牛津大學章程》規定大學治理團體採用“兩院制”結構，其中教職員大會擁有最高立法權，以校長為首的理事會作為大學的議事決策機構，負責大學目標推進、大學行政管理、大學財務及財產管理，並且具有履行這些職責所必要的一切權力。

“學者參與、民主決策”是管理大學事務尤其是大學學術事務的普遍做法，學術評議會、學術委員會是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加州大學章程》規定，學術評議會是董事會下設的管理大學學術政策的職能機構，是加州大學教授參與學校治理的重要途徑。其主要的學術權力有：制定學術政策，規定招生和頒發學位條件，授予和監督學科、課程，對教師的任用、晉升以及預算向行政管理部門提供建議。《劍橋大學章程》規定學校設立“學部總委員會”作為最高學術決策諮詢組織，統管大學的學術和教學工作。其下設學部分委員會、學院分委員會和學系分委員會，負責各學部、學院和學系的教學研究工作。此外，設有30餘個專門委員會，如教學委員會、本科生招生委員會等，負責對學術事務決策提供諮詢和監管。諸多層級和種類的委員會為教師有效參與民主管理和學術決策提供了條件。 ^[11] 

人類最早的大學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距今已有2500 多年。柏拉圖倡導的“哲人治國”理念、亞里士多德倡導的“自由教育”思想，共同開創了人類探索大學理念及其辦學規律的先河。西方最早的近、現代大學是1088 年建立於意大利的波隆尼亞大學，西方近、現代大學從英國紐曼“崇尚人文，注重理性”的大學理想，到德國洪堡“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的嶄新理念，到美國“融入社會，多元開放”的理念創新，再到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着眼未來，社會”的新理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的文化覺醒和理念創新的過程。 ^[2] 

大學文化的形成是人類文化的歷史積澱和外部環境的深刻影響的結果，但主要是以大學領導、教師、學生和管理人員為主體的大學人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經過頑強的努力積澱和創造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具有人格魅力、學術造詣深厚、善於治學育人的學術大師和具有遠見卓識、獨到辦學理念、善於科學管理的優秀校長創造的。無數實踐已經證明，學術大師和優秀校長是大學文化人格化的象徵。謝和平教授指出：“大學文化是由一個特殊的社會羣體‘大學人’，在對知識進行傳承、整理、交流和創新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與大眾文化或其它社會文化既相聯繫又相區別的文化系統。” ^[12] 

知識及其學科（專業） 是大學存在的組織基礎，這是大學區別於其它社會組織的一個根本特徵，也是大學文化區別於其它社會組織文化的一個根本特徵。

以知識及其學科（專業） 為存在的組織基礎這一根本特徵，決定了大學辦學的兩個重要特徵：

第一，從內部來説，要求大學以着眼未來和探究真理為己任，成為高度分權的有機體，以文化（學術） 機制作為自己運行的主導機制，以理性和學術價值作為自身追求的基本價值；

第二，從外部來説，要求大學以學術自由作為維持其活力的源泉，應當比社會上的其它部門享有更高的自治權力，而大學組織內部比較鬆散的結合正是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大學（university） 這個詞從其本義來説就是“普遍”、“整個”、“世界”、“宇宙”，大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其精神氣質就是海納百川和多元文化的交融，大學正是在這種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不斷地向前發展着。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政治的相互融合，促使文化的力量越來越深地熔鑄於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因此，在當代，大學文化必然是本土文化與國際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是本土性與國際性的辯證統一。 ^[13] 

國家的興衰與大學的興衰是緊密相關的。一個國家的實力有兩個方面，一種是“硬實力”，另一種是“軟實力”，“軟實力”的核心和重點就是大學的興衰。在當代，沒有眾多的高水平的大學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級大國，沒有一批世界級大學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級強國。歷史還反覆證明另一個真理，世界級大學是在競爭中拼搏出來的。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人類社會正在逐步進入以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網絡化為主要特徵的嶄新時代。

在這個新的時代背景下，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新一輪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浪潮，要求各國大學進一步走向世界，在本土化的基礎上通過競爭加速實現國際化的進程，普遍提高眾多大學的文化品位、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創建一批世界級大學。這種狀況表明，當今世界各國大學正處於激烈競爭的環境之中，這場競爭是在世界範圍裏進行的。

作為一所大學，其競爭力可以分解為眾多的因素，如辦學理念、課程和學科（專業）設置、教師素質、學生來源、硬件設施、管理制度、校園環境、資金投入、貢獻大小、社會聲譽等等。如果對這些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主要凝聚在大學擁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藴之中的大學文化是大學核心競爭力之所在，是大學賴以生存、發展、辦學和承擔重大社會責任的根本。具體地説，大學文化核心作用力主要包括：

由於知識及其學科（專業） 是大學存在的組織基礎，大學的這一根本特徵決定了大學是一個高度分權的有機體，它既是“高度分權”的，以學術權力為基礎，又是一個“有機體”，在“高度分權”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作為人類文明的精神家園，大學辦學需要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一個共同信奉並付諸實踐的價值理念，它集中地大學的辦學理念和價值追求之中。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大學發展的靈魂，它必將把大學師生員工凝聚成為一個堅強有力的整體，為實現大學的崇高理想而頑強地奮鬥。

大學從誕生之日起就把教育責任作為自己必須承擔的永恆的第一社會責任，教育的本質是通過大學文化的科學內涵文化使個體社會化的活動，“以人為本”是一種教育哲學觀，“使個體社會化”，在個性得到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使作為“個體”的人實現社會化，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是教育活動的基本要求，文化的傳承、內化和創新是教育“使個體社會化”的基礎，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質的核心和一個複雜的心理發展過程，教育活動的崇高目標是促使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整體”的社會得到全面、和諧、可持續的發展。由此可見，大學的教育力主要來自“以人為本”的教育哲學觀、“文化育人”的科學理念、大學擁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藴和通過文化內化實現文化的傳承、創新過程之中。

作為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學術殿堂和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的策源地，在傳承文化的基礎上創新文化是大學的本質要求。大學創造力的主體是教授和學生的創造力，大學的創造力主要來自於一種超凡脱俗的文化品位、獨立品格和價值追求、“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以學術自由和文化機制為主導的運行機制，以及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化傳承和創新活動。在當代，大學的創造力不僅應當大學培養的具有全球意識、較高文化品位和較強國際競爭能力的創造型人才上，還應當把大學建設成為為人類社會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將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國際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基地上。

作為一種功能獨特的文化機構，大學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機構既相互關聯又鼎足而立。在當代，大學不僅應當走出“象牙塔” ，走多樣化的發展道路，積極主動地應對文明社會眾多領域不同層次的廣泛需求，服務於社會，更應當超越“象牙塔”，發揚着眼未來和探究真理的批判精神，以自己創造的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文化代表“社會的良心” ，給予社會發展以正確的價值導向，社會前進。大學要求生存，求發展，辦好學，承擔重大的社會責任，要創建一批世界級大學，最根本的是必須全面加強以大學人為主體和以知識及其學科（專業） 為基礎的大學文化建設，努力提升大學擁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藴的水平和品位，不斷提高大學的核心競爭力。

綜上所述，大學文化是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的基礎上，經過歷史的積澱、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逐步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形態。它以大學人為主體和以知識及其學科（專業） 為基礎，主要凝聚在大學擁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藴之中，是大學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環境文化的總和，是大學作為人類社會知識的文化基礎，是人類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2]  [6]} 

中國大學是學術單位和政府部門的結合體，大學政治化還表現為對高校要求畢業生的就業率，在辦學上，20 世紀50 年代按照前蘇聯的教育模式進行改革，辦了很多專業性的院校。

依照市場經濟的邏輯來管理大學，中國大學的管理因此越來越企業化，其特點是將培養的學生界定為“產品”，一切行為按“投入產出”的概念來進行，搞批量生產，這種管理模式的特點是整齊劃一，一切按“標準”進行考核。企業為了節約成本和提高利潤把本應由企業完成的職業培訓轉嫁給了大學，大學由於實行了市場化再加上按企業模式管理教育，大學已變成了職業訓練所，大學跟着企業轉，設置相關的專業，培養相應的學生，目的就是使學生畢業後能找到工作單位，這樣就可提高就業率。 ^[14] 

以市場化、企業化為邏輯的大學教學也變得機械化，其特點是將“教學要素”轉化為“生產要素”。教學計劃的安排、教學方法的運用、學生的管理、考核標準的制定等無不體現出這種“剛性”的特點，形成一種教師是裝配線上的“裝配工”，學生是裝配線上的“零配件”，管理人員是裝配線上的“工頭”的狀況。

大學設置的專業越來越多、越來越細、越來越按市場經濟的需要來設置，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剝掉了文化品味的赤裸裸的利潤追逐。對這個問題紐曼早就有過反駁，他指出：“有些人主張，教育應限於某個特定的狹窄的目標，應規定明確的任務，可以估量，也可以測定。付出多少代價就應以實物的形式得到多少回報。使教育及訓練‘實用’。‘實用性’便成了他們的口號。他們沿着這樣的邏輯自然會問：為大學而花錢，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9]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005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740所，含本科院校1258所、高職（專科）院校1482所；成人高等學校265所。本名單未包含港澳台地區高等學校。 ^[15] 

大學應給社會貢獻一種價值觀和知識體系，這種價值觀是通過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步入社會後的所為來實現。20 世紀美國高等教育改革家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不能遠離社會，但更重要的是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麼流行就迎合什麼，大學應不時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慾望”。 ^[16] 

中國大學貢獻主要社會的功利主義、人文精神的缺乏、信仰的危機。大學為社會服務不應理解為具體給社會搞了個什麼或理解為培養出了學生就是服務社會並做了貢獻，譬如單位挑選大學生看是否會用計算機、會外語、有什麼特長等，這是將本該由企業去做的事轉嫁給了大學，而政府又用就業率考核學校，學校再按市場的需要來培養人。在中國國外，各企業都有強大的研發機構和培訓機構，技術的推廣應用、研發、人員的培訓等都是由企業來完成而不是學校。

對世界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事例：愛因斯坦創造出的廣義相對論用了10 年時間，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的傳世經典理論《純粹理性批判》用了12 年時間才完成，世界著名數學難題費馬大定理由數學家懷爾斯用了8 年時間於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得以證明⋯⋯。包括獲諾貝爾獎的諸多成果的種種事例説明按大學的邏輯下培養出的人才能有此突出貢獻，而市場經濟的邏輯、政治的邏輯下的大學教育恐怕只能培養出一些功利性的人和職業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