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館

中央文史研究館是毛澤東同志親自倡議設立的。北京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在石家莊對他的師長符定一先生説過，共產黨對德高望重、生活困難的老學者的生活應有一個安排，要設一個機構。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同志致柳亞子先生信中又提到“文史機關事”已交周恩來總理辦理，“便當詢之”。嗣後，毛澤東、周恩來請符定一、柳亞子、章士釗諸位先生參加籌劃事宜，並指定林伯渠、齊燕銘同志負責辦理此事。1951年7月29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鄭重宣告“政務院文史研究館成立”。符定一為第一任館長，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為副館長。1958年符定一館長逝世後，由章士釗繼任第二任館長，又增聘各地名流徐森玉、陳寅恪、沈尹默、邢贊亭、謝無量、商衍鎏為副館長。1974年楊東蓴繼任第三任館長。1980年葉聖陶繼任第四任館長。1989年蕭乾繼任第五任館長。1999年啓功繼任第六任館長。副館長一職，自1986年，先後由蕭乾、吳空、啓功、王楚光、袁行霈相繼擔任。現有館員29人，平均年齡79.2歲。

中央文史研究館建館五十年來，先後聘任了館長、副館長20位，館員237位。其中包括符定一、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徐森玉、陳寅恪、沈尹默、謝無量、邢贊亭、楊東蓴、商衍鎏、齊白石、陳半丁、朱啓鈐、蕭龍友、張伯駒、張恨水等文化界的耆年碩學之士，或是全國知名，或為一方之望。老先生們入館後老有所養，喜見政治清明，煥發了生命的青春，他們或修史編志，或著書立説，或潛心書畫，或詩詞唱和，創造出了不平凡的業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館員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為社會服務的熱情更加高漲，在文史研究和文學藝術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有的出版全集，有的舉辦個展，有的專著問世，有的走上國際講壇。比如，已故館長章士釗的《章士釗全集》出版，該館舉辦了首發式；蕭乾館長的《蕭乾文集》出版，朱鎔基總理親自寫信祝賀。兩年內王世襄先生的《錦灰堆》五次再版；朱家溍先生的《故宮退食錄》深受文史界的喜愛；吳小如、袁行霈先生均在當代中國學者文庫中立卷；孫天牧、秦嶺雲、盧光照、黃均、鬱風、許麟廬、馮忠蓮、楊萱庭、孫瑛、侯及名、劉繼瑛等館員，出版了畫冊或舉辦了個展。另外，程莘農等館員也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回顧半個世紀的歷程，中央文史研究館經歷了建國初期的興旺，中期的停頓和改革開放時期的恢復發展，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績。在團結有“德、才、望”的文化名人；在編志、著書、文史研究和書畫創作；在開展統戰聯誼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在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019年10月，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首次舉辦對外開放日，活動邀請了上百位中外嘉賓及30餘家中外媒體參加。 ^[2] 

袁行霈出身於傳統的讀書人家庭，家庭培養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7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教學與科研生涯。

1957年至1966年，袁行霈在北大講授中國文學史，結合備課系統讀書和撰寫論文。同時，他跟隨導師林庚先生一起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其間，他多次下鄉、下廠、下煤礦勞動鍛鍊。文革中他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回北大後，參加了集體編寫《中國小説史》的工作。同時，他獨自撰寫了《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考辨》《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等論文在1979年發表，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後，袁行霈在北大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課程。他在教學工作中不斷探索進取，取得較好的效果。1979年晉升講師，1980年任副教授，1984年成為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1994年任大型系列電視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150集）總顧問；1999年出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1982年至1983年，他應日本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講授陶淵明研究等五門課程，受到廣泛稱讚，東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在致北大的公函中説他“學識淵博，人格高尚”，並要求延長他的任期，他遵照北大的安排按時回國。1992年至1993年，他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1997年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並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演講。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2005年被北京大學確認為資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聘為教授（與北京大學聯聘）。

由於他在教學工作中做出的貢獻，1989年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1991年獲國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暨人民教師獎章；1993年獲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師稱號（公眾推選的十佳教師）；1995年獲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稱號。

袁行霈主要的著作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此書於1991年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一等獎，於1992年獲國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學校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特等獎。《中國詩學通論》（合著）於1995年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教育部授予的全國高等學校第二屆優秀社科成果獎二等獎。他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於2000年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特等獎，2003年又獲國家圖書獎、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此外還著有《陶淵明研究》《中國文學概論》《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中國文學史綱要》（二）、《中國文言小説書目》（合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主編）、《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陶淵明集箋註》《唐詩風神及其他》《中華文明史》四卷本（主編之一）等。有的著作被譯成日文和韓文，在日本和韓國出版。

他是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1999年10月17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2006年1月18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3] 

第一任館長：符定一

副館長：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

第二任館長 章士釗

副館長：邢贊亭、徐森玉、陳寅恪、謝無量、沈尹默、商衍鎏

第三任館長：楊東蓴

第四任館長：葉聖陶

副館長：蕭乾、吳空

第五任館長：蕭乾

副館長：啓功、王楚光

第六任館長：啓功

副館長：袁行霈

第七任館長：袁行霈

副館長：馮遠 ^[4] 

孫機、程毅中、陳堯光、侯德昌、楊天石、杜廼松、白少帆、霍達、歐陽中石、傅熹年、趙仁珪、沈鵬、靳尚誼、舒乙、韓美林、金鴻鈞、陳高華、樊錦詩、張立辰、郭怡孮、王立平、薛永年、楊力舟、龍瑞、潘公凱、資中筠、王蒙、李炳華、陳祖武、尼瑪澤仁、趙德潤、程大利、戴逸、馬振聲、劉夢溪、陶思炎、楊福家、梁曉聲、葉嘉瑩、王永炎、劉大鈞、陳來、吳靜山、李燕、李小可、李前寬、張大寧、仲呈祥、安家瑤、田青、陳曉光、吳江、範迪安、陳平原、劉彭芝、葛劍雄、王明明、陳力、陳曉明、蘇士澍、董正賀、楊靜茂、徐世虹、何家英 ^[5] 

符定一、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王治昌、田名瑜、刑贊亭、刑端、宋紫佩、志琮、紹章、康同璧、周嵩堯、差安蓀、夏仁虎、唐進、陳雲誥、陳半丁、黃復、葉瑞棻、巢功常、齊白石、齊之彪、劉武、劉園、潘齡皋、蕭龍友、羅介丘、梁啓勳、楚中元、彭主鬯、汪曾武、陳枚功、李廣濂、戴寶輝、漆運鈞、石榮暲、呂式斌、胡先春、祝先棻、宋庚蔭、徐德培、馬宗薌、劉綜堯、鍾剛中、陳祖基、陳宗蕃、楊德懋、姚菼、洪鎔、吳家駒、錢來蘇、王冷齋、蔡可權、王漢澄、沈蕃、李宏惠、汪榘、汪鸞翔、陸和九、武鬱芳、孫人和、孫誦昭、孫墨佛、曹景皋、許成琮、曹啓蔚、曹藴鍵、章啓槐、傅潤璋、劉孟純、鄭述堅、謝道安、閻樸民、濮紹戡、關文彬、韓敏修、鍾一峯、陳繼訓、方孝遠、白葆端、朱啓鎔、何筠慈、李蘧廬、吳承侃、範更生、孫似樓、梁思孝、章夔一、陸恆修、陳宜誠、樊川、鄭炳勳、劉盥訓、彭八百、于振宗、王之棟、沈家彝、沈兆芝、李培基、周秉清、馬振彪、孫丹林、徐石雪、陳公穆、曾又馨、温壽泉、趙丕廉、廖世功、閻幼甫、羅復堪、王樹翰、張有晉、浦友梧、張祖馥、劉放園、沈炳如、朱啓鈐、石鍾秀、黃右昌、唐寶潮、裕容齡、唐悦良、聞承烈、周頌聲、時敏行、錢均夫、梁令嫺、諸季遲、鄒藴真、關賡麟、俞家驥、商衍瀛、許寶蘅、王耒、曾毓雋、顧子貞、李兆年、黃居素、王衡永、石秉巽、馮復光、段宗林、戴陳霖、水鈞韶、龍驤、吳藹宸、譚善洋、羅方中、李光宇、凌念京、壽洙鄰、宮廷璋、葉鏡吾、張恨水、方立之、沈裕君、臧蔭松、舒之鋭、何封、馬宗霍、王又庸、徐森玉、陳寅恪、沈尹默、謝無量、商衍鎏、陳之驥、黃子藴、康心銘、傅銅、楊鵬、趙雲浦、黃君坦、吳朋壽、汪壽序、吳之椿、言簡齋、盤珠祁、呂漢雲、楊維新、章以吳、吳經文、鍾履堅、丁佑曾、韓槐準、吳德潤、許以慄、嶽翼如、張伯駒、楊東蓴、章可、李淑一、朱海北、王益知、葉聖陶、楊萱庭、侯及名、張秀齡、蕭乾、王遐舉、黃墨谷、孔凡璋、翁偶虹、羅銘、盧光照、朱家溍、馮忠蓮、尚愛松、蔣路、啓功、劉北汜、王會庵、田世光、林鍇、康殷、黃畲、秦嶺雲、鬱風、金開誠、任繼愈、王世襄、張世簡、吳小如

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週年座談會6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出席座談會並講話。他指出，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強大的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發展，沒有全民族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座談會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介紹了文史研究館60年發展情況。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和國務院參事代表戴逸、湯一介、馮驥才、劉夢溪先後發言，就文化發展、文史工作等提出意見和建議。在聽取發言後，温家寶首先代表國務院向中央文史研究館和各地文史研究館的館員以及從事文史研究館工作的同志們，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温家寶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對一個國家發展進程的影響，比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更深刻、更久遠。如果説，經濟發展改變的是一個國家的面貌，那麼文化繁榮則可以化育一個民族的風骨。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無論興衰成敗，歷史文化的根脈始終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成為我們民族賴以生存和繁衍發展的精神沃土；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成為我們民族取之不盡的寶貴精神財富。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對今天中國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中國的發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影響。文化建設的滯後，必然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乃至政治文明形成一定製約。只有當全世界都公認中華文化真正繁榮起來、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時候，才是我們真正強大的時候。

温家寶強調，文史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總結提煉民族文化歷史的精華，古為今用，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一個民族如果忘記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就不可能深刻地認識到如何去創造未來。只有加強文史研究、保存歷史記憶、洞悉歷史規律，才能鑑古知今、熔古鑄今，開闢新的未來。文史研究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解放思想，鼓勵創新，尊重規律，兼容幷包。要鼓勵文化工作者深入實際，體驗生活，創作更多的精神產品，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貢獻。

温家寶強調，中央文史研究館要繼承和發揚“敬老崇文、存史資政”的優良傳統。敬老崇文就是要弘揚人倫禮義、提倡尊賢尚德，發揮老者的智慧和經驗，特別是在文化傳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存史資政是中華民族治國安邦的一條重要經驗。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是為了加深對客觀事物規律性的認識，是為了更好地指導現實，是為了開闢未來。

温家寶充分肯定了中央文史研究館和各地文史研究館所取得的成績。他説，60年來，文史研究館大力支持和鼓勵各位館員積極開展文史研究和藝術創作，取得了豐碩成果。新時期我們應進一步辦好文史研究館，更好地發揮館員的作用。他對文史研究館工作提出四點要求：一是進一步提高國是諮詢、建言獻策的質量和水平。二是在推進國家文化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三是自覺承擔起博採眾長、弘揚中華文化的責任。四是繼續為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座談會前，温家寶與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合影，並參觀了紀念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週年特展--由海峽兩岸書畫家創作的66米國畫長卷《新富春山居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