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縣），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 ^[2-3]  所以給他起名光； ^[1]  六歲時，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七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並且做出了“破甕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 ^[78]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着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親喜愛。同時，每逢出遊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4]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陝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4]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着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党項族人元昊稱帝（寶元元年，1038年） ^[5-6]  ，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脱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爭，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禦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4]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着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 ^[4]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裏，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曆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籤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裏，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 ^[4] 

在工作之餘，他大量閲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雎》《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4] 

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接到詔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僚友們空府出動，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隨不忍輕言別，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雖然宦海茫茫，風雲莫測，但仍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4] 

慶曆七年（1047年），司馬光二十九歲，貝州士兵王則起義，攻佔貝州城，號稱“東平郡王”。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為儘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威脅利誘並用，進行分化瓦解，只誅“首惡”，餘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首領王則被殺，其餘盡皆焚死。 ^[4] 

皇祐元年（1049年），龐籍升任樞密使，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馬光三十三歲，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並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專任史官。從此，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龐籍被罷宰相職，降為户部侍郎，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境內）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去往鄆州。不久，提任為通判，負責考察全州官吏。 ^[4] 

至和二年（1055年），因龐籍出知幷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改任幷州通判。 ^[4] 

嘉祐元年（1056年），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而前後三狀沒有結果以後，又託範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請仁宗有個明確答覆。但這一切均未説服仁宗，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4] 

司馬光隨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宋朝和西夏處於休戰時期，但他並沒有放鬆警惕，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幷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寫成《邊議》10卷，議論很有見地，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4] 

各地司馬光雕像(3張)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於保護邊界地區安寧，於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將軍郭恩乘酒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御史審理此案，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事後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貶謫知青州事，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説明龐籍完全是出於“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發於忠赤，不顧身謀”，因為“過聽臣言，以至於此”，應當“獨臣罪，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就又上奏章，引咎自歸，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 ^[4] 

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愛護，難能可貴。龐籍死後，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4] 

（“各地司馬光雕像”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92]  ）

嘉祐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連上五狀，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4] 

不久，仁宗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任職五年期間，前後向皇帝上奏疏170餘份，先後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遂將奏摺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 ^[4] 

司馬光四十四歲時，擢為知制誥，但司馬光不願就職，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長。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連上九《辭知制誥狀》，説明不適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詔令，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 ^[4]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駕崩。四月趙曙即位，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四月十三日進《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進《上皇帝疏》，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內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於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后支持“無以君天下”，太后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兩封章奏，一封給皇太后，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講歷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局出發，苦苦相勸，終於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於緩和。 ^[4] 

從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裏。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前後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除了關注社會上層，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裏。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税，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凶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採取一些利民措施。 ^[4]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着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羣臣。

仁宗死後，英宗將仁宗價值百餘萬的遺物頒賜羣臣，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緡。但這些正確的諫言，因為朝廷腐朽，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能被採納。司馬光只好從自己做起，將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諫院為公使錢。 ^[4] 

司馬光石刻像(4張)

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上奏《乞罷陝西義勇札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採納時，他又寫第二封札子，並親自上殿面見英宗，他説：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着手，一味拉夫湊數，只能是“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並把上殿札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但一經商量，方知此事擬議已久，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並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手中有權，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諫言失敗後，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4]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司馬光因對諫官徹底失望了，藉機連上三狀，要求不當諫官，他在奏章上説：“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諫職，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4]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後大為讚賞，並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二是決定設立書局，並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4]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説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4] 

宋神宗趙頊即位以後，年輕氣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虛心下問、多方徵求治國方略以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寧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並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並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説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4] 

宋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範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範鎮鳴不平，並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時間長達十五年。 ^[4]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鑑》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司馬光連同《通鑑考異》《通鑑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説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並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範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4]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徵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籲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4] 

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後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4]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説：“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説：“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着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4]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將《資治通鑑》進行了最後的校定。 ^[4]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太皇太后高氏聽聞訃訊後，悲痛不已，與宋哲宗前往其府邸祭奠，賜以一品禮服入殮，以及銀、絹七千兩（匹）；追贈他為太師、温國公，諡號“文正”，哲宗親自題賜其墓碑名為“忠清粹德”。朝廷又下詔令户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喪，將司馬光的靈柩歸葬陝州。 ^[59]  他的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弔，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彷彿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4]  [79]}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同年七月，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諡，毀壞所賜碑 ^[65]  。紹聖四年（1097年），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户參軍。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追復太子太保 ^[68]  。崇寧元年（1102年）五月，又降為正議大夫。八月，禁止其子孫在京任官 ^[69]  。翌年（1103年），再次追降為左光祿大夫，旋即除名，將司馬光列為“元祐黨人”之首 ^[67]  ，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 ^[80] 

到大觀年間，司馬光又被追復為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贈太師 ^[66]  ，再次賜諡。宋高宗建炎年間，得以配享哲宗廟廷 ^{[72]  [81]}  。紹興十八年（1148年），繪像於景靈宮 ^[72]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勳閣，司馬光位列其中 ^[49]  。鹹淳三年（1267年），從祀於孔廟 ^[48]  。明嘉靖年間，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 ^{[7]  [50]}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8]  。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這裏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範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範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閲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鑑》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説：“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兩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瞭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説：“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説：“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説：“司馬温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偉人哉！”

《資治通鑑》問世以來，註釋、補訂、續作、改作者連續不斷，形成了“通鑑學”。就註釋補訂而言，有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嚴衍的《資治通鑑補》等；就續作而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元資治通鑑》《宋元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後編》《續資治通鑑》《明通鑑》等。就改作而言，由《資治通鑑》派生出來的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和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開創了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的新體裁，為中國史學獨創一格，形成了紀事本末體系列和綱目體系列著作。 ^[77] 

宣仁太后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後台，掌權後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儘管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 ^[13]  ，但他執政後，仍打着“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着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內全部恢復，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與此同時，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台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閒。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司馬光説：“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後説，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台，並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9] 

司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政上，不以文學自矜，他評價自己“至於屬文，實非所長”。但他學問博大精深，把做學問與作文章結合起來，雖無意為文而文自工。司馬光“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認為華而不實的詩無用，他所稱賞的不是辭藻堆砌的詩，而是平淡閒遠，抒發真性情、真自我的詩歌。 ^[10-11] 

在經學上，司馬光弘揚儒術，力闢佛老，對儒家經義做了許多開創性的闡釋，朱熹將其與同時的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合稱為北宋“道學六先生”。 ^[11] 

司馬光留存下來的書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勁方正，一筆一畫都寫得十分規矩，即使是長篇大幅，也毫不馬虎。如此端勁的書風，與他忠直嚴謹的個性也是相似的。

司馬光是以正書和隸書為主要書體的，且正多於隸。其正書的特點是：用筆提按分明，結體規整扁平，在橫劃的入筆出鋒處，時常帶有隸意蠶頭鳳尾的意圖和造型，明顯融入了隸書傳統。而隸書的特點則是：淳古不及漢隸，流美不及唐隸，但其用筆方折斬截，筆力力透毫端，筆畫沉澀剛勁，結體多取縱勢。字體雖小而意氣雄厚，轉折之處，鋒稜宛然，剛柔相濟。線條以直弧相參，於樸拙之中帶有十分秀美之態。其隸法之外兼帶楷意，無一般唐隸多見的肥滿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風致。

司馬光之書法的成就，主要是由於他具有對書畫和金石的學識與鑑賞之能，並根據個人胸臆，博採眾家之長，融秦篆之圓勁、漢隸之凝重、晉人之藴藉、唐楷之剛健於一爐，從而形成鮮明的個人面貌和風格，這在宋人書法中無疑是自成一家、獨樹一幟。黃庭堅《論書》曾評價説：“温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宋高宗也稱：“司馬光隸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彷彿。朕有光隸書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42] 

趙頊：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15] 

文彥博：

邵雍：

程頤：

程顥曾“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蔘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 ^[88]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58] 

鄧潤甫：“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 ^[61] 

陳師錫：“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後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 ^[70] 

黃庭堅：

安民：“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4] 

崔鶠：“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 ^[71] 

邵伯温：“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範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62] 

趙逵：“司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 ^[17] 

朱熹一方面肯定司馬光，説：“温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15]  並在門生問“温公當路，卻亦如荊公，不通商量”時，解釋道：“温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但在《朱子語類》中，朱熹及其子弟也曾直接批評司馬光道：“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温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温公之説，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 ^[14] 

張軾：“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説。近於‘終條理者’矣。” ^[15] 

葉適：“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64]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慾，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於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18] 

呂中：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説，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説，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15] 

脱脱、阿魯圖等《宋史》：“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諮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説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眾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4] 

楊榮：“宋司馬君實、範景仁，其名德高風，足以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又嘗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志其墓。既而景仁先卒，君實克踐其言，至今天下後世稱用舍大節，不謀而符者，惟二公焉。” ^[87]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 ^[21] 

孫承恩：“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佑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偽，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 ^[22] 

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 ^[24] 

胡應麟：“通一代所謂名臣，必求粹自無疵，自漢唐不過二三，數宋君子，李、韓、範、馬外，趙普、王旦，鹹不免譏，矧其餘者？” ^[73] 

張燧：“司馬温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 ^[25]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温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26]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雲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於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鹹能光復啓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範（范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寧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 ^[27] 

王夫之：

愛新覺羅·玄燁：

李光地：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 ^[32] 

顧棟高：“公通籍垂五十年，歷事四帝，凡朝廷大議無不與。然跡其為相柄政，出生民於塗炭，厝宗社於奠安者，自元豐末年至元祜之九月，一年而已。中間力爭大計而牴牾者有三：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繼與歐公爭濮王典禮，最後與荊公爭新法，皆奏章至六七上，或至中書面白，甚且上章乞罷以去。唯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貫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使有聖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學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代此也。” ^[34] 

佚名《歷代羣英歌》：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温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 ^[36] 

蔡東藩：

內藤湖南：“司馬光的做法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82] 

蒙文通：“温公元祐時罷免或修改熙豐新法，未見其復行形勢税簿，王居正亦未言元祐時廢止主毆佃客至死減等之法，是荊公、温公雖有不同，而其本質則一也。且温公雖主節費，而元祐更化時於冗官、冗兵、冗費等弊政，仍無所觸動。是二人之政治才能實伯仲之間耳。” ^[76] 

程應鏐：“縱觀中華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業彪炳史冊的並不多見，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後人仰止的卻遠較其他朝代為多，例如范仲淹、司馬光、包拯、文天祥……即使王安石這樣有爭議的人物，作為政敵的司馬光仍稱他‘節義過人處很多’。” ^[89] 

司馬光半身像或頭像(2張)

司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處，祖輩詩禮傳家，家考嚴正。司馬光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一生誠信。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説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説謊，年長之後，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説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温還看過這張紙。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君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正直，温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兄長司馬旦的家。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説話從來沒有隨便説過一句，他自己説：“我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陝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説：“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説：“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後，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司馬光砸缸(3張)

有一次，司馬光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裏玩耍。院子裏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裏。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的一聲，水缸破了，缸裏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裏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着冷靜，聰明機靈，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78]  [93]} 

關於司馬光砸缸的地點，存在着光州光山縣（今屬河南省）、壽州安豐縣（今安徽壽縣西南）、洛陽（今屬河南省）、陝西鳳翔、遂州小溪縣（今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等説。 ^[94]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説：“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説：“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説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説：“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後慚愧極了。 ^[38]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候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脱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後，司馬光才不太情願地戴了一朵小花。 ^[39] 

司馬光有一個老僕，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僕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僕大吃一驚，以後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並高興地説：“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僕，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39]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後三十年餘，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並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揹着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後，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孃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説：“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説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説：“家裏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説：“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遊人。”司馬光一笑，説：“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40] 

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闢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餘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説：“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41] 

司馬光一生，特別是居洛十五年，最經常的事是讀書， 寫書。正因為如此，他也十分愛書，講究藏書之法。據《梁溪漫志》載：“公晨夕所常閲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豎賈藏貨貝，儒家唯此耳。’”每年從伏天開始，到重陽節之間，每當天晴的次日，司馬光就要把藏書擺到桌上，放到陽光下晾曬。在讀書時，一定先看看書桌上有無灰塵，只有書桌一塵不染時才端坐閲讀，有時坐着讀書累了，就一邊走動一邊看，這時他就用一塊方正的木板託着書來閲讀，從來不用手直接捧着，或者像有些人把書卷着那樣閲讀。這不僅僅是害怕手上的汗漬玷染了書頁，也害怕觸動書的四邊。他“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復以次指面捻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司馬光自己常説：“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42] 

宋朝時，交趾（今越南）國遣使進貢珍奇異獸，説是麒麟。司馬光上奏朝廷説：“大家都不認識，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又不是它自己來的，算不得吉祥的象徵；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話。朝廷應該厚賞使者，讓他帶回去。” ^[44] 

司馬光退居洛陽後，和文彥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便會集洛陽的卿大夫年齡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認為洛陽風俗重年齡不重官職大小，便在資聖院建了“耆英堂”，稱為“洛陽耆英會”，讓閩人鄭奐在其中畫像。當時富弼七十九歲，文彥博與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經七十七歲，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衞州防禦使馮行己都已七十五歲，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歲，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已七十歲。當時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留守，寫信給文彥博，想要參加他們的集會，王拱宸七十一歲。而只有司馬光還沒到七十歲，文彥博素來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舊例，請他入會。司馬光因為自己是晚進後輩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後。文彥博不聽，讓鄭奐自幕後傳司馬光畫像，又到北京傳王拱宸的畫像，於是參會的有十三人，他們置酒賦詩相互取樂。當時洛陽有許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的風景，司馬光等人頭髮和眉毛雪白，儀表神態端莊美好。每次聚集宴會時，洛陽的百姓都隨從觀看。 ^[43]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鑑》，還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説》《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詩詞作品參考資料 ^[12]  ）

司馬光墓（司馬光温公祠）位於山西省運城市夏縣城北15公里的鳴條岡，墳園佔地近3萬平方米，東倚太嶽餘脈，西臨同蒲鐵路，司馬光祖族多人羣厝於此。墓地分為塋地、碑樓、碑亭、餘慶禪寺等幾個部分。中，餘慶禪院是為保護司馬光墓於宋代建立的一處寺院。塋地位於右翼，禪院列於左翼，碑樓在最前方。碑樓高大、壯觀，內有“司馬温國公神道”碑一通。碑身厚碩高大，碑文介紹了司馬光一生的成就。碑額由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碑文為蘇軾撰並書。 ^[90-91] 

1988年，司馬光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5] 

司馬温公祠位於浙江省紹興市下大路98號。據方誌載，司馬光四世孫司馬伯伋助宋高宗南渡，遂居家于山陰（今浙江紹興），立祠奉祀，歲久頹圮。至清代，由其後人重修。現存祠屋兩進，坐北朝南。第一進門廳，第二進面闊五間，明間後槽正中原有司馬光泥塑像，今不存。 ^[91] 

《蘇東坡全集》卷90《司馬温公行狀》 ^[58] 

《宋史》卷336《司馬光傳》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