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

天祐四年（907年）三月，唐昭宣帝李柷下詔禪位梁王朱温（時名“朱晃”），同年四月，唐帝正式遜位， ^[7]  朱温隨後登基，改“唐”國號為“梁”， ^[8]  史稱“後梁”；晉國、岐國、吳國仍以“唐”為國號，仍稱“天祐”年號。天佑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稱帝，改元“同光”，同年底李存勖滅後梁，定都洛陽，李存勖並沒有按傳統以自己的王號“晉”作為新朝的稱號，而是採用“唐”作為國號，史稱“後唐”；且在滅梁之前，一直延用唐昭宗時的“天祐”作為年號。所以“前晉政權”和“後唐政權”的正式國號仍然是“唐”，然而為了區別李淵建立的“唐”和石敬瑭建立的“晉”，故稱呼李存勖稱帝前的政權為“前晉”，稱帝后的政權為“後唐”。 ^[1] 

五代十國，天下分崩，中原五朝更迭。歷來皆以中原梁、唐、晉、漢、周為正統一脈相承。然五代末及宋初，皆視後梁為閏，究其原因，是因後唐以中興唐祚為號召，用唐天佑年號，復唐立國，且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皆出自河東集團。後唐一度被視為中興大唐的存在，且自身實力雄厚，統治版圖為五代各國之最，再而莊宗也為李柷上諡號，雖然血脈不同，但有所繼承。 ^[9] 

後唐滅亡後，天福二年（937年），李昪在江南建立徐齊政權，天福四年（徐齊升元二年，939年）改國號為唐， ^[10]  即南唐（另説天福二年建國時國號就是唐 ^[11]  ，並無所謂“徐齊”之存在）。清人陳鱣編撰《續唐書》時，根據明人陳霆編撰《唐餘紀傳》的宗旨，以後唐、南唐兩朝，上承唐祚，下啓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 ^[12] 

中和三年（883年）沙陀族將領李克用因收復京師長安有功被封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中和四年（884年）、大順二年（891年），李克用曾兩次受封“隴西郡王”。 ^[13-14]  乾寧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乙未日，896年1月1日），李克用受封晉王，建立晉國。 ^[15-16]  由於朱全忠曾有意暗殺李克用，但被李克用僥倖脱身，所以李克用與朱全忠誓不兩立。 ^[17]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後梁，李克用複稱天祐年號，晉國成為後梁北方最大的威脅。 ^[18]  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死後，子李存勖即晉王位。 ^{[4]  [19]} 

天祐七年（910年）朱温企圖徹底消滅義武軍和成德軍，派大軍進攻趙地。成德節度使趙王王鎔無法抵禦後梁的進攻，向晉國求救。 ^[20]  同時義武節度使北平王王處直也遣使表示願意歸附晉國。李存勖把握時機，派大軍救趙，與梁軍大戰於柏鄉，大敗梁軍。柏鄉之戰後，義武軍和成德軍都歸附於晉國，使得晉國的勢力逐漸強大。

天祐八年（911年）盧龍節度使燕王劉守光稱帝，改元應天，國號“燕”，史稱“桀燕”。 ^[21]  李存勖以平叛為名，大舉進攻燕國。天祐十年（913年）晉國滅亡燕國，殺劉守光於太原。 ^[22]  經過此戰，河北之地大都歸屬於晉，為晉南下滅後梁奠定了基礎。

天祐十二年（915年）天雄節度使鄴王楊師厚去世，梁末帝企圖分魏博為兩鎮，魏博軍亂，相繼以州縣歸降晉國。 ^[23]  經過一系列的戰爭後，魏博諸州為晉國所有。自此，河朔三鎮全部都歸入晉國的統治之下，使得梁晉形勢發生逆轉，晉國由弱勢一方變為強勢一方。天祐十五年（918年）晉王李存勖率軍攻梁，在今河南胡柳陂一帶與梁軍大戰，晉軍先敗後勝，但也傷亡慘重，無力再攻汴州。

天祐十八年（921年）趙國發生內亂，趙王王鎔為其養子張文禮所殺，李存勖派大軍討伐，張文禮病死。 ^[24]  天祐十九年（922年）李存審攻陷鎮州，殺張文禮之子張處瑾，自此趙地徹底為前晉所有。 ^[25] 

天祐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稱帝，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沿用“唐”為國號，又追贈父祖三代為皇帝，與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並列為七廟，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人，史家稱之為後唐。 ^[1] 

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親率大軍由楊劉渡河，初三，進至鄆州，以部將李嗣源為前鋒。當夜越過汶水，次日晨與梁將王彥章相遇，一戰而勝，並克中都（今山東汶上），擒王彥章。他又採納李嗣源關於兵貴神速、急趨汴州的建議，命其率前軍當夜出發，自率主力繼後。初七，進至曹州（今山東曹縣西北），梁將不戰而降，朱友貞見援兵無望而自殺。初九，唐軍至汴州，王瓚開門出降。十二日，段凝率軍五萬到封丘（今屬河南）請降，後梁滅亡。 ^[26]  李存勖入汴州後，貶鄭珏為萊州司户參軍，蕭頃登州司户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 ^[27] 

李存勖與伶人同台演出，並起藝名“李天下”；因喜好演戲，而對伶人特別寵信，以致出現了伶人干政的古代少有的現象。唐末宦官大批被殺，僥倖逃生的宦官多藏匿民間。李存勖登基後，宦官勢力死灰復燃。李存勖身邊的宦官多達近千人。且以宦官為監軍，牽制軍中將領。李存勖聽信伶人和宦官的讒言，疏忌宿將，弄得人人自危。大將李嗣源可謂忠心耿耿，也遭到猜忌。

租庸使孔謙橫徵暴斂，百姓怨聲載道，李存勖反而認為孔謙理財有功，賜“豐財贍國功臣”稱號。 ^[28]  李存勖聽信宦官之言，設立內府和外府；導致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 ^[29]  當時政制混亂，政出多門。皇太后誥命，皇后教令，與莊宗的制敕交行於地方，地方官府都照辦不誤。 ^[30] 

同光二年（924年）南漢國主劉龑聽説李存勖滅梁，心生恐懼，派使者進貢，並窺探虛實。使者何詞返漢後，向劉龑彙報説：李存勖“驕淫無政，不足畏也”。 ^[31]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莊宗命魏王李繼岌，樞密使郭崇韜，領兵六萬，自鳳翔走大散關入蜀；另以高季興為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率荊南軍攻取夔州、忠州、萬州等地。 ^[32] 

同光三年（925年）十月，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深攻克威武城；蜀將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唐。唐軍長驅直入，李繼岌兵臨興州，蜀將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降唐；而後蜀國武定節度使王承肇、山南節度使王宗威、階州刺史王承嶽分別獻城投降；只有蜀國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軍，至茂州，兵馬僅剩兩千，安重霸見大勢已去，以秦、隴二州降唐。高季興乘勢率水軍逆流而上，攻打施州。蜀國峽路招討使張武用鐵鎖斷絕長江航路，大敗荊南軍，高季興乘輕舟逃走。不久，張武聞北路失敗，便以夔、忠、萬三州降唐。十一月，唐軍晝夜兼行，至利州，王宗弼聞風棄城西逃。李繼岌率大軍向劍州、綿州、漢州推進。蜀國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唐。李紹琛到達綿州時，綿江浮橋已被蜀兵破壞。為速取蜀國，李紹琛乘蜀兵潰敗之機，率大軍騎馬渡江，入鹿頭關，攻克漢州，直逼成都。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繼岌率大軍到達成都，翌日，蜀主王衍出降，前蜀滅亡。 ^[33] 

同光四年（926年）二月，皇甫暉在鄴都叛亂，李存勖命李嗣源前往討伐。不料剛到魏州城下，所部發生譁變，與魏州叛軍會合，共同擁戴李嗣源為帝。李嗣源起初託故逃出魏州城招集散兵，後來在女婿石敬瑭以及手下安重誨、霍彥威的勸誘之下起兵造反。 ^[34]  莊宗聽聞討伐軍有變，即令懷遠指揮使白從暉率騎兵扼守河陽橋，以護衞京城；又拿出金帛賞賜諸軍，並親率軍趨汴梁，但為時已晚。途中聞知李嗣源已入汴梁，即倉皇回逃，至滎陽，隨從士卒已散逃過半。剛抵洛陽，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亦率所部兵譁變，與京城駐軍展開混戰。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初一，莊宗率近衞騎兵出戰，中流矢而死。初三，李嗣源入洛陽，被羣臣擁戴為監國，不久於莊宗柩前即皇帝位，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 ^[35] 

天成元年（926年）霍彥威、孔循勸明宗更換國號，明宗以兄終弟及為由否決了這一提議。 ^[36]  丙申，殺租庸使孔謙。天成四年（929年）六月，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高從誨，上表請求歸附朝廷。七月，明宗任命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長興元年（930年）十一月，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上表請求歸附朝廷。十二月，明宗任命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長興元年（930年）十一月，契丹國東丹王耶律倍歸唐，明宗以天子儀衞迎接，並賜姓東丹，名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後又賜國姓李名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長興二年（931年）六月，明宗復置明法科，同大唐開元禮。

明宗統治時期，後唐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富裕，使本已十分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小康局面。實際上，明宗之治並不穩定。明宗晚年，國內已有亂象。 ^[37] 

長興四年（933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李從榮因謀反被處死。當時李嗣源病危，於次日派宦官孟漢瓊到鄴都召李從厚回京。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嗣源去世，秘不發喪達六天之久。 ^[38]  十二月一日，在西宮發喪，李從厚即皇帝位，改長興四年為應順元年。 ^[39] 

閔帝即位後，把潞王李從珂和石敬瑭當成眼中釘。閔帝先是罷李從珂之子李重吉控鶴指揮使，外任亳州團練使。又將李從珂改鎮河東，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改鎮成德，將成德節度使範延光改鎮天雄，讓自己的堂兄弟李從璋調任鳳翔，接替李從珂的節度使職務。因此李從珂在部下的鼓動下，拒絕了朝廷命令，起兵造反。

應順元年（934年）三月，朝廷軍馬兵臨鳳翔城下。李從珂登城哭訴，言其無罪，被奸人所害。禁軍將領楊思權為一己私慾，遂煽動禁軍兵變，率諸軍投降了李從珂。李從珂盡出鳳翔所有用來賞軍，並許諾攻下洛陽後，再給予重賞。潞王大軍很快攻下長安、華州、陝州，侍衞親軍紛紛歸順潞王。閔帝無奈，只好倉皇向魏州逃去，途中遇到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引兵盡殺閔帝親隨，將閔帝軟禁在衞州。 ^[40] 

應順元年（934年）四月三日，李從珂率軍進入洛陽城。宰相馮道率領文武百官勸進，李從珂假意不從。次天，曹太后下詔廢李從厚為鄂王，命李從珂為監國。六日，又立李從珂為帝，改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 ^[41] 

清泰二年（935年）末帝派遣武寧節度使張敬達領兵駐屯在代州，牽制並監視石敬瑭。 ^[42]  清泰三年（936年）末帝又調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企圖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權。石敬瑭拒絕調任。於是，石敬瑭叛變，同時石敬瑭還上表指責李從珂即位非法，應立即將皇位讓給許王。末帝大怒，撕毀奏表，削其官爵。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楊光遠為副使，率大軍討伐石敬瑭。 ^[43]  唐軍包圍了太原，築長圍以圍困晉陽。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願意割地稱臣。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親率五萬兵馬增援石敬瑭，唐軍與遼晉聯軍大戰於團柏谷，唐軍大敗，死傷萬餘人。隨後，石敬瑭與契丹軍得以順利南下進逼京師洛陽。途中先鋒指揮使安審信、振武守將安重榮、彰聖指揮使張萬迪等將紛紛歸降石敬瑭，後唐統治岌岌可危，處於即將全面崩潰的前夕。

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末帝見大勢已去，帶傳國玉璽與曹太后、劉皇后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樓，自焚而死，後唐遂亡。

天福四年（939年）九月，石敬瑭封許王李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 ^[44]  開運四年（947年）三月，耶律德光率遼軍北歸，命蕭翰留守汴州，後晉大將劉知遠起兵太原，蕭翰矯詔封李從益為權知南朝軍國事，六月，劉知遠派郭從義殺王淑妃和李從益於開封。 ^[57] 

後唐於923年滅後梁，除南漢、南吳、前蜀外，其餘各國皆稱臣納貢；926年又滅前蜀，南平、南楚於928年、930年先後內附後唐，後唐一度統一漢地大部，對中原王朝最終統一全國具有歷史推動意義。 ^[45] 

後唐極盛時期的疆域，東接海濱，西括隴右，北帶長城，南至嶺南。約有今河南、陝西、山西、寧夏、北京、天津、山東、湖南、湖北等省市，河北省張家口以南地區，四川省岷江、大渡河以東地區，甘肅省東部，貴州北部，江蘇省徐州地區，安徽省西北部、廣東省北部以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西南部。 ^[45] 

後唐起自河東，東平燕人，取灜、莫以北諸州，遂定幽、薊之地，復南下滅梁。初莊宗即位，以魏州為東都，號興唐府；以鎮州為北都，號真定府；太原為西都。滅梁後，遷都洛陽，號為東都，時稱洛京。因以長安為西京，太原改為北都，而魏州、鎮州如故。同光後，稱洛陽為興唐府，魏州別號鄴都；天成以後，廢鄴都，僅西北東三都存焉。其疆域較梁略廣，兼有九道之地； ^[46]  唐字滅燕臣岐，破西蜀後，僅餘吳、吳越、南平、楚、閩、南漢諸國，及孟知祥以蜀地稱王，與唐共八國，其時“東際於海，南至淮、漢，西逾秦、隴，皆唐境也。共得州一百二十有三。

後唐立國後，先後有新羅國國王樸昇英、渤海國國王大諲譔、 奚族首領李紹威、黑水靺鞨首領兀兒、黑水國、回鶻、吐渾白承福、党項、突厥、契丹、吐蕃、韃靼、遣使朝貢。 ^[59] 

同光二年（924年）四月，甘州回鶻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並獻善馬九匹。六月，莊宗冊封其為英義可汗。天成三年（928年）正月，甘州回鶻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120人入貢。同年，明宗冊封其為順化可汗。 ^[59] 

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後百濟國王甄萱遣使向後唐稱藩，莊宗冊封甄萱為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行全州刺史、海東四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後又被加封為檢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濟軍事。 ^[58] 

長興二年（931年），權知高麗國事王建派王仲儒出使後唐，請求冊封。長興三年（933年）三月，明宗派遣使臣王瓊、楊昭業前往高麗，冊封王建為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封神惠王后柳氏為河東郡夫人。王建遂停用天授年號，改用後唐長興年號。

晚唐五代中樞體制演變的重要環節是後唐樞密院的建立。據《五代會要》卷二四《樞密使》條載：“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舊五代史》卷一四九《職官志》記載與此同。此後學者亦多認為後唐樞密院是直接繼承後梁之崇政院而來。然而從職能演化的角度來看，後唐樞密院的建立與後梁的崇政院並無直接淵源。從職能上看，後唐的樞密院自建立之初就與梁之崇政院有着明顯的差別。最大差別在於它已經走向外朝，與中書門下分領政事 ，其主要的職掌是軍政。

與崇政院主要參與謀議而少行事於外相反，後唐時期的樞密院廣泛參與行政事務，尤其是軍政事務，例如調發軍隊、除授軍職、主征伐、掌馬政等，實際上已經擔當其最高軍事行政機構的角色。武事歸樞密院，文事歸中書的職責劃分在當時已經是為中書所認可，而不如晚唐那樣是對中書權力的侵奪。

後唐時期中書 、樞密對掌文武的另一表現是樞密院有了自己處分公事的文書。樞密院之“宣”與中書之“敕”並行 ,在文書運行上體現了兩者的對等地位。

後唐的樞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經被賦予了軍政方面的領導權而與中書分秉朝政，其直接的淵源即是後唐原藩鎮體制下所設置的中門使。李存勖意在仿唐制而設的中門使在繼承了樞密使的基本職能的同時，又與自己本鎮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結合，賦予了它掌握軍政的新功能。當莊宗滅梁，化家為國，原先的藩鎮體制轉化為國家體制，中門使也轉化為樞密使，從而開啓一代新制。

同光元年（923年），重建樞密院。廢崇政院，以親信外臣任樞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職權，侵奪了中書的職權。 ^[47] 

後唐亦設租庸使統領財政。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鹽鐵、户部、度支。長興元年（930）八月，明宗決定使用三司使職名，三司使遂成為最高財政官員。 ^[47] 

府、州分為節度使州、防禦使州、團練使州、刺史州，州長官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別兼任，單任刺史的較少。節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轄州，稱為支郡，上述各類長官幾乎都由武將擔任。都城、陪都稱府，長官稱尹，陪都設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設判官、推官為上佐，錄事參軍掌庶務，户曹、倉曹等分理諸事。 ^[47] 

縣設縣令，下設主簿、縣尉分理民事、刑獄，後以鎮將理刑獄治安，縣尉遂廢。 ^[47] 

同光二年（924年）二月，刑部尚書盧質奏呈纂集的《同光刑律統類》13卷。 ^[48] 

天成元年（926年）十月，根據御史大夫李琪奏請，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奉命共同“詳定一件格施行”，後經過“集眾商量”，明宗批准行用內容涉及刑獄的唐代《開成格》。天成年間，《天成長定格》1卷，《天成雜敕》３卷，立法情況不詳。長興四年（933年）六月，明宗敕令御史中丞龍敏、給事中張鵬、中書舍人盧導、刑部侍郎任贊、大理卿李延範等詳定《大中刑法統類》。 ^[48] 

清泰元年（934年）十月，立有《明宗朝敕》。後晉天福三年（938年）六月，中書門下奏稱：“今諸司每有公事，見執清泰元年（934年）十月十四日編敕施行，稱明宗朝敕”。清泰三年（936年）四月，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11年內製敕，將其中“可久遠施行者”編為30卷，末帝敕令御史台頒行。 ^[48] 

後唐刑事法制具有典型的唐宋變革期的承啓性。後唐處於五代亂世中段，又以唐代法統繼承者自居，嬗變與繼承的合力，致使後唐法制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並非絕對意義的法制創新，而是在繼承唐代（準確説是唐中後期）法制基礎上向縱深發展，並影響到宋代的：刑書編纂形式中，“刑統”是繼承唐制發展而成，“編敕”則屬創新為之，兩者皆影響至宋。同時，變革又促使後唐法制矛盾運作，官方立法表達與司法實踐之間、不同層次的司法實踐之間出現強勢背離，故法史教科書中所稱五代濫刑現象凸顯。 ^[48] 

後唐禁軍實源於李克用創建的河東鎮之軍隊。其軍隊主要由沙陀、契苾、吐谷渾和代北漢人和河東土著人為主，其中堅力量便是李克用所收養的所謂義兒軍。李克用最初的軍隊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被任命為雁門節度使，募兵八萬，皆代北軍兵。根據《資治通鑑》記載，主要為吐谷渾、沙陀、回鶻、奚、室韋、韃靼之屬，由於少數民族的遊牧特性，這支軍隊驍勇善戰，常能以少勝多，是河東軍隊的中堅力量。李克用就是依靠這隻軍隊，在鎮壓黃巢起義軍以及後來與朱温的爭霸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河東軍隊的另一組成來源便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在兼併戰爭中收編的其他方鎮的軍隊，尤其是李存勖攻取河朔地區後，收編的幽州、成德和魏博等鎮的軍隊。這些部隊彌補了沙陀、吐谷渾等擅長野戰而不長於攻城的弱點，極大的提高了後唐軍隊的作戰力。923年滅梁，又大規模的收編了後梁的禁軍部隊，使其成為後唐的禁軍部隊。 ^[49] 

後唐以唐朝繼承者自居，故其在軍制上自然不會完全沿襲後梁之制。莊宗在滅梁後，即以左右龍武、左右羽林、左右神武等為六軍。明宗時期，後唐對左右羽林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頓，從而使羽林軍的兵力得到了加強。長興二年，左右羽林軍被改編為左右嚴衞軍，龍武、神武改編為左右捧聖軍；次年，神捷、神威、廣捷等軍改編為左右羽林軍。 ^[49] 

後唐的侍衞親軍之制，在莊宗統治時期較為混亂，莊宗除了將河東軍隊升格為禁軍外；還將在戰爭中收編的河朔諸鎮的軍隊改編為禁軍；對於歸降來的原後梁禁軍，經過收編後仍保留了其禁軍軍號。這些禁軍除了六軍以外，其餘的均屬於侍衞親軍系統，因此這一時期的後唐侍衞親軍下屬的軍隊眾多，軍號繁雜，顯得較為混亂。明宗統治時期一度對禁軍進行過整頓，並給侍衞步軍和侍衞馬軍授予了軍號，初步改變了這種混亂狀態。 ^[49] 

明宗不僅減輕了賦税，天成四年（929）還規定，全境按季節早晚，分別規定幾種納賦期限，自氣候比較温暖的黃淮地區，“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初一日納足，最北部的沿邊地區，則自六月初十日起徵，九月納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於税户納税，這是兩税制（田賦）實行以來最重要的改革。

後唐以恢復唐朝正統為號召，滅梁之後鑄行新錢，仍沿用開元通寶之稱，中間屢遭變故，舊錢日少，所剩不。而之後的後唐莊宗時，兵事漸少，商業略盛，市場中錢少不便，乃於天成年間鑄“天成元寶”，以便流通。此錢徑2.4釐米，錢文隸書，旋讀，書法渾厚凝重，輪廓闊壯，較為精良。但此錢民間有私鑄者。另外有“清泰元寶”，是末帝李從珂於清泰年間所鑄。錢徑3.4釐米，錢文隸書，順讀，書法平平。後唐十餘年間變動迭起，似不應鑄錢。所以學者有認為此錢乃仿自北宋 “崇寧重寶”，並不是後唐清泰年間所鑄。

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顧條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將短錢（指每陌少於八十文）轉換長錢（折算一百文）”，詔令“並須使八十陌錢”（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於現錢缺乏，後漢乾祐中，“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

長興元年郭在徽曾建議：“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但被認為“以一當十，真謂將虛作實”而否定。

後梁與晉連年征戰，使河北地區歲無寧日，後梁先後兩次決黃河以阻擋晉軍，致使黃河中下游地區洪水氾濫，後唐滅梁後多次修復酸棗縣（今延津）境內河堤。尤其是長興元年（930年）張敬詢任滑州節度使後，“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堤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

明宗時注意興修水利，長興三年（932年）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可以通航60噸左右的船隻，在當時內河航運中這是較大的船隻。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區重要漕運河道，自後晉時起本地區屬於遼朝。

後唐為解決軍需，恢復“營田”。明宗時，利用閒田興置的軍屯，不僅利用兵士，而且還用無地民户耕種，恢復農業生產，在解決軍隊糧食供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為了防止軍隊搶佔民間良田及強迫民户耕種，以及有些民户投靠“營田務”，以致官府税收損失。長興二年（931年）九月規定：“應三京、諸道營田，只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

為了鼓勵逃户歸業恢復農業生產，天成三年（928年）規定“每逃户歸業後，委州司各與公憑，二年內放免兩税差科”的優惠。長興三年還對因水災而外逃農户的房屋、樹木及“動使什物”，由各村鄰居保管，待逃户回鄉後歸還，春耕時業主還未回來，允許鄰户耕種並承擔賦税，如業主歸來，則等秋收後歸還土地。保護原業主的財產並減税以鼓勵農民歸業，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

後唐宰相馮道等奏準刻版印賣儒家羣經，作為儒生學用的標準文本。當時，自長興三年（932年）始據唐《開成石經》校刻《九經》（《易經》、《書經》、《詩經》、《三禮》和《春秋三傳》），歷後晉、後漢，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年），共用二十餘年時間方告完成。這“九經”世稱《五代監本九經》，是我國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

後唐的坑冶業，以鐵、銅為主，其次是金、銀、鉛、錫。坑冶由私人經營的，繳納一定數額的税“歲課”。也有朝廷直接經營的，產品的運銷全受朝廷的控制。

後唐冶鐵業十分發達。明宗曾下詔“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

天成三年（928年），興元府重修通向關中的“斜谷閣道二千八百餘間”，洋州又“重開入蜀舊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驛”，夔州也開新路至房州，加強了後唐邊境與腹地的陸路交通。

長興三年（932年）取進士8人，而諸科達81人，開諸科取士多於進士的先例；後晉天福六年取進士1人，而取諸科達45人。自天福九年起，諸科取士多於進士，遂成慣例。

天成五年（930年），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為之首”。

寒食節是百姓“野祭”掃墓的節日，同光三年（925年）莊宗出洛陽西郊望帝陵方向進行“望祭”，是仿民俗進行的，稱為“破散”，為其後帝王所沿襲，並燒衣服、紙錢。

後唐時，京城洛陽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經官府或軍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誣即行追勘，並對各級官員、百姓的喪葬儀制，包括明器數量等都有規定。

雖然戰亂不斷，後唐仍沿唐制設史館。修撰《莊宗實錄》、《明莊宗錄》、《（後）唐功臣列傳》，還有莊宗曾祖朱邪執宜、祖李國昌、父李克用的《懿祖、顯祖、太祖紀年錄》。

後唐時，又規定時政記、起居注，以及各種行政措施，包括法令變更、州縣廢置、中高級官員的任免、儀制禮樂等文件，並送史館存檔，當為晉、漢、週三代所沿襲。不僅成為歷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實錄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各志的依據。

儘管李克用對於契丹的背盟耿耿於懷，臨死時曾囑其兒子、繼位為晉王的李存勖，要他繼承父志，報仇雪恨。但是，晉既無力消滅契丹，又要傾全力於對後梁的戰爭，因此，即使不能爭取到契丹的援助，至少也要爭取契丹保持中立，以免自己處於腹背受敵的狼狽境地。因此後唐建立後，莊宗李存勖一方面極力通過認親的方式爭取與契丹建立和睦關係，以減輕背後的壓力；另一方面則加強北邊的防禦，對於入犯的契丹軍隊進行堅決的反擊。

莊宗死，明宗繼立。明宗為了與契丹搞好關係，遣供奉官姚坤出使契丹。由於契丹方面提出割讓黃河以北的土地（後稍作讓步，要求割讓鎮、定、幽三州） 作為停戰修好的條件，不能為後唐方面接受，因此，後唐繼續加強邊防。

鑑於契丹的頻頻擾邊，長興三年（932年）十一月，李嗣源以石敬瑭為北京（太原）留守 、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 、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進一步增強了防禦力量 。清泰二年（935年），後唐又命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契丹於雲、應之間”。

清泰元年（934年），明宗養子李從珂奪得帝位。這時，鎮守幽州的趙德鈞及鎮守河東的石敬瑭，皆自恃擁有強兵， 陰謀進一步積蓄實力，伺機奪位。其中石敬瑭不斷向朝廷要求增兵運糧，歹跡已明顯暴露。後唐朝廷中，一些有遠見卓識的大臣已經意識到，石敬瑭如果反叛，必然會勾結契丹為援。他們建議李從珂採取與契丹和親的策略，想通過和親、輸財的辦法，搞好與契丹的關係，這樣，即使石敬瑭反叛，契丹也可能不會給予援助，還可能會與後唐合作，消滅叛軍。應該説，這一策略是現實可行的。就契丹方面而言，不僅有幾十名契丹將領被俘羈留於後唐，契丹曾“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請求歸還之，而且阿保機的長子突欲，因不能繼立而叛逃至後唐，其母述律後朝夕思念，盼其迴歸，契丹具有與後唐和親的願望。另外就後唐而言，為防禦契丹南侵，朝廷調兵遣將戍守北方，軍費支出浩大，如和親成功，壓力減輕，邊備可以稍弛，費用可以大減。故後唐大臣認為即使每年送給契丹價值10餘萬緡的“禮幣”也是值得的，正如計相張廷朗所言，和親“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十九，計無便於此者”。後唐廢帝起初贊成此策，後受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捨不得以宗室女為“和蕃”公主，捨不得“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改變了初衷，還以為大臣們是居心不良，要追究提議和親的大臣之罪。結果，“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後唐廢帝錯過了“和蕃”的機會，卻為石敬瑭的“聯蕃”創造了機遇。後唐終於在石敬瑭與契丹聯軍的打擊之下崩潰。

天祐十五年（918年），王建取代弓裔稱王后，其所建立的高麗政權，尚未同後梁建立隸屬關係，後梁便於王建稱王六年後（923年）就滅亡了。至王建稱王九年（926年）、十年（927年）和十五年（932年），高麗相繼三次遣使後唐，貢獻方物。在第三次遣使過程中，後唐明宗正式宣佈：“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雙方正式確立了隸屬關係。翌年三月，後唐明宗命王瓊、楊昭業為冊封使，到達高麗，向王建宣詔授封。

924年至925年，渤海國王大諲撰曾遣使朝後唐4次。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後唐莊宗討伐前蜀，前蜀王降，前蜀亡。後唐滅前蜀後，為了經略西南，派遣徐藹出使大長和國，逾以威德，欲招撫大長和國歸附臣屬，但未能成功。其後，後唐屢番遣便前往長和國，大長和國亦曾派過便者前往後唐，但到大渡河便返回。天成元年（926年），大長和國國主鄭仁旻卒，其子鄭降亶嗣立，即不振作，無暇遭使至後唐。天成三年，楊幹貞弒鄭隆亶，大長和國亡。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