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鑑

編者畢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積二十餘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經，以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為基礎，參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葉隆禮《契丹國志》及各家説部、文集約百數十種，記述詳明，文字簡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單八年，一説下迄元順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 ^[2]  ，成書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遼、金、元四朝興衰治亂的歷史，其中北宋部分較為精確，元代部分較為簡略。其書上接《資治通鑑》，下迄元代。

畢沅（1730年—1797年），字湘衡，號秋帆，因從沈德潛學於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清經史學家，文學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年）賞輕車都尉世襲。病逝後，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其墓在吳縣木瀆。《續資治通鑑》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餘種，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梁啓超對該書評價極高，以為“有畢《鑑》則各家續《鑑》皆可廢也。” ^[1] 

宋

第一卷 （太祖）

陳橋兵變，趙普，平數叛，遼主嗜殺，遼平叛。

第二卷

宋政，太后崩，南唐主殂，杯酒釋兵權，遼政。

第三卷

平荊南，宋政，北漢政。

第四卷

平蜀，王全斌亂蜀，遼平部叛，宋政。

第五卷

宋政，遼主遇弒，徵北漢無功。

第六卷

宋、遼政，平南漢。

第七卷

盧多遜，趙普罷相，南唐政衰。

第八卷

平南唐，吳越納供，帝崩（友愛，遷都之議）。

第九卷 （太宗）

宋政，吳越歸宋，遼諸賢臣，再徵北漢。

第十卷

平北漢、敗於遼，趙普復相。

第十一卷

黜盧多遜，遼主殂，遼蕭後聽政，李繼遷。

第十二卷

李穆，宋琪，陳王趙元佑事，遼治。

第十三卷

伐遼敗，楊業，遼入邊，李益，柳開。

第十四卷

李昉罷，趙普再相，遼大侵邊，論邊防五篇。

第十五卷

寇準，尹繼倫，謝泌，遼政。

第十六卷

數易宰相，女真附遼，遼侵高麗，官制，王小波。

第十七卷

蘇簡易，呂蒙正，擒李繼遷，破李順，高麗附遼。

第十八卷

平蜀賊，遼政興，李繼遷反覆，宋政（寇、呂掌政、冊太子、粉飾太平）。

第十九卷

遼政，討李繼遷無功，寇準罷相，錢若水，帝崩，王欽若。

第二十卷（真宗）

宋政。

第二十一卷

疏二則，遼大侵宋，王均叛蜀，楊延朗。

第二十二卷

破王均，宋政諸臣，遼韓德讓有寵。

第二十三卷

丁謂治蠻，綏州之議，遷馬知節，李繼遷敗死，疏二則。

第二十四卷

田錫、李沆卒，多蠲，遼伐宋，宋主親征。

第二十五卷

澶淵之盟，宋政，宋遼互聘。

第二十六卷

黜寇準，失平夏之機，王旦為相，曹瑋破敵，帝倦於政（謁陵，厭奏）。

第二十七卷

天書、封禪。

第二十八卷

建昭應宮，禁飾金，遼後殂，生太子。

第二十九卷

祀汾陰前後。

第三十卷

治河疏，遼平準部之叛，王欽若之奸，楊億。

第三十一卷

祀玉清昭應宮，罷王欽若、馬知節，宋遼政。

第三十二卷

王旦為相二，范仲淹。

第三十三卷

蟥旱，宋臣（李及代曹瑋，前張后王），王旦辭相，遼蕭哈綽有寵。

第三十四卷

宋遼政，李允造城，王欽若罷相，丁謂構寇準，誅周懷政，李迪。

第三十五卷

丁謂擅權（構李迪，再貶寇準、王欽若），太子監國，帝崩，太后聽政（誅雷允恭，貶丁謂黨，王曾，魯道宗）。

第三十六卷（仁宗）

易茶法，王曾為相，遼政（擢耶律罕班）。

第三十七卷

宋（治河、重藝）遼政，曹利用之死，昭應宮事。

第三十八卷

解鹽法，范仲淹數諫，李妃薨，呂夷簡為相，遼渤海叛，遼主殂，遼後專權（殺皇后，大封親族），李元昊立。

第三十九卷

宋太后崩，廢后事，遼主奪權，貶二妃，范仲淹，李貶二妃，元昊寇邊。

第四十卷

制新樂，再更茶法，貶閻之應，貶范仲淹事，遼蕭罕嘉努論邊，元昊攻蕭罕嘉努屢敗，呂夷簡罷相。

第四十一卷

諫災異，元昊建夏，伐西夏之議，韓琦疏。

第四十二卷

西夏侵宋（延州之役，李、黃之訟），警夏之議（范仲淹，狄青）再議伐夏。

第四十三卷

宋夏交兵（好水川之敗，議防邊），遼議侵宋。

第四十四卷

遼欲侵宋，范仲淹守邊，張亢築壘，富弼使遼，宋夏定州之役。

第四十五卷

宋夏和議，呂夷簡辭相，歐陽修、韓琦疏。

第四十六卷

范仲淹新政，滕宗諒之訟，洛城之諍，夏竦謗范仲淹、富弼，區希範反，平賊叛，歐陽修疏，遼伐西夏，包拯。

第四十七卷

黜范仲淹、富弼黨事，遼伐西夏敗，夏與宋和，歐陽修稟諫，平保州兵亂，杜杞平區希範。

第四十八卷

賈昌朝為相與吳育不和，汰兵增蔭，議更榷法，遼蕭義先。

第四十九卷

夏竦專政，文彥博平貝州兵亂，宿衞之亂，夏主遇弒，疏四則。

第五十卷

冊張妃，富弼善置流民，楊懷敏，裁省邊兵，遼伐西夏無功

第五十一卷

祀明堂，諫內降（張堯伏，劉沆），魏公主。

第五十二卷

求言厭諫，唐倉，范仲淹卒，儂智高反。

第五十三卷

狄青平儂智高，狄青入閣，制新樂，議城古渭城。

第五十四卷

張妃薨，疏數則。

第五十五卷

陳持中罷相，遼主殂，歐陽修、範縝疏。

第五十六卷

帝有疾，文彥博為相，狄青罷，範縝議建儲，遼政。

第五十七卷

弛茶法，疏數則，遼太后殂，遼後。

第五十八卷

宋政（郭後祔廟之議）。

第五十九卷

宋政（抑訐，議均田，錄蘇轍，歐陽修疏）遼主寵佞。

第六十卷

立皇子，降兗國公主，張方平，遼蕭圖因哩有寵

第六十一卷

帝崩，仁宗陵廟之議，遼重元之亂，兩宮弭隙，

第六十二卷（英宗）

仁宗配祀之議，太后還政，防西夏之侵，趙汴，司馬光疏。

第六十三卷

伯孝之議，韓絳，沈遘，司馬光疏，遼黜耶律仁先。

第六十四卷

追崇（黜呂誨），退西夏侵邊，使西夏，修《通志》，帝有疾，立太子。

第六十五卷

帝崩，歐陽修之訟，擢王安石，韓琦罷相，種諤復綏州，夏主殂。

第六十六卷（神宗）

帝欲用王安石。

第六十七卷

朝臣疾王安石，議青苗法，王安石排除異己，蘇軾、司馬光疏，程顥，遼討違命。

第六十八卷

新法之爭，程顥為學。

第六十九卷

市易法，王韶，章惇平羌蠻，開河。

第七十卷

罷王用呂，鄭俠繪圖，遼有賢女，宋遼議界，女真始強，沈括。

在《續資治通鑑》之前，同記宋元史事的通鑑類著作共有4種，分別是元陳經撰《通鑑續編》，明王宗沐、薛應旅各撰同名著作《宋元資治通鑑》，以及清康熙年間徐乾學所撰《資治通鑑後編》。但四書均有缺陷。

關於元明三書之荒陋，章學誠曾談及：“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為荒陋，不待言矣。”、四庫館臣則認為，諸書或年月差錯，事蹟脱落，或表彰理學，疏診殊甚。總之認為，陳、王、薛三書內容疏略，史料不全，事蹟遺落。從嚴格意義上講，陳、王、薛三家夠不上《通鑑》之續作。故而明朝胡應麟感道：“自司馬之為《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混混為。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

至清代康熙時，徐乾學以上述三書荒陋，邀請萬斯同、閻若、胡渭等名家排比正史，編成《資治通鑑後編》184卷。又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不同説法，著“臣乾學日”加以評論。《資治通鑑後編》雖在搜輯、審勘、訂誤、補遺等方面花了很深的功夫，但受客觀和主觀條件所限，仍存有諸多缺。客觀上，此時《永樂大典》藏於中秘，許多援據資料仍多缺略。主觀上也存有不足之處，徐氏於“遼、金正史止閲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逸事之未出矣。至於偶據見，騁其繁富，如西夏備述姻戚世系，元末鎖事取資《鐵崖樂府》。編年之書，忽似譜牌，忽似詩話，殊為失於裁製。”章學誠指出了徐書的種種缺劣，材料取捨或未能遍觀、詳備，或荒於裁製，體例不嚴。徐氏續作雖有名家襄助，遠勝於前代三家續《通鑑》，但仍非良史，尤其於三家詳南略北的缺點，並無改正，“故全部改作，實為學界極追切之要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畢氏才重作《續通鑑》的。 ^[6] 

畢沅（1730—1797），字薇，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進士第一，歷官翰林院修撰、待讀、左春坊左庶子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後，出任地方官，累任陝西、河南、湖廣等省巡撫、總督等要職，為乾隆帝所寵信。然死後，清廷責他冒支軍需，貼誤我機，抄沒其家產。畢沉在世時，善詩文，於經史、文字、金石、地理諸學均有涉獵，喜著書，曾多方延請學者名士，置於幕下，讓他們代己立旨。除《續通鑑》外，另有《傳經表》、《通經表》系洪亮吉代撰。他本人的作品有《靈巖山人文集》40卷、《詩集》20卷等。《清史稿》有傳。畢氏少時即有續《通鑑》之志：“公自為諸生時，讀速水《資治通鑑》，輯有志續成之。”2對前四種續鑑之不足又有清醒的認識：“（畢氏）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束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他看到徐乾學續作勝於薛著、王著的優點，但亦覺察到徐書仍存在詳南略北、史料未備等問題，因此決心重作續編以補前之不足。乾隆年間四庫館開，宋元伏書陸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其中最重要的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李泰《續資治通鑑長編》二書皆已輯出，畢氏因而得觀這兩部重要的歷史資料。至此，《續通鑑》編撰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 ^[6] 

《續通鑑》由畢沅組織幕府，以徐氏《後編》為底本重加修訂，經營20餘年而成，於乾隆六十年（1795）在蘇州開雕。參與修撰的幕府諸人中，多為軼才達學之士，且各有分工，“先經邵學士普涵、嚴待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叔祖卜蘭先生（錢站）佐畢公分籌成書，閲數年，又屬公（錢大昕）覆勘，增補考異。”邵晉涵、孫星衍、洪亮吉等均是當時的史學名家，《續通鑑》由他們參與主持，史料的編輯與剪裁水平自然較前人高了一層。更有考據大家錢大昕負責最後的校勘考異，因此，《續通鑑》所記史實多考辯精審，信而有徵。另有，章學誠參與商定義例，主張“於一帝紀中，略仿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謙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為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為較沫水《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沫水原書，以為編年者法。”王昶參與討論著書宗旨，主張對史事進行評論。但章氏和王氏的主張均未被畢沉所採納。當時學者嘉定望中溶、元和李鋭、費在軒等對《續通鑑》的校閲也做了大量工作。至乾隆六十年（1780），《續通鑑》編撰成書，付雕出版，“畢算山先生總督兩湖，以所編《宋元通鑑》屬外身閲定考正，在吳門開雕，與費在軒師、李四香茂才鋭其佐校雄之事。”1在諸幕條中，邵晉涵於《續通鑑》的編撰貢獻最大，章學誠為邵晉涵作傳時曾雲：“畢公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公大悦服，手書報謝，謂迎出諸家《續鑑》上也。”可見邵晉涵總其成。但畢沅的主導作用亦不可抹殺，《續通鑑》一書從撰修宗旨、編撰體例到材料編排，以至於書名，都由他與幕像反覆商，一一確定。

關於《續通鑑》書名，邵晉涵主張以《宋元事鑑》為書名，而章學誠則主張《宋元事鑑》外，別出《宋元文鑑》與之並立，“請姑標《宋元事鑑》，言《説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遮續《通鑑》，猶世傳李氏謙稱為《長編》爾。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為《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可見邵氏和章氏不主張以《續通鑑》命名。而畢沅堅持以《續通鑑》名書。 ^[6] 

由於受封建正統夷夏之防觀念的束縛，以往的宋元編年史，於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活動，頗多忽略。而《續通鑑》不僅遼、金年號與宋並載，在史事記載方面，也將其與宋一視同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面俱悉地記載少數民族政權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史事，反映了《續通鑑》編者不辨夷夏的正統觀，這一點在宋元之際史事的記載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資治通鑑後編》自至元十七年（1280），宋末帝趙昺殉國後，以元朝紀年，而《續通鑑》自至元十三年（1276）德祐北遷開始，即以元朝紀年，同是記至元十三至十六年史事，《資治通鑑後編》以記宋史事為主，《續通鑑》以記元史事為主，兩者對比，後者所反映出的正統觀較徐氏之正統觀更為進步，更符合客觀歷史事實。 ^[8] 

《續通鑑》無論是帝王紀年，改元之際的紀年，還是朝代更替之際的紀年，都較前代客觀合理，這是對已有續作紀年方法避其短、汲其長的結果。

第一，帝王紀年更合理。稱帝即為之紀年，這是編年體史書的一般通例。但金承麟稱末帝僅一日即亡，《通鑑續編》仍為之紀年，“不免循名失實”。西遼自德宗以下並無事蹟可紀，而《通鑑續編》“必縷列其間”，不過為存宋末昰、昺二王之正統，因而有“輾轉相牽，生是義例，非千古公評”[4]之嫌。但《續通鑑》不拘於此例，靈活運用，視情況而定，記金承麟和西遼德宗以下之事，但並不為之紀年。顯然，《續通鑑》借鑑了《通鑑續編》之不足，帝王紀年更為合理。

第二，對於一年兩元之紀年，《通鑑》以後改者為定，這給後人造成了諸多不便，朱熹對其進行了改進，但亦存在不當之處。對此畢沅已有認識，“温公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為定，雖易姓之際，亦用此例，如漢獻未禪而歲首已係黃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稱泰始，頗為後儒所譏。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於丙子歲春即書太平興國，則太祖嫌於不終。若以綱目例，須於丁丑春始書太平興國二年，則太宗嫌於無始。”既然《通鑑》、《綱目》兩者都存在不足，就需對其進行改進，畢氏“參用李燾、徐乾學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稱開寶九年，屬之太祖紀；十二年以後稱太平興國，屬之太宗紀，雖與温公有異，而義例較安，且合於前史本紀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至太宗改元，本為失禮，後朱子論此事亦云：‘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疏，理會不得。’明程敏政作《宋紀受終考》，曲為迴護，殊為多事。今但直書其事，是非自不能掩矣。”[5]由此可以看出，畢氏之所以能超越司馬光和朱熹，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李燾、徐氏已用此例，畢氏不過承襲而已。

第三，對朝代更替之際紀年更為客觀。《元史續編》不予宋末二王之統，附元代年號之下，《續通鑑》對這一紀年方法加以承繼，將宋末二王景炎、祥興二年號附於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之下。據史實來看，宋之統緒昰、昺二王偏執一隅，是公元1276年後之事，適時元朝在中原的統治早已鞏固多年，主導當時歷史發展方向的是元統治者，因而以元為主線，宋末二王附於後的紀年方法，既符合史事記載的主體性原則，又兼顧了史事記載的全面性。

《續通鑑》矯正以往續作詳兩宋而略遼、金、西夏的弊病，增加記載少數民族史事的篇幅。遼、金、西夏作為與宋、元皇朝並存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於民族偏見，歷來受重視程度不夠，陳、薛、王、徐氏四家續鑑記載其史事都極為缺略。畢氏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主，參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興小紀》、《長編紀事本末》、《宋季三朝政要》、《十國春秋》、《東都事略》等書使其記述更加詳備，並另據《契丹國志》等書，補遼、金、西夏史事之缺漏。元朝事則多引文集，旁及説部之可信者，大大豐富了遼、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記載。其中遼、金、西夏史事附於宋年號之下，記載內容涉及的層面及詳盡程度與宋無別。元朝史事加詳則直接表現為篇幅增多。元在朝時間為61年，近於全書總時長372年的1/6，而篇幅為38卷，超過了全書總卷數220卷的1/6，可見元史事在全書的比重並不佔劣勢。《續通鑑》既在史事詳盡程度上將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皇朝等而視之，又注意在史事記述中，本着不為中原皇朝諱、尊重歷史真相的原則，擯棄了狹隘的民族觀。畢氏能在民族觀上有這樣大的進步，與清朝是少數民族佔統治地位這一政治背景是緊密相關的。

以時間為線索記敍事件是編年體史書表述歷史的主要形式，但這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在時間本位與事件本位相牴觸的情況下，《續通鑑》常常並不拘泥於“以事系日”，嚴格按照時間順序逐條排列史事的程式，而採用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寫法，突破了編年體的侷限，擴大了記事容量。 ^[8] 

《續通鑑》雖為續鑑中最好的一種，但與《通鑑》相比，尚有諸多不足之處。《通鑑》校審精細，文章風格前後一致，而《續通鑑》脱訛衍倒現象頗多。這與著者的修書條件密切相關。司馬光撰修《通鑑》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以書局自隨，給以祿秩，不責職業”[8]，畢沅雖身處要職得以組織幕府，但無論從調配史料、還是修書所需財力方面，都與司馬光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司馬光有劉恕、範祖禹、劉攽組成的固定的修書班子，並完全聽用於司馬光，全書精神容易統一。而畢沅雖用幕府招攬人才，但幕僚來去自由，書成於眾手，加之編書時斷時續，中多變故，參差牴牾，在所不兔。解放後，由容肇祖先生標點，聶崇歧先生負責校勘的《續通鑑》，初步考正的訛誤、遺漏、衍文、顛倒、重複等問題，大小近2 400餘條。再者，畢沅終究缺乏司馬光的史才與文思，有志續書而無力凝鍊裁剪，總其成的水平不高。 ^[8] 

《續資治通鑑》繼承和發展了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來的考異傳統，對史事記載的歧異作出判斷與選擇。《續鑑》考據內容十分廣泛，人名地名、年齡身份、官銜職務、謐號帝號、具體數量、制度沿革、時間天象、事件經過以及河流名稱、軍隊名稱等等無所不包。《續鑑》考異共有1537條，另有一些説明性的註文尚未計入。其中《元紀》中考異有143個，較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增加了三倍之多。並且，《續鑑》考異將徐氏考異中“當考”、“待考”的問題均考證確切，考證過程嚴謹客觀，邏輯嚴密，體現出認真、執著的學術追求。

《續鑑》問世後，受到普遍讚譽，認為高出以往同類諸書，這已經成為學界公論。故此書嘗與《資治通鑑》合編為《正續資治通鑑》，在乾嘉時期私人系統性史著稀缺之際，尤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7] 

《續通鑑》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經，參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書以及各家説部文集約百十餘種而成。仍用《通鑑》體例，折衷諸説異同，闡明取捨原因，撰《考異》並散載於正文下，這使眾多典籍重新以時間為經整理重合，集中匯萃在一起，便於後人檢閲使用。尤其《續通鑑》引用了一些失傳的史料，在這方面，《續通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續通鑑》糾正了以往續鑑詳北宋略南宋、詳宋略元的偏頗，尤其於社會動盪即南北宋變更、宋元鼎革之際史事記載頗詳，除依據正史《遼史》、《金史》、《元史》外，還參見了《經世大典》、《山居新語》、《稗要》、《癸辛雜識》、《郭公行狀》、《蒙古源流》等書，可謂宋元少數民族史料的彙總，這為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史料利用之便。 ^[8] 

《書目答問》曾這樣評價它：“宋、元、明人續《通鑑》甚多，有此（《續通鑑》）皆可廢。”梁啓超雖認為在可讀性上《續通鑑》不如《通鑑》，但對其價值也持此論，“蓋自此書出，而諸家《續鑑》可廢矣。”“畢遠《續資治通鑑》亦稱善本。”5並不止一次將其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尖。”“《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 ^[6] 

關於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版本，據嘉慶六年三月桐鄉馮集梧刻《續資治通鑑》序言説，原書在畢氏生前僅刻印了103卷。嘉慶五年，馮集梧買到全部原稿，又補刻了117卷，合計220卷，其書才以完整的形式面世。有中華書局1957年的標點本。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