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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
（日本近代學者、歷史學家）
鎖定
內藤湖南（日文：ないとう こなん，羅馬字：Naitō Torajir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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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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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後以“湖南”之號行於世，
[3]
別號黑頭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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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陸奧國馬毛內村（今秋田縣鹿角市）。是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明治十八年（1885年）畢業於秋田師範學校，擔任小學訓導主任，執行校長。明治二十年（1887年）進入東京。明治三十年（1897年）任佛教雜誌《明教新志》記者，之後任《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台灣日報》《萬朝報》專欄作家，在日俄戰爭中以宣揚開戰論而名聲大振。明治四十年（1907年）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任史學系東洋史學講座講師。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為京都大學教授。四十三年（1910年）獲博士學位，並任京都大學東洋史學講座教授二十年，與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騭藏組成“京都學派”。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為帝國學士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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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九年（1934年）6月26日，內藤湖南去世，終年68歲，葬於京都東山鹿谷法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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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在中國歷史的宏觀方面，有兩大見解：一系空間上的“文化中心移動説”；一系時間上的“唐宋變革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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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研究範圍十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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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治學，固以史學最為專精，著述豐贍；而旁及經學、佛學、考古學、甲骨學、金石學、文字學、敦煌學、目錄學、政治學、蒙元史、滿洲史、經濟史、思想史、學術史、藝術史、外交史等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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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名
- 內藤湖南
- 字
- 炳卿
- 號
- 湖南、黑頭尊者 [53]
- 所處時代
- 幕末到昭和初期
- 民族族羣
- 大和族
- 出生地
- 陸奧國馬毛內村（今秋田縣鹿角市）
- 出生日期
- 1866年8月27日
- 逝世日期
- 1934年6月26日
- 逝世地
- 京都恭仁山莊 [55]
- 安葬地
- 京都東山鹿谷法然院 [55]
- 主要成就
- 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 主要作品
- 《中國史學史》，《近世文學史論》
- 本 名
- 內藤虎次郎
- 畢業院校
- 秋田師範學校
- 國 籍
- 日本
- 學 派
- 京都學派
- 研究範圍
- 東洋史、漢學
內藤湖南人物生平
內藤湖南早年教育
內藤湖南少年讀《詩經》的註釋
明治十六年（1883年），內藤湖南16歲時，入明治政府建立的新式學校秋田縣立師範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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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社會上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思想已經在知識階層中廣泛傳播。在校期間，內藤湖南跟隨川名庸謹、關藤成緒、美國人史密斯等專門學習英語，並開始接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其他的西方哲學。
[10]
明治十八年（1885年），內藤湖南從秋田師範學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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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治政府規定，在家鄉擔任兩年小學教職，據內藤湖南自述，在此期間他所教授內容包括佛教、哲學、國學，並開始自編講義教授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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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年（1887年），內藤湖南在家鄉服務期滿，於是在該年離開家鄉前往東京，尋求在更廣闊的天地裏一展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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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東京的內藤湖南，先由其秋田師範學校時期的校長關藤成緒的周旋，進入了大內青巒主持的明教社，成為了該社機關雜誌的《明教新志》的記者。內藤湖南在明教社深受大內青巒賞識，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擔任大內青巒主辦的附屬性雜誌《萬報一覽》的編輯，《萬報一覽》創刊於明治十六年（1883年），其主要內容為論列各國要聞並發表評論，不限於佛教性質，內藤湖南由此開始更廣泛的評論當前各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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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記者生涯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成為大阪《朝日新聞》的重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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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他20年的記者生涯。內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聞社期間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期間，內藤湖南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與鼓勵，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試圖從文化學術的角度來探索日本的天職與前途以及日中關係轉型等問題的結晶。正是從本民族的前途與利益出發，從天職的責任感出發，使他越來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開論述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變遷等問題，從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動説”，初步顯示以文化史觀念為本位的內藤史學的基本特色。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4月17日，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但六日後，俄、德和法提出“友善勸告”，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交還給清政府，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8月11日，內藤湖南即發表了《受動的外交》，要求政府停止這種被動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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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2月11日，內藤湖南發表《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將伊藤博文的外交描述成“可能是自足利義滿以來對日本民族榮譽的最大傷害”。2月28日，內藤湖南發表了《讀宋史》一文，以宋遼澶淵之盟為喻，指責北宋在外交上的軟弱並沒有真正解除契丹的威脅，但也肯定了北宋統治者及富弼等寧多增歲幣也不願失去領土的做法。很明顯此時發表的這一文章意在指責日本政府外交的軟弱失利。5月11日，發表《日露協定條約可恃乎》，認為與俄國的協定條約帶來的只能是使中日戰爭的果實被徹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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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內藤湖南與田口鬱子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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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年（1897年）是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在學問上豐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這三部著作分別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學史論》，6月出版的《諸葛武侯》《淚珠唾珠》。
[14]
《近世文學史論》是綜論日本江户時代包括儒學、國學、小説、戲劇、美術、宗教等諸方面的文化變遷的歷史的著作。《諸葛武侯》是內藤發表的第一種關於中國歷史的專著。同年4月，內藤湖南前往台灣，擔任日本當局在台北新成立的《台灣日報》的主筆。
[14]
在台期間，內藤湖南於《台灣日報》發表多篇文章，為日本政府的台灣政策獻策建言，其所關注範圍包括台灣的政治、交通、財政、風俗等。也集中反映了內藤湖南關於如何治台的觀點。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4月，內藤湖南辭去《台灣日報》主筆職務，返回東京。5月，加入黑巖淚香的《萬朝報》成為記者。
[14]
《萬朝報》在當時的東京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關注中國問題當時也正是《萬朝報》所需，熟悉中國歷史的內藤湖南加入對該社來講是適逢其時。
內藤湖南赴華考察
內藤湖南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中國發生了義和團運動（日稱“北清事變”）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初，清政府與八國締結了《辛丑條約》。這一期間，內藤湖南發表了多篇社論對中國問題發表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內藤湖南第一次發表了與清朝有關的學術性文章，題為《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
[20]
發表在7月1日的《太陽》雜誌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2、3月之交，文廷式赴日，與內藤湖南有多次會面，雙方在學術文獻上有所交流，並應內藤湖南之請，文廷式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將《蒙文元朝秘史》抄本贈與內藤湖南，成為日本近代對中國進行學術研究的重要文獻之一，也是內藤湖南本人對中國滿蒙史料的關注之始。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3月5日，內藤湖南發表了《清朝興衰的關鍵》，與《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兩篇文章均是從歷史角度探索清朝興衰的原因。同月，內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應向支那派遣奇籍採訪使》一文，彼時中國正值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之後，典籍文獻受到衝擊，內藤湖南撰文呼籲日本學術界關注中國的奇籍文獻和知名學者。同年8月，內藤湖南在《日本人》雜誌上又發表《應向支那派遣書籍採訪使》一文，該文一方面向日本介紹中國曆代典籍變遷和存佚情況，一方面再次呼籲日本政府要在中國動亂之時將這些典籍副本收藏於日本，並認為這是為東洋文物着想的最善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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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10月到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月，內藤湖南受《大阪朝日新聞》社派遣，再次赴中國進行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是瞭解中國東北的時局和形勢，尤其是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經營情況。發現了蒙滿文的《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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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東北之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在日本國內輿論中，對俄主戰論興起，並認為雪恥三國干涉還遼的時機已經來到。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內藤湖南赴華進行目的明確的考察，他沿着從哈爾濱到大連的東清鐵路旅行，關於俄國的活動做了豐富的筆記。翌年歸國後，作為對此次考察的結果，內藤湖南確立對俄主戰論的主張，並發表《滿洲撤兵》《歡迎滿洲問題》《滿洲的價值》《滿洲論的分派》等文。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月，在日本國內輿論界對俄開戰的主張甚囂塵上的時候，日俄戰爭（日本稱日露戰爭）爆發。在開戰前後，內藤湖南發表一系列有關戰局的言論，如《和戰之決及其得失1-5》（1月），《戰局私見1-8》（4-5月間），《遼陽戰勝的價值》（9月）等。同年，他終於得到日本國內罕見的史籍《元典章》，作漢文《元典章跋》，談到有了此書則“有元掌故庶幾於東洋史學聯鏕並駕歐西學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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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表明其對於建立與歐美學術對抗的東洋學術的抱負。在奉天故宮的喇嘛教黃寺，內藤湖南發現明代金字寫本蒙文《大藏經》，當時內藤湖南還不懂得蒙古文，因此誤作為滿文，但判斷其史料價值為“東洋學上非常的寶物”。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7月，內藤湖南再次赴中國東北，此次是受日本外務省委託，調查日本滿洲軍佔領地的行政情況。內藤湖南藉機再次來到奉天故宮，並在那裏發現了更多的史料，如《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鑑》《漢文舊檔》、滿蒙漢文的《清實錄》和《蒙古源流》等清朝宮廷檔案。該年11月，內藤湖南奉日本駐華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之命赴中國北京，小村壽太郎當時正在與清政府談判日俄戰爭後日清間有關中國東北問題的協定，內藤湖南作為顧問，為其出謀劃策。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元旦，內藤湖南與小村壽太郎一起回到了日本。7月，內藤湖南再次受外務省委託，赴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間島”地區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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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掌握了朝鮮的內政、外交大權，意欲將“間島”地區一併歸屬於朝鮮。外務省派遣內藤湖南此行的目的，是想從文獻上得到依據。內藤湖南此行亦是不辱使命，他在朝鮮王京漢城滯留了一月有餘，拍攝了明治十四年（1881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以來清韓間有關“間島”問題的往來文書，並集成《間島問題調查書》五冊，交外務省。
內藤湖南任職京大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開設，狩野亨吉任文科大學校長。12月，狩野亨吉在東京與內藤湖南會面，內藤湖南口頭答應就任京都帝大教職。明治四十年（1907年）5月，京都大學的文科大學開設史學科，9月開課。10月，內藤湖南受聘為其講師。從初入京都大學，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受聘為京都大學教授並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此後直至其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內藤湖南執掌京都帝大東洋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近二十年。在這期間，內藤湖南以中國史為中心，在清朝史研究、邊疆史地研究與資料收集整理、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國史學史、繪畫史、中國史時代區分論等方面都有作品問世，成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國學研究專家。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內藤湖南作演講時清政府的統治還沒有倒台，北洋軍與革命軍形成南北對峙格局，日本國內紛紛預言中國革命結局、討論日本對華政策。內藤湖南於此事變前後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中國的現實局勢。《清朝衰亡論》是內藤湖南採用歷史分析的視角，從有清一朝兵力、財政、思想上的變遷來闡釋清朝盛衰之因的一本著作。內藤湖南指出雖然看起來革命騷亂是突然爆發的，但追究其本質原因，是清朝二百多年政策和思想變遷的自然結果，是大勢所趨。
大正四年（1915年），內藤湖南在京都帝大開設“支那上古史”課程，當時並無講義留存，但從後來整理出版的《支那上古史》書中可見其核心思想。同時自該年之後，內藤湖南開始陸續發表對中國上古文獻進行辨偽研究的單篇文，從而使上古史研究成為內藤湖南學術中一突出部分。
大正六年（1917年），內藤湖南發表《關於支那古典學的研究方法》。內藤認為中國真正的古典學研究是從唐宋開始，因“唐人開始興起懷疑經典之風，至宋興盛。特別是朱子一派等人，甚至到了敢於改竄經典的地步。”內藤湖南認為從對先秦經典的研究開始進入到對金文、殷墟遺物的研究，是中國古典學研究得以具有科學性的有效方法。內藤湖南稱之為對古典學的科學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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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右起分別為內藤湖南、富岡鐵齋、羅振玉、犬養木堂、長尾雨山
大正十年（1921年），內藤湖南發表《尚書稽疑》，是以疑古思想為前提對《尚書》成書過程的考察。內藤將一向被作為儒家經典的《尚書》降至一般歷史文獻地位，繼而提出了對其進行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該文中作者也得出結論説，“《尚書》中周書以前關於殷商的諸篇，離孔子及其門下的時代已甚遠，而關於堯舜禹的記載不得不認為更是後來附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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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十一年（1922年），內藤湖南發表了《禹貢的製作時代》一文，文中通過對《禹貢》中的內容與《爾雅》《周禮》《職方》等書中的相關記載相對比，並結合戰國至漢時期的知識和思想風氣進行分析，指出《禹貢》一書是利用戰國末年最發達的地理學知識編成，其中雖多少含有部分戰國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數材料都不可能是戰國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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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採用同樣方法所做的上古文獻研究還有《爾雅的新研究》《易疑》等。
大正十三年（1924年），內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論》，該書中，內藤再一次援引歷史指出中國曆來的外族入侵最終都被證明於中國文化發展有益，並重申其“文化中心移動説”，指出東洋文化的中心現已經移至日本，因此由日本來“幫助”中國是於中國和東洋文化有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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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十四年（1925年），內藤湖南做“大阪的町人學者富永仲基”的演講，特別介紹了富永仲基研究佛教歷史的方法“加上原則”，其基本思路是，思想本身的發展進化原則是由樸素單純漸至複雜高遠，其樸素單純的思想是原初存在的，而複雜高遠的思想則為後出，後來的宗派為了超越前之宗派，便將後出的思想置於其原有思想之上，則思想學派的形成是這樣不斷“加上”的。內藤湖南於該演講中同時闡述了這一原則在中國古史研究中的應用。指出中國古史傳説也是這樣不斷“加上”的：孔子在春秋爭霸之時倡言文、武，於是出現了周文王、周武王之説，孔子之後，墨家在文、武之上祖述堯、舜，此後楊朱又在堯、舜之上祖述黃帝，《孟子》又在黃帝之上祖述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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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退休病逝
昭和六年（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昭和七年（1932年）3月1日，滿洲國成立。中國東北一直是內藤湖南的思想中尤為關心的問題，早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內藤湖南在他發表的《地勢臆説》中就指出中國東北對於日本的重要。其總共十次的中國旅行中，七次與中國東北直接相關，一生中也尤為注重滿、蒙史料的收集與相關研究，在其時評文章中，數十篇是專論中國東北問題的。在偽滿洲國宣佈建國的第二天，內藤湖南便發表《關於滿洲國的建設》一文，呼應偽《滿洲國建國宣言》，但內藤湖南關於建立共和政體的主張並沒有被當局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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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八年（1933年）7月，內藤湖南又發表《關於滿洲國今後的方針》，繼續表達自己的主張。10月，此時內藤湖南已在病中，但仍堅持與服部宇之吉、濱田耕作、羽田亨、池內宏等共赴中國東北，參加“日、滿文化協會設立大會”。
[29]
昭和九年（1934年）1月，在日本報刊發佈特輯紀念帝政實施的系列文章中，內藤湖南亦發表了一篇迎合文《值滿洲國帝制實施之際》，這是內藤湖南有生之年最後一篇文章。同年六月二十六日
[2]
，內藤湖南於其家中去世，終年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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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主要影響
內藤湖南漢學研究
- 宋代近世説
首先，從總體上看，內藤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進而內藤論述了他所謂的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狀態的不同。用最概括的語言講，在政治層面，這種變革在於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在經濟層面，宋代貨幣經濟比唐代大大繁盛。在學術文藝層面，首先，唐宋變革表現為經學由唐代前期的注重家法和師法、倡導古説、著述以義疏為主，經過唐中葉，開始有人懷疑舊有義疏、欲立一家之言，一直到宋代轉變為到宋代用本身的見解去重新解釋經學；其次，在文學方面，從文章到詩歌的形式都變得自由，文學由貴族產物轉變為屬於平民。在音樂層面，音樂也由屬於貴族的以樂為主發展為迎合平民趣味的以舞為主。內藤湖南的這一論斷，是基於他的一整套的對中國古代史的分期的思考而提出的。同時，內藤唐宋變革論中的“宋代近世説”也成為他的中國史時代區分學説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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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把中國歷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個時期，每個時期之間又存在一個過渡期：
期數 | 名稱 | 時間起止 | 特徵 |
|---|---|---|---|
第一期 | 從開闢到東漢中期（……—2世紀中期） | 中國文化獨立形成、發展，並向外部擴展的時代 | |
第一過渡期 | 東漢中期到西晉（2世紀後期—4世紀初期） | ||
第二期 | 五胡十六國到唐中期（4世紀初期—9世紀初期） | 中國文化向外擴展的停止時期 | |
第二過渡期 | 唐末到五代（9世紀中期—10世紀60年代） | 外部異民族覺醒，其勢力侵入中國，反作用於中國內部的時期 | |
第三期 | 宋代以後到清代 | 中國固有文化復興和進步的時代 |
他整個的唐宋變革觀念中，居於核心位置的是第一方面，也就是在內藤湖南看來的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由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的變革。而其他三個層面的變化則是基於此變革而產生的副產品。在內藤所構造的這種轉變的框架中，有三個討論元素是他着力強調的，即：君主，貴族，平民（人民、庶民）。此三者間的關係變動演生出了內藤理論的基本內容。
[31]
- 中日文化關係
內藤湖南在論到文化發展時，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長來作比喻，他説：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經歷的文化發展歷程，就像是一個人經歷幼年、青壯年、老年一樣，有其各自的階段性。由此可見，早熟的、過早進入高度發達的中國文明，目前所面臨的弱勢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歐洲與日本今日之強，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壯年之強。“宋代近世説”與其説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中關於近代起於何時的一個論斷，不如説是內藤湖南藉助這一學術發現和論斷，來揭示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性質、特徵及未來走勢的理論前提。
關於中日文化關係的問題，可以説是內藤湖南一生學術活動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問題。內藤認為：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同屬於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一個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這個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長起來的子系統。他甚至説，從文化的關係上看，日本可以説就是中國的一個省。這是內藤湖南在解釋中日文化歷史關係時的“中日文化同一論”。既然“日本文化是東洋文化、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須先了解中國文化”。這也可以説是內藤湖南一生從事中國研究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關於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問題，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動説”，並在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漸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其基本理論如下：所謂“文化中心”是指中國文化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域內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地勢”和“時勢”的關係產生一個文化薈萃的“中心”，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並不是永固不變的，而是發展變遷，向前移動的。如中國文明最早發源於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陽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戰國末，洛陽“地氣盡、人力衰”，於是，在西漢後，長安文明代之而興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長安繁榮”。而“唐來之衰殘”昭示了長安之地“王氣將歇”。長安之後中國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與洛陽、長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東北之地氣形勝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於文化中心，從長安衰落後，就越來越聚集於以虎踞龍盤的六朝故都南京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後中國人文之淵藪。這樣就形成了宋以後中國“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兩股勢力。他預言：東洋文化的發展，有時還會越出本民族、本國的界限，形成一個“東洋文化圈”。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將移至日本，將由日本來代替中國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這就是近代日本的國家使命、文化天職。
- 中國古籍收集
內藤湖南視野廣大，而又不遺瑣細，特重新史料的發掘與運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內藤湖南從文廷式處獲贈《蒙文元朝秘史》全本12卷復抄本，這是當時十分罕見的元史研究珍貴資料，通過內藤此書首傳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曾在瀋陽北塔寺和黃寺分別發現並獲得《滿文大藏經》和《金字蒙文大藏經》，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在瀋陽（奉天）清故宮發現並攝錄《漢文舊檔》《滿文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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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史及滿學開闢一大史源。此皆可謂中國史研究的“預流”。
內藤湖南就熱心於中國問題，至做了京都大學教授後，更是不惜重金購置珍稀漢籍善本。如大正四年（1915年）他曾以1500日元巨資，從文求堂購得北宋刊本《史記集解》殘本58卷，大正十三年（1924年）又購得宋紹興九年刊《毛詩正義單疏本》殘卷32卷。更為神奇的是，在內藤湖南六十華誕從京都大學退休的大正十五年（1926年），他得到的一件生日“禮物”便是天壤間僅此孤本的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殘卷，真是舉世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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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學
內藤湖南是日本敦煌學研究的開創者和推動者之一。大正十三年（1924年）7月至大正十四年（1925年）2月，內藤湖南到歐洲進行學術考察，調查英法等國保存的敦煌古書，蒐集有關資料。早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羅振玉、董康等關注敦煌文獻的中國學者，已將伯希和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書拍攝成照片，並進行整理、研究，出版了《流沙訪古記》《敦煌石室書目》《敦煌石室遺書》等著作；羅振玉給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寄去一批敦煌寫本照片和自己的兩篇有關文章。自此，內藤湖南開始研究敦煌文獻，先後撰寫了《敦煌發掘的古書》等一系列文章。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9-10月，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幾位日本學者，受京都大學委派，專程前往北京調查敦煌遺書，一睹驚動中外學界的部分敦煌劫餘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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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內藤湖南閲覽了六百多件法藏敦煌文獻，並將其中的一百餘件拍攝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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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藝術研究
對中國繪畫史也有很深的涉獵，尤其在“南畫”方面的研究，不僅糾正了當時日本學界、畫界對中國文人畫趣味的偏狹理解，為新的收藏趨向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東方文人畫藝術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價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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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最早論及“南畫”這種藝術風格的是《畫的南北宗派》一文，認為中國繪畫的南北分宗源於對禪宗南北頓漸的比附而非地域關係，而且肯定了文人士夫與職業畫家兩種不同身份和階層對畫風存在至關重要的影響。隨後從1909年開始在京都帝國大學開設“中國繪畫史講座”，始自漢代終於明初，共分九講。講述的主要線索是基於中國文人“南宗畫”的發展演變，所言“中國藝術漫長的發展史歸結起來就是南畫發展史”的論斷，就是其研究“南畫”的總綱領。另外又撰文《清朝的繪畫》《南畫小論——論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拓展了其“南畫”研究範圍和深度。在論述中，內藤湖南將文人畫與院體畫作為對立發展的兩種風格，重視對“南畫”變遷過程和原因的分析，認為這是建立“南畫”與世界文化之間關係和西方人瞭解東方藝術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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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在具體作品分析和鑑定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獨到見解。例如，在討論“南畫”之祖王維的《江山雪霽圖卷》時，認為：“王維的畫保存至今的只有兩幅。一是《江山雪霽圖卷》，由小川睦之輔收藏。明末時曾由馮開之保存，董其昌特意派人從北京將這幅畫借到南京，看到這幅畫後十分喜悦，在畫上題跋，十年後又寫了另一篇跋。不過，這幅畫卷是否是王維的真跡則存在異議。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指出這幅畫是後人的臨摹，這是因為這幅畫存在多處後人補筆之處，有時人們認為這是這幅畫的缺憾，不過筆者認為沒有補筆修改的地方則應是王維的真跡……因此這幅《江山雪霽圖卷》對於研究南畫起源方面有着重要的資料價值。”另一幅為《伏生授經圖卷》。他認為此圖底本為真跡，後人有補筆之處，這種觀點在今天學界仍有一些贊同者。在內藤湖南的審美觀念裏，“南畫”是一種十分高雅的繪畫，尤其是近世的南畫，趣味是十分重要的條件，講究荒寒或者松秀，在奔放的情趣中有一種趣味。內藤湖南的“南畫”研究之所以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其史學研究思維是分不開的，正如當代日本學者谷川道雄所評價的，內藤湖南擅長把握歷史的整體性，強調對歷史變遷過程的正確把握，重視史學研究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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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歷史評價
- 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就是一部四庫全書的化身，他是一個博覽強記、透徹明晰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史學家，而且在經學、詞章、書畫鑑賞等領域也都有很深的造詣，是一個全才全能式的知識分子。 [37]
- 羅振玉：抱經世之略，廣學甑微，無藝不綜，尤精於乙部。交遊遍天下，嗜學問如飢渴，愛朋友如性命。 [38]
- 週一良：先生為彼邦漠學耆宿，治中國史卓然有所建樹，新進學子多出其門下。先生自言，早年頗熱心於政治，又常有志研究日本文學及藝術，三十歲後志趣猶未集中於史學。故雖早應“支那通”之號，其初期著述乃偏重於論列中國時事，富有宣傳性質。如《清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諸書，固不無箴貶得當處；然究其用意，則在導諭日本人士以常識，作來華之基礎，迥不足與言學術。迨棄新聞記者生活後，始專力於學問。舉凡史學文學金石目錄書畫無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學為中心。其方面之廣，精力之強，遑論日本，即我國近代學者中亦不數覯焉。蓋先生漢文根底極深湛，復與中國學者羅叔言、王靜安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國史學，於資料之蒐集，文義之解讀，均無甚困難。而其目光之犀利，資料之運用，則多少亦受西洋學風之影響。先生曾謂早年業新聞記者，故涉獵廣博，迨晚年專治史學，向所究究心者，亦皆足資利用。蓋自博返約，先生得之矣。其於史學最致力中國上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論文皆載《研幾小錄》、《讀史叢錄》二書；而史學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亦曾三致意焉，惟發明較少耳。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來，仍不外日人經營我東三省政策之一面，觀滿蒙叢書所收東北史地諸書之解題，強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窺其意向所在。先生於中國史學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錢竹汀、章實齋。竊謂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於修史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乃承受實齋衣缽；而探討我東北史地，不遺餘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底之意歟。 [2]
- 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即是讓日本以從外向內的姿態進入中國觀察，這就脱離了漢學眼光下的氣理世界……他浸淫中國歷史既久，又多次實地考察，難免仍如同漢學家一般，對於研究對象產生特殊感情，並認為日本有責任將新的活力輸入中國，而這裏的關鍵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他的看法奠基於他對中國地方社會的觀察，比後來有類似主張的西方中國學家早出許多。 [39]
- 河北大學副教授史豔玲：白鳥庫吉開創東洋史學，內藤湖南則建立了支那學……儘管以線性史觀為參照系，但他顯然沒有排除中國的意念。他從中國的歷史去看中國，和白鳥試圖從普遍的歷史去看中國，是有所不同的。內藤雖然實踐了把中國空間化的知識建構， 但他仍試圖從區隔出來的中國歷史本身來解釋中國，認為中國在沒有西洋的刺激之下，比西洋更早進入近世，從而否證了歐美學界的中國歷史停滯論。 [39]
- 南開大學教授楊棟樑：一個無知的民族沒有未來，而濫用知識的民族卻會葬送現在；一個無知的學者會誤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學者卻會誤國害民。內藤湖南本是造詣深厚的漢學家，但是當他墮落為戰前日本侵華國策的智囊後，其學者應有的良知已為狹隘的民族私利觀念所吞噬，豐富的知識則變成了對華擴張有理的詮釋作為戰前日本的大學者，內藤的對華認識和主張對日本政府及民眾產生的大影響是負面的，其深刻教訓值得思考並且，對於所有的知識所有者而言，內藤的教訓不只屬於日本，而且屬於世界。 [40]
內藤湖南軼事典故
內藤湖南交往嚴復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內藤湖南在天津會見嚴復等人，相談（筆談）甚歡。內藤對嚴復推崇備至，贊其文字雄偉，是大家手筆；他“眉宇間透着一股英氣，在這個（戊戌）政變以後人們噤若寒蟬的時候，言談往往縱橫無礙，不怕忌諱，當是這裏第一流的人物”；相比之下，康有為意氣太盛，所以事情（變法）沒能成功。
[33]
[42]
內藤湖南切磋二堂
在學術上，內藤湖南與“二堂”尤多切磋。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羅振玉（雪堂）及王國維（觀堂）舉家東渡日本，內藤湖南與有助焉。大正八年（1919年），羅振玉返國，行前仍於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釋懷，乃致信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謂匆匆歸國，有唐鈔古籍未及付梓，“此願莫償”；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園”（羅氏在京都還另建“大雲書庫”，以作庋書之用）託付二人出售，內藤、狩野遵羅氏所託，“鬻其田宅，舉所獲捐於京都大學以充印書之資”，此即內藤、狩野二氏襄助輯錄刊行之《京都大學文學部影印唐鈔本叢書》。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於此集卷首撰文顯揚羅氏“高義亮節，卓越時俗，而稽古樂善之志，尤可敬重”。
[33]
王國維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與羅振玉一時瑜亮。羅氏於大正三年（1914年）撰《殷虛書契考釋》，在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啓發，讀《山海經》及《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告之羅振玉及內藤湖南。羅氏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載於《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內藤湖南對甲骨文嘗有研究，亦於大正五年（1916年）撰《王亥》一文，採王説“旁加考證”。內藤湖南的學生神田喜一郎認為，“這篇論文可謂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獨創性及對中國古典的造詣見長，深受學術界的好評。
[33]
內藤湖南神交胡適
內藤湖南與胡適雖從未謀面，卻是神交，在學術上惺惺相惜。內藤服膺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章學誠（字實齋）的學問史識，許為“絕學”，於大正九年（1920年）撰《章實齋先生年譜》，昭和三年（1928年）著《章學誠的史學》，以彰其事蹟。大正十年（1921年），胡適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他説，“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大正九年（1920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肯定了“內藤譜”的學術貢獻，認為“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並請青木正兒催促內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遺書”儘快刊佈出來。
[33]
大正十年（1921年）2月3日，胡適在致青木正兒的信中再次提到“內藤譜”：“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蒐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大正十年（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兒覆信給胡適，轉達了內藤湖南的話，對於胡適給予“內藤譜”的“忠言”，“十分感謝”云云，
[43]
內藤湖南還寫了《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讀後》一文評論“胡譜”。
[33]
內藤湖南人際關係
內藤湖南親屬
內藤湖南師友
- 三宅雪嶺，內藤湖南老師。
內藤湖南弟子
- 宮崎市定（1901年-1995年），戰後日本“京都學派”導師，20世紀日本東洋史學第二代巨擘之一。
- 武內義雄（1886年-1966年），日本哲學家，儒家等中國古代思想研究家、文學博士。
- 矢野仁一（1872年-1970年），日本學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開創者。
內藤湖南主要作品
內藤湖南書籍
出版年份 | 書籍名稱 | 出版地 | 備註 |
|---|---|---|---|
1897年 | 《關西文運論》 | 東華堂 | 收入全集1卷 |
《諸葛武侯》 | 東華堂 | 收入全集1卷 | |
《淚珠唾珠》 | 東華堂 | 收入全集1卷 | |
1900年 | 《燕山楚水》（舊名《禹域鴻爪記》） | 博文堂 | 收入全集2卷 |
1908年 | 《滿洲寫真帖》 | 東陽堂 | 收入全集6卷 |
1912年 | 《清朝衰亡論》 | 弘道館 | 收入全集5卷 |
1914年 | 《支那論》 | 收入全集5卷 | |
1916年 | 《清朝書畫譜》 | 博文堂 | 全集不收 |
1923年 | 《寶左庵文》（漢文） | 私人出版 | 收入全集14卷 |
1924年 | 《日本文化史研究》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9卷 |
《新支那論》 | 博文堂 | 收入全集5卷 | |
1928年 | 《研幾小錄》（又名《支那學叢考》）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7卷 |
《玉石雜陳》（漢文） | 私人出版 | 收入全集14卷 | |
《航歐集》（漢文） | 私人出版 | 全集不收 | |
1929年 | 《讀史叢錄》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7卷 |
1931年 | 《新制中等東洋史》 | 金港堂 | 全集不收 |
《新制漢文入門》 | 金港堂 | 全集不收 | |
1936年 | 《東洋文化史研究》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8卷 |
1938年 | 《支那繪畫史》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3卷 |
1944年 | 《清朝史通論》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8卷 |
《支那上古史》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0卷 | |
1946年 | 《先哲的學問》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9卷 |
1947年 | 《支那近世史》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0卷 |
《中國中古的文化》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0卷 | |
1948年 | 《目睹書壇》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2卷 |
1949年 | 《支那史學史》 | 弘文堂 | 收入全集11卷 |
1970年 | 《支那目錄學》 | 築摩書房 | 全集12卷 |
1976年 | 《湖南文存、湖南詩存》（漢文） | 築摩書房 | 全集14卷 |
1969年至1976年 | 《內藤湖南全集》 | 築摩書房 | 全14卷 |
1999年 | 《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行記》 | ||
內藤湖南文章
年份 | 文章名 | 刊載地及頁碼 | 全集卷數 |
|---|---|---|---|
1887年 | 宗教家與教育家 | 《明教新志》2301—2309 | |
1889年 | 佛教在文學上的功績 | 《大同新報》18—19 | |
1890年 | 日本文學與宗教的關係 | 《大同新報》24、26 | |
1891年 | 論日本人的地位 | 《日本人》65 | |
1893年 | 贈渡美僧序 | 全集1卷 | |
重贈渡美僧言 | 全集1卷 | ||
贈渡美僧雜言 | 全集1卷 | ||
1894年 | 所謂日本的天職（上） | 全集2卷 | |
朝鮮的經營 | 《二十六世紀》7 | ||
地勢臆説 | 全集1卷 | ||
日本的天職與學者 | 全集1卷 | ||
1895年 | 讀史小言 | 全集2卷 | |
受動的外交 | 《二十六世紀》16 | ||
儒佛興替説（上） | 全集6卷 | ||
北京城的沿革 | 《太陽》1—20 | ||
1896年 | 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 | 《二十六世紀》19 | |
讀宋史 | 全集6卷 | ||
日俄協定條約可恃乎 | 《二十六世紀》20 | ||
1897年 | 學變臆説 | 全集1卷 | |
時代與中心 | 全集1卷 | ||
語言、思想，事實 | 全集1卷 | ||
支那學變 | 全集1卷 | ||
台灣政治的大目的 | 全集2卷 | ||
台灣施政的革新 | 全集2卷 | ||
1898年 | 明治三十一年的台灣 | 全集2卷 | |
關於近日的外交論 | 全集2卷 | ||
大國民、小人物 | 全集2卷 | ||
清國改革的風氣 | 全集2卷 | ||
支那改革説的二時期 | 全集2卷 | ||
應如何對待康有為等人 | 全集4卷 | ||
梁啓超政變論讀後 | 全集2卷 | ||
非戰論 | 全集2卷 | ||
1899年 | 清國最近的形勢 | 《萬朝報》 | |
支那的現勢與中國的外務方針 | 《萬朝報》 | 全集2卷 | |
清國未燼之改革風氣 | |||
助成支那改革之一手段 | 全集4卷 | ||
列強果真欲瓜分支那嗎 | 全集2卷 | ||
東亞同文會的清國派遣員 | 《萬朝報》 | ||
支那人的一統思想 | 全集2卷 | ||
支那人雜居問題 | 全集2卷 | ||
再論支那人雜居問題（非開放） | 全集2卷 | ||
支那改革的難易 | 全集2卷 | ||
1900年 | 論在清國的領事館 | 全集2卷 | |
明東北疆域辨誤 | 全集7卷 | ||
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 | 全集5卷 | ||
北清事變半歲史 | 全集4卷 | ||
1901年 | 清朝興衰的關鍵 | 全集5卷 | |
關於清國的新政 | 全集3卷 | ||
清國改革難 | 全集3卷 | ||
對清問題的新時期 | 全集3卷 | ||
1902年 | 如何接應清國的改革 | 全集4卷 | |
蒙文元朝秘史 | 全集12卷 | ||
對於支那學術性的調查 | 全集3卷 | ||
再論滿洲條約 | 全集3卷 | ||
清國守舊派的增進 | 全集3卷 | ||
1903年 | 滿洲之價值 | 全集3卷 | |
1904年 | 清國中立問題 | 全集4卷 | |
南滿洲大勢的決定 | 全集4卷 | ||
遼陽戰勝之階值 | 全集4卷 | ||
1905年 | 東洋學術的寶庫 | 全集4卷 | |
1906年 | 日本人在滿洲的最初足跡 | 全集4卷 | |
奉天宮殿所見的圖書 | 全集12卷 | ||
1907年 | 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實錄 | 全集12卷 | |
韓國東北疆界考略 | 全集6卷 | ||
日本滿洲交通略説 | 全集8卷 | ||
1908年 | 間島吉林旅行談 | 全集6卷 | |
1909年 | 間島問題私見 | 全集6卷 | |
間島問題協議案私議 | 全集6卷 | ||
敦煌發掘的古書 | 全集12卷 | ||
1910年 | 東洋史學的現狀 | 全集6卷 | |
卑彌呼考 | 全集7卷 | ||
1911年 | 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考 | 全集12卷 | |
清國的立憲問題 | 全集5卷 | ||
支那史的價值 | 全集6卷 | ||
支那學問的近狀 | 全集6卷 | ||
革命軍的將來 | 全集5卷 | ||
支那時局的發展 | 全集5卷 | ||
1912年 | 奉天訪書日記 | 全集6卷 | |
文溯閣的《四庫全書》 | 全集12卷 | ||
關於支那的時局 | 全集5卷 | ||
清朝開國期的史料 | 全集7卷 | ||
1913年 | 支那現勢論 | 全集5卷 | |
革命的第二次爭亂 | 全集5卷 | ||
以往的滿洲研究 | 全集8卷 | ||
1916年 | 支那將來的統治 | 全集4卷 | |
1917年 | 支那上古的社會狀態 | 全集8卷 | |
關於支那古典學的研究法 | 全集7卷 | ||
1918年 | 拉薩的《唐蕃會盟碑》 | 全集7卷 | |
關於滿蒙叢書刊行 | 全集12卷 | ||
1921年 | 尚書稽疑 | 全集7卷 | |
關於殷墟 | 全集8卷 | ||
爾雅的新研究 | 全集7卷 | ||
何謂日本文化（一、二） | 全集9卷 | ||
1922年 | 清朝初期的繼嗣問題 | 全集7卷 | |
禹貢的製作時代 | 全集7卷 | ||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 | 全集8卷 | ||
1923年 | 易疑 | 全集7卷 | |
1924年 | 被焚燬的蒙、滿文藏經 | 全集7卷 | |
1926年 | 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 | 全集8卷 | |
歐洲所見東洋學資料 | 全集12卷 | ||
宋樂與朝鮮樂的關係 | 全集7卷 | ||
1928年 | 章學誠的史學 | 全集11卷 | |
1929年 | 關於飛鳥朝支那文化的輸入 | 全集9卷 | |
奴爾幹永寧寺二碑補考 | 全集7卷 | ||
清朝開國期的史料補錄 | 全集7卷 | ||
1930年 | 關於宋元版本 | 全集8卷 | |
注：後被全集收入的，只標全集卷數，未收入者，標當時報刊名 | |||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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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尚書稽疑》，《支那學》第一卷第七號（ 1921 年 3 月）：築摩書房，1969：9-22
- 25. [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第 七卷，《禹貢的製作時代》，《東亞經濟研究》第六卷第一號（ 1922 年 2 月 ）：築摩書房，1969：16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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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美]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4
- 48. [美]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78
- 49. [美]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04
- 50. 李慶．《日本漢學史 第1部：起源和確立 1868-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32-433
- 51. 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八輯）》：大象出版社，2003：62-63
- 52. 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八輯）》：大象出版社，2003：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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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內藤湖南:漢學為一生寄託，中國為學問歸宿 ．鳳凰網[引用日期2023-08-10]
- 55. （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漢詩文集[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01：出版前言
- 56. （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漢詩文集[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01
-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