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論

以下轉載李華瑞先生的《20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以期大家能夠對此有充分的瞭解。

20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

李華瑞 ^[1] 

近年來，唐、宋史學界不約而同地認識到，打通唐宋斷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徑。 ^[1]  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紀頗有影響的“唐宋變革論”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故重新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於是有關這個話題的討論會和相關文章也日漸多起來，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筆者在這裏僅對過去的討論作一些梳理。

依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劃分歷史階段是歷史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台灣《中國通史論文選》的編輯者説地好：“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研究歷史就是要明瞭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説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在於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瞭解各時代的特性。” [1]從這個角度而言，唐宋變革説實質上就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分期。

唐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雖然從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學者認識到這種變化，但是從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變革”當首推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1910年，內藤湖南在日本《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上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種新觀點是建立在新的歷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他説：“由於過去的歷史家大多以朝代區劃時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為通用語，但從學術上來説這樣的區劃法有更改的必要。不過，為了便於討論，在這裏暫且按照普通的歷史區劃法，使用唐宋時代一詞，嘗試綜合説明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情形。”[2]

內藤湖南先生所説的“從學術上”重新劃分中國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大致是受了歐洲人的傳統分期法的影響，即所謂“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統分期法，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而日本史學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稱為 “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內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的時代劃分是“上古（至後漢中葉）；中世（中古，從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近世（前期：宋元；後期：明清）”。其後，宮崎市定在繼承內藤湖南觀點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適用於東洋史，即從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釋“近世”概念，認為宋以後是中國的近世文藝復興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變化和反思，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被日本史學界運用到中國史的研究中，“由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興起．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普遍發展這一所謂世界史的基本法則適用於中國史，宋史研究這一領域也不例外”[3]。具體到“唐宋變革論”則表現在提升了社會經濟史在論證唐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説為了論證中國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樣發展，檢驗封建制被視力佔有關鍵位置的論證。

中國學者對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時代劃分與日本學者有很大不同，中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分期雖然多種多樣，但較有影響的大致有兩種。

（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國歷史分作兩大周：“第一週，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大致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第一週的中國可稱為古典的中國。第二週，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第二週的中國已不是當初華夏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新中國，一個綜合的中國。雖然無論在民族血統上或文化意識上，都可説中國的個性並沒有喪失，外來的成分卻佔很重要的地位。”[4]顯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觀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力圖打破歐洲人的傳統分期法。在雷先生看來，唐宋處在第二週，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個大的過渡，是一個綜合與創造的時代，宋代的300年則是一個整理與清算的時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個社會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20世紀50至80年代初，歷史分期曾是中國史學界一個熱門話題，但多集中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起始，形成十數種説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西周封建説、戰國封建説和魏晉封建説。而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雖然也有多種標準和劃分方法，但唐宋時期處在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為大多數學者及教科書所認同：唐朝和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兩個重要朝代，在社會性質上沒有發生什麼根本變化，但放眼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全過程，就會發現，從唐中葉到宋代確實發生了一些重要而顯著的變化。除此外在封建社會的後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亂、兩税法頒行、唐末農民戰爭、北宋建立等斷限。

所以在認識唐宋之際發生巨大變革上，中國學者與日本學者有相同之處，但在變革的社會性質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學者的“宋代近世説”與“宋代中世説”

內藤湖南認為唐宋變革或者説是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應根據“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這一點，而從貴族政治進入君主獨裁政治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在中國唐宋時期“貴族的失勢的結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較為接近，任何人要擔任高職，亦不能靠世襲的特權，而是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與此同時，人民的地位亦有顯著變化。中國本來不是以法治國，不承認人民的權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財產私有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貴族時代，人民在整體貴族眼中視若奴隸，隋唐時代開始，人民從貴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國雖然完全不承認人民的參政權，但貴族階級消滅後，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對，亦是進入近世政治以後的事情”，具體説“唐代租庸調製，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納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產成果。唐代中葉開始，這個制度自然崩壞，改為兩税制，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經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間等級的官吏亦改為選舉”，“官吏從君主獨裁時代的配合庶民方式變為容許機會均等”。朋黨的性質亦有所改變，“唐代朋黨以貴族為主，專事權力鬥爭，宋代朋黨則明顯地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不同主義”；經濟亦有顯著變化，唐宋之交為實物經濟之終結，貨幣經濟之開始。學術文藝的性質亦有明顯變化，經學由重師法、疏不破注變為疑古，以己意解經；文學由注重形式的四六體演變為自由表現的散文體，詩、詞、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轉為自己發揮。總而言之，貴族式的文學一變而為庶民式的文學，音樂、藝術等亦莫不如此。[6]

宮崎市定發展內藤湖南的學説，添加了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宋代近世説，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四點。⑴貴族所有莊園的農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為原則的新社會出現。⑵過去門閥貴族獨佔的政治特權不被承認，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舉制向萬民開放。⑶由於貴族制被打倒而發生了新的資本主義潮流，財閥、地主階級取代舊貴族，因而產生了教育權、參政權被他們獨佔的傾向。⑷既然佃户變成了獨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約義務後有轉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縛。地主利用佃户的弱點進行殘酷壓榨，這並非法制上的權利，而是資本主義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縛、地主的恣意壓榨和佃户身份的隸屬性等事實。同時他認為，宋代以後確定了個人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買賣即是出讓所有權，這是尊重契約的表現。以上這些便是近世社會發展的特徵。[7]

“根據宮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國宋元時代認作近世社會的場合，中國近世社會被認為與西亞、南亞或者歐洲近世社會共同的時代特徵；簡而言之，即可以説是由農村時代向城市時代推進的社會構造的變化和由宗教時代向學問時代演變的文化形態的變化。……如果從中國史的立場來定位宋元時代史的話，首先即可定義，這是從五代分裂時代經過宋朝的中國本土農耕地帶的統一，以達到包括遊牧狩獵地帶在內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統一的時期。如果重述一遍，這一時期是宮崎市定主張的，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伊斯蘭教期的西亞平行的中國的近世社會形成期．”[8]

與宋代近世説相對立的是宋代中世説。這一説以仁井田升、石母田正、池田誠、堀敏一、柳田節子、渡邊信一郎等為代表。

前田直典根據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論，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僕耕種，均田制破壞以後，土地由佃農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學説，在二戰後首先舉起批判“內藤史學”的旗幟，提出唐末是以奴隸制為特徵的“古代”社會終結説。此説並不倡導“宋代中世説”，但開了“宋代中世説”的先河。其後，宋代中世説的核心觀點是：⑴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為古羅馬的奴隸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後形成的莊園制是隸屬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國的地主由於生產手段的貸給是通過債務關係，佃户置於家長制的嚴格統治之下，因此隨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強，佃户的奴隸性質也很頑強，即是所謂古羅馬的無遷居自由的耕佃制關係。⑵中國中世紀封建制為農奴制，把農奴制作為地主佃户關係，確定唐宋變革為從唐代奴隸社會（奴婢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豪門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轉變為宋代農奴制社會（佃户作為直接生產者的新官僚階層的大土地所有）。⑶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給自足經濟、擁有土地以外的生產工具而獨立經營以及經濟外強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為封建社會，唐宋變革是封建制的再組成。⑷唐中葉以後，兩税法是把實現了事實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過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屬關係之中徵收地租的體制。宋代負擔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農民是中户中產階層。他們作為典型。編成的主產階層被理解為典型的國家農奴，故唐宋變革是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宋代中世説的理論依據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學説，雖然論證互有差異，但在兩點上是相通的：⑴唐末是“古代”（奴隸社會）的終結；⑵從宋代開始進入封建制（農奴制）。[9]

2．中國學者對唐宋變革的基本看法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10]

錢穆先生説：“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人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11]

傅樂成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中論述了唐朝與宋朝學術文化的不同：“大體説來，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對唐代文化直接發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其中後兩種因素自外族傳人，而且是經歷數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對這三種文化因素的承襲，也以後兩種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時間中，它們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異彩特色。至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從魏晉開始，即受這三種文化因素的壓制，日漸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後期，儒學始開啓復興的機運”，“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曰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脱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點。”[12]

以上幾位前賢雖然沒有從歷史分期的角度劃分唐宋時代的社會變遷，但他們從不同角度敏鋭地觀察到唐宋之際顯著的社會變化。20世紀後半葉中國大陸學者在討論封建社會前後期發展變化時，也不同程度地論及唐宋時期社會的巨大變遷。

侯外廬先生較早運用唯物史觀探討封建社會內部分期，他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及其前期向後期轉變的特徵》一文中明確指出，“唐代則以建中兩税法為轉折點，以黃巢起義為樞紐，處在由前期到後期的轉變過程中。”[13]

胡如雷先生認為，從北宋開始，農民起義的綱領性口號發生了顯著變化。王小波、李順起義首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南宋鐘相、楊麼起義繼之以“均貧富，等貴賤”的口號。明末農民戰爭中李自成更把傳統的“均貧富”發展為“均田免糧”，為清代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開了先河。這些口號説明，雖然多數農民起義仍然打擊封建王朝，有些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且取得了改朝換代的成果，但作為時代特點，這些綱領性口號都把打擊地主經濟、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確地寫在了鬥爭旗幟上，正是這一點顯示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新的時代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紀末發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均貧富”的綱領性口號，這件事集中反映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革，反映了農民階級社會地位的變化。其次，唐代雖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對，土户與宋代的主户還有區別。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後，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確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變化。所以，北宋的建立並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標誌着歷史時代的轉折，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14]

漆俠先生認為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是一個比較煩雜的問題，須要進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這個時期的變革雖然是中國封建經濟制度內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觀注意的是，它是唐代農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轉化的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他進一步從各個方面加以論證：⑴唐中葉以來各種形式的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於絕對的優勢地位。⑵在土地私有制居於壓倒性優勢地位的同時，土地佔有諸階級階層也發生顯著變化，從而使土地佔有關係出現了新的格局。這個土地佔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興的土地兼併勢力取代了以山東士族為代表的舊的土地兼併勢力，逐步爬上社會的極峯。⑶封建租佃制關係取代農奴制而逐步居於支配地位。⑷兩税法取代租庸調製而成為主要的税法。⑸經濟關係的變革推動了經濟的發展。⑹經濟領域裏的變革對文化思想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山東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禮學的衰亡，數百年來社會壓迫氣氛一朝消散，人們的思想，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在相應程度上得到解脱，這對於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學風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説到底。經濟領域裏的變革，為文化思想領域的發展，帶來一個較為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是值得認真研究和闡明的。[15]

王曾瑜先生認為：“從中唐至明清的情況看來，最基本的階級關係變化有兩條。一是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農民與地主的身份性差別有所縮小；二是僱傭制逐步有所發展。”[16]張邦煒先生在評論王著《宋朝階級結構》時説：“作者並不一定屬於唐宋變革論者，可是書中依據大量史實所作出的不少結論，恰恰起到了為唐宋變革論張目的作用。在地主階級內部的變動方面，作者論述了客户、形勢户正式作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現這三大歷史現象；在非主體階級方面着重探討了坊郭户的形成與某些法定賤民的消亡這兩大歷史過程．表明了唐宋變革時期階級狀況的變動及其變化的時代進步意義。”[17]

朱瑞熙先生指出，從唐代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它經歷從五代十國直到明代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前共約800年時間。由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變化到宋代定型，呈現出不同於過去的社會新面貌。宋代社會的新面貌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首先是物質生產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土地佔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其次是以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政治和精神的基礎，整個上層建築包括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學術等意識形態以及風俗習慣都出現了相應的變革。再次是人民羣眾在新的歷史環境裏，以不同於以往的革命目標和方式進行階級鬥爭。這一切因素互相聯繫，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宋代社會面貌的生動圖畫。[18]

張邦煒先生從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於譜系”到“不問閥閲”的演變，為“唐宋變革論”提供證據。他以為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一場具有劃階段意義的變革，除婚姻制度的變革是明證外，還可以舉出若干。諸如，科舉方面的“取士不問家世”、教育方面的“廣開來學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學術方面的從漢學到宋學、文學方面的從“雅”到“俗”、書法方面的從碑書為主到帖書為主、繪畫方面的從宗教畫、政治畫為主到山水畫、花鳥畫為主，等等。這些極富於時代感的變化儘管形形色色、多種多樣，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驚人地相似和一致。他們通通是隨着“田制”經濟解體之後經濟結構的變化、門閥政治崩潰之後等級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諧地構成了一幅豐富多彩的宋代社會生活畫卷。所有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個與魏晉南北朝乃至唐代不盡相同的歷史時期。同時，他還認為這場變革的性質無疑屬於封建社會內部的變革，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標誌着宋代進入了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

以上所述只是中國學者討論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部分論斷，但亦足窺其全貌。

如果比較中日學者對唐宋變革觀內容的表述，可以發現有以下幾個特點：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日學者討論唐宋變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儘管中日學者對封建社會是領主制還是地主制的內含理解不盡相同，但都從封建社會中的地主與農民、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基本社會關係、社會階層身份、土地佔有制等方面的變動展開討論則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學界對唐宋變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東京學派並不贊成京都學派的宋代近世説，在50年代前半期，關於唐宋變革，可以歸納為宋代“中世農奴制成立説”、“過渡期説”（石母田）、“自由社會成立説”（宮崎）、“封建制再組成説”（池田），幾種觀點並存，也出現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認變革的説法。[20]而中國學者把唐宋之際出現的變革作為封建社會前後期轉變的路標則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會後期的起始斷限上還存在一些不同意見而已。在宋代屬於封建社會這一點上，日本東京學派與中國學者的觀點相似。

3．在社會性質上，日本學者的宋代近世説與中國學者的宋代封建中後期説有很大差異，但對宋代的社會發展程度有較高的估價卻相距不大。宮崎市定先生所謂“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21]，“宋代人們的生活環境，與此前的中國劃出了分界線，而是指近於我們現代的”[22]。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説對唐宋變革的代表性估價。中國學者對唐宋變革也有很高的評價，如漆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兩個馬鞍形”：從總的方面考察，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生產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馬鞍形這樣一個過程，自春秋戰國之交進入封建制後，社會生產力由於基本上擺脱了奴隸制的桎梏，因而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到秦漢時期便發展到第一個高峯。魏晉以下，社會生產力低落下來，到隋唐有所恢復、回升，從而形成為第一個馬鞍形。在唐代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宋代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從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峯，元代生產急遽下降，直到明中葉才恢復到宋代的發展水平，這樣便又形成了第二個馬鞍形。這兩個馬鞍形成的依據。主要是通過從冶鐵技術和鐵製生產工具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墾田面積的擴大和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這四個方面進行考察得出的。[23]

鄧廣銘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説已經達到了登峯造極的高度。”[24]

4．日本學者的宋代近世説，是站在世界史的範圍，認為中國的宋元時期與西亞、南亞、東亞及歐洲的近世化過程相同步，或者説是世界近代化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中國學者，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大陸學者的討論，雖然也比照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歷史，但多強調中國的獨特性，並顯現出就中國論中國的“閉關自守”式的研究傾向。因而，中國學者對唐宋變革的觀點在世界範圍內未產生多少迴應和反響，但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論卻產生了極大反響。如法國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白樂日進一步認為，研究宋史將有助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繼白樂日之後，著名漢學家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把宋代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他説：“11-13世紀期間，在政治社會或生活諸領域中沒有一處不表現出較先前時代的深刻變化。這裏不單單是指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人口的增長、生產的全面突飛猛進、內外交流的發展……），而更是指一種質的變化。政治風俗、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和經濟形態均與唐朝貴族的和仍是中世紀中期的帝國完全不同。一個新的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徵可以説已是近代中國特徵的端倪了。”[25]

美國宋史學界長期傾向於認為唐宋之際中國歷史從中古轉向了近世。近二十年來，美國學術界在唐宋變革的研究方向上，雖然出現新的變動，即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新解説。其主要特徵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變革是中國走向歐洲式近代的一個轉折；二是越來越重視思想文化變遷的歷史影響，但美國學術界受唐宋變革論的影響之深，是不言而喻的。[26]尤其是在歐美學術界盛行的“宋代經濟革命”説，可以説在相當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際變革論的影響推向極至。宋代經濟革命，一般是指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信貸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業革命、市場結構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化。

5，前揭日本學術界東京學派並不贊成唐宋之際的變革意味宋代進入近世發展階段，而是主張古代向中世的轉移，也就是説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雖然對唐宋之際變革的社會性質的認識不盡相同，但在認同唐宋之際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則又殊途同歸。中國學者則不同，不僅認為唐宋之際的變革屬封建社會內部前後期轉移，而且有部分學者採取了比較低調的看法：“不應過分誇大這種變革，兩個時期間不存在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27]。關履權先生認為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説、錢穆先生提出的“宋代開始了平民社會”和巴拉茲聲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為“現代的拂曉時辰”等都是“對宋代的歷史地位估計過高”。[28]王曾瑜先生認為“自秦漢至明清，社會也有不少變動，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學者稱之為唐宋變革期，他們圍繞這個命題，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的確，人們可對比唐宋時代，從階級狀況，到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文化等，列舉出不少變化的史實。然而若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則至多隻能算是一個小變革期。”[29]

根據以上的簡要敍述，提出個人兩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20世紀中日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關注和探求唐宋之際所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革，並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及論證。當然由於日本學者從世界史的角度出發探求唐宋社會變革，因而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反響，而中國學者多囿於就中國論中國的內部社會發展機制探求唐宋變革，其影響遠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學者不夠重視或説未有研究，而事實上是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問世，因而今後在討論唐宋變革問題時，應當充分重視和利用中國學者已取得的成果。

二是如何正確評估唐宋社會變革的歷史作用和意義，在現今仍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論是贊成宋代近世説，還是批評所謂的“宋代經濟革命”，可能在今後的討論中更應把握一個“度”，以避免過高或以偏概全的評價，並在各種制度、社會現象等實際問題上做深入細緻的探求，庶幾可以接近唐宋變革的本來面目。

[1]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論文選》，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頁。

[2]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第10頁。

[3]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譯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第22頁。

[4]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煙捲第1期（1936年）。

[5]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6]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譯文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ll-18頁。、

[7]鶴見尚私；《日本史學界的中國封建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7期；詳見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譯文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中華書局1992年版；《從部曲到佃户》上、下．《東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8]佐竹靖彥：《宋代時代史基本問題總論》，譯文載《宋史研究通訊》（總第30期）1997年第2期。

[9]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鶴見尚弘：《日本史學界的中國封建淪》，《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7期。

[10]陳寅恪：《論韓愈》，《歷史研究》1954年2期；參見胡戟：《漢魏隋唐歷史底藴的初探--歷史大勢，禮儀制度與士人的追求》，載《1997年中國唐史高級班，唐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彙編》。

[11]錢穆：《理學與藝術》．《宋史研究集》第七輯，台灣書局1974年版，第2頁。、 ．

[12]傅樂成：《唐型文化與漢型文化》，載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論文選》，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頁。

[13]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14]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第7期。

[15]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6]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頁。

[17]張邦煒：《著之即久，其發必厚--讀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宋史研究通訊》（總第29期）1997年第l期。

[18]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前言”，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周寶珠、陳振：《簡明宋史》“緒言”亦有相類的論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張邦煒：《婚姻與社會：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頁。

[20]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譯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

[21]引自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22]引自佐竹靖彥：《宋代時期基本問題總論》，譯文載《宋史研究通訊》1997年第2期。

[23]鄧廣銘、漆俠：《兩宋政治經濟問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頁。

[24]鄧廣銘：《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頁。

[25]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頁。

[26]包偉民：《近二十年來的美國宋史研究》，《光明日報》2000年11月3日《歷史週刊》；包弼德（Petcr K.Bol）：《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3期，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27]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第7期。

[28]關履權；《兩宋史論》，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7頁。

[29]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作者李華瑞，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郵編：071002）

（責任編輯：侯雲灝）

（責任校對：李桂芝）

原刊《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