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

詞目：租佃

拼音：zū diàn

[rent out land to tenants] 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由農民承佃

土地、山林、水域佔有者(主要是地主)把佔有物出租給人使用而進行剝削。 ^[1]  宋蘇軾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

農業租佃的範圍和形式各有不同。一種形式是，地主供給全部資金，有時還供給佃户以食物、衣着和醫療費用；另外一種形式是，佃户提供所有農具設備，並在農業經營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政府均不斷採取措施改善佃農狀況 。 這些措施通常都集中於限制地租、規定最短租賃期限、保證佃農為改善農業而投放基建的費用取得補償權。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地主財產有時被剝奪並分配給農民。

中國古代徽州府租谷簿中國租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以分成3個階段。①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租佃制度產生並初步發展。②從隋代至元代，立契租佃制度普遍流行。③自明代到中華民國時期，單純納租關係的租佃制度逐步發展。從總體看，1949年以前，中國的租佃制度並沒有全面進入單純納租關係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租佃關係尚未發生。土地改革運動後，中國大陸的封建租佃制度被取消。

租佃制度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春秋後期，周天子對土地的最高支配權喪失，“公田不治”，土地關係逐漸走向私有化，井田制破壞，封建依附關係開始產生、發展起來。新興的地主階級改變舊的剝削方式，招徠逃亡奴隸和破產平民，作為自己的“私屬徒”，把土地分給他們耕種，從中收取地租，租佃制度於此產生。這就是董仲舒説的自商鞅變法後，土地得以買賣，小民破產者無以為生，“或耕豪民之田，見税什五”的情況。所以中國古代的地租，從租佃關係產生之日起，就由實物地租佔支配地位。而實物地租的基本形態是分成租制，主佃分成的比例通常是“見税什五”。

在秦漢時期，租佃制度得到初步發展。由於土地兼併，越來越多的小農喪失土地，淪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農。同時，專制國家為解決流民問題，也將大量的封建國有土地出租給農民，即“假民公田”。西漢宣、元二帝時（前86～前50），前後凡八次下詔，“假民公田”。承租官田地者向國家納租，租率一般在收成的四五成之間，稱作“假税”。據居延漢簡的記載，西漢官田租中已出現個別定額租的情況。另外，當時也有一定數量的官田地被權家、豪民所攬租，他們或驅奴耕種，或轉手再出租給小農，以致“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歸公家也”。這説明在官田地的租佃關係中已經出現了“二地主”的現象。

從東漢末年起，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豪強地主勢力的膨脹，並進而形成士族地主集團，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租佃關係也進入了一個人身依附關係特別嚴重的階段。

這一時期依附於世家大族的租佃農民來源略有不同，主要來自由破產小農轉化而成的徒附，此外還有賓客、宗人及被放免的奴隸。這些依附農民承租莊田，進行耕作，向主家納糧完租，“輸太半之賦”。除實物地租外，他們要無償地為田莊主服勞役，如破伐林木、修治陂渠、營造院宇、擔任運輸等。田莊主還把他們編制起來，組成私人武裝，平時為主人看家護院、巡警守衞，戰時則跟隨出征，由此逐漸形成部曲、家兵制度。他們一般都脱離了專制國家的控制，繫世家大族的私屬。從曹魏的“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數各有差”的措施，到西晉的官吏依品級佔田、蔭客、蔭親屬制的規定，以及東晉的給客制，説明專制國家已逐漸對世家大族蔭占人口的現象予以法律確認。所以當時的依附農民沒有自己獨立的户籍，而附註於主家之籍。他們只有通過自贖或田莊主的放遣，才能脱離依附關係，獲得自由。

曹魏初年，曾廣泛推行屯田，把民田的租佃制度應用於官田，因此民屯中的屯田客及軍屯中的士家身分地位，明顯地帶有時代的特徵，受國家的嚴格控制。

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大田莊普遍存在依附性很強的租佃關係的同時，一般民田的租佃中已經出現個別的締結契約關係的現象，新的租佃形式正在悄然形成。

從隋朝至元朝（公元6世紀後期至14世紀），立契租佃制度普遍流行。

唐朝前期，立契租佃制已經相當盛行。唐朝中葉，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均田制終於破壞，多數自耕小農喪失土地，淪為封建地主的佃農。租佃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比例遂迅速擴大，並進而佔據主導地位。

唐朝前期，除了封建貴族及其從屬的部曲與奴隸外，其餘都是編户百姓。唐律明確禁止百姓浮浪他所。中央曾多次遣使蒐括浮逃户（見括户）。中期以後，政府推行使浮逃户着籍的政策，着籍者稱為客户。雖然這時客户中的多數是佃食客作者，但它卻只是與“土户”對稱的”客籍户”的簡稱。客户的含義到宋朝才發生重大變化，成了“無產而僑寓”的佃户的代稱，而與主户（税户）相對稱。根據宋朝户籍資料分析，當時客户約佔全部户數的三分之一；同時，主户中的第五等下户也普遍租種地主的土地。所以宋朝以後，佃農成為社會生產的主體。由於租佃制度的流行，秦漢以來對大土地所有者帶有貶意的稱呼如“豪民”、“兼併之徒”等，逐漸廢棄不用。在唐宋文書中，已公然稱其為“田主”了。

普遍實行立契租佃制，是這一時期租佃關係發展的主要特徵。據出土唐代文書證明，在西州的土地租佃中，契約關係十分流行，以致重要的生產工具例如耕牛的租賃，亦需締結契約。入宋以後，締結契約成為形成租佃關係的基本形式。官田的租佃，一般也訂立契約文書。

這一時期的租佃契約，從本質上説雖然仍是封建地主剝削農民的憑據，但它畢竟在歷史上第一次對主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都作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當時的租佃契約，一般都分畫疆畎，寫明田主、租田人和見知人，並規定地租的數量、交納形式，以及租佃的期限等。對佃農來説，契約基本保證了他們在一定時期內對土地的耕作權，以及當契約限滿之後退佃“起移”的自由。北宋天聖五年（1027），宋廷明確規定：今後“私下分田客”當每年收田畢日，可不必取得主家的憑由，商量去住，各取穩便。立契租佃制的普遍化，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隋唐以後租佃制度的發展還表現在其它方面。

首先，地租形式發生局部變化。唐宋時期，除個別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勞役地租的成份還比較高外，一般地區廣泛實行產品地租，其中實物定額租的比例有了擴大。

在實物分成租下，因收成與地租額直接相關，所以地主往往監督、干預生產，他們對佃農的超經濟強制也較為嚴重。定額租是從分成租發展而來的。在定額租下，不管收成多少，農民都得按契約規定交足地租，所以地主已不再直接干預佃農的生產，這有利於佃農的獨立經營。同時，由於在定額租下增產部分可由佃農支配，所以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因此提高。據文書分析，唐朝前期西州地方的土地租佃中，已主要流行定額租，宋朝兩浙﹑江南等經濟比較發達區域民田的租佃，也已較多地實行定額租制。租佃的官田，更是大多交納定額租。

產品地租的租額，仍普遍實行“中分其利”的分成租，若佃户租借了主家的耕牛，還需另加牛租一二成。定額租視田地的肥瘠不同而相差很大，但一般仍為產量的一半。除正租外，地主們無不巧立名目徵收各種額外地租，如耗米、斛面、佃雞、麥租等。中國古代額外地租的各種名目，絕大部分宋朝都已出現。此外，地主還用“劃佃”等手法，不斷提高徵收的地租額。

在普遍實行產品租的同時，貨幣關係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地租形式。在唐朝的西州，租佃“常田”的預付租，大多為貨幣。宋朝的官田租大量採用貨幣形式，不過這主要是出於財政的需要。比較有意義的是當時民田桑麻地的地租普遍交納錢租，以及一些僑居城鎮的遙佃户收折錢租，這反映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其次，在宋朝官田的租佃經營中，出現了大量的由形勢户包佃的現象，形勢户包占官田，已不再像兩漢豪民將其部分直接經營，驅奴耕作，而是全部轉手再租給小農，充當二地主，從而形成業主、田主和種户的三層關係，使租佃關係更加複雜化。此外，部分官田佃户已經取得了實際上的永佃權，他們常常子孫相承，視官田”如同永業”。因此，宋朝的法律又規定租佃官田的佃户可以將佃權轉移讓渡。在轉讓中，新佃户須向舊佃户支付一定的代價，這就是所謂酬價交佃或隨價得佃。不過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佃權）分離的現象，當時在民田中尚未發現，説明永佃權還處在萌芽狀態。

最後，佃户的法律地位逐漸明確。

秦漢以來，佃農一直是世家大族的私屬。直至唐朝，佃種大地主莊田的農民仍多“王役不供，簿籍不掛”。趙宋立國後，把客户登錄簿籍，從而成了封建國家的編户齊民，他們的户籍權得到了承認，同別的編户齊民有了平等的關係。

儘管如此，佃客與主人的關係，在法律地位上卻始終存在着主僕名份，是不平等的。而同罪異罰，則是主客法律地位不平等的主要表現。只是在宋初，佃客與田主在服刑上，封建法律尚未作出不平等的明確規定。仁宗嘉佑七年（1062），宋廷才規定，地主毆殺佃農，地方官可以奏申朝廷，“取赦原情”。到了神宗元豐七年（1084），又進一步規定田主毆殺佃客，可減罪一等，即將佃客的法律地位比平民降低了一等。此後，直至元代，主客這種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日趨擴大，佃客甚至低於平民三到四等。此外，在這一時期，有關佃農的其它各項法律條文，也日臻明確。

封建法律上的主佃關係是根據宗法家長制（見宗法）下不同關係來規範的，這表明中國的主佃關係具有家長制度的形式。

宋元間佃農法律地位低下的事實，説明存在較嚴重的人身依附關係，租佃關係的發展還沒有進入完全成熟的階段。

自明朝到中華民國時期（14世紀末至1949年），單純納租關係的租佃制度逐步發展。

明清以後，封建租佃關係發展的主要標誌是主佃之間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衰落，宋元以來關於貶抑佃農地位的法律條文已被廢棄。明清時期各地此起彼伏的佃農反抗鬥爭，既是導致人身依附關係削弱的重要原因，又是這種削弱的反映。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下詔規定：“佃户見田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主佃間雖仍有少長之別，但封建禮儀畢竟不同於法律條文，它更多地屬於社會道德的範疇。這一詔書第一次使中國歷史上的佃農在同田主的關係上也享有了平民的法律地位。到了清朝雍正五年（1727）頒定新制，進一步禁止“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户”。當然，明清佃户還遠沒爭得與田主完全平等的地位，地主們還可以利用政權、族權、神權來壓迫他們，但封建法典的更改畢竟反映了租佃關係的深刻變化。

明清時期，局部地區還存在着一種依附關係較強的租佃制，即佃僕制，它靠習慣和文約來維持，是宋元以來某些落後生產關係的殘存，但它的延續，又與明清時期紳衿地主集團的發展有關。佃僕制流行於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廣東、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區，皖南的徽州地區尤為盛行。不同地區對佃僕的稱謂也有差異，如世僕、莊奴、莊僕、火佃、細民、伴餘、伴 等。佃僕制度的主要特徵是佃僕比一般佃農更為窮苦，處於與奴婢或僱工人相似的地位。他們除土地以外的主要生產資料均需由地主提供，與地主之間有嚴格的終身及子孫相繼的主僕名份關係。即使退佃，名份永存。

不過明清的佃僕制已處於不斷衰落的過程中，尤其是清中葉以後，佃僕對主家的隸屬關係出現了鬆弛的趨向。如服役範圍從無休止的“分外之徵”趨向相對固定化，並需支付一定的酒資、小費。佃僕的數量日益減少。部分佃僕用贖身的辦法，解除了與地主的主僕名份。同時，封建法律也有所變化。清雍正五年上諭，要將皖南伴 、世僕中“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開豁為良，開始了一個在法律上縮小世僕範圍的過程。嘉慶十四年（1809），皖南被開豁為良的世僕達數萬人。道光五年（1825），又下達過類似的上諭。清末，佃僕一般只存在於一些強宗大族和縉紳地主的宗族內；民國年間，則多為封建宗法勢力強固的宗族之祠堂所擁有，私人佔有者已屬罕見。

明清時期，地租形式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實物分成租仍流行於全國，但已經開始了從分成租向定額租的全面轉化。定額租制下的主佃關係，一般只是一種單純的納租關係。這是當時租佃制度的主流。勞動地租只在個別地區殘存。有的地方，地主欲求佃農送租上門，已須支付一定的“腳力錢”。地主不再指揮生產或關心生產的好壞，以致出現了“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處者”的現象。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從定額租轉化而來的由以折納實物的貨幣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當時的貨幣租仍屬於封建地租的範疇，在各類地租形式中所佔比例也不大。至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江蘇省，貨幣租約佔地租的百分之十六；浙江、安徽均為百分之十。

商品經濟發展、人身依附關係削弱和定額租的流行，帶來了押租制與永佃權的發展。

押租制就是佃客在開始承佃田地之時向地主交納一定數量押金的制度。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福建的個別地區已有實行押租的記載，清初，押租制漸次流行，至乾、嘉年間（1736～1820），已遍及十八個行省。押租一般具有兩種涵義，其一，它代表一定的地權，故又稱“頂首”、“基腳”等；其二就是作為地租的保證金，所以有的地區稱之為“信錢”、“押腳”、“墊金”等。“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就這一點説，押租制的性質與當時流行的預租制相近。押租制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佃農抗租鬥爭激化，租佃間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化，使單純靠超經濟強制實現地租遭到了嚴重困難，因而需要經濟關係作保證。押租額一般都視地租額為高低，但各地區並不一致，有的地方押租額高出地租許多。押租一般交納貨幣。由於交納押租使佃農損失了一定的利息，以及地主常常抑勒佃農加押，或當佃農退佃時拒絕退還押金，即所謂“爛押”，押租制使佃農所受的經濟剝削加重了。民國年間，押租制仍在各地普遍流行。

所謂永佃權，就是對同一塊土地，在地主對它擁有田底權（所有權）的同時，由佃農擁有它的田面權（使用權）。地主在買賣田底時，不能隨意更換這塊土地上的佃農，而佃農對土地的使用，以及在轉讓田面時，也不應受地主的干預。永佃權出現於宋代，元代也有個別的記載，但它的普遍發展，並形成一種較為廣泛流行的制度，還是在明中葉以後，清代在南方經濟較為發達的江蘇、江西、福建、廣東、浙江、安徽等省盛行此制。民國時期，永佃權更為發達。1936年，江蘇省永佃農佔佃農總數的百分之四十，浙江佔百分之三十，安徽佔百分之四十四。各地對永佃權稱謂不一，如稱之為田面、田皮、田腳、水苗、水租等等。永佃權的形成是通過買賣田皮、田面、佃業、質業，向地主交納押金，及農民典押或出賣田底而保留田面等等而來。有少數富農為了擴大經營，也常常通過價買獲得大批土地的永佃權，僱工經營，榨取剩餘勞動。另有一些人，甚至包括紳監土豪，他們買取永佃權，是為了將土地轉手出租，從事地租再剝削，這就是典型的二地主了。但多數貧苦佃農爭取永佃權，是為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發展個體經濟。永佃權的發展，雖然並未減輕佃農所受的經濟剝削，卻使他們基本擺脱了地主對生產過程的干預，爭得了較為穩固的耕作權，在地權集中、佃權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有了反對地主增租劃佃的手段，從而也就贏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

明清以來，隨着佃農隊伍的擴大和自由租佃關係的發展，封建政府逐漸介入、干預租佃關係，代表地主階級集中行使對佃農的控制權。一方面，早在元朝，封建政府就曾詔令私人地主蠲減地租。在清初，類似的蠲減地租的詔書頒發次數更多，意在推行與民休息政策，防止私人地主竭澤而漁，激化階級矛盾。另一方面，行使保障私人地主經濟利益的政策。南宋末年的法令中，已有“十月初一已後，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理田主詞訴，取索佃户欠租之日”的規定。雍正五年清廷在禁止地主責打佃農的同時，又以法律形式規定了佃農欠租的刑事處分條文。此後各地方政府發佈禁止佃農拖欠、拒交地租的告示，用政權的力量協助私人地主催租的現象日漸普遍。太平天國失敗後，蘇浙地區出現一種叫做“租棧”的組織，有的為官私合辦，有的由豪商地主出面，官府為幕後支持者，聯合某一地區的地主，置田業公會，設收租總棧，統一向農民收租。每年從租糧中抽出一部分上交地方政權，作為他們協助收租的報酬。民國時期，租棧組織仍是蘇浙地區向農民實行超經濟強制的主要工具。這是政權力量介入租佃關係的一種具體形式。

從總體看，1949年以前，中國的租佃制度並沒有全面進入單純納租關係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租佃關係尚未發生。土地改革運動後，中國大陸的封建租佃制度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