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

周王朝自稱為夏，周王朝把分封的這些諸侯國家也稱作夏，這就是後來諸夏這個名稱的來歷。《詩經·周頌》裏面就稱分封出去的諸侯為“時夏”。發展到春秋時期，文獻裏頭又對諸侯換了一種稱呼，叫諸華。為什麼稱作諸華，因為華、夏兩個字也是音同通用。《左傳》裏面有時候稱諸夏，有時候稱諸華，都是一個意思。稱諸華還有一層意思，就是華字還帶有華美、文采這樣一層意思，華夏有了後來的“中國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中國有禮儀之大，謂之夏”的內涵。 ^[44]  發展到春秋後期，文獻中華夏這兩個字的合稱也出現了，《春秋》《國語》《左傳》及稍後的文獻，都漸漸使用華夏的合稱，這就是華夏族稱的來歷。 ^[44] 

華夏族也簡稱為“華”或者“夏”，作為民族名稱兩者最早見於《左傳》。《左傳·定公十年》有載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襄公四年》又載：“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顯然，在不同情景下“華”“夏”具有相同的意義，均指稱“華夏”民族。 ^[8]  “夏”是從夏水（即漢水）得名，“華”是因為華山而得名。還有一種説法，認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朝代是在黃土高原上建立的夏朝，夏朝從一開始就以中央大國自居，因此，“夏”就有了“中國”的意思，“夏人”也就成了“中國之人”。後來，人們把文化高的地區稱為“夏”，把文明程度高的人或族叫“華”，“華夏”也漸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代名詞。 ^[3] 

商和西周時期，“夷”主要指華夏族東部的民族羣體，但是，隨着這一部分“夷”漸漸融入華夏族，春秋以後，“夷”開始成為華夏族之外所有民族羣體的泛稱，並且有時會在前面加上一個數詞，例如“四夷”“九夷”。 ^[8]  最早把“華”和“夷”聯繫起來的是《禮記》。商周時期，華夏人的劃分歸類主要是以文化為標準，擁有華夏文化的民族羣體被稱為“華”或者“夏”，其他的則被稱為“夷”。按照這個標準，眾多“夷”類之間也有不同。“夷”與“華（中國）”互相依存，共同構成了“天子”治下的全部。“中國”也僅僅是“天下”的一部分。不論“華”還是“夷”他們都是“天下”的民眾，都是這個共同體的一部分。而且“華”和“夷”還是緊密聯繫的命運共同體，例如商朝末年“天下”苦於紂王暴政，代表當時華夏一族的周武王便聯合眾“夷”以對之：“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 ^[8]  商周時期互相依存、共處於“天下”、共奉“天子”之治的“華夷”就是當時的民族共同體，“華”指華夏族，“夷”指華夏族以外的民族羣體。華夏族分佈在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地區，其他具有不同文化的“夷”分佈在“華”的四周，所以也被稱為“四夷”。“四夷”進一步可以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8] 

黃帝是華夏的第一位古帝，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首先因為他是華夏民族的祖先。 ^[44]  黃帝的後裔周族人建立周朝，繼續擴展疆域，周人自稱為夏，並在其後封建親戚的過程中，將所分封的諸侯稱作諸夏，以至各諸侯相互融合為一體之後，這個新融鑄成的共同體仍以諸夏相稱呼。由於“華”“夏”二字音同通用，諸夏又或稱作諸華，或華夏連稱，這就是華夏民族的由來。 ^{[45]  [47]}  周王朝在各個地方分封了這麼多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在整個西周春秋時期無疑都是些融通周圍各族的中堅力量，以他們為骨幹，吸收夏商舊族及附近的蠻夷戎狄參加民族融合，最終，使諸夏與各族融合為一個整體，這就是華夏民族。 ^[44]  華夏族在漢朝以後改稱為漢族。 ^[47] 

研究認為百濮民族有一支進入了青藏高原邊緣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後來又發展到了甘肅、青海、陝西一帶被稱為西戎、北狄、義渠等，其中一支進入了青藏高原內部，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進入了渭河流域，成為了華夏族的祖先。 ^[16] 

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説與夏、商、周立都範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游為活動地區；主要分佈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認為即漢族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 ^[7]  中華文明史上，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大禹等都是古羌人。神話傳説中的西王母，其實是母系社會中羌人與自然鬥爭的美好演繹。 ^[38]  周人大概是西戎的一支羌人， ^[40]  姜太公呂尚是“姜氏之戎”的族人。 ^[39]  遠古傳説，還描述了漢族先民曾經歷漫長的原始公社制時代。在黃帝以前，經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階段；關於黃帝的傳説，則標誌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轉化為父系氏族部落，並已進入部落聯盟階段。傳説在黃帝之後相繼以禪讓方式為大部落聯盟首領的堯、舜、禹，雖都被認為是黃帝的子孫，然而歷史傳説又表明，漢族遠古先民，實包括來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東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記述；還有一些傳説中的人物，按不同記述，可解釋成亦羌、亦夷、亦苗黎。這種歷史傳説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不同來源的氏族部落集團逐步融合為同一個族體，創造共同祖先的歷史過程。 ^[7] 

公元前21世紀，中原地區的原始公社制時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階級社會已經出現，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幾個王朝。夏王族為大禹之後。商王的祖先本是東夷，周王自稱其先民為夏人的一支，雜居於戎、狄之間，與羌人關係密切。這些雖都自認黃帝為其祖先，而實際卻是來自不同部落集團的人們。經過漫長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鬥爭和融合，而形成為共同族體。但是，這時華夷之辨尚不甚嚴。 ^[7]  春秋時，華夷貴賤尊卑的觀念已很強烈，當時區分華夏與蠻夷的標準，族類與文化都被重視，文化尤為首要因素。華夷因禮俗、服飾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杞行夷禮，就被看作東夷；吳國被視為蠻夷；春秋初楚王自稱蠻夷率先稱王，諸侯稱他們為荊蠻；後來楚王爭霸中原時，以維護華夏禮制自居，又被尊為華夏；秦的祖先本是東夷，而興起於渭水上游與戎、狄雜處，習俗多與戎、狄相同，後定居渭河中下游，從事農耕。春秋時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戰國，秦、楚不僅與齊、燕、韓、趙、魏同稱諸夏，而且是兩個最強大的華夏諸侯。七雄合縱、連橫、兼併、爭戰，形成諸夏統一趨勢；進至中原的戎、狄、夷、蠻也逐漸與華夏融化，於是華夏成為穩定的族體。 ^[7] 

華夏民族形成於春秋時期，已被大量文獻資料所證實。所謂“華”與“夷”是指思想文化和心理素質有所差異的族類。隨着西周分封制的實行，各封國的居民族屬結構發生了深刻改變。分封諸侯打破了封國內原住民族聚族而居的狀態。周人是封國內佔統治地位的民族，受封地區的其他各族，漸漸地接受了周人的風俗習慣與思想文化，成為華夏族的成員。秦、晉、齊、楚四大強國不斷向四周兼國並土，在更為廣大的範圍內實現了華夏族與其他諸族的相互融合。西周、春秋時期，以中原夏、商、周為主體民族，與周邊諸多民族的相互融合，推動了華夏民族的形成。 ^[19]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過對四土、四方持續大規模的軍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批封建，開拓出了空前廣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國古代統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礎。西周時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為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人的積極倡導並長期實踐的“德”的觀念及影響周人政治、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禮樂文明，構成孔子仁禮學説的重要源頭，並匯入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西周王朝才可以稱得上政治地理學、民族學視閾和文化中國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 ^[45-46]  所謂“最早的中國”，實際上就是中原華夏文明的最早凸顯。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代表了華夏文明的最初自覺。 ^[45-46] 

公元前771年西周滅亡，王室東遷，古代社會發生重大變化。周室東遷百年後，齊桓公創建霸政，在此過程中出現“諸夏”觀念。《左傳》閔公元年（前661）載：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10]  “諸夏”是一種新的族羣觀念，不是舊式氏族聯盟，而是東、西方不同姓族的組合，意味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跨氏族的族羣觀念。“諸夏”之名有西周淵源，周王室嘗自稱“夏”，“諸夏”即分享周室禮儀與榮譽之諸國。周室稱“夏”何意，學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組合，無後世“華夏”名的含義。霸政時出現的“諸夏”，是文獻上第一次記錄華夏意義的族羣觀念。此後在《左傳》的敍事裏，“諸夏”“諸華”及“華夏”概念一再出現，同時出現華、夷之辨的觀念。可以確信，後世之華夏觀念，由此時開其端。 ^[10] 

華夏族羣的自我認同和命名，始於春秋“諸夏”，這件事可以理解為古代中國共同體經歷漫長融合過程，至春秋時代開始自我確認。若比作生命體的發育，此前的漫長演進是孕育，“諸夏”認同則是出生，經歷春秋戰國數百年族羣融合，華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礎上產生秦漢王朝的統一國家。 ^[10]  對於春秋戰國時代華夏形成問題，學界已發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見認為，血緣族羣解體轉向地緣族羣，是春秋以後華夏共同體形成的基本路徑。在春秋至戰國時代血緣氏族組織解體的過程中，地域化羣體的形成和發展固然是華夏形成的推動力，但其本身有獨立的意義。 ^[10] 

戰國之初，孔子的學生子夏便稱其時已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局面。華夏民族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融合進這個民族的各個氏族，他們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他們原先只祭祀各自的先人。那時有一句話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但是都成了一個共同的民族，就把那些在歷史上立有大功的有影響的祖先保留下來，將他們編在一個共同的譜系上。這就是《史記·五帝本紀》上的“五帝”譜系。所謂“五帝”原本都是各地方古老部落和或部族集團的首領，是他們各自奉祀的祖先，後才成為華夏族的祖先。“五帝”中沒有炎帝，因為“五帝”乃是根據當時各個勢力集團的現狀，把其時最有影響的部族的祖先編織在一起形成的。炎帝是建立齊國的姜姓的祖先，姜姓族在西周曾經建立起齊、許、申、呂等諸侯國。但是到春秋以後，申、呂二國早亡於楚，許國在戰國初年亦滅於楚。齊國由姜姓齊國變成了田齊。而這個田齊是顓頊的後代。所以在“五帝”裏頭，就沒有了炎帝，而是把顓頊擺出來。黃帝和周人，文獻記載他們都起源於陝北。先秦時期陝北一直是犬戎或白狄族的居所。周人實際上就出身於白狄，黃帝實際上也是白狄族的祖先。犬戎也是白狄的一支，白犬就是白狄；黃帝是犬戎的祖先，也是白狄族的祖先。單就血緣關係來看，華夏民族實際上是有很多很多來源的，並且也不是所有構成華夏族的族羣自來就居住在中原。秦人從東邊遷到西邊，他在東邊的時候叫作東夷，遷到西邊以後，人家把他看作西戎了。楚人最早也是居住在東方，後來遷到南方，周人就把他視為南蠻。羌人，也就是姜姓族人原來居住在陝甘一帶，後來隨周人的分封大量遷往中原、海岱。 ^[42] 

到春秋戰國時期，以東周及其所分封的諸侯為代表的華夏族日益衰落，以秦、楚、吳、越、巴蜀、中山等為代表的蠻夷諸政權發展壯大，並向中原地區聚集。為了爭得“正統”地位，“蠻夷”諸政權實行“變法”，大量吸收華夏文化，採取“以夏變夷”的政策，用“周禮”改變舊俗，甚至打起“尊王攘夷”的旗號，以爭得“諸夏”的身份和地位。其中猶以秦國為先，積極推行“以夏變夷”的政策，不僅吞併了“蠻夷”諸國，而且推翻了以周王室為代表的華夏諸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 ^[22] 

作為族類範疇的華、夷，最初沒有褒貶的含義。華，指華山一帶的人羣；夷，指帶弓箭的人羣，就是以牧獵為生的人羣。春秋早中期的華夷之辨，重在區分華夷，強調中原地區的華夏族是文明族類，周邊的夷狄各族是野蠻族類。主張華夏各諸侯國共同築起一條堤防，護衞華夏文明，阻止夷狄侵擾，所以也叫華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華夷之辨的重心轉向文化，強調以文化為區分華夷的標準，不單純以地域或者血統來區分華夷。孔子還發揮出文化可變的觀念，認為即便很僻陋的地區，只要把先進文化帶到那裏去，也可以變得文明起來。對於嚮慕華夏文明的夷狄各族要接納，不應當拒絕。 ^[11]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華夏族在文化上佔有一定的優勢，所以“華夷互變”的思想表現為“用華變夷”，具體就是學習華夏族的文化後“由夷變華”。《孟子·滕文公上》説：“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陳良，楚產（即土生土長的楚國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陳良雖然是個楚人，但是通過學習“華文化”，是可以變為“華”的。 ^[37]  也有由“華”變化為“夷”的情況。《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川在西周初期曾經是甸服，但是到了後期，卻因為與“戎”交往，成為了“夷”。 ^[37]  中國之所以不斷地從小到大，就是因為夷狄不斷變為華夏，華夏不斷吸收消化夷狄’，‘華夏’與‘夷狄’不斷同化融合的結果。 ^[41] 

“華夷之辨”思想形成於春秋時期。西周後期，以行周禮為文化標誌的華夏族基本形成。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面對這種形勢，“華夷之辨”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的熱門話題，孔子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公羊學派主張：“內諸夏而外夷狄。”還有人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張嚴華夷之別，華貴夷賤，是“華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內容。但“華夷之辨”思想並不是以夷狄為敵，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荀子亦云：“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四海之內，華夏與夷狄的關係是一統關係，天子居中，華夏居內，夷狄居外。對於天子而言，華夏與夷狄的不同，主要是“內服”與“外服”之別。 ^[12]  到戰國後期，秦、楚、吳、越等各諸侯國，基本完成了變夷從夏的過程。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王朝後，便形成了華夏居內地、夷狄居邊疆的民族分佈格局。秦漢王朝統治者秉承“天下觀”，奉行“大一統”思想，開始建構塞外邊疆民族朝貢制度，在其過程中，體現了“華夷之辨”與“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羈縻制的基本特點是，天子一般不直接干涉四夷內務，由本族首領因本族舊俗管理本族事務，只需對皇朝稱臣奉貢，接受邊地郡縣管理朝貢事務。 ^[12]  “夷夏之辨”或稱“夷夏之別”，是儒家“天下觀”對天下秩序的現實反映，具體表現在不同族類在禮儀、風俗、服飾、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層面的差異。因此，夷夏之別不是源自血緣和地域之別，而是基於文化差異或禮儀之別。 ^[36] 

漢族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特色。無論政治、軍事、哲學、經濟、史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擁有眾多具有深遠影響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西周時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成就，就是禮樂文化，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兇、軍、賓、嘉五禮，樂在西周尤為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

華夏圖騰(4張)

中華三祖文化是指約5000年前黃帝、炎帝與蚩尤共同創造的燦爛文化。 ^[17]  中國上古史，其實便是東西兩大區域長期對峙衝突並不斷同化融合的文明進程。早在黃帝時代，“以姬水成”，發祥於今陝西黃土高原的黃帝族，與以今山東大地為基地的東夷集團蚩尤族，便為爭奪中原核心地帶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所謂“涿鹿之戰”就是這場生死鬥爭的具體寫照。戰爭的結果，代表西部勢力的黃帝族戰勝了代表東夷勢力的蚩尤族，西方勢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區。然而東夷集團並未消亡，黃帝不得已採取懷柔措施，在東夷集團中選擇一位能附眾的氏族首長名叫少昊清的繼續統領九夷部眾，設法使東西方兩大羣體互結為同盟。 ^[14]  這個格局一直沿襲了下來。唐堯是西方勢力的代表，虞舜是東方勢力的首領，因為《孟子》書中説得很清楚：“舜，東夷之人也。”他們輪流成為這個同盟體的領袖，這就是華（虞舜）與夏（唐堯）東西方融合的標誌。虞舜失勢後（巡遊九嶷，卒於蒼梧云云，實際上是對東夷一方失勢的委婉説法而已），代表西方勢力的禹再次成為同盟的領導中心，及禹衰老死亡，按東西方輪流坐莊的慣例，本應由代表東方的伯益主政，然而西方羣體不遵守這個成規，企圖繼續擁有主宰權，遂有禹子啓襲殺伯益事件的發生，西方與東方又陷入相互衝突的漩渦之中。 ^[14] 

啓結束禪讓制，東方勢力自然不會甘心，於是有夏朝前期的太康失國事件發生，東夷有窮氏部落的后羿憑藉武力從西方羣體手中奪取了政權，寒浞殺羿自立，但代表的仍是東方羣體。後來“少康復國中興”，同樣依靠武力奪回政權，這就是那一段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夷夏鬥爭的軼史。 ^[14]  少康之後，夷夏關係仍處於既鬥爭又融合的狀態之中。東方勢力的屈服只是暫時的，一旦條件成熟，他們仍要與西方勢力進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帶。這個任務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了。商的先祖以鳥為圖騰，顯然與東夷有關係，其根據地亦在東方，最終戰勝後桀，滅亡夏朝，建立商朝，這表明東方勢力再次在東西方角逐中佔據優勢地位。 ^[14]  等到西方的“小邦周”在甲子朝一舉“殪戎殷”，推翻“大邑商”後，東西方的政治格局又重新改寫了。西方又成了中原的主宰，東方勢力受到嚴重的打擊，西方以“君子”君臨天下，東方之人則成為“野人”，臣服於西方，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論語·先進》）。 ^[14]  這種上古史上東西勢力對峙融合的大勢，也可從圖騰崇拜的孑遺中有所瞭解。蛇為西方夏部落聯盟的圖騰，後世遂演變為龍的崇拜；鳥為夷（華）族部落的圖騰，少昊氏的後裔郯子曾向孔子講述過該聯盟的情況：“我祖少暤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商族以“玄鳥”為圖騰，亦屬同一性質，後世遂演變為鳳凰的崇拜。龍、鳳併為神物，世俗所謂“龍鳳呈祥”云云，正曲折體現了東西方的畛域存在與融合趨勢。 ^[14] 

聞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龍鳳》、《端午考》中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於黃帝時代的傳説。龍的形象的來源有多種説法，一説來源於鱷魚，一説來源於蛇，也有人認為來源於豬，甚至有説法稱最早的龍就是下雨時天上的閃電。多數專家認為龍是以蛇為主體的圖騰綜合物。它有蛇的身、豬的頭、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須、鷹的爪、魚的鱗。 ^[4] 

相傳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龍”而生，黃帝是附寶感“北斗”而生，堯帝是慶都感“赤龍”而生，始祖是龍繁衍的後代，因此，華夏民族的子孫便是“龍的傳人”了。由對原始圖騰崇拜升級到人為創造的圖騰崇拜，這是人類社會信仰進步的標誌，而華夏民族的信仰並沒有停留在這個位置，而是進一步升級到祖宗崇拜，即敬天法祖。

黃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是英雄時代中原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三大部落，經過征戰，以黃帝族為主，相互融合，形成了後來的華夏民族。 ^[25]  “炎黃”一詞最初出自《國語》。《國語·周語下》：“有夏雖衰，杞、鄶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皆黃、炎之後也。”《國語·晉語》説：“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33]  中華民族特別是海外華人習慣自稱為炎黃子孫、黃炎子孫或黃帝子孫。炎黃到底是什麼關係，在史書記載中比較混亂，學者也説不清楚。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專寫炎帝，只把黃帝列為五帝之首。 ^[25]  《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於是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代神農氏而為黃帝。”有人認為，炎黃二帝的輪替，是田齊為營造代姜輿論而虛構的神話。 ^[34] 

黃帝出現在文獻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在成書於戰國至漢初的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與伏羲、共工、神農、少皞等古帝王並舉，並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原始帝王，且為夏、商、週三代的共同祖先了。至於黃帝如何在戰國到漢初之間從眾帝王中脱穎而出，仍是一個有待學界探究的問題。 ^[23]  黃帝還被尊祀為“人文初祖”，黃帝的傳説反映了春秋戰國年間民族融合的現實訴求，為凝聚諸氏族部落為一個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個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種族的偶像”，“黃帝”及其傳説由此而來。 ^[43] 

在中國古籍中，司馬遷《史記》裏提供的黃帝家族譜系最為系統。其中所謂“五帝”即黃帝及其後代。夏、商、周所謂“三代”的祖先最終也可以追溯至黃帝。 ^[27]  秦、楚、吳、越這些邊緣族羣的祖先也被追溯至黃帝的某位後裔。這一整套譜系，不乏他自己新編造的成分。 ^[28]  春秋戰國時期，在戎狄的經濟生態壓力下，華夏各國知識精英提出多種諸夏起源之説，以期將各地部族（諸夏）凝聚為一個整體。其中一個建構方案為，將炎帝和黃帝當作源始的兩“兄弟”，來結合以他們為始祖的各部族。最後黃帝成為打敗炎帝的“英雄”成為主流講述。司馬遷《史記》裏的祖先譜系文本是在帝國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不僅使“黃帝為華夏共祖”成為典範歷史，也確立了“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在中國歷史敍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漢晉時期蜀人即接受黃帝為古蜀王族的祖先，改寫自己的“歷史”。《史記》及稍晚的正史中常有“英雄徙邊記”模式的歷史敍事，即講述一個英雄自華夏遠走邊陲，成為當地人羣的開化者和英雄祖先。這樣的故事有箕子王朝鮮、太伯奔吳、莊蹻王滇、無弋爰劍奔於西羌。 ^[29]  司馬遷將夏王朝的建立者、商王朝的建立者、周王朝的建立者都説成是炎黃子孫。秦族一直被人們視“戎夷”，但司馬遷卻説他們是炎黃子孫。將秦之先説成是“顓頊之苗裔”。楚在春秋之時，也被視為蠻夷，可司馬遷也認為他們是炎黃子孫。司馬遷認為周武王分封的吳太伯的後人周章君於吳國，在“荊蠻”，屬於荊蠻的吳也就成了黃帝的後人。司馬遷認為越王句踐是黃帝玄孫禹的後人，兩越的夷蠻是越王句踐的後裔，自然也就是黃帝的後裔了。司馬遷將蜀人和西南夷説成是炎黃子孫，即認為蜀地民族都是黃帝的後人。司馬遷説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就等於説匈奴是大禹的後裔，匈奴自然也就成了黃帝的後裔。司馬遷認為箕子是商紂王親戚，商紂王是商朝始祖契的後人，契是黃帝后裔，箕子也就成了黃帝后裔。 ^[30] 

無論是漢族建立的政權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不同程度都將“尊夏賤夷”作為核心價值觀，都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標榜自己“華夏”後裔的正統地位。如建立大夏政權的匈奴人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建立後秦的羌人宣稱“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鮮卑也認為是黃帝的後裔。 ^[32]  鮮卑宇文部則自稱炎帝后裔，炎帝后裔之説甚至延續至遼代契丹起源的傳説。 ^[31]  遼、金欲進入中原，兩朝君臣均自稱契丹族和女真族本是炎黃之後，在族源上亦屬於華夏一脈。 ^[26]  在清末民初，中國曾掀起一股“黃帝熱”：報章雜誌處處可見關於黃帝的論述，黃帝事蹟被譜作歌樂、用為教科，供兒童諷誦……晚清知識分子在西方民族主義的衝擊之下試圖建構本國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便從遠古傳説中選擇了神話人物——黃帝，強調其為中國民族的“始祖”。“炎黃子孫”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自我稱謂。 ^[23]  革命派為反清需要把黃帝奉為漢民族始祖，炎黃崇拜成為革命人士推翻“滿清”政權，樹立漢民族反清革命的旗幟。 ^[36] 

黃帝、炎帝、蚩尤，乃是上古三大部落集團之首領。 ^[24]  以黃帝、炎帝、蚩尤三個部族為代表的諸多部族經過沖突、融合，建立了華夏民族。 ^[35]  蚩尤是東方九黎（東夷）集團的最高首領，在與黃帝涿鹿之戰中戰敗被殺。蚩尤發明造冶和武器、刑法、宗教，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不亞於炎黃，不能因為蚩尤戰敗而否定了他的歷史功績。 ^[24] 

在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時的古希臘文明輝映。至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儒術成為統治手段，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着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中國相鄰的國家。在古代軍事理論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軍事名著《孫子兵法》 ^[5]  問世。西漢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別是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注重史學也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民族倫理作為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大主題，涉及中央王朝治下的民族關係協調之倫理規範、原則體系的理論建構以及可實際指導並調控族際關係、促進國家有效治理、民族和睦的方法範式。 ^[13] 

首先，禮制文化之天下觀強調中國是“天下”的核心，即以王畿為中心，由近及遠劃分為不同的區域，以古豫州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部落集中分佈區域為“夏”，此區域外為“夷”。西周以前中國周邊地區尚屬夷蠻狄，隨着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春秋時代的中原一帶已是文明繁盛、薈萃區，其族以華夏族為主幹，稱“華”、“夏”或“華夏”，而泛稱其四方外圍異族為“夷狄”；其國以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為核心的中原華夏文化區，稱“中國”。 ^[13]  其次，以中國為本位，尊夏攘夷。公羊家認為夷、夏之稱並無常定，“《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並提出常辭應是“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反辭則是“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公羊傳》宣公十二年），由此變晉為夷狄、變楚為君子。再如晉楚邲之戰，吳攻入楚郢都，擊敗向中原推進的楚，《公羊傳》因吳為“夷狄”而“憂中國”，故稱吳為“子”；對吳君臣霸道淫亂之行，卻翻改其辭而“不稱子”，因其“反夷狄”。 ^[13]  第三，大體上執守攘夷本意，申明夷、夏之別。“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南、北夷狄交相為害中原，桓公救中原各國而御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業績成就了大業。）齊桓公在南楚北狄圍攻中原之時，安魯、救邢、存衞，雖不能服秦、楚、狄，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扼阻蠻夷侵凌，保存中原種族，使之存續發展，因此《論語·憲問》中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語稱許之。 ^[13]  第四，以禮端正名號的準則觀之，持有夷狄之行則斥之為夷狄，有中國之行則許之為中國。前者如對於“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13]  持有中國之行則許之為中國之例，如對於“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鬍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一事，《公羊傳》不贊成這場夷狄為主、中原諸國為客的戰事；不以中原諸國為主、夷狄為客，是由於中原諸國不尊王室、上下敗壞，淪為新夷狄。中國一向視中原文化之外的吳、楚為夷狄，《公羊傳》甚至認為其性情猶如“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野蠻強橫，常來侵侮中國。《春秋》有“獲陳夏齧”一辭，《公羊傳》認為此中寓有對吳國褒獎之意。對於“荊敗蔡師於萃，以蔡侯獻舞歸”及“州不若國”，《公羊傳》認為稱“荊”不稱“楚”實有貶楚之意，稱“以蔡侯獻舞歸”實不如稱“獲陳夏齧”。表示楚國蠻橫無道，不明禮儀，“抓去”中國之君。故不以正常之辭書之；稱吳為“獲”，因吳能“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即以正常之辭書之。 ^[13] 

史學方面，自司馬遷撰《史記》，歷代都有紀傳體史書，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編年體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為代表；其他各種紀事本末體史書及古史、雜史、地方史志、史學理論等官私撰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古代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出於漢族學者的手筆。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與數學的成就，一向為世人所矚目，如張衡、祖沖之、一行（名張遂）、郭守敬等已被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的農書達370餘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

文學方面，詩歌佔顯著地位，從《詩經》、《楚辭》、到樂府、唐詩、再變成宋詞、元曲。屈原、李白、杜甫、柳永、陸游、辛棄疾等人作品，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

散文方面，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柳宗元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宋朝古文運動大獲全勝。

明清時，小説創作發展。產生了許多名家、名著。其他方面，都有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他們獲得了令人讚歎的藝術成就。在這些藝術的發展中，以發展其藝術，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在一些類書鉅著的編纂方面，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朝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

漢族有悠久的天文學觀測的傳統。遠在傳説時代，就有世襲執掌天文的官吏，專門觀測天象。以後歷代沿續，設觀星台、觀象台、司天台、司天監、欽天監等機構，負責觀測天象、推算曆法。因此，漢文獻中以日食、月食、恆星、彗星、太陽黑子等天象的觀測與記錄，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漢族古代天文學家制造的天文觀測儀器有許多優點，其關鍵部件和原理仍被應用於現代大型天文觀測儀器中。並以顯示天體運行為契機，最先發明瞭報時的機械鐘。此外漢族獨立發明了自己的歷法。

日食發生的最早記錄，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夏代。距今約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辭中，有日食、月食的確切記錄。周代以及春秋戰國以來的典籍中，更有日食、月食的諸多記錄。

恆星的觀測記錄，也見於商代甲骨文中。《周禮》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戰國時甘德著《星佔》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人合稱為《甘石星經》，其中記載120顆恆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分三垣（太微、紫微、天市）二十八宿（東方青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玄武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用這種區域劃分來確定天體和天象發生的位置。先秦時期漢族先民繪製星圖，留存最早的實物有五代時期出土的二塊28宿星圖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蘇州石刻天文圖及敦煌唐代星圖。

對於哈雷彗星的觀測記錄，從公元前613年到20世紀初，漢文載籍中共有31次記錄，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對於太陽黑子的觀測，最早見於約公元前4世紀甘德的《星佔》。正史中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始於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見於正史中的太陽黑子記錄約百餘例，散見於其它漢文載籍的記載可能更多。這些珍貴的資料，仍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

由於積累了歷代天文觀測的豐富知識，漢代天文學家明確提出宇宙結構理論“渾天説”。否定了先秦的“蓋天説”。

為了準確地觀測天體和天象的位置，漢代天文學家耿壽昌、賈逵等發明了以赤道為座標系的天文觀測儀器，漢文稱為“渾儀”或“渾天儀”。

漢代天文學家張衡創制的“渾象”（也叫“渾天儀”），是用來顯示天象的儀器，類似現代的“天球儀”。它利用漏壺滴水發動齒輪，帶動渾象繞軸旋轉，可以將天象準確地顯示出來。

機械鐘的發明，始於顯示天球旋轉（即地球自轉及公轉）的天文儀器，為漢族首先製作。公元725年，唐代天文學家一行高僧（張遂）與梁令瓚在“渾儀”和“渾象”的基礎上，製成“渾天銅儀”。這是一架附有報時裝置的天文儀器，注水激輪帶運轉，一方面顯示日月運行情況，另一方面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自然撞鐘。其擒縱輪靠水力驅動。

公元1092年，宋代天文學家蘇頌製造了更先進的“水運儀象台”，這實際是一座大型天文鐘台，高35.65尺，寬21尺。台分三層，上層是渾儀，用來觀測日月星辰的位置；中層是渾象，旋轉並確顯示天象；下層設木閣，木閣又分五層，每層有門，每到一定時刻，門中有木人出來報時。木閣後有漏壺和機械系統，驅動整個儀器。蘇頌鍾是人類在中世紀最卓越的機械製造，其原理於兩個世紀後傳入歐洲，導致機械鐘在西方的發展。

此外，春秋以前被普遍用來測量日影長度的“圭表”，也是漢族先民的一大發明。表為立竿，圭為卧尺，測日影長度，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以及迴歸年的長度。唐代一行等人最早實測了子午線的長度。漢族先民最早發現天然磁石和磁鐵指南，並製作了“司南”和指南針。

漢族先民很早就發明了曆法。相傳先秦有黃帝歷、瑞頊歷、夏曆、殷歷、周曆、魯歷。合稱“古六歷”。夏曆又稱“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殷歷又稱“殷正”以12月為首。周曆又稱“周正”，以11月為歲首。秦用瑞頊歷，以10月為歲首。漢以來，有太初曆、三統曆、四分曆、乾象曆、太明歷、戍寅元歷、大衍曆、12氣歷、統天曆、授時歷、時憲曆、天曆等。這些曆法當中，除北宋沈括創制的“12氣歷”和太平天國頒行的“天曆”是陽曆外，其它曆法都是陰陽合曆。漢族仍然習慣使用傳統的陰陽合曆，同時使用世界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公曆。

漢族是有音樂傳統的民族，漢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創造。秦以前，漢族先民已創造了樂器和樂曲，發明了樂律。漢唐盛世，漢族音樂以歌舞音樂見長；宋元以後，則以戲曲音樂為主。當今世界公認的音樂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漢族稱三分損益律）、純律及平均律，漢族皆獨立發明，其成果如車條之輻輳，匯入世界音樂理論之軸心。

漢服(11張)

漢民族有自己悠久華美的服飾，即漢服（華服）。

漢服是世界上歷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飾之一，從傳説中的黃帝一直延續。1644年清軍入關後，下令全國剃髮易服，1683年，清軍入台灣，滅鄭成功餘部，從此漢服從華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消亡。人們看到的“唐裝”、長袍馬褂以及旗袍都不是漢族的傳統民族服飾，唐裝和長袍馬褂是是滿族民族服飾的改良，而旗（祺）袍則是在近代西方平權思潮的影響下由漢族女性發動的男女平權運動的產物，本質是融入了中式傳統元素的現代時裝，是中西結合的產物。

漢族主食以稻米、小麥為主，輔以蔬菜、肉食和豆製品，茶和酒是漢族的傳統飲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飯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湯圓、粽子、年糕等各種不同的食品；小麥則有饅頭、麪條、花捲、包子、餃子、餛飩、油條、春捲、炸糕、煎餅等吃法。漢族講究並善於烹任，不同地區的漢族以炒、燒、煎、煮、蒸、烤和涼拌等烹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風味。漢族菜一般被分為魯、川、粵、閩、皖、湘、浙、蘇等八大菜系。

酒和茶是漢族主要的兩大飲料。中國是茶葉的故鄉，中國也是世界上發明釀造技術最早的國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數千年來，構成漢族飲食習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發生了廣泛影響。

漢族人飲茶，據説始於神農時代，少説也有4700多年了。中國漢族同胞還有民以茶代禮的風俗。漢族對茶的配製是多種多樣的：有太湖的燻豆茶、蘇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鹽茶、成都的蓋碗茶、台灣的凍頂茶、杭州的龍井茶、福建的烏龍茶等等。

漢族以糧食作物為主食，以各種動物食品、蔬菜作為副食的基本飲食結構。這與西方諸民族和中國藏、蒙等民族的飲食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差別。此外，在長期的民族發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飲食慣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餚、飲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氣候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生產生活條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體特點。

中國是茶的故鄉，製茶、飲茶已有幾千年歷史，名品薈萃，主要品種有綠茶、紅茶、烏龍茶、花茶、白茶、黃茶。中國茶藝在世界享有盛譽，在唐代就傳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漢族人飲茶，注重一個「品」字。凡來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禮儀是必不可少的。當有客來訪，可爭求意見，選用最合來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時，對茶葉適當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飲茶時，要注意客人杯、壺中的茶水殘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開水，隨喝隨添，使茶水濃度基本保持前後一致，水温適宜。在飲茶時也可適當佐以茶食、糖果、菜餚等，達到調節口味和點心之功效。

茶文化在漢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漢朝，茶葉成為佛教“坐禪”的專用滋補品。魏晉南北朝，已有飲茶之風。隋朝，全民普遍飲茶。唐朝，茶業昌盛，茶葉成為“人家不可一日無”，出現茶館、茶宴、茶會，提倡客來敬茶。宋朝、流行鬥茶，貢茶和賜茶等等。

米酒，又叫酒釀，甜酒。舊時叫“醴”。用糯米釀製，是漢族傳統的特產酒。

酒不僅是能滿足提神、解除疲勞、醫用等生理需要的飲品，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媒體，它在漢族長期的飲食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舊社會里，它是祭祀神靈和祖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供品，在這種儀式中它起着溝通人神的媒體作用。在漢族的重要節日中，酒是不可或缺的必備品。漢族有句俗話，無酒不成宴。酒可以助興，可以增加歡樂的氣氛，還在不少地區流行的飲酒時的“猜拳”、酒令”、“酒麴”等活動，既是一種飲酒習俗，又是一種民族遊藝和民間智慧，它具有活躍氣氛，消除酒力，顯示和鍛鍊智力等多種功能。有些飲酒活動形成獨特的文化習俗，例如漢族中廣泛流傳的除夕飲屠蘇酒，端午節飲雄黃酒，重陽節飲菊花酒等等，藴含着漢族人民深厚的自然天道和人文觀念，仍為人們稱道。酒是漢族在日常生活和各種社會活動中傳達感情，增強聯繫的一種媒介。在漢族許多地區，姑娘出嫁臨行前要飲別親酒，新郎新娘入洞房要飲交杯酒等等。所有這些飲酒習俗，都是漢族飲食和生活習俗的有機組成部分。

2004年12月，張居中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合作，對賈湖遺址（新石器時代前期）出土陶器壁上的附着物進行化驗分析，結果證明，附着物內發現有酒石酸的成分，表明九千年前，中國先民已會釀酒。被證明是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酒”，其原料主要有稻米、山楂、蜂蜜等。研究成果刊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2005年7月，其古配方在美國特拉華納州狗鯊頭酒廠被複製成功。

研究證實，沉積物中含有酒類揮發後的酒石酸，其成分有稻米、蜂密、山楂、葡萄，與現代草藥所含某些化學成份相同，根據C14同位素年代測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實物證明，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賈湖先民已開始釀造飲用發酵的飲料。

專家認為：此前在伊朗發現的大約公元前5400年前的酒，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酒”。賈湖酒的發現，改寫了這一記錄，比國外發現的最早的酒要早1000多年，成為世界上發現最早與酒有關的實物資料。

節日食品是豐富多彩的。它常常將豐富的營養成分，賞心悦目的藝術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比較典型的節日飲食文化。大致可分為三類： ^[6] 

在舊時代的宮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慶典等儀式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當代漢族的多數地區，這種現象早已結束，只在部分偏遠地區或某些特定場合，還殘存着一些象徵性的活動。

春節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餃子的習慣，而江南各地則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習俗，另外，漢族許多地區過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魚，象徵“年年有餘”。端午節吃粽子的習俗，千百年來傳承不衰。中秋節的月餅，寓含了對人間親族團圓和人事和諧的祝福。其他諸如開春時食用的春餅、春捲，正月十五的元宵，農曆十二月初八吃臘八粥、寒食節的冷食，農曆二月二日吃豬頭、咬蠶豆、嘗新節吃新谷，結婚喜慶中喝交杯酒，祝壽宴的壽麪、壽桃、壽糕等，都是節日習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內涵的食俗。

漢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節食物多於舊曆年前煮熟，過節三天只需回鍋。以為熟則順，生則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將一切準備齊備，過節三天間有不動刀剪之説。再如，河南某些地區以正月初三為穀子生日，這天忌食米飯，否則會導致穀子減產；過去在婦女生育期間的各種飲食禁忌較多。如漢族不少地區婦女懷孕期間忌食兔肉，認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會生兔唇；還有的地方禁食鮮姜，因為鮮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腳長出六指。過去漢族未生育的婦女，多忌食狗肉，認為狗肉不潔，而且食後容易招致難產等。

漢族的文化豐富多彩，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開放虛懷、兼收幷蓄，形成了齊魯、中原、燕趙、關中、巴蜀、荊楚、吳越、嶺南、滇黔、閩台、松遼、徽贛等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反映了漢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漢族自古對各種宗教信仰採取兼容幷蓄的態度。樂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漢族的主要傳統觀念。歷史上漢族人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後來天主教、基督教傳入中國，又有一些人開始信仰這些宗教。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體系形成的儒家學説對漢族產生着深刻的影響。

過大年/春節：陰曆正月初一，俗稱過年，傳統上從歲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續到正月十五元宵節。過年時，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放鞭炮。

元宵節：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又稱為上元節、上元佳節、小正月、元夕或燈節，是春節之後的第一個重要節日，是中國亦是漢字文化圈的地區和海外華人的傳統節日之一。正月是農曆的元月，古人稱夜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正月十五稱為元宵節。傳統習俗出門賞月、燃燈放焰、喜猜燈謎、共吃元宵、拉兔子燈等。此外，不少地方元宵節還增加了耍龍燈、耍獅子、踩高蹺、劃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傳統民俗表演。

清明節：陽曆四月五日—四月六日，祭祖、掃墓。

端午節：陰曆五月初五，又稱端陽節，主題：吃粽子。

七夕節：陰曆七月初七，又稱乞巧節，當日女子拜織女，以求自己心靈手巧，嫁得如意郎君；男子拜魁星，以求金榜題名，事業有成。

中元節：陰曆七月十五，又稱盂蘭節，俗稱七月半、鬼節，有祭祀靈魂等民間習俗。

中秋節：陰曆八月十五，舉家團圓，又叫團圓夜，主題：賞月、吃月餅，講嫦娥奔月的故事。

重陽節：陰曆九月初九，又名“敬老節”。

臘八節：陰曆臘月初八，吃臘八粥的習俗來源於佛教故事，即釋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成道節”。各地佛寺常於“臘八”舉行誦經儀式，並效仿牧羊女的煮粥方法，在佛前獻上“乳糜”之物。因此，煮粥敬佛就成為傳統，這就是“臘八粥”。到了明朝，“臘八粥”成了帝王賞賜大臣們的節令佳食。清朝，不但“臘八粥”已經在民間普及，連宮中的皇帝、后妃、文武大臣和社會上層人士也家家煮“臘八粥”了。 ^[15] 

小年：南方地區為農曆十二月廿四，北方地區為農曆歷臘月廿三。

初七：驅儺日

初八：臘八節

十六：尾牙節

廿三：祭灶日

除夕：臘月的最後一天。除夕夜普遍有闔家團聚吃團圓飯、喝守歲酒的習俗，許多地區家宴中都要安排魚餚，寓意“年年有魚”。北方地區各家各户都要包餃子，江南各地盛行打年糕、吃年糕，分別寓意團聚安康與步步登高。

初一：春節（元日、元旦、元正、元辰、元朔、正旦、正朔）

初七：人日節

初八：穀日節

初九：天日節

初十：地日節

十五：元宵節（上元節、燈節）

二十：天穿節

廿五：填倉節、春分節（於春分日）

晦日：無

初一：中和節（太陽生日）

初二：春龍節（龍抬頭、龍頭節、社日）

十五：花朝節（花神節、百花之神生日）

寒食節（冬至日後一百零五日，清明前一二日）

清明節（於清明日）

十九：觀音誕

初三：上巳節（女兒節）

立夏節（於立夏日）

初八：浴佛節（釋迦牟尼誕辰）

十八：碧霞元君節

初五：端午節（端節、端五、端陽、重午、蒲節、天中節）

夏至節（朝節，於夏至日）

十三：雨節（關公磨刀日）

二十：分龍節

初六：天貺節（六月六、曬蟲節、蟲王節、回孃家節）

十九：觀音會

廿四：觀蓮節（蓮花生日）

初七：七夕節（乞巧節）

十四：秋日拔禊

十五：中元節（盂蘭盆節、鬼節、瓜節）

廿九：地葬節

初一：天灸日（天醫節）

十五：中秋節

初九：重陽節

十九：觀音會

初一：寒衣節（授衣節、冥陰節）

十五：下元節（下元水官節）

冬至節（於冬至日）

商族起於東夷，周人起於戎狄，由夷狄而入華夏以主中原。在秦漢，秦人出於西戎而一統六國，完成了從西到東的華夏整合。 ^[18]  早在傳説時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在中原黃河流域，主要有夏族；在東部的淮河流域和泰山之間，有東夷；在南方的長江流域，有三苗；在西北地區的黃河與湟水間，有羌族；在北方的蒙古高原，有獯鬻。夏族與周圍各族都有交往聯繫。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各族之間交往更加密切。在黃河流域有夏、商和周族，東方有夷族，東北有肅慎，北方和西北有狄、戎、羌、氐，南方有蠻、越等民族。在此期間，以夏族、周族和商族為主，吸收了夷、羌、狄、苗和蠻等民族的成分，演化成華夏族。 ^[9]  公元前21世紀後，中原地區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幾個王朝。他們雖都自認黃帝為其祖先，實際卻來自不同的部落集團，經過漫長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鬥爭和融合，形成了共同族體。 ^[7]  夏人原屬於西羌集團；商人源於東夷集團，起初臣屬於夏；周人興起於西北，屬於戎狄集團，先後為夏商西部的方國；這三者之間曾經存在長期獨立並存關係。 ^[21]  西周時已出現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名，以區別於蠻、夷、戎、狄等；至戰國時，秦、楚、齊、燕、韓、趙、魏同稱諸夏。後經兼併、爭戰，形成諸夏統一趨勢，進至中原的戎、狄、夷、蠻也與華夏融合，華夏成為穩定的族體，分佈區域已達東北遼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東南湖湘吳越等廣大地區。前221年秦兼併六國，統一諸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漢族以先秦華夏為核心，在秦漢時期形成統一民族。 ^[7] 

關於漢民族的族稱，漢朝人自稱“中國人”。當時，王朝周邊的各民族往往稱漢朝所轄郡縣境內的人為“漢人”，意思是“漢朝的人”，“漢”並非是一個民族概念。到魏晉時期，漢族人自稱“中國人”“晉人”。這時，統一王朝內的“中國人”這一稱呼，已經不再專指漢族，開始為王朝境內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所共享。隨着北方民族在中國北方建立封建王朝（如北魏），統治民族為了將自己與漢族區別開來，即用“漢”或“漢人”來專稱漢族。這樣，“漢”或“漢人”就成為一個正式的民族概念，標誌着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形成。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