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煒

1940年4月生，四川省江安縣人。1957年入蘭州大學歷史系，1964年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1965年至1980年，任西藏人民廣播電台編輯部編輯。1980年，奉調到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出版學術專著《婚姻與社會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0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宋代皇親與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兩宋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同年獲中國圖書獎）、《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與朱瑞熙、劉復生、蔡崇榜、王曾瑜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000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人民出版社，2003年）、《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宋代文豪與巴蜀旅遊》（與吳其付、宋雪茜、陳盈潔、盧俊勇合著，巴蜀書社，2007年）。發表《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閲”》（1986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歷史文章80多篇，分別刊載於《歷史研究》、《未定稿》、《中國史研究》、《光明日報?史學》、《新華文摘》、台灣《新史學》、《大陸雜誌》、《思與言》、日本《中國史學》等刊物。1991-1992年,任成都市錦江區第一屆人大代表、常委。1993－1997年,任四川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98至2007年,任四川省第八、第九屆政協委員、常委。1990年獲四川省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並評為四川省優秀教師，1992年獲政府特殊津貼。2008年從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榮退。

兩宋歷史的多角度探討

——訪張邦煒教授

●張邦煒　■何玉紅 刁培俊

■張先生，您好！您長期從事宋史研究，對兩宋歷史作了多角度的探討，成就引人注目，受到學界讚譽。今天想就您的治學經歷、研究心得體會以及治學經驗等方面作一訪談。首先請您談一談您的治學經歷。

●我們這代讀書人因政治運動而耽誤太多。我又是個地道的西部人，生長在四川，讀書在甘肅，還有在西藏從事新聞工作達15年之久的經歷。1980年回鄉到四川師大歷史系任教，20多年來始終站在本科教學第一線。如今年近古稀，每週仍得上若干節課，研治宋史只能在教學之餘。史可法的對聯：“斗酒縱觀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是我青年時代的座右銘。然而我這輩子能坐下來認真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不敢説有什麼學問和成就。顧炎武説：“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前輩學者李埏先生特別推崇這句名言，並以“不自小”名其齋。想到這裏，我才鼓起勇氣，接受您的訪談。

其實，歷史也給了我某些機遇。如讀研究生，雖然正逢災荒年，但因政治運動暫停，反倒讀了些書。“知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古今總歸是相通的。馬克思曾説：“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歷史是過去的現實，歷史工作者應當對社會現實多少有所體驗。從這個角度看，我由舊聞到新聞，由新聞到舊聞的經歷，也並不完全是負面的。這些，我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一書的《後記》裏已經講過，這裏不再多説。

■張先生，您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金寶祥先生是著名的唐史專家，您為何選擇宋史為治學方向？金先生對您治學有哪些影響？

●老一輩治史，往往強調貫通，反對支離破碎，主張高瞻遠矚。他們認為，通史姓“通”，通史貴在一個“通”字，不能侷限於一朝一代，任何斷代史都只是歷史工作者的研究重點或突破口。金寶祥師50年代末所作《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問題》一文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運用馬恩理論較刻板、分析問題較籠統的缺陷，但體現了他“通古今之變”的學術追求，可惜因故未收入他的論文集。祥師 還強調，做學問切忌死守師説。他認為，如果我跟著他學唐史，很可能師雲生亦云。他治唐史，我學宋史，則可互相啓發，教學相長。祥師“文革”前，僅指導了兩名研究生，還有一位安徽籍同學學明史，恰恰沒有學唐史的。但效果不錯，學明史那位同學敢於公開發表文章就明代裏甲制度問題與梁方仲先生辯論，受到吳晗先生誇獎。他的畢業論文，鄭天挺先生的評語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王毓銓先生的評語是“研究生而有如此成就，是罕見的。”令人惋惜的是，這位同學在“文革”中失蹤，可能早已“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先師當年有理論派之稱，在方法上給我很多啓示。他認為，歷史是一部一切皆生、皆滅、皆動、皆變的動畫片，歷史工作者應當具有強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善於將歷史現象放在歷史發展演變的總進程中去作動態考察。同時，他又強調歷史工作者應當具有總體意識、全局觀念，不僅要瞻前顧後，上掛下聯，而且要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同不少前輩學者一樣，祥師主張“讀書貴得間”，他要我把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反覆讀，讀出自己的體會、讀出獨到的見解，甚至讀出哲學的意境。他説，餘嘉錫先生學問不小，但仍自稱“讀常見書齋”，可見熟讀基本史籍很重要。他的許多諄諄告誡，諸如“學貴自成體系，鑽研應有重點”；“勤於讀書，慎於提筆；勤於寫作，慎於發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我始終牢記。

祥師早年雖有《南宋馬政考》等論文發表，但中年以後即主治唐史。這或許是個重要緣故，我尤其注意向其他老師請教以及與同學切磋。如曾因所謂“右傾”受到批判的系黨總支書記陳守忠先生，他主治宋史，一度指導過我。又如趙儷生先生當年雖是所謂“右派”，曾被髮配到農場勞動並捱打，被取消上課資格多年，但我有時也暗中拜訪，並深受教益。讓我感嘆的是，30多年之後，再訪已是86歲高齡的儷生先生，他仍清楚地記得我這個他沒有上過課的學生，並親切地以“老棣”、“老友”相稱。再如利用假期返鄉之機，向蒙文通先生請教，他叫我讀《宋文鑑》。而張蔭麟、鄧廣銘、陳樂素、全漢升、聶崇岐、何竹淇、張家駒、李埏、華山、程溯洛、漆俠、徐規等先生，可以説是我當時未嘗見面的老師。他們的代表作，我大多拜讀。

至於同學之間的相互切磋，本系的幾位研究生同學乃至青年助教，晚飯後常常集體散步，往往不是閒聊，而是談論學術，有時發生爭執，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是關係很融洽。討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到古巴革命、《李自成自述》、《平凡的真理》等當年的熱門話題。在切磋者中，有位剛從北大畢業分配來的助教李恕德兄，1962年冬突然因所謂“現反”而被捕。後來他的同班同學童超教授告訴我，恕德兄坐牢十餘年，已“改造”成為一名技藝精良的木匠，平反後回家鄉哈爾濱去了。我讀研究生時與四川大學研究生朱瑞熙兄的學術交流，以及瑞熙兄當年在學術上對我的幫助，宋史學界不少同仁都知道。

■上個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社會變革”之説，在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時至今日，這一論題依然經久不衰。張先生，您曾説過您是“一個較為固執的唐宋社會變革論者”。您是如何理解唐宋社會變革這個問題的？

●歷史不是雜亂無章的流水賬，研究歷史不必也不可能凡事必錄必究，只能抓關鍵，即發展趨勢和時代潮流。我對闡釋歷史發展大趨勢的論著素來情有獨鍾，如蒙文通先生那篇洋洋十萬言的長文《中國曆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60年代初，我是從剛翻譯出版的《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中，瞭解到他和他的老師內藤湖南的唐宋社會變革論的。其實，此論也很難説是他們的全新發現。早在宋代，沈括、鄭樵、王明清等人就有察覺。明清時代，胡應麟、顧炎武、嚴復等人又有闡述。當然，內藤、宮崎講得要系統些。我青年時代接受了唐宋社會變革論，或許是由於先入為主的緣故吧，後來始終堅信，並曾試圖從不同角度將它細化、深化、具體化。雖然我既不贊成宮崎將唐宋社會變革定位為從中世到近世的轉化，也不贊同宮崎將宋代豔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並認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早於西方的文藝復興幾百年，並引發了西方的文藝復興。

在內藤、宮崎之説的影響下，我逐漸對唐宋社會變革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認識。簡要説來，大致有下面四點。第一，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一場較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宋代是與魏晉南北朝乃至唐代不盡相同的歷史發展新階段。如果説魏晉“尚姓”，唐代既“尚姓”又“尚官”，那麼宋代則“尚官”。換言之，社會從以門閥為中心轉化為以品官為本位。唐代士人將“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稱為“三絕”；將“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稱為“平生有三恨”。而宋代士人則把“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叫做“平生美事三者並集”；把“不得於黃紙尾押字”即“不歷中書”、未拜相，叫做“生平不足”。唐、宋兩代不同的説法反映了社會心理的變化，並折射出社會的制度性、結構性變遷。第二，唐宋社會變革不是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它不是以突變的形式出現，而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漸進過程。難怪學界出現了這場社會變革發生在唐代中葉、唐末五代、唐宋之際、慶曆前後、兩宋之交等多種説法。第三，唐宋社會變革前後經歷了兩三百年之久，大致開始於中唐前後，基本完成於北宋前期，可簡要地表述為唐宋之際。第四，這場社會變革不是下降型轉化，而是上升型運動，它並不意味著停滯，而意味著發展，宋代進入了繼續發展、進一步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總之，唐宋社會變革的深度、廣度乃至影響，雖然不能同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相提並論，但不能因此而被忽視。

■關於唐宋社會變革，您最初是從土地制度角度進行考察，在這方面您的主要見解是什麼？

●這已是40多年前，讀研究生時的事情了。當時，金寶祥師要我考察宋代的土地制度，並且認為問題的要害在於人身依附關係。他主張用《資本論》的方法、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一再強調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社會從商品入手，我們剖析中國傳統社會應當以人身依附關係為重點，人身依附是傳統社會最普遍的關係、“最內部的秘密”、“隱蔽著的基礎”。通過學習與探索，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人身依附與自然經濟的確是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徵，傳統時代的土地所有權具有品級性、凝固性即非運動性。然而傳統社會自有其自身發展的階段性，漫長的傳統時代並非一成不變，商品這一“革命要素”的前後變化特別值得注意。

稍許具體些説，我的主要論點有四。第一，針對當時較為流行的宋代是個無處無莊園的莊園世界的説法，我認為宋代土地經營的主要形式不是設置莊園，而是招人租佃；宋代的莊園大多以租佃方式經營，其實質往往不是農奴制，而是租佃制。而由魏晉乃至隋唐莊園制到宋代租佃制的演變，正是唐宋社會變革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第二，宋代租佃制的發展不是單純的量的增長，關鍵在於質的變化即人身依附關係的弱化，而佃農退佃自由的爭得、私家佃家而負擔國家賦役、超經濟特權的削弱則是宋代人身依附關係弱化的具體表現。第三，我不贊成宋代農村完全自給自足，是個與外界無經濟交往的絕緣體的説法，認為從魏晉乃至隋唐商品經濟的冷落到宋代商品經濟的活躍是唐宋社會變革的又一重要內容。而其要害在於土地作為商品較多地進入市場，即傳統社會土地所有權的非運動性到宋代出現了鬆動的跡象。第四，變徭役為賦税是唐宋時代社會變革的重要趨勢之一，這一趨勢的發展使得宋代賦税重而徭役輕，而兵役的大體消逝、廂軍的分擔伕役以及伕役僱法的推行則是宋代賦重役輕的明證。

這些看法見於《論宋代的官田》、《關於宋代客户的身份問題》、《北宋租佃關係的發展及其影響》、《北宋賦重役輕論》等文，朱瑞熙兄在其最近所著《宋史研究（二十世紀學術史叢書）》一書中有扼要介紹。需要説明的是，這些文章有的發表在“文革”後，但都寫成於“文革”前。當時思考問題的角度和論述問題的方法，與現在差別很大。自己再讀這些舊稿，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如今再翻這些陳年老賬，青年學子不知是否感到話題太陳舊。

■婚姻家族史是您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婚姻與社會?宋代》、《宋代婚姻家族史論》是您在這一領域的代表作。我們注意到，宋代婚姻、家族等研究其實是您探討唐宋社會變革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深化。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研究情況。

●我涉足婚姻、家族史，始於80年代初。酈家駒先生要我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寫些法制史方面的條目，其中有《封建家庭制度》。此後，我曾一度將這一領域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寫了幾篇文章，主要目的確實都在於從這個角度論證唐宋社會變革。

在古代歷史上，唐代士人以“好求山東婚姻”聞名。而蘇東坡詩則曰：“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户嫁崔、盧。”陸放翁詩亦云：“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可見，宋代某些士人竟以不婚名族，議婚單門為榮。唐、宋兩代在婚姻觀念和擇偶標準方面的變化相當明顯，宋人鄭樵已有精當的概括：“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閲。”我的《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閲”》一文無非是從士庶通婚浸成風俗、后妃並非全出名門、宗室聯姻不限門閥三個方面對鄭樵之説作了一些印證而已。人們難免會問：不問閥閲又問什麼？宋人已有回答：“議親貴人物相當。”所謂“人物”，就男性來説，指進士。當時中上流社會“求婿必欲得髙第者”。王安石的詩句：“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便是對這一風氣的形象描述。所謂“綠衣郎”，指皇上賜予綠袍的新科進士。我的《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一文只不過是鳩集有關史料，對榜下擇婿的表現、方式、淵源、實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作初步闡述。上述兩文試圖説明魏晉乃至隋唐是極端講究門當户對的時期，而“議親貴人物相當”即擇婿並不特別注重其家庭的現實狀況，尤其看重其本人的未來前程，意味著兩宋是相當標準的“郎才女貌”時代。“婚姻不問閥閲”既是宋代社會流動的表現，又是其結果。我在《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一文中認為，從前“貴者始富”的格局到宋代已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貧富貴賤，離而為四”。並指出當時的社會流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政治上“賤不必不貴”、經濟上“貧不必不富”、職業上“士多出於商”。

唐宋社會變革的確廣泛地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也並非無處不在，不能捕風捉影。從前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説法：唐代禮教束縛不嚴，婦女再嫁者甚多；宋代提倡死守貞節，婦女改嫁者極少。並以此證明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直轉急下。其實，宋代“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屬纊，即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就這個方面來説，唐、宋兩代並無明顯差異。我在《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一文中指出，當時法律原則上允許婦女再嫁，輿論並不籠統譴責婦女改嫁，理學興起於兩宋而流弊主要在明清，宋代僅僅處於婦女地位下降的過程之中，並不是這一過程直轉急下的轉折點。與上述論點有關，在當前流傳的某些性文化、性歷史書籍中，往往將唐代渲染為性自由奔放期，把宋代指斥為實行嚴厲的性禁錮。我在《兩宋時期的性問題》一文中認為，唐代前期放縱的宮廷性生活並非當時社會現實的縮影，相當開放的敦煌性文化難以代表唐代全國各地的整體狀況。如果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論，宋代嶺南某些地方盛行“卷伴”、“聽氣”、“飛駝”、“多妻”等習俗，其性生活的開放程度與唐代敦煌地區差別不會太大。從總體狀態上説，唐、宋兩代均處於性壓抑期，並無實質性的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近年來，有關宋代女性、家族等方面的研究依然得到不少學者尤其是青年學子們的關注，您能否就如何進一步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作一介紹。

●我確實寫過一些與宋代婦女有關的文章，如《兩宋婦女的歷史貢獻》、《宋代的公主》、《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等。但我不止一次説過，我的專業是宋史，不是家族史，更不是女性史。從事女性史研究，應當具有女性的意識和視角，這個基本條件我不具備。讓我談這方面的問題，難免不專業，甚至很外行。

興起於上個世紀早期的婦女史研究具有為政治服務、從概念出發的特點，充滿“五四”情結，不免涉及面較窄，觀點較片面。當時出版的代表性論著以反對男尊女卑、提倡尊重女權為目的，將中國古代婦女史定性為“一部婦女被摧殘的歷史”，或許可以説是抓住了要害，同時又説古代婦女“無知識、無職業、無意志、無人格”，其準確性就相當有限了。更有甚者，説什麼古代婦女的全部生活不過是圍著鍋台轉，他們的歷史作用無非是生兒育女。儒家的某些説教諸如“三從四德”、“從一而終”、“女無外事”、“女子居內”、“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又較為有力地支撐了上述論點。於是全部婦女史研究便聚焦於婦女如何被摧殘，以致一提起傳統時代的中國婦女，人們立即想到的便是祥林嫂和白毛女。直到80年代，就宋代婦女研究來説，仍以婦女的社會地位問題為中心，圍繞寡婦再嫁與女子財產繼承兩大論題。

90年代以後，中國女性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和很大的突破。研究者們不再將概念當歷史、把説教當事實。如所謂“三從”，其實古代婦女不一定都“從夫”，“妻管嚴”由來已久。在妻權雖然較弱、但母權的中國傳統時代，母親尤其不可能“從子”。不僅研究領域拓展，而且觀念、方法很新。我注意到了過去的婦女史只是“添加史”、“補償史”的提法，如今的女性史是以女性的觀點和立場書寫的通史，對傳統史學具有顛覆意義。何謂“顛覆”，也就是“破”吧。從前有句老話：“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破什麼，立什麼，如何做到破、立結合，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傳統史學，只怕是新式的中國女性史所面臨的一大問題。另外，當前方興未艾的中國女性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歐風美雨席捲下的成果，如何將從西方引進的觀點和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相結合，也是亟待解決的又一大問題。好在已有較為成功的例子，可供借鑑。

關於家族史研究，從前似乎存在著選題往往較籠統，大而無當、大題小做的弊病。在未做深入的具體研究之前，就急於對帶趨勢性的大問題下判斷、作概括。這些判斷和概括難免簡單化，不準確。我80年代初所寫短文《中國封建時代的家庭制度》雖事出有因，這一弊病畢竟比較明顯。後來也事出有因，曾轉而對宋代一些具體家族作個案研究，如鹽泉蘇舜欽家族、仁壽虞允文家族。通過這些探索，確實有所發現。如宋代家族研究一度以累世聚居於一地、財產為家族所共有的“義門”為重點，其實宋代家族的主要形態不是共財同炊，而是別籍異財。又如人們通常較為籠統地認為宋代士大夫家族力圖保持其名門地位，其實其具體目標各不相同，大致可分為政治型名門、經濟型名門和學術型名門。然而當前這一領域的研究似乎又走向另一端，選題一般較具體，出現了小而無當、小題大做的傾向。研究問題恐怕應當從抽象到具體、從具體到抽象，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對問題作出新的、抽象的、較準確的概括。如何將具體與抽象、微觀與宏觀很好地結合起來，或許是宋代家族史研究所應當面對的問題。

■《宋代皇親與政治》是您關於宋代皇室與政治方面的一部力作，請您談談其中的主要學術見解。

●這本小書陸續寫於80年代後期，書名也可改為《兩宋內朝研究》。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或許可以分為兩大塊：外朝即官僚體系，可謂熱門話題，研究者們雲集於此；內朝即皇親系統，長期以來則“門前冷落鞍馬稀”。內朝具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由皇帝的親屬或親信組成，二是凌駕於以宰相為首的外朝之上。它更能體現傳統政治的“家天下”統治屬性，不應當受到忽視。

宋人注重總結歷史經驗，他們認為：“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 這本小書認為，宋代皇親國戚的權勢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並分別論述了宋代宗室任職受限、后妃較少插手朝政、外戚不預政、兩宋無閹禍等歷史現象，從而得出了宋代大體無內朝的結論。同時認為，宋代皇親國戚之間的權力之爭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皇位轉移總的來説比較平穩，宋代大體無內朝意味著基本無內亂。宋人曾炫耀：“本朝超越古今”，“百年無內亂”。而內部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促成了宋代社會經濟的騰飛和文化的高漲。這些看法是否確當，有待學界指教。

■緊接上一個問題，在宋代政治制度方面，您對諸如“宋代的皇權與相權”、“北宋前期的都部署”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請問您是如何思考這些問題的？

●關於宋代的皇權與相權，大家都知道，目前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看法。最初，我也是錢穆先生宋代皇權加強、相權削弱論的傳播者。80年代前期，在杭州國際宋史研討會上，聽血氣方剛的王瑞來兄講他的宋代相權加強、皇權削弱説，真可謂振聾發聵。我既有贊同之處，也有困惑之點，特別是對其宋代已處於君主立憲的前夜之説，感到很不理解。我想，皇權與相權並不是兩種平行的權力，皇權是最高統治權，而相權只是最高行政權。為什麼只能此強彼弱？難道就不可能此強彼亦強或此弱彼亦弱嗎？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之後，我提出了宋代皇權和相權都有所加強的看法，指出：宋代皇權加強、相權削弱論與相權加強、皇權削弱説，論點雖然截然相反，其出發點卻驚人的一致，都立足於皇權與相權絕對對立，只怕是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我認為：宋代皇權有所加強表現在皇帝的地位相當穩固，沒有誰能夠同他分庭抗禮，因而被稱為“看不見篡奪的時代”；相權有所加強則表現在以宰相為首的外朝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皇帝濫用權力，作為皇帝分割外朝權力工具的內朝大體上不存在。何以會如此，則應從宋代當權的士大夫階層的特質中去尋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與從前的門閥士族相比，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的宋代士大夫個體力量雖小，羣體力量卻大，在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瑞來兄90年代即遠走日本，後來沒有機會就這個問題同他進一步交換意見，相信他仍有不同看法。

對於北宋前期的都部署，我主要有兩點淺見。一是不宜將都部署一概視為地方統兵官。宋人説：“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管。”北宋初期的都部署往往出於戰爭需要而臨時設置，負責執行重大軍事使命，系中央統兵大員或前敵總指揮，其地位、權力和作用均不在三衙長官之下。將北宋初期的統兵體制概括為“樞密院—三衙體制”，不免有意無意地輕視了都部署的作用。如果説樞密院長貳擁有調兵權、三衙長官擁有握兵權，那麼都部署這時則擁有統兵權。北宋初期的統兵體制可否概括為“樞密院—三衙—都部署體制”。二是都部署制度的變化反映了宋朝國策的轉變。如都部署一職由武將擔任到由文臣任正職、武將任副職的變化，體現了朝廷從重武輕文到重文輕武的演變。又如五代宋初都部署尚無行營、駐泊之分，一般均為進攻性的行營都部署，而非防禦性的駐泊都部署。駐泊都部署出現於宋太宗時，特別是雍熙北伐失敗以後，意味著宋太宗對契丹的戰略方針已由進攻為主轉變為防禦為主。可見，對歷史現象作動態考察很重要。

■您對北宋晚期的政治也有不少新的看法，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研究。

●與以教書為職業有關，我研究宋史無規劃、無重點，甚至不知課題為何物。選題主要出自個人興之所致，對什麼問題有興趣就用心去探索，有心得就動筆去寫，很自在，無壓力，樂在其中。80年代，我從事所謂“科研”活動，大致奉行三條原則。一是一般不與人合作，避免因署名等問題扯皮，出了問題，相互推諉，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二是一般不申請課題，當時還不知道，所謂“項目”即“圈錢”，只認為那是“枷鎖”，要造計劃，又有進度，不自在。三是一般不接受出版社約稿，原因在於不僅其題目往往自己並不感興趣，而且到時催起稿子來，逼得您去粗製濫造。不如自己書寫好後，再想法去申請一點出版補貼。這些或許是我這個自由職業者的“小手工”意識的反映。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以及遇到某些具體情況，這三條“戒律”多少有所改變。如我之所以研究北宋晚期，便是由於10多年前在經過勸説之後，接受了人民出版社張秀平編審的約請，寫一本有關宋徽宗及其大臣們的書。出版社約稿，我最怕限期交卷，好在這次無期限。然而迄今為止，我對徽、欽兩朝，只有點滴體會，並無系統新見，於是慚愧地向秀平編審交了白卷。

對於北宋晚期的政治，我的點滴體會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宋徽宗初政為什麼受到好評？徽宗即位之初，當時人寄予厚望。黃山谷詩云：“從此滂沱遍枯槁，愛民天子似仁宗。”後來博得讚譽，王船山説：“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關鍵在於徽宗初年“內外皆有異意之人”，他行事較謹慎，不敢膽大妄為。可是同他對立的蔡王集團很快被翦除，他從此既無反對者，又無制約者，生活在一片頌揚聲中，為所欲為，最終被歷史定位為亡國昏君。另一個是北宋為什麼亡國？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北宋晚期士大夫階層的集體墮落，等等。當時官員大多無理念、無榮恥，一切以維護個人既得利益為指歸，“反覆不常，唯利是附”，是些有“三變”乃至“萬變”之稱的“變色龍”。他們的“格言”是：“東也是吃飯，西也是吃飯。”“姓張底來管著，是張司空；姓李底來管著，是李司空。”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北宋亡國的原因並不像人們通常所説，唱老調而亡國，因落後而捱打。恰好相反，北宋唱著“新”調子亡國，因極度腐敗而亡國。北宋晚期之所以腐敗，是由於北宋開國以來所形成的權力制約體系全面崩潰，御筆行事，宦官典機密，三公領三省，皇權以及內朝、外朝的權力一概惡性膨脹。從總體上説，北宋亡國不是因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棄作為祖宗家法重要組成部分的權力制約體系所致。

研究北宋晚期歷史，難點在“蔡京變法”。這個詞彙並非我所生造，既見於《宋名臣言行錄》，又出自陳傅良之口。不同的是，“變法”在今天通常是褒義，而在古代則大致是貶義。其實又何嘗不可將它作為中性詞，可褒可貶。蔡京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其牽面之廣、影響之大恐怕不亞於王安石變法。“什麼藤結什麼瓜”，奸臣只能做壞事，對他簡單予以否定容易，具體分析則難。日後如有機會，將參考已有成果，再挖掘些材料，作進一步思考。經過一百多年的穩定發展，到宋徽宗時，北宋王朝可謂登峯造極。然而這座金碧輝煌的大廈一觸即潰，其基層政權之腐敗、鬆散，可想而知。當時民怨鼎沸，民變連綿，與此關係極大。《靖康要錄》等書中有些資料，也可再作探討。

另外利用這個機會，對《靖康內訌解析》一文作一點説明。“靖康內訌”一詞源於南宋人周必大，他説：“靖康岌岌，外猘內訌。”此文我寫了三萬多字，自我感覺還好。2000年春天完稿後，正因事到北京，順便帶上向王曾瑜兄請教。曾瑜兄説，他也有一篇文章，叫《宋徽宗和欽宗父子參商》，不久前刊登在一本慶祝性論文集上。他説，我的文章比他寫得長，材料也充實些。鑑於兩篇文章內容詳略有異，看法也不盡相同，所以仍投請本校學報刊載。

■眾所周知，宋史研究重北宋輕南宋。您曾對南宋的幾個重要政治人物做過研究，並對一些爭議較大的人物與事件做出新的論述，是這樣嗎？

●宋史研究重北宋而輕南宋，從前的確如此，若干年前已有改變，出了一些以治南宋史為主的著名學者，如黃寬重兄、梁庚堯兄等。至於我個人，一向重製度而輕人物，重趨勢而輕事件。其實，歷史以人為本位、由事件所組成，不應厚此薄彼。然而我轉而研究人物與事件，並不完全出於自覺，而是由於80、90年代之交，應友人趙葆寓兄之邀，參加一家出版社組織撰寫的八卷本《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因而不得不對宋代的重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作較為系統的清理。

講到這裏，不禁想起卒於30年代初的成都大學教授劉鹹炘先生。他思想極深刻，且研究面很廣，36歲去世時，已著作等身，有天才學者之稱。鹹炘先生採納蒙文通先生的建議，曾打算重修《宋史》。他的辦法是先作專題研究，寫成數十篇論文，就像已經寫成的《北宋政變考》、《南宋學風考》那樣，然後再著手編寫《宋史》 。可惜鹹炘先生英年早逝，此事未果。我當時也知道，只有像鹹炘先生這樣，心無旁騖，不存功利之想，全神貫注，慢工出細活，才有可能出精品。但合作者進度快，出版社催得緊，而且還等著拿書去評獎，我也不敢太慢。最後這套書果真獲得中國圖書獎，但是否每本書都是精品，只得交由歷史去檢驗、後人去評判了。

當時，我邊讀史料邊思考邊寫書。在清理人物與事件的過程中，發現從前在宋史研究中，有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即將主戰與主和絕對對立，一味肯定主戰，全盤否定主和。這不免離開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以韓侂冑與開禧北伐為例，韓侂冑雖然以建立蓋世功名為目的，以輕舉妄動為手段，一旦受挫即無意用兵、遣使求和，但因其對金主戰便受到某些研究者的高度評價，甚至將他與岳飛相提並論。如此類比，未免欠妥。南宋學問家王應麟認為：“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此説不無一定道理。

某些事件為什麼會發生，也值得推敲。如號稱出身“八十年忠孝之門”的吳曦何以背叛南宋、投降金朝？經過思考後，我作了這樣的概括：吳曦叛宋降金以地方與朝廷的矛盾、武將與文臣的對立為背景，以四川易守難攻、經濟自給自足的地理環境為憑藉，以引誘其投降的金朝為依託，以韓侂冑既急於北伐又昏聵無能為條件。一言以蔽之，吳曦之叛是四川地方勢力與南宋中央政府、吳氏武將集團同南宋文官政權長期矛盾和對立的產物。這一概括是否妥當，不敢自以為是。

■我們知道，宋代的社會風俗也是您關注較多的領域，您能否介紹一下您在這方面的研究情況？

●宋代的社會風俗林林總總，我所涉及的僅限於婚俗、葬俗、慈幼與敬老之俗以及與婦女相關的習俗。之所以涉及這些領域，是由於90年代與朱瑞熙、劉復生、蔡崇榜、王曾瑜等同仁合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按照曾瑜兄的安排，我承擔婦女、婚姻、生育與養老、喪葬等章節。書中不得不講到的不少習俗，如相媳婦、坐花轎、交杯酒等等，前人早有研究。除榜下擇婿、進士賣婚、宗室賣婚、訪婚卜者、婚嫁失時而外，對於婚俗，甚至包括族際婚、中表婚、異輩婚、收繼婚在內，我並無特別專門的研究。

至於遼宋西夏金時期的喪葬習俗，種類同樣很多，諸如避回煞、燒紙錢、看風水、做道場之類，其中以火葬的盛行最引人注目。有學者估計，宋代兩浙路、河東路的火葬率高達30%，與我國各地現在的平均火葬率接近。不僅宋朝所轄漢族居住區如此，契丹、党項、女真、吐蕃、烏蠻、末些蠻等也如此。不少研究者將宋轄漢族居住區火葬的盛行視為佛教傳入中國的結果。人們不免會問：佛教從漢代傳入，到唐代後期已達900年之久，為什麼火葬者屈指可數？在我看來，火葬習俗形成於五代十國時期，關鍵在於“五季禮廢樂壞大亂”，包括死者以“入土為安”在內的不少傳統觀念動搖。加之適逢戰亂，生者尚且苟延殘喘，死者後事只能從簡，火葬正是在變亂中悄然成為風俗。火葬是契丹、党項、烏蠻、末些蠻的原始葬俗，而吐蕃受党項影響，女真受契丹、漢族的共同影響，轉而實行火葬。由於各民族之間喪葬習俗的相互交流，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火葬者越來越多。於是，遼宋西夏金時期成為我國曆史上火葬最為盛行的時期。

■宋代的文化教育也是您的研究領域。您發表過一篇長文，探討兩宋文化的普及性。請問您是怎樣看待宋代文化普及的？這一歷史現象出現的社會背景、以及它對此後社會文化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論宋代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是我在這個領域裏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文革”後所寫的第一篇宋史論文。此文寫於80年代初，我剛從西藏歸來，學業荒疏，心裏沒底，草稿寫成後，送請當時遠在北京的朱瑞熙兄修改。經瑞熙兄增補後，提交宋史研究會鄭州年會討論，後來有幸被鄧廣銘先生收入他所主編的《宋史研究論文集》。此事增強了我重操舊業、研治宋史的信心。

此文以及大致同時寫成的《論北宋“取士不問家世”》一文仍然是在為唐宋社會變革論張目。所謂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換言之，即貴胄子弟專門學校轉化而為士庶子弟混合學校的過程。它意味著朝廷“廣開來學之路”，中央官辦學校招生範圍擴大、入學資格降低，實際上已向 “孤寒之士”敞開大門。學校教育制度的這一變革被官僚政治所決定，又為官僚政治服務，並且從一個側面宣告了門閥政治的終結。而“取士不問家世”則是宋代在選舉取士制度方面的重大變革。與唐代相比，宋代科舉考試有兩個明顯的不同之處。一是錄取範圍擴大，“工商不得預於士”的舊制在北宋時已被突破。二是制度比較嚴密，唐朝的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科舉其名，薦舉其實。隨著糊名、謄錄、鎖院、別試等措施的實行，宋代科舉考試較為公正。如果説唐朝士人曾牢騷滿腹：“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那麼宋代舉子則躊躇滿志：“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包括所謂“孤寒”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通過讀書應舉、入仕為官的道路，宋代比唐朝要寬廣些。

至於所謂“長文”《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寫於90年代初，認為文化的相對普及既是宋代文化最為明顯的特徵，又是宋代文化繁榮的象徵。其主要表現是文化從先進地區推廣到落後地區、從通都大邑推廣到窮鄉僻壤，特別是從士階層推廣到農工商各階層，極少數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壟斷文化，整個社會文化水平提高。這顯然是錢穆先生將宋代以前稱為“貴族社會”，宋代社會稱為“平民社會”的一個重要依據。文化普及出現的社會背景方面的因素太多，如物質條件的變化，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各階層的生活改善，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書籍比較普遍。又如政治環境的變遷，宋朝由讀書人、士大夫掌權，政府屬於文官政府，號稱“以文治天下”。再如社會流動的趨勢，面對“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的社會環境，各階層都特別重視教育後代，宣稱：“人生至要，無如教子。” 宋代的文化普及對此後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它推動著各種文化形態在不同程度上趨向於通俗化，都出現了從“雅”到“俗”的變化，甚至包括理學的傳播在內，也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喜聞樂見。

在這篇文章的結語裏，我曾經指出，文化的相對普及絕不是宋代文化的唯一特徵，此外如鄧廣銘先生所説“思想的相對解放”之類，或許也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徵。文章寫成後，我注意到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説法：唐型文化相對開放、外傾，色調熱烈；宋型文化相對封閉、內傾，色調淡雅。關於唐、宋兩代文化類型的變遷，從雅到俗論與轉向內在説是否絕對對立，兩説可否兼容幷包，我尚未做深入研究，目前不敢妄加臆測。

■學者治學的外部社會環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90年代以來變化很大。學術環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學者內在的學術追求和外在的論著表現形式。您説過，由靜而動，從坐得住到捨得跑，是文史學界的一大變遷。目前青年學者如果有志於治學，需要注意哪些因素，方能不隨波逐流，專心向學而有所建樹？

●我雖不敢説是“小車不倒只管推”，但平時畢竟是“只顧拉車不看路”，並不適合回答這類問題。

與五六十年代相比，眼下的治學環境的確有很大變化。有學者將這一“變化”直接貶稱為“惡化”，未免太籠統，有偏頗之嫌。學術自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只怕很難大躍進，很難突然放衞星。諺語説：“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信條適用於古代戰爭，今天用來繁榮學術，未必管用。宋人曾感嘆：“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或許與方今的現實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目前的激勵機制很可能造成學界心浮意亂，可是當年的亂打棍子則肯定叫學者膽戰心驚，當年絕不比目前好。老一輩“不花國家一分錢，照樣搞科研”，如今財政有些投入，總比從前一分錢也無要好些。特別是古籍的大量影印和電子版古籍的研製，使文史學界的治學條件有了很大改善。至於所謂“由靜而動”，我的意思是清楚的，並不讚賞“捨得跑”。對於學者來説，堅持精力的專注畢竟比爭取財力的投入更重要。

我個人認為，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下，青年學者應當首先做到兩個務必。一是務必耐得住寂寞。歐陽修所説：“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或可置之座右。二是務必精讀基本史籍。董遇所説：“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或可奉為圭臬。至於前輩學者所説考索之功與獨斷之學、功夫要死和心眼要活之類，雖然都是具有指導意義的經驗之談，但在今天也許還在其次。淺見如此，不一定對，僅供參考。

■目前學術期刊大多將每篇論文的字數限制在一萬字以內，甚至要求不超過六七千字。青年學者的論文往往被編輯先生隨意刪減。台灣學者批評我們的大多數論文缺乏論證過程。對此，您有什麼想法？

●論文當長則長，該短則短，並無一定之規，不可一概而論，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然而如今學術期刊容量有限，供不應求，只得忍痛割愛，對稿件痛加刪削，實屬無可奈何。如此這般，天長日久，學者習慣成自然，淺嘗則止，封皮當信，史料不深挖細找，論點不多方求證，確實會對學風造成不良影響。我的應對辦法是按照期刊要求，交壓縮稿。到出論文集時，再刊登原稿。現在有網絡，事情更好辦。壓縮稿發表後，再將全文掛到網上。這個辦法行嗎？

■您曾説過：“遇事灑脱些，做事認真些，待人坦誠些，性情開朗些，生活瀟灑些。”這是您多年來治學與做人的真實寫照。您從事學術研究多年，一定積累了許多治學經驗，請談談。好嗎？

●這25個字確實是我的真情實感，但有兩點需要説明。第一，就整個學界來説，不具有普遍性。那些功成名就者應接不暇，很難灑脱；心滿意足，自然開朗；項目太多，豈能瀟灑？所謂“灑脱”、“開朗”、“瀟灑”云云，只不過是我這個不成功之人的自我解嘲而已。第二．對青年學子來講，不應造成誤導。在我所接觸的學生中，大致有兩種值得注意的傾向。一種是太貪玩，瀟灑過分，甚至終日無所事學業。對於他們，理應告誡：做事應當認真些！另一種是太拼命，把身體當兒戲，甚至為學業而暈倒，好在尚無英年早逝者。對於他們，則應強調：生活何妨瀟灑些？

我的體會是，做學問乃興趣之所在，有張有弛，提得起，放得下。幾天雜務纏身便鬱悶，一旦坐進書堆就踏實。人各有好，如果拿起書本便頭疼，可選擇經商或從政。知我者都知道，我是個夜貓子，讀書到凌晨，興致正濃。如若有所發現，更是情不自禁。這種讀書人獨有的喜悦與歡樂，旁人很難理解。但白天也能睡大覺，每天睡眠一般不會少於8小時。學者不是苦行僧，也應當有適度的休閒與娛樂。我不喜歡看電視，但看英超，看歐冠，看世界盃，而且熬夜看。只要有空，還喜歡帶孫子。“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當年的這句豪言壯語在特別珍惜生命的今天，不一定很可取。青年學者進取心強，開拓精神強，值得肯定與鼓勵。但做學問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一定要去圖個啥。老老實實地去做自己想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只問耕耘，莫問收穫。”相信工夫不負有心人。古人説：“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我那25個字，意思與此相近。

（《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6期《史家訪談》）

以前從未料到，天生對學術論文望而生畏的我，竟會以期盼的心情等待一部論文集的出版。 大概緣自父親講述的歷史故事的薰陶，我從小就對歷史有一定的興趣，小時語文成績不錯，便想當然地認為歷史一科也會學得很好，但結果頗有偏差，歷史成績不見得佳。我承認我在對歷史教科書的學習上不甚着力，因為裏面的內容太過精減，精減到幾乎只剩幾句年代、事件的簡述和總結出來的大道理，那種感覺就像對一位傳説中的絕代佳人憧憬已久，但真見到時卻發現伊原來面黃肌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轟然失望之下的怠慢也就不足為奇。

所以一直對以教科書式風格寫成的論文保持距離，寧願閲讀以故事方式講史的通俗書籍，直到多年以後，出自對宋史的偏愛和寫小説的需要，我開始閲讀宋代史料文獻原文，也找了一些近現代學者寫的史學論文來看，才漸漸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論文都枯燥。例如，張邦煒教授的文章。

起初並不怎麼留意論文作者名字，但在網上看到喜歡的史學文章時我會把網頁保存下來，某日點開一一重讀，便很偶然地發現很大一部分為同一人所著——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邦煒。從那天起我就在尋找和等待張教授已出或將出的書，可惜這樣的論文集印數太少，更無花哨的包裝，太容易湮沒匿跡於如海浩瀚的書堆裏。我於2003年底買到張教授個人的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之前的著作已無從尋覓，而待到捧起此書姊妹篇《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已是近兩年之後。

張教授的論文以理為骨，以史為肉，引經據典，敍述流暢，文風既端正緻密又不失精彩生動，讀起來絲毫不累，大量的史料細節信手拈來，甚至可以如推理小説般逐層深入引人入勝，給予讀者一次次愉快的閲讀經歷。

而文風和結構上的優點只是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恪守孔老夫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教誨，不敢有悖“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原則，宋人寫不便直言的隱事多用春秋筆法，後世治宋史者略一大意也就體會不到其中深意，但張教授能以敏鋭的目光透過春秋筆法所佈的迷霧，直視其中史實隱約處，再以嚴謹的態度求證，繼而有理有據、客觀冷靜地論述，得出的結論很令人信服。《靖康內訌解析》(見《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一書)與收入張教授新書《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中的《宋徽宗初年的政爭——以蔡王府獄為中心》就充分體現了張教授在研究宋代宮廷政治鬥爭之隱事上的才氣和成就，借論述徽宗欽宗父子反目，欽宗與鄆王楷、徽宗與蔡王似兄弟鬩牆的前因後果，揭開宋皇室竭力粉飾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温情面紗，道出前人少有論及的冷酷真相，也為北宋亡國的原因作了有價值的補充。

很欣賞張教授的治史態度，理性平和，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亦很客觀公正，文字中幾乎沒有情緒化的痕跡，論及人物時不是先主觀地給他定性，再找證據進行填充式論證，而是追根溯源，有緣由、有過程地敍述其發展經過，要證明的結論也隨之自然而然地逐步凸現。從《宋代政治文化史論》第二部分的北宋晚期政治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宋徽宗從花花太歲一躍而為風流天子，再至亡國昏君的前後過程，從而不難理解作者的論點——北宋絕非落後捱打，實因腐敗亡國。北宋晚期之所以腐敗，是因為北宋開國以來所形成的權力制約體系全面崩潰，皇權以及內朝、外朝的權力一概惡性膨脹。北宋亡國不是因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棄作為祖宗家法重要組成部分的權力制約體系所致。

另外，張教授研究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帝王將相，《宋代政治文化史論》論及的非統治階層不少，從北宋的宦官、地位低下的伎術官到普通文士、才女，勾勒出一幅易為人忽視的東京眾生相，作者在冷靜審視的同時也流露出了對當時弱勢羣體的幾許悲憫。

在經過兩年的等待後，《宋代政治文化史論》的內容沒有令我失望，依然有我感興趣的論題和精彩的論述。看過了書，對書的作者難免會有些好奇。曾遇見一位張教授的學生，她對他的描述大致可用八個字總結:四壁古書，兩袖清風。而書的後記中有張教授的25字格言:“遇事灑脱些，做事認真些，待人坦誠些，性情開朗些，生活瀟灑些。”最是如此心態如此人，才容易寫出不俗的作品。

米蘭 (本報書評人)

《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張邦煒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1、《論宋代的官田》，載《甘肅師範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

2、《關於宋代客户的身份問題》，載《光明日報》1965年8月11日《史學》。

3、《北宋賦重役輕淺論》，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

4、《租佃關係在北宋的發展》，載《甘肅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5、《租佃關係與北宋社會》，載《甘肅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6、《論北宋“取士不問家世”》，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7、《中國封建時代的家庭制度》，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

8、《論宋代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9、《唐代學校的盛衰》，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

10、《宋代發展海外貿易的措施》，載《國內外經濟管理》1985年第32期。

11、《宋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載《國內外經濟管理》1985年第33期。

12、《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閲”》，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3、《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載《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1期，又載《新華文摘》1986年第5期。

14、《宋代避親避籍制度述評》，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15、《略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不成熟性》，載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6、《宋神宗的重祿法》，載《歷史知識》1986年第3期。

17、《宋代禁止官吏經商始於何時》，載《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載《未定稿》1987年第4期。

19、《宋代官商剖析》，載《學習與實踐》1987年第3期。

20、《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又載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3集，（台灣）稻香出版社1992年5月版。

21、《宋代“省官益俸”的構想及其實踐》，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22、《范仲淹的晚節》，載《歷史知識》1987年第3期。

23、《宋代對宗室的防範》，載《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

24、《論宋代“無內亂”》，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25、《宋代的虧心漢》，載《歷史知識》1988年第3期。

26、《宋代四川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又載孫毓棠等主編《平準學刊》第2輯，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年6月版，與賈大泉合著。

27、《宋朝的“待外戚之法”》，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28、《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

29、《宋代婚姻制度的種種特色》，載《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3期。

30、《唐代的異輩婚》，載《成都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31、《宋代的公主》，載（台灣）《思與言》雜誌第28卷第1期，1990年3月。

32、《韓侂冑平議》，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33、《宋孝宗簡論》，載《天府新論》1991年第3期。

34、《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5、《宋代的神童》，載《文史雜誌》1991年第6期。

36、《宋代伎術官研究》，載（台灣）《大陸雜誌》第83卷第1、2期連載，1991年7、8月，與餘貴林合著。

37、《北宋宦官與政治》，載鄧廣銘等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8、《南宋宦官權勢的削弱》，載《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

39、《吳曦叛宋原因何在》，載《天府新論》1992年第5期，載《吳玠吳璘研究資料選編》，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40、《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1、《兩宋無內朝論》，載《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

42、《論宋代的皇權和相權》，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43、《宋代鹽泉蘇氏剖折》，載（台灣）《新史學》第５卷第１期，1994年3月。

44、《兩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風》，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45、《兩宋時期的義冢制度》，載漆俠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

46、《宋代喪葬習俗舉隅》，載宋晞主編《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印行，1996年3月。

47、《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48、《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載《四川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49、《兩宋婦女的歷史貢獻》，載《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6期。

50、《宋元時期的仁壽——崇仁虞氏家族研究》，載《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1998年6月。

51、《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婚姻制度與習俗》，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6期。

52、《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婦女的生活》，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53、《北宋亡國的緣由》，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20卷《歷史·旅遊專輯》，1999年10月。

54、《北宋亡國與權力膨脹》，載《天府新論》2000年第1期。

55、《論北宋晚期的士風》，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56、《靖康內訌解析》，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58、《宋徽宗角色錯位的由來》，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59、《關於建中之政》，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60、《兩宋時期的性問題》，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1、《宋徽宗初年的政爭》，載《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62、《范成大治蜀述論》，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63、《澶淵之功數第三——北宋樞相王繼英事蹟述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紀念澶淵之盟一千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12月，河南濮陽。

64、《論北宋前期的都部署問題》，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