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製

隋朝沿用北魏以來的租調製，租調數量比北周輕，農民服役時間也短。後來又規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納一定的絹代替服役。

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税體制，實行租庸調製。唐朝的租庸調製不再有年齡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調製時，運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收入穩定。但自安史亂後，户籍失修，生產破壞，國家支出大增，舊有的租庸調製已不合時宜，不得不以兩税制取代之。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總體而言，“納絹代役即為庸”，也叫“輸庸代役”。國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調，加役三十天，則租調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若出現水旱等嚴重自然災害，農作物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損失十分之七以上，賦役全免。制度不奪農時，合理解決就業問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

除租庸調外，人民還須負擔雜徭和色役。本質上承襲了北魏的“租調”税收制度。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規定，每丁納“租二石、絹二丈、棉三兩” ^[1]  。又規定了均田制實行辦法，丁男二十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政府依據授田記錄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

租庸調破壞的原因是因為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製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後均田制破壞，租庸調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斷增加，到後來政府已無足夠土地實行均田制，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負擔不來，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調製的破壞。另外，唐中葉後，土地兼併重。均田令雖然有限制土地買賣和私人佔田過限的規定，但同時也放寬了對土地買賣的限制，田地仍可出賣，使免課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併土地。失去土地的課户仍要納租庸調，故在無法負擔的情況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課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徵税對象減少，削減國家税收，由此可見租庸調的破壞是因均田制的破壞。

又租庸調製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後來不得不破壞。首先，課户與免課户的分別，使免課户無須負擔負役，並且享有佔田佔地，建立莊園的特權，而且原來針對免課户的户税和地税，也由課户一併承擔。而租庸調中的定額税率，在人人領田一百畝的情況下是公平，但到後來人民領田許多不足百畝，而卻要繳納與領田百畝一樣的税額，是絕對不公平的，故在不合時宜的情況下，租庸調不可行。唐代是典型的封建等級社會，唐制規定貴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調徭役，享有免税免役特權。這些特權的存在，無疑是對租庸調製的侵蝕。貴族官僚户、庇廕户的不斷擴大及其逃避租庸調行為，從一個具體方面對租庸調製造成了瓦解破壞。

引致租庸調製破壞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租庸調是依照完整户籍來徵收賦役的。但在開元時代，承平日久，官員疏於整理，丁口死亡，田畝轉讓等未記入户籍，國家於是失去徵税根據。德宗時，情況更壞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納税，無田者仍要負擔之情況，此舉造成人民逃亡，而賦税卻由逃亡户的鄰保代交，稱為攤逃，結果更造成惡性循環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棄租庸調而改行兩税。

最後，租庸調製中以男丁為徵收對象，向其徵收定額的賦役，即是説國家的收入取決於丁的多少，缺乏彈性。自安史亂後，國家支出甚大，國家無法再以租庸調製來維持經濟，於是改行另一較彈性大的兩税制，使税收可以田畝為徵收對象，確保收入來源，故租庸調不得不破壞。

陸贄稱許租庸調法：“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以之厚生，則不堤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閲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總結來説，租庸調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況下，確是一個利民利國的制度，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湧現，再加上其它客觀因素，租庸調製變得不合時宜，故唐不得不以兩税制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調製，有明顯的作用，主要表現 在：農民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使許多荒地開墾出來；政府的賦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鞏固。這些都使國家富強起來。